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十二首

字花編輯室

蔡炎培從高鐵寫到金庸，韓祺疇以交通工具切入都市時間史，還有七位來自港台內地的年輕寫作者，冷暖自知，為人類殘忍、季節的爽與愛，寫下終末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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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小數據】湯川學的喝酒檔案

鄒芷茵

如冰的謎題慢慢溶在酒的世態裡，漸漸沖淡本格推理的各種狡猾，留下一口冰涼和辛辣。

檔案一：啤酒
很多故事人物曾（在湯川學背後）批評湯川學是個只有姿勢，毫不實際的美食家；永遠斤斤計較，卻只是個外行酒鬼。綜合整個「伽利略系列」看來，湯川學喝最多的，正是親民的啤酒。刑警草薙俊平回母校找湯川學時，湯川學會給他一杯平日在實驗室喝的即溶咖啡。和其他推理高手一樣，湯川學會在飯桌、酒桌上整理頭緒、思考謎題；但他不大喜歡與別人討論案情；就算老同學草薙俊平問他想到甚麼線索，他也只冷淡應道：「算了，講給你聽也沒有用。倒是要不要去咖啡廳？我想邊喝咖啡邊整理思緒。」

如不是為了查案而聚頭，譬如像〈壞死〉裡打過羽毛球後，他們會按大學羽毛球社的習慣，去固定的居酒屋喝一杯。做過運動照理會餓；但酒桌的主角是支裝啤酒，他們只點了生魚片和多春魚這些伴酒菜，其餘就是四瓶啤酒。聊著聊著，又忍不住聊屍體。在〈騷靈〉裡，草薙俊平本來想要去大學找湯川學喝一杯；到了「美福」喝罐裝啤酒時，他們還是在泡沫中想到失蹤人口。在〈曲球〉裡，他們邊吃毛豆、喝生啤，邊討論柳澤妙子車子上的時鐘。

在《嫌疑犯Ｘ的獻身》裡，草薙俊平又和湯川學去喝啤酒；這家居酒屋在草薙俊平畢業時還未開張。這次湯川學吃的，是關東煮的白蘿蔔。兩人笑盈盈地喝起啤酒來，整理著住在石神哲哉隔壁的嫌疑人之說詞。啤酒有玻璃瓶的、金屬罐的，也有生的——都可以喝下，只要值得花時間聊下去的朋友在就可以了。

檔案二：清酒
若有一個超過十年沒見面的大學同學站在我家門前，我想我不會請他進來；但《嫌疑犯Ｘ的獻身》石神哲哉，讓帶著一瓶酒的湯川學進去了。湯川學顯然愛喝酒，但石神哲哉不甚愛喝，只偶然在解開數學謎題後，才在家喝些威士忌。

草薙俊平和湯川學大抵認同，清酒比啤酒來得大方得體。湯川學在〈擾亂〉裡破案後，草薙俊平便往大學送他一大瓶的「久保田萬壽」（他也曾代內海薰送過湯川學紅酒）。湯川學在《嫌疑犯Ｘ的獻身》裡，也送了石神哲哉一瓶貴價清酒。

檔案三：威士忌和干邑
在電影版的《嫌疑犯Ｘ的獻身》裡，湯川學失去了清酒的溫柔姿態，改以蘇格蘭單一麥芽威士忌來向石神哲哉爽快、鄭重地道別。他應該懷著怎樣的心情，跟這個為數學謎題與愛情成狂的老同學說「乾杯」呢？

無論如何，湯川學帶著這種貴重的禮物來踏進自己設計的謎題，都讓石神哲哉有點為難。後來，石神哲哉只好點盤貴價壽司來招待故人，點了平日不會點的特別綜合壽司和生魚片，嚇了壽司店的店員一跳。湯川學吃飽後，用手指攪拌威士忌裡的冰塊，漸漸睡著。

在〈操縱〉裡，湯川學在恩師友永幸正長子身亡那個晚上，陪著友永幸正對酌干邑至夜深。這名坐在輪椅上的金屬魔法師一杯接一杯，用烈酒留住最有本領的門生，用炸藥把身不由己的義女奈美惠送出命運的牢籠。到底誰才是操縱者呢？如冰的謎題慢慢溶在酒的世態裡，漸漸沖淡本格推理的各種狡猾，留下一口冰涼和辛辣。

檔案四：燒酎
《真夏方程式》在故事人物大致登場後，就展開一段篇幅頗長的居酒屋喝酒食景。川畑成實和兩個朋友進去居酒屋，點了啤酒。她進來時於店外遇上母親節子在吹風醒酒，發現自己旅館的客人湯川學剛請節子喝了兩杯。節子平時常喝酒，睡前會喝摻熱水的威士忌。進入居酒屋後，川畑成實果然發現在喝燒酎加冰的湯川學。她和朋友喝過啤酒，決定去跟湯川學搭話；和湯川學一樣點杯加冰燒酎，開始談論彼此對「環保」與「科學」看法的分別。湯川學似乎很喜歡海產，伴酒菜是鹽漬花枝。

川畑成實這段食景的意義，與〈演技〉裡神原敦子的正好相反。神原敦子在酒吧點了雞尾酒Singapore Sling，等候穿著灰色西裝的湯川學抵達。湯川學點了Gin and Lime，耐心地聽神原敦子訴說對自己成為嫌疑者的不安，然後把神原敦子看成嫌疑者。川畑成實在居酒屋逗留的事，卻成為她洗脫嫌疑的不在場證據。刑警請證人湯川學，把證詞由去居酒屋的時候說起。先點啤酒，再點燒酎，聽說是光顧居酒屋時的點餐節奏，刑警都一一記下來了。

思考的時候、想起過去的時候、遇上難以逆料的嗆喉的時候，我們摻水、摻冰、摻果汁、摻人情。湯川學問川畑成實是否相信，案件純粹只是意外事故？川畑成實本想要把「當然相信」說出口；但她突然不能發出聲音，只覺口渴。《沈黙のパレード》剛在十月出版，還推出「伽利略系列」二十周年的紀念酒杯。湯川學又在離嫌疑者不遠的地方，冷靜地喝著甚麼。

備註：「伽利略系列」
東野圭吾著；張麗嫺譯：《偵探伽利略》，台北：商周，2005年。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X的獻身》，台北：獨步文化，2006年。
東野圭吾著；杜信彰譯：《預知夢》，台北：獨步文化，2007年。
東野圭吾著；葉韋利譯：《伽利略的苦惱》，台北：獨步文化，2009年。
東野圭吾著；葉韋利譯：《聖女的救贖》，台北：獨步文化，2010年。
東野圭吾著；陳系美譯：《真夏方程式》，台北：三采，2012年。
東野圭吾著；王蘊潔譯：《虛像的丑角》，台北：皇冠，2017年。
東野圭吾著；王蘊潔譯：《禁忌的魔術》，台北：皇冠，2018年。
東野圭吾著：《沈黙のパレード》，東京：文藝春秋，2018年。

停靠彼岸，創作之於生活的錯落

阿三

寫在前面：2017年大華銀行舉辦首屆「年度水墨藝術大獎」，筆者幸運奪魁並獲資助到紐約藝術組織Flux Factory駐留兩個月。期間，筆者走訪當地各大小藝術展覽、藝文場地及工作室，埋首創作又與其他駐留藝術家交流。藝術駐留是件怎樣的事？藝術家或寫作人的個人發展需要些甚麼？而在多種族聚居的一端，華文作家怎樣呈現其眼中的「大蘋果」？體驗異地文化能擴闊視野，但回到工作室獨個兒靜下來，很清楚世事無絕對的美麗。

一、

從事藝術創作並不浪漫，在沒有任何生活保障的波希米亞工作模式下，朝不保夕的焦慮才是真象。獨立的文化人需要經常外訪，算是文化產業經濟轉型後的狀況，儘管別人總以羨慕的目光窺看他們的社交網絡圖文。我撇下恆常的藝術計劃與教學工作，隻身到另一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但電腦在手網絡長備，工作還是要繼續。「旅居」一詞，可真詩意。遊歷與闖蕩不是年輕人的專利，Working holiday申請人或許只是不想再留在原居地；而不同年紀的文化人，總有其出走或暫時居留的理由。

圈外友人知道我參與藝術駐留，除了恭賀，腦裡只有「博物館」三字或誤以為獲資助去歎世界。至於為何要留兩個月那麼長，他們不太明白。不過，要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兩個月何其短促啊，更遑論打入當地圈子，開拓個人藝術事業。二十世紀初藝術駐留概念萌生時的確浪漫，至六零年代歐美社會氛圍變天，藝術駐留成為尋找烏托邦的途徑，或作為藝術家介入社會與公眾的平台。九十年代強調多元與差異，歐美以外地區的駐留機會漸漸增多，關注當地文化成為主旋律，奇形怪狀的駐留形式亦一一實現，而參與駐留的也不一定是藝術家。時至今日，沒有一個駐留完全相同，甚至人們對無盡的駐留產生懷疑。在學術研究與商業畫廊市場運作外，藝術駐留仍是藝術家生存的另一種模式。

雖然，埋首工作室專注創作的駐留機會仍有，但從工作室轉換為創作處境（Situations），創作人借助處境為創作啟發與內涵，佔的比例更多。在特定的時間等待機遇，讓思考與情緒發酵。藝術駐留該給予最基本的生活與創作支援，不必有太多限制或預期，除了駐留結束之期，不應再有其他交差期限。這情境容讓實驗進行，接受未完全成熟的概念出場，結果不必亦不能預計。既然強調實驗與嘗試，錯誤自然會發生，而創作人不能控制下犯的錯，可會美麗而妙趣（happy failure）。種種創作的念頭與方案，或者就這樣逐漸萌生，他朝有日在地球別處開花結果。

不過，現實歸於現實，創作人多視駐留為發展機會。我初到貴境時，Fluxers不是會問：「你甚麼時候有展覽？」「你有沒有活動想辦？會不會提交計劃書？」「你只逗留兩個月那麼短？！甚麼時候再回來？」在我連對方是何方神聖還未搞清時，只能支吾。後來，我明白他們為何這樣問。藝術駐留，是在短時間內建立最多的友誼，搭建在地與海外的人脈。你在發現對方文化，人家也在認識你及你的過去。駐留，就是多向的文化交換，各取所需。文化圈子有很多，你能打入哪些視乎你的意願與能力；各種展覽或計劃的Open call不時收發，總找到合你口胃的。不過，駐法國的葡萄牙藝術家卻對我說：「我不相信所謂的藝術事業與成就，我只喜歡交朋友。」

藝術光譜一望無際，誰都可以是Visual Artist，該詞變得幾近無意義。無以名狀，遊離變異及滿佈灰色地帶的實踐，瀰漫於紐約街頭巷尾；懷疑權威與中心的情緒，濃烈得幾近成為另一種主流。藝術計劃需要各路人馬獻計，不論策展人、畫者、立體創作人、版畫師、布藝家、觀念藝術家、表演者、樂手、DJ或學術研究員，而寫作人（writer），當然是其中重要一員。同時，一個人豈止有一個身份？美國不少藝術駐留計劃，十分歡迎寫作人申請。

Flux Factory現址外觀

二、

我駐留的地方是Artist Collective組織Flux Factory。它有廿五年歷史，集工作室與展覽場地於一身，草創時位於Brooklyn一工廠大廈，後曾幾度搬遷，至今位於Long Island City，與Manhattan只一岸之隔。1993年，七位藝術家成立Flux，給新晉藝術家（emerging artist）在紐約站穩陣腳，是開展個人創作道路的跳板，商業畫廊外的另類選擇。基於Artist Collective平等、互相尊重與自由的精神，每周例會中新舊人無分彼此，輪流主持會議及負責記錄。即使是首次出席的Studio Resident，也可以對Flux將來提出己見，或動議展覽及活動方案。

紐約本是多國移民城市，在一國具名氣的創作人，至紐約時或得重頭開始，因而「emerging」一詞不限於年歲。美國的Fluxers來自各州份，各種膚色人種均有；與我同期從外地來的，有墨西哥、烏克蘭、法國、南韓及菲律賓等。因為頻繁的展覽與活動，Flux裡面總是人來人往，不同口音、種族、性別裝扮或宗教信仰的人一遇上，便是親切的擁抱與互相介紹。我常笑說，若不是在Flux有同伴相隨，一個人在工作室可會抑鬱成病。Flux就是有朋友、有相近處境的同伴，有藝文資訊、有Studio Visit，及充滿機遇的藝術生命共同體。香港作家潘國靈於2007年獲一年獎助金駐留紐約與愛荷華大學，後出版《第三個紐約》一書。不得不佩服潘潘對文學、文化及城市各領域的博學，其重尋各國作家公寓與曾入住的酒店一節，可為深度文化旅遊指南。不過，他以旅人的目光觀看紐約，亦沒多觸及紐約生活的種種壓力與焦慮；我一踏入Flux，忘卻日夜顛倒的時差，頓然成為落戶這城的New Comer。於紐約生活的心態，與旅人差異可大。

每周例會後，一眾Fluxers合照留影

生活，無可避免充斥困難與壓力。我始終搞不清為何人人希望得到美國的居留權，卻清楚感受到留在這裡的壓力。旅居紐約廿五年的已故香港藝術家關晃曾說：「他們（紐約畫廊）把藝術家當成明星一樣，超過三十歲未出名的，就沒希望了。」(註)他以外來者身份，長期處理貧困的狀態。非本土創作人，一方面尋找藝術事業門路，另一方面要達至合符居留的條件，例如參與由市政府籌劃的展覽，不管它辦得如何。繳交租金、支付生活費與創作費也是每月頭痛之事。兩個人在Brooklyn合租一個九百平方呎單位，作共同生活與創作空間，盛惠每月美金$3,200，港幣約$25,000。聽起來，租金與香港同樣高昂，但在紐約租賃一次小型貨車運送作品，動輙要港幣約$400。至於其他開銷，例如聘請師傅替展場掃漆上板或出版書籍，更不是預算有限的小團體能考慮的事。所以，在紐約生活的大小事務，我們一眾Fluxers都盡量自行想辦法解決。而Flux，猶如創作人的庇蔭，遮風擋雨。

花時間賺錢養活自己與埋首創作，是永恆的矛盾與拉扯。我認識的藝術家均不依靠賣作品為生， 身為Freelancer的工作可有博物館教育計劃策劃員、大專或中學兼職教師、周末駐場DJ、博物館警衛或衣帽間工作人員、餐廳侍應，或褓姆。紐約工作室遍佈各區，Brooklyn的Bushwick舊工廠大廈是業餘或Emerging Artist工作室集中地。甫進入偌大的廠廈，我發現每層均被間成數十個劏房單位，四面牆壁不過百餘平方呎的小空間，就是創作人奮鬥場所。區內不少廠廈已用於創意工業，而每層皆是多不勝數的奮鬥房。他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啊？我站在長長密閉的走廊，訝異卻無言。Fluxers似乎已習慣這種掙扎與妥協，淡淡然的跟我回道一聲：「是啊，地方很小。」我不清楚那些創作人的背景，只看見作品水平參差，形式卻多樣。的確，Bushwick 一類地方是個試練場。正因為紐約創作圈夠龐大，能讓千奇百怪的事情發生，不完整或未成熟的概念可以透過實踐慢慢成長，反觀香港有時候連播種的空間也難找。城市有這樣的寬宏，才配得上有成千上萬的創作人才駐留。

Bushwick其中一幢工作室大廈的其中一層

三、

紐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城市。Queens、Brooklyn、the Bronx、Staten Island及Manhattan自成一角，各不相干。咫尺之間，城市景觀、文化氣氛與在地的人的模樣盡是不同。Manhattan五光十色，華麗明艷，急促而壓迫。當我經過Harlem來到the Bronx，廣闊屋苑清幽閒靜，多逛兩個路口才知那是非洲移民區，街上混雜多國語言，周邊的店舖主要服務鄰近同胞。那亞洲在哪裡？最舊的唐人街在Manhattan Downtown，另有日本人及韓國人社區，在Brooklyn的Sunset Park或Queens的Flushing亦聚居不少亞洲人。我一踏出Flushing地鐵站，到處是台灣人與韓國人。Fluxers告訴我，北韓流亡來的人也匿藏於此。美國崇尚自由，可我不太看得見新移民生活上的自由；美國強調平等，可我不時感受到種族間無日無之的繃緊。拉丁美裔店員在雜貨糧食店與一名黑人口角，全因該名黑人用上大量一仙幾毫零錢去買一罐啤酒。店員心裡覺得那是撿拾回來的錢，並投以一句「Go back to your Bronx!」趕走那名顧客。他那句話，卻刺進我的心坎。墨西哥籍的策展人悄悄告訴我，她不時因為口音及國籍問題，而被人看扁。

紐約，正是在這種分裂割據的情況下運作。我不特別喜歡黃碧雲的小說，現在卻好像更明白為何她把〈愛在紐約〉的華人角色，寫得與紐約抽離萬丈。貫穿整篇小說的「血」與「紅」，是合法或非法移民面對生活種種困境與矛盾的意象，亦可以是七、八十年代美國經濟蕭條下社會氣氛的寫照。而性解放後的八十年代，是愛滋病大爆發時期。人們對該疾病的無知，直接轉化成集體恐慌，甚至上綱上線把矛頭直指男同志社群。白先勇在《紐約客》的兩個短篇〈Danny Boy〉及〈Tea for Two〉，回望那段黑暗時期。Tea for Two餐廳因人心惶惶生意凋零而結業，餐廳老闆、伙計與客人一個一個染病倒下。〈Danny Boy〉主角雲哥，被揭發迷戀學生而逃至紐約，卻不幸感染HIV。同志的命運總離不開被放逐與死亡，雲哥卻在仍願意照顧愛滋病患者的教會中，幫忙照顧其他等候死亡的病友，過了他「最充實的十四天」。肉身衰敗，精神昇華。在性別議題到處皆是，異類妖精隨處可見的當下，昔日的歧視與排擠依然冥頑不靈滋長於鬧市裡。過去的歷練與教訓，誰也不該遺忘。

台灣作家郭強生長篇小說《夜行之子》，以911事件世貿雙子塔倒塌為主要背景，但那是他重尋台灣歷史的隱喻，非大美國主義的書寫。我身為亞洲華人，彷彿明白他構思時的思緒。人在紐約，心在他方這不是所謂「鄉」的情懷，鄉愁至今還到底成不成立我十分懷疑。911國家紀念館展示無數支美國國旗，我可沒丁點感悟，畢竟事件背後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美國絕不是被欺負的好人。所以，我在駐留期間重做了一張美國國旗，反思顏色與文化身份的意義。人們過去一直著眼於白，也嫌談得太多了，我倒想了解紅與藍。紅，可以是東方的色彩，也可以是亞洲的指向；藍，即是美國本身，我好像還未細看紐約以外，確切反映美國的各種真象。

筆者駐留期間開放工作室，跟藝術家分享

「走在異鄉午夜陌生的街道，I want a hug。」擁抱是種美國社交禮貌，可我在Flux裡感受到的是在異地互相扶持的心情，尤其是跟外來的創作人相擁。雖然我明白台灣創作歌手陳昇於九十年代浪蕩紐約後寫《老嬉皮》時的鄉愁，但我不想「go home」。家，是文化與國族身份的認同概念。在一代一代移民潮與逃亡史，或眼前四海為家到處尋覓機會的遊離狀況下，我們會選擇到哪兒落腳？而在家不成家的當兒，身為仍在香港求存的人，我們可以到哪裡去？

寫在後面：從華文文學思索「紅」的意義，是筆者正進行的繪畫計劃。2019年二月，筆者將在藝術中心實驗畫廊舉行是次駐留的回應個展，並於年中再回到紐約延續創作。該兩項計劃，均由大華銀行全力支持，筆者予以衷心感謝。

註:黃傑瑜：〈創作無時停　關晃〉，《文匯報》，200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