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室友
譚穎詩
譚穎詩
筆名詩哲。寫詩、散文、小說及評論，作品散見於報章雜誌。曾任文學雜誌《字花》執行編輯、並於多間大專院校任教創意寫作及文學課程。2017年與友人創辦後話文字工作室，出版香港文學著作，2019年起進駐富德樓。
「富德之寶」黃生在他的工作／生活空間當值。（江田雀攝）
創作總是離不開設計。故事的情節、角色的性格外形、說話腔調、視角，身處的空間，敘述的時間⋯⋯彼此構成絕妙的平衡，想表達的主題就能以一種最圓足的狀態支撐起整個筆下的世界。起步的瞬間，便要想像一個結局同時開始運行，待結尾圓滿重疊——就算並不圓滿的結局，也必須要在控制之內。
或者正是出於這種創作的習慣，我在搬進富德樓時，就一直想著怎樣離開。一邊帶著遷離的想像，一邊購置傢具，暗暗惦量桌椅的重量（是否能以一己之力搬走它們？）又摸著錢包，思忖書櫃的材質（不必訂得太好？反正待得不久），環保材料即使不太耐用，但卻方便隨時撤離。看著友人興奮地打點入伙，然而我的怯弱使我矛盾，我的心情先於我的身體在喬遷派對中提早退場，在初來報到的熱鬧氛圍中顯得格格不入。
開始時我們一起把牆壁漆成薄荷綠色。室友在鋪灰色的地板。工作室的天花板滿是燈軌，據說上一手租戶是做劇場的，留給我們一大綑的電線，當中只有僅僅數條能連接燈管。換言之，大部分電線的用處只是綑住灰塵，放在那裡卻沒法亮著任何東西——在一個創作的空間裡，這未免是過於殘忍的隱喻。就這樣我們筆下的工作室就在灣仔鬧市漸漸成型。
富德樓座落於十字路口，窗外可以看到鵝頸橋，極目而視也可以望到跑馬地。有時我用望遠鏡眺望，想像自己是哥倫布，沿著電車路差一點點就看到祟光百貨，更多時候，只是散漫地看向附近種在鬧市中心的兩棵大樹，看它們茫然成長。後來旁邊的大樓拆了，變成沙塵彌漫的地盤，再後來一棟大廈落成了，老實不客氣地把擋住了一邊的窗，我們於是不情願卻自然而然地失去了一幀市景，像被蓋上了一邊眼睛。
在回到工作室之前，我總是要先爬一段窄長的樓梯，和黃生打招呼。黃生是富德樓的看更，年過七十仍未退休；他的保安崗位，就在升降機的右邊，一張辦公室的舊桌、一把風扇、一個座枱電話，會在他下班時鎖進櫃中。早上到夜晚，黃生的工作空間就在那裡；晚上他住進富德樓的三樓，據說是業主提供的宿舍。一個看更每天守護他自己住的大廈，所以他在守護他自己嗎？我嘗由對面馬路抬頭望向他的家，一整排衣服可能是制服、也可能是其他，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然而，我其實從未見過黃生穿制服以外的其他衣服，每次見面總是藍色的恤衫和深藍近黑的褲子，夏天短袖，秋天披著冷衫，冬天則加件黑色褸，好像也見過羽絨。一直一直都只穿藍黑色，以致我在等升降機時，總覺得右手邊應該是藍色的，直到現在還是如此。藍色的他、綠色的大樹、黃色的斑馬線，日復一日，如門前電車叮叮；我常常將不同藝術單位的工作室想成向上建築的房間，黃生便負責擔任那個總在客廳裡坐鎮的長者。
熱衷於到處移動的我，第一次發現有人可以完全不離開同一個空間，生活可以重複卻絲毫沒有痛苦的模樣（至少看上去是）。他雖然整天守著崗位，然而沒有受困，自如地將那一米多的桌子，轉化為自己的生活空間。他總是像在家看電視一樣自在，進來的人全都是他的室友，即使年紀可能相差很遠；他的手機最常播放的是格鬥競技，其次是一些奇案搜查，而且通常都是死人冧樓或者大賊。當我八卦問他今天看甚麼，他每次都是興奮地分享節目中令他驚訝的種種內容。原來那些每天看的東西還可以令他感興趣，他最常是以「好犀利呀呢個」開頭，而從來不會說「都係咁喇」、「都係嗰啲嘢喇」。或者正因為他總是自得其樂，令我沒有感受到他的痛苦罷——偶爾在格鬥和大案之間，出現的是我聽不懂的印尼歌，來自他陌生的故鄉，歌聲在安靜的走廊之間迴盪，沿著樓梯攀升；更少遇見的是他和手機另一端的家人視像對話，我通常識趣地加快腳步離開，只記得一次他一邊聊天一邊向我介紹畫面裡模糊的小女孩，聲音比平日更歡快。那時忘了誰曾告訴我，黃生再過兩年就退休回鄉共敘天倫了。
黃生的其中一個「室友」，前艺鵠書店店長連安洋手繪的黃生肖像。（連安洋繪）
有一次，黃生眉頭深鎖地告訴剛走進「客廳」的我，他的手機在巡邏時掉到𨋢槽下面了，離下次升降機例行檢查又久，不知道可以怎辦；我會和鄰里們也曾一起幫他研究他手機的種種故障和問題。不同於那每天都上鎖的座枱電話，小小的手機可能是他唯一通往外界的門——在那扇門後，他可以選擇過驚濤駭浪的逃亡生活（他特別熱愛的犯罪題材！）也可以選擇在此刻就回到夢中的印尼。但沒有手機，沒有網路，稀有的煩惱才在有機會在他臉上顯現。究竟手機還沒這麼普及的時候，他是怎樣渡過漫長的工作時間呢？或者他也有過覺得生命枯燥的時候？
黃生習慣他的生活，而我後來也習慣生活裡有黃生。疫情期間，出出入入有時為他跑腿買咖啡，他每次都會在口袋裡多掏一些零錢，請我多買一杯給自己（當我只買一杯，他還會問「你做咩唔飲啊？」），我們的關係就在出入之間、在每次幾分鐘的交流之間，層層疊疊變厚，儘管我們對彼此所知不多。想到那個退休的傳言，我的習慣又開始啟動，在腦海中提早演練離別的情節，想像他退休後將跨進手機的那一端，回到低像素的印尼——我一定要和他交換電話號碼，讓他反過來在手機裡和我們用廣東話寒暄，去旅遊時去他家裡探訪，喝一杯咖啡，看看他已經長大的女兒，尷尬地和我這個虛擬的鄰里交談。是的，原來在這裡待得久了，我也會像他那般，浸潤在重複的生活裡彷彿痛苦愈來愈淡薄，幾乎忘記人來人往的定律。
最後一次見黃生，他還是很精神，和平日沒有兩樣。那天我們在頂樓的艺鵠書店，剛完成新書發佈會，他巡樓，閃身進來，看一看，又離開。活動結束的時候，我們打點好一切，心情放鬆，出了升降機就朗聲說拜拜，走下樓梯，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記得他也輕鬆地應我們拜拜，聲音如常地洪亮。後來我再沒機會看到他了。他咳嗽了一段時間，到求醫時已發現身患重病，自己親手簽了拒絕搶救的文件。我們所有租戶，即是他的忘年室友們，全都只能通過群組裡的文字訊息得知他的病況。保安崗位空了，三樓窗前卻還是一片藍色。我沒有看到過黃生病中的照片，終究也無法想像他消瘦、虛弱的模樣。原來真正的離別，往往超出預算，一張合照也未找到理由拍，就已模糊不清地消失殆盡。我努力地回想，我有跟他深談過嗎？我清楚他喝咖啡的口味，冷或熱奶或糖，但我有坐下來和他共享過一杯咖啡的時間嗎？他留在我心中的，那個躬身在書桌前，凝視手機的安樂姿勢，舒展的臉容，原來就是永恒的一瞬。那麼我呢？我留在他記憶中最後的殘像，會是慣常那個等𨋢的青綠色側影嗎？還是，只是隨便的那一句拜拜？
行文至此，我似乎又將黃生變成我筆下的一個人物，企圖把他和我的相處經驗，放進審美的框架中；將我們的初見和訣別，銜接成首尾呼應的故事，補上令人感動的情境作為結尾。然而生命中的種種計算，原來最後都只是無稽的想像，連回憶都是如此，被雜亂無章的瑣碎事情堆滿，揀不出賺人熱淚的畫面作素材。一切彷彿只走到中段，還可以發展下去，卻悵然地踏停了，而這就是終結。現實偏離了慣常的軌道，竟更像文首提到的那幀沙塵翻飛的市景。
或者應該慶幸我們最後一次相見時，彼此一切如常，一點悲傷也沒有。而如常就是祝福。這使我在寫他時，不會習慣沉入精雕細琢的技藝中，讓我還是能試著貼近、重現真實的交往。如是我才能不加美化，仍可模糊地記起他總是和善的微笑，瞧著手機興味盎然的樣子。希望他眼中那個最後的我，縱然只是個毫無準備的背影，卻也是充滿活力、心情舒暢的。
（2022年12月，守護富德樓數十年的看更黃祖森先生與世長辭。謹以此文悼念和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