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卡繆——我們存在主義的文學地圖

《字花》改版後增設「香港文學鉤沉」一欄，編輯向各方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友好約稿，不少老師友好們積極回應，鄭政恆更立時傳來文章，討論卡繆對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今年既然是卡繆誕生一百周年，在歷史必然與偶然的機遇下，何不順道回顧存在主義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因而我們再邀約兩份稿件，一探香港文學對卡繆並存在主義的吸納與轉化︰這小輯既是鉤沉，也算是向卡繆致敬。

鄭政恆的文章談及卡繆對戴天、西西和崑南的影響，而潘國靈文章則從第一身出發，回望自己如何接收存在主義這思潮。文章固然可以作為追溯潘國靈創作的線索（ 他最新出版的小說集《靜人活物》仍然帶有強烈的存在主義氣息），令人驚喜的，是他提到突破出版的《突破》雜誌和後來結集的文學哲品。有時我會訝異自己的健忘症，連很親近的事物都忘記。八十年代的出品，要不是潘國靈把它們提出來，恐怕又會於歷史的長流中消聲匿跡（縱然自己曾是那麼熱切地讀過余達心的《荒漠行》）。

歷史的線索繁雜，鉤沉一如繪製地圖，把線索刻畫清楚，給讀圖者座標以定位。顏訥的文章既為概覽，也為座標，讓我們複習五、六十年代港台兩地如何接收存在主義，讓我們看見香港文學的地勢、山勢，並如何與自身以外的地域流通、交接和互相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