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輯：我們如何訴說「例外狀態」

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此時此地的「例外狀態」
啟首語
／譚以諾

香港這年來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一直以來，香港於後九七的「後殖民」狀況，大可以羅永生所言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和「虛擬的自由主義」（詳參《殖民家國外》）來描述。殖民時期發展出來「殖民現代性」，並以論述把香港人的身份建構為純經濟動物；九七後的主權國接收土地時同時接收了這套論述和身份建構模式，繼續把香港打造成經濟動物。然而，近十年來，本土抗爭運動在歷史的縫隙中找回與六、七十年代的抗爭結連，重新肯定「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社民連口號）的政治主體位置。就連本來與我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地風花雪月的老中學同學也開始談到政治問題，甚至組織小型的政治行動時，我就知道，純經濟的時代已經鬆動並出現裂痕，從隙間現身的將會是泛政治的時刻。

這場沸沸揚揚的佔領行動固然是引發自政改咨詢、重定「一國兩制」定義的白皮書和八．三一人大常委會作出就普選的「決定」。然而，早在佔領行動展開前，或可以說香港已然進入了某個「例外狀態」。當全國政協俞正聲儼如主權者宣佈「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這條橫空飛來卻難以定義的「法令」時，香港社會上「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虛構的例外狀態』」（羅永生語）。這例外狀態未必必然與意大利法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同，但他卻無容置疑地為香港的當下提供了思考的框架。

但請不要誤會，這小輯並非只作政治思考而與文化藝術無關。恰恰相反，透過追溯例外狀態的來龍去脈和各種的用與誤用，我們卻能看見文藝創作如何與某種政治討論／狀態緊緊扣連。就像鄧正健開卷之作，談到布萊希特和本雅明，以布萊希特早期的一個短劇《例外與常規》為座標，探問世間的常規與例外，在施米特－本雅明－阿甘本這條例外狀態的論述「正統」外，掛上了布萊希特這個劇作家。彭礪青則以薩拉馬戈的《盲目》來處處與佔領的例外狀態作對應，再配以本雅明就暴力的討論，探問彌賽亞式的「神聖暴力」和它所帶來的救贖。

至於在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任教的范可樂，我們則以筆訪的形式，邀請他撰以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香港電影，並解說他從而引伸出來的「文化域外」這些概念。他在文中解談了後殖民理論的局限，也說明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並不全然能應用到香港處境；雖說方剛、陳真、豪哥這類電影角色像活在例外狀態的裸命，但另外的角色如黃飛鴻則需要「文化域外」這個概念來解讀方可。

這樣看來，盧勁馳所論及的陳冠中，不像陳真反像黃飛鴻，是處於「文化域外」的。然而他筆下的藏族青年，卻是一條「裸命」－－面對大國崛起的「天朝主義」，「文化域外」和「裸命」不只在陳冠中的小說結合，而且在佔領地區中結合，以致盧勁馳才會說︰「在佔領期間，那個會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如此就把我們帶回布萊希特的「例外與常規」裡去。

或許，佔領帶來的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將會成為我城接下來創作的啟示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