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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風從四方吹來,我必須忍耐,

下面一切還沒有動靜:

門依然輕輕關閉,煙囪裏還沒有聲音;

窗子都還沒顫動,塵土還很重。


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我舒展開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拋出去,並且獨個兒

置身在偉大的風暴裏。


——預感 里爾克(陳敬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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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盧麒之死》四人談(三)
  • 【世界盃X詩人節】哪一首詩入到你道龍門?
  • 【看足球,其實好像閱讀一本書】西西的足球啟蒙
  • 【在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盧麒之死》四人談(三)
  • 【世界盃X詩人節】哪一首詩入到你道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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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劉以鬯
  • 在「文青」圈外的劉以鬯讀者
  • 不談作品的悼念
  • 【又打錯了】命運交織的電話──中學生重寫習作選
  • 【又打錯了】死神
  • 【又打錯了】彈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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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盧麒之死》四人談(三)

李薇婷
李薇婷,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評論人、自由撰稿人。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評論組冠軍、香港文學季書評獎長篇首獎。曾任《字花》編輯。文章散見《明報》、《明報周刊》、《字花》、《映畫手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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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書寫在某些關頭,當我們再找不到原因說下去的時候,情動(affect)可以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情感歷史相信情感在歷史敘事之間是值得被聆聽的。

    與談者:盧勁馳(盧)、李智良(良)、李薇婷(李)、楊焯灃(楊)
    紀錄者:李薇婷

    (非)殖民香港的悶騷

    良:要求黃碧雲對歷史事件作判斷,我認為不太公平。她清楚明白所謂歷史文獻,例如報紙、口供、報告書的建構性質,所以才能運用這些史料,重新組織。剛剛你說我們對盧麒的認知就是透過小說內這些證供、體制底下的證詞,但這些都是高度政治化的操作底下衍生的文獻,黃碧雲在運用的時候,怎會看不清這回事?一個對歷史有承擔的作者更不應該很快地就這些文獻立判斷。

    盧:「黃碧雲怎會不懂」,是很主觀的判斷,這可有文本證據支持?

    李:我來補充一些,看看是否足夠支撐黃碧雲意識到文獻的性質。例如在81頁裡,她突然扭轉了盧麒之死的案件眾人的焦點,說是要換一個提問方式:「[『誰令盧麒吊死?』可能是最好問問題的方式。]」她試圖扭轉問問題的方式,就是想勾出看歷史的另一種方法。她有意識到這些文獻背場後的權力運作,於是才會提出另一種提問方法。「誰令盧麒吊死」的提問把問題關鍵放在盧麒的死亡背後的成因,就是要我們看從盧麒之死擴散開去的各種文獻之間的脈絡。

    盧:我們要小心,不要輕易便全盤否認了翻歷史舊帳時對尋求「真相」的渴望。我之所以說黃碧雲抗拒判斷,是因為當她在尋求歷史的同時不認為歷史有「真相」,同時在文獻拼貼過程間企圖消解真相,那就自然而然減少對事件的判斷。剛剛智良說黃碧雲「怎會看不清」背後的權力瓜葛、政治影響這些歷史主體來論述盧麒,這不是對歷史事件的判斷。

    李:這就要回頭想想我們究竟要黃碧雲判斷甚麼。盧麒是他殺抑或自殺?這是較低層次的判斷要求。

    盧:對,我們要回頭想想。我有個還未成熟的想法,未知能不能成章,但可先在此分享。黃碧雲寫過《後殖民誌》,後殖民理論範疇內有Subaltern Studies,這範疇有句經常被引用的問句:Can the subaltern speech?進入這個曾在70年代成為印度底層人民研究重要理論基礎的範疇,就引伸到古哈(Ranajit Guha)一篇重要文章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反起義修辭,首要判斷就是認為農民暴動的歷史研究內農民的角度從未被放進歷史——黃碧雲有些許接近——這種「他者不能被呈現」之後是沒甚麼好說的了,仍然是較低層次的判斷。古哈的文章如果也停留在此,就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了。他利害之處在於如何令我們探索、重讀歷史資料的時候,可以尋找被消失的農民觀點。古哈提出的是一個書寫歷史、閱讀文獻的方法論。他主張把文獻按意識形態來分類,例如印度就要劃分英國殖民者、後來當權的民族主義者;在這些「政治不正確」的文獻以外,還要分出殖民知識分子、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而古哈特別注重的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古哈要看清楚這些正在論述農民運動的歷史學者,要將他們的論述分類,分成主文本、次文本、次次文本等,以便看清楚不同政治、權力底下的歷史論述層次。既然大家都無法呈現農民,那麼,古哈就主張去看各個論述者說不清甚麼,然後逐點組織出農民的觀點。現在回到《盧麒之死》這個文本。我們有些共識,例如第一個層,無人能代盧麒發聲,小說表現得很清楚了。然而,第二層是誰在論述盧麒,這背後的政治權力關係,小說又有沒有說清楚?

    良:這也是我對小說最大的遺憾 。黃碧雲在運用資料的時候,沒有把資料的來源說明清楚。這造成讀者很大的失落,我們都不知道文獻原本的面貌,不知道她引用哪部份。例如我們能夠瞭解到某份講述盧麒的新聞來自哪份報紙,就能更清晰地做到層次的劃分。

    盧:是的。只有看清資料的來源,我們才能看穿背後隱藏的部份,就像古哈透過分析各方隱瞞的部份來重組農民視角一樣。例如,有些人沒有出來論述盧麒(良:例如他的媽媽。)——對,他們為何不發言?他的媽媽、呂鳳愛也沒有發言,是否因為她們是女人?循此我們便挖到運動史間的性別問題。
    在反思歷史書寫的同時,我們不是要走向虛無主義,而是要找出背後隱藏的權力問題。為何subaltern studies會引起廣泛迴響,因為他們以社會學的方式來處理歷史,令歷史的圖像更為清楚。當然,subaltern studies也有它的問題。例如運用這種方法論的時候,由於確信歷史有一種真相,於是像我剛剛提到地分類文獻後便覺得能找到農民的聲音,然而,所謂農民的主體性是流動且一直在變化的,你又怎能為之代言呢?

    楊:我想回應一下你提到的性別問題。呂鳳愛是不發言的,但是她是很重要的角色。例如盧麒的媽媽是很重要的,小說有幾頁在談舞女,因為盧麒母親是舞女,她在大年初一自殺。這些都是很具象徵的事件。他母親沒有說話,但黃碧雲的文獻組織已經說明了某些重要的事實。她著重處理人的性情。盧麒的性情為何重要?因為他母親在大年初一自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情感推動力要在當天發生任何事。別人最快樂的時候是他最不快樂的時刻。我一直想推回李薇婷提及的情感歷史,是因為這一點最好推斷。我們談許多社會學、歷史學,但是農民仍然是空白的一塊。黃碧雲同樣面對這種論述的困境,農民的空白因為他們缺乏語言來自述。但唯一語言是甚麼?就是情感。

    良:其實黃碧雲在小說中如此節制,也是因為她很能警覺到這些局限。

    楊:是,所以她在小說內寫許多情感。例如她寫群眾快樂,而不是寫殖民鬱悶、不寫群眾面對的生活環境很慘。她寫群眾為何打破窗戶、燒街,因為快樂,因為動作令他們很爽,宣洩情緒。六六和魚蛋之間的聯繫,亦是這種情感的糾結。

    良:的確。他們做這些事,許多人試著給予原因,例如小說內提到有人被老闆罵,然後到街上參與騷動。

    盧:她不作判斷,但她繼續敘事,所以在羅列事件的秩序。歷史是允許你羅列的,不過別人會質疑你羅列這些東西的合法性,又或是重要性。羅列的方法有多種,例如傅柯覺得不必一定要線性連接,橫向連結也行。而回到薇婷文章內提到的情感歷史,就我所瞭解,並非要拒絕歷史真相,而是同樣明白到歷史書寫在某些關頭,當我們再找不到原因說下去的時候,情動(affect)可以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情感歷史相信情感在歷史敘事之間是值得被聆聽的。

    李:也不是要將歷史和情感歷史分開,畢竟情感歷史也是一種歷史思考。但是它對傳統史學的反思很明顯。黃碧雲如果能作為情感歷史的一個案例,正因為她從文獻原件裡裁剪出那些不被正史所記錄的,關於情緒、無原因的事件或無關的細節。例如你怎會想像一個運動史要紀錄呂鳳愛在同一天和盧麒吃早餐,和盧景石吃晚飯?但這細節對表現運動中人的性情卻是重要的。

    楊:而在這些細節之間,黃碧雲在大括號內的敘事起很大作用。表面看來許多是補充前面資料,重提一次某些文獻內容。我們閱讀文獻句子很可能就隨便讀完,直至看見黃碧雲在括號內重提某些關鍵詞時,才聯想到:「喔,對,這裡有問題」。我覺得勁馳提到「聆聽」是很好的用詞,這些引號和括號的組合,就是一種聆聽文獻的方式。黃碧雲的複述也是一種聆聽後的反應。

    李:是的。這聆聽落實到成為小說,至少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黃碧雲抽出來的文獻字句,然後就是黃碧雲那些擾敵式的反應,結合兩者,我們才能談論身為讀者能聆聽到甚麼。

    盧:我想更準確地討論情感歷史的對應項。我覺得不是對歷史,更是對應「事件」(event)。一方面黃碧雲拒絕完整的系統,歷史要求一組完整的敘事系統,小敘事也是敘事。另一方面她又要面對某個事件,要描述它。

    楊:事件是更好的描述,因為她刻意迴避了歷史敘事的形式。其實我們談論後殖民理論,表面看來那麼不貼近《盧麒之死》的各種呈現,因為黃碧雲自己都精通後殖民的套路,她也迴避,不讓你論述。為何鄧正健說「殖民史餘下年輕的鬱悶感」,難免令人覺得不對題,因為黃碧雲刻意避開。

    盧:黃碧雲的確刻意避開,但無阻《盧麒之死》作為後殖民書寫的文本。後殖民書寫的重要概念是重現,敘述需要回到事件的原點,《盧麒之死》就是這樣一個還原過程。延續她在《後殖民誌》之後的想法,認為要寫歷史就要重回歷史場景。

    楊:我不認為她很執意要重回歷史場景,事實上,她正透過所謂後殖民書寫來質疑後殖民理論框架。例如她特地抽出口號上反殖的思考,但是動亂的起點不過是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在運動的思想實踐上,兩點其實沒有真正連接。當我們用後殖民框架來談論這些事件時,我們便發現「六六」這事件無法真正連接上那些宏大的口號,那些參與者也只是一直在呈現快樂、爽、宣洩。

    良:因為殖民性的框架不貼合「六六」的特質,「六六」背後似乎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在推動。

    楊:對。接下來《盧麒之死》要我們反思,面對意識形態不強的運動我們又應該怎樣觀察。五四運動我們馬上能聯想到民族、國家等很宏觀的意識形態概念;又像你一提「六七」,大家馬上又群起,因為能夠聯想到左派。但「六六」卻不然。

    盧:羅永生有篇文章寫「本土主義的前世今生」,判斷「六六」無法勾起任何意識形態的後續事件。我們無法用意識形態框架來論述它。

    良:其實他們有接觸工聯會,但是工聯會拒絕。「六六」就是被不同意識形態拒絕了的運動。或者這偏偏是黃碧雲選擇「六六」的原因。

    李:所以,「以小說書寫六六」是種選擇,亦是黃碧雲整個對歷史的思考角度。當你無法以歷史書寫來處理歷史事件時,我們還能選擇甚麼?例如現在不少拍攝「六七」的電影,但是你要拍出一個讓人滿意的「六七」很困難。歷史的麻煩之處在於歷史事件會延續到當下。去理清「六七」的時間線、有甚麼群體參與、在哪些地方發生衝突,這些硬性的資料不是想像中困難,但你平鋪直敘出來也未必有人滿意。「六七」之所以難說,在於「六七」的意識形態問題,現在的傾向是要將這種意識形態再一次意識形態化,以便達成當下某些政治目的,無論你是建制泛民都是這樣處理的。而另一邊廂「六六」又因背後缺乏意識形態要素而無人問津,後勁全無。但你非要問何以「六六」能連結到「本民前」,那偏偏就是因為兩者同樣後勁全無,本土派現在是沒有任何可前進的方向了,拍完《地厚天高》就算是告一段落。因為整個本土派所謂運動被各方拒絕。

    盧:本土派是能辯論一番的,不過我現在不想糾纏。我反而想回到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框架問題。其實鄧正健運用後殖民切入框架是很可以理解的,情感歷史也能夠切中這本小說,從這兩點來看盧麒內各人物角色的表演性,才能消化這麼多引述文獻之間的關係。

    李:是的。黃碧雲很懂得尋找點與點之間的連結,只有這樣才能抽出運動內部的表演性質。看清楚這些部份其實她對青年運動不是想像中體諒。例如她會寫蘇守忠戴黑超參與運動,盧麒穿鮮紅風衣在人群當中。穿衣本來不是甚麼特別要紀錄的事,但是,那鮮紅色的風衣其實是警察一眼便在群眾間看到盧麒的一大原因。寫服裝因為這些有名有姓的運動青年的確有讓人意識到他是領袖的外表特徵。你能想像到大家對領袖的評論了,例如你不想被人認出就不會穿紅色風衣之類。

    良:的確,試想像梁天琦不是這樣的髮型,盧景石不是身型高大的混血兒。但是,寫出這種特質亦是讓人同情的原因。只有年青人才會如此著重外表,才會著緊愛情,才有這種騷動。

    楊:黃碧雲有趣之處是既寫這些可同情之處,又對之不無批判。所謂表演性的對立面就是閱讀,閱讀是用來拆解這些表演的。這就是民族學的問題,如何紀錄一個民族的表現,他們表演這種民族特性,紀錄者需要很好地理解這種表演,紀錄者與對象的距離如何拿捏,亦是《盧麒之死》組織文獻呈現盧麒這些參與者面貌時面對的最大困難。不過,結果證明這文本是成功的。

    致劉以鬯


    葉愛蓮在《字花》74期重寫劉以鬯〈打錯了〉,
    讓命運在歷史鏡像間穿梭,
    而這八位中學生又怎樣重新開啟
    這篇微型小說內似小而大的機會世界?
    巴士司機做了一個血腥的夢、
    打電話的女人要找的原來就是老婦、
    女童露出僥倖的笑容……拜託,你又打錯了!

    在「文青」圈外的劉以鬯讀者

    黃怡
    九十後,坐飛機喜歡窗口位。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英語文學碩士,曾獲文學獎,著有小說集《補丁之家》、《據報有人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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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以鬯過世後,有和我同代的文青朋友感嘆坊間還有許多人從未讀過這位影響、啟蒙幾代人的重要作家,為他感到不值。我反而在劉先生過世後才發現身邊沉默地讀過劉以鬯作品、不一定參文藝討論或活動的「非文青」讀者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對香港文學沒甚麼興趣、只喜歡讀西方科幻小說的同代朋友說劉以鬯的〈打錯了〉是讓她最震撼的小說,第一次讀到時是因為她母親在書店裡主動推薦,她讀完短篇後立刻把書買下、一讀再讀。我問她母親是怎樣認識劉以鬯的作品呢?原來是在書店裡剛好碰見,翻閱一次就一見鍾情了。原來連對小說一見鍾情的口味也會遺傳啊。

      連幾乎不讀小說、常常嫌我買太多書的我媽,也因為喜歡我介紹的劉以鬯《香港居》而主動從我書架上找出劉以鬯的其他作品細閱。《香港居》描寫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當租客和房東的諸多波折,描寫各個人物的美善和醜惡固然非常精彩,在土地問題更嚴重地影響香港每一個人的廿一世紀,講同一屋簷下租客和房東相處問題的小說又怎會擊不中家裡住了三個偶爾吵架的成年兒童的我媽的心呢?介紹《香港居》給我媽讀,除了因為我猜她一定會讀得愉快(果然沒錯),也希望讓她理解我買的書裡面藏著怎樣的樂趣和小說對現實世界的回應,對我塞滿房間的書本寬容一點(多麼狡猾的願望)。

      我媽從我書架上借走的是劉以鬯以五十年代的星馬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熱帶風雨》,到現在仍未還來。幾年前全家一起去新加坡旅行,我為了準備行程而買了新加坡旅遊書和《熱帶風雨》,打算把當作應景的隨行讀物。怎知道我到達新加坡第二天就病到無法下床,當我的父母兄弟到處觀光、吃美食時,我只可以在酒店床上讀《熱帶風雨》,在小說的星馬慣用詞彙如「找不到頭路」(找不到工作)、「老虎紙」(叻幣舊稱)、「馬打」(警員)等想像酒店白床單外的異國風景。到我病情終於好轉、可以出門半天的時候,我急不及待要去看看新加坡還有沒小說裡那麼多穿旗袍的女人(當然沒有,但新加坡的改良旗袍都很美麗)、晚上到戶外美食廣場嚐嚐在《熱帶風雨》裡常常出現的炒粿條,結果原來是很像乾炒河粉的菜式、和我想像中很不一樣。我看見的新加坡仍是總帶有《熱帶風雨》的氣味,讀他的小說讓我想看見更多星馬的風景,比旅遊書厲害。劉以鬯的小說紀錄了當時的都市場景,也許我媽會選擇閱讀《熱帶風雨》是因為此書裡的新加坡氣息可以讓她回顧我們的家庭旅行、滿足一下旅行的癮頭吧?她也許不完全理解劉以鬯在文藝圈或學術界的重要性,但要是她能從作品裡重溫美好的回憶、得到樂趣,這樣就夠了。

      劉以鬯曾同時為十三份報紙寫小說專欄,那個能以寫「娛樂別人」的小說賺錢為生的年代,聽起來真是個傳奇啊。《香港居》主編東瑞在編後記說此書和《吧女》類似,「看來原屬劉先生『娛樂讀者』的作品」,但如今讀來認為屬於香港文學裡的嚴肅作品,「從技法來說,採取的是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比較起那些沒有時代氣息,沒有社會價值的商品文學,顯然高很多層次的」。我總覺得小說很難做到雅俗共賞、不被喜歡高雅文學的人蔑視也不排拒大眾讀者,而每一代的讀者都需要有趣、平易近人、高質素的文學作品,為年輕人或像我母般較晚接觸香港文學的人作啟蒙。當書店把書分成流行文學和非流行文學兩區、人們急著把作家歸入嚴肅或通俗兩類以分高下時,劉以鬯的作品歡迎來自任何背景、任何世代的讀者,透過他輕鬆地進入香港文學的世界。當然,不管哪個時代、哪一輩人裡都總會有人選擇不讀文學,不過願意讀劉以鬯作品的人,總會得到美好的閱讀經驗作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