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編語
親愛的加班狂
／譚穎詩

夜半三時，編輯一致認為是最尷尬的下班時間。尾班地鐵開出後，就連便利店都打烊，而除了到處巡邏的的士，新蒲崗就只有圍起了大半條路的膠馬，閃著黃色的改道燈。編輯A住得太遠，為免休息時間被漫長的車程折騰淨盡，便下定決心在公司過夜；而連續工作十三小時的編輯C盯著電腦像凝固了一樣，良久終於說了一句話：「為甚麼非得要在新蒲崗這麼偏僻的地方做雜誌？」

對啊，為甚麼？字花先後搬了三次辦公室，但和舊址仍不過是一街之隔，官方答案：因為近貨倉。編輯H更正：「才不是，是因為情意結。沒看過也斯的那首詩嗎？」

那首詩指的便是節奏如雨徐徐滴落的《新蒲崗的雨天》──

我們在別人放工的時候回去
狹小的報社
背後的櫃上壓滿蒙塵的舊報
人們都離開了
我們還留下來拆信
希望拆出一首詩
　　　　一朵花
　　　　一聲招呼

裡頭寫的是《中國學生周報》，那時編輯部在四美街，離我們現在的辦公室不過五分鐘路程，但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文學的影響之深自不待言，當時參與過編輯工作的文藝青年，後來都成為一些繞不過的名字。同樣是編輯，他們拆信，我們收電郵；他們排鉛字，我們斟酌色彩和呈現；他們喜歡詩，我們也喜歡詩。我們都喜歡以文學的方式，吐露自身的秘密，與城市相處，想像生活的種種可能和不可能。

除了《中國學生周報》和《字花》，這些年來香港還有過許多許多人，為了做這樣的文學刊物，「在這很晚很晚／人們都離去了的時候」，坐在報社、Café、大學圖書館裡，或獨自一人在家，以客廳充當編輯部，拆信、排版和校對。他們成為無可救藥的加班狂，沒有老闆督促，卻仍相信一些人正期待看另一些人的文字，在現實的四壁上開一扇無邊際的窗。

香港文學便是在城市狹窄的縫隙之間，互相連結和生長。十年來，為《字花》加班過的人不計其數，謹將此文獻給那些親愛的加班狂（以及他們的肝）。

傾談至夜深
總還有計畫
還有下一次怎樣
那時我們相信
有些東西不會煙圈一般輕易消失
喝了幾杯酒
互相鼓勵寫偉大的小說
分手的時候
我們走向街頭
在人群中分散

（《字花》60期，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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