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期字花語
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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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

《字花》遭削資，跟反高鐵運動幾乎是同時發生。事件剛過，我心中鬱悶得發慌，便獨自遠走歐洲，在倫敦和巴黎蹓躂了幾個星期。出發前家人要我多帶衣服，我說，衣服不用多，羽絨一件便足。到達的時候，兩座歐洲都城都剛在反常寒流中走出來，恰如其分地在冰點上下徘徊。我穿上厚大羽絨，底下只有適合於香港的春裝，便從倫敦的 Southbank 走到巴黎的 Rive Gauche。冰點寒風直撲而來，間或夾雜著輕薄飛雪，那些去國懷鄉之情自然也紛至沓來了。當然我也不想如此「kitsch 不可耐」，見異地天高河長便作遊子狀，但人家大都市總有人家的好，絲毫沒有那種港式鬱悶之態，即使冷風徹骨，到底也能讓我澄明心思。

於是，我再沒有為別人的愚昧和造作而耿耿於懷了。出走異地 kitsch 一番，畢竟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我明白，天是高的海是闊的，歷史長河只會記著值得記著的事。那些人狹隘無知，即使能逞一時之強，終究也會被淘汰、被遺忘。我近年常常掛在口邊，也常常遭友人嘲笑的金句是：「不爭朝夕」，但直至現在我才真明白，「不爭朝夕」的真正意思原來不是「不爭朝夕」，而是「不要只爭朝夕」。河是長的地是大的，跟那些人一般見識，就好像只看到河裡的一滴水、地上的一粒沙一樣，多看的話，於視力損害甚大。

反高鐵運動跟《字花》遭削資兩者之間一個最大共通點，就是都跟金錢有關。有些人總是關心錢如何花得值、如何能獲得最大成本效益和金錢回報之類的問題，但另外有些人，卻看出這個城市鬱悶的根源所在：當權者的視力都已受損，只能看到當下的成本效益，而沒有看見過去和未來的能力。先不論那些反高鐵的理據，和那些已濫得令人作嘔的世代論述，我突然明白，反高鐵的朋友們，原來都是要迎向未來的人。革命不是請客食飯，理想也不能當飯吃，即使現在已經很好，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再不用去想像更好的生活？老年人勸年輕人要踏實，這已不是今天才有的說法。唯一分別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每一個時代也有每一個時代的老年人，而那些老年人亦曾經是過去某一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也曾經迎向未來的人，也曾經努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個時代過去，年輕人成了老年人，他們便會開始遺忘，遺忘年輕時的浪漫，遺忘年輕時的理想，然後騰出心思去學習如何在年輕人面前惺惺作態，如何以愚昧的方式去裝聰明。大概他們早已明白，他們再沒有未來了，最好就是活在當下，也不要為年輕人的未來而粗心。

不幸的是，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歷史終究會忘記他們。不，歷史終究也會也忘記那些迎向未來的年輕人，因為歷史所記住的，不是個人，而是理想。《字花》大部份編輯一直以來的憂患意識，終於證實不是杞人憂天，未來一年的資助給削得七零八落，編輯們繼續過著那種朝不保夕的編採生涯。但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犯不著為那些愚昧的人賭氣，而親手埋葬理想。這未免太笨了。

今期我們臨時抽起原來的專題，改為刊出「字花削資爭取 事件」專題，不為申冤，只為歷史留下記號。百年之後，大概再沒有人會記得我了，自然更不會理會那些當下的老年人，但《字花》卻會記在史冊之內。正如當日誰衝擊過立法會，將來不要再有人記得，但那場反高鐵運動，在很多年輕人心目中是如此波瀾壯闊，卻終究會被記載下來的。

歷史，忘記我吧！狠狠地把理想牢記吧！

(如此呼喊，實在 kitsch 的很。但為理想而 kitsch，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