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所繫
林英華
林英華
偶爾喜歡出走，但不喜歡人群。現居花蓮，修讀文學創作，曾獲奇萊文學獎。
那段日子，我們開始學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那時候，我們還未清楚，記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想學會如何緊緊抓住所經歷過的碎片，不被往後的時間所沖洗，或掩藏，或否定，而是保存下來，留給下一代，再下一代。
後來，我走遠了才發現，世界從來不缺這樣的我們。
廖克發是馬來西亞霹靂州實兆遠人。1979年生，2006年負笈台灣。十年後，他再度回到橡膠密林，召喚塵封的記憶，交出了人生第一套紀錄片。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跑去新加坡做咖啡仔，在他的童年記憶中，父親常常缺席；在父親三歲時，公公（父親的父親）死在了雨林裡，所以在父親的記憶中，公公也是缺席的。對於兩個同樣在他家庭記憶中缺席的男人，廖克發向他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一切發出追問。
於是，他回到實兆遠老家，手持攝影機對著父親，開始了真正的對話。「3歲沒了爸爸」是父親最初的記憶，「父親是被打死的」是祖母後來告訴父親的記憶，「家裡偷偷祭祀長著與自己相像、卻不知名字的男人」是父親和廖克發的記憶。「馬共曾在雨林進行恐怖活動，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是小學五年級教科書告訴廖克發和其他小孩子的記憶。
所以，公公是恐怖分子嗎？他又應該相信誰的記憶？
為此，廖克發又遠赴廣州、香港、泰國等地，拜訪散落在亞洲各地的前馬共成員，聽他們說那段在教科書上不可獲知的雨林故事，同時希望透過接觸他們，去了解在家庭合照上永遠缺席的公公。
廖克發把自己追尋父輩的足跡剪成了紀錄片《不即不離》（Absent Without Leave），在台灣、新加坡和釜山等國際影展上播放。有影評人認為《不即不離》美化了馬共的行為，質疑導演沒有帶入其他方面的說法，反思公公作為當時馬共分子的對錯。
阿博瓦胥（Maurice Halbwachs）是第一波討論「記憶潮」（memory boom）其中一個重要學者，主要在研究社會記憶是如何形塑而成。他在《記憶的社會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一書中提到，社會記憶即個人與社群對特定「過去」的知識與意義認知，本質上乃是在社群中形塑的結果。而這種個人或社群對「過去」知識的習得與意義的認知，會隨「現在」需求進行再建構。
《不即不離》是廖克發對自我家族記憶的找尋和重構，它所誕生的需求在於導演本人對於過去記憶空白的焦慮，而非重塑馬共歷史。至於他的家族記憶能否成為社會記憶，則要看紀錄片如何在馬來西亞流傳和迴響。可惜的是，《不即不離》至今在當地仍是禁片。
那麼，什麼是社會記憶？
在馬奎斯3、4歲時，外公牽著他的手，走過一片荒地。年幼的他問外公，荒地通往何處，外公沒有作答。多年後，22歲的馬奎斯陪母親賣房子時，又走過這片荒地，母親指著路過的小廣場說，那就是1928年軍隊屠殺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數不詳。母親又補了句，其實沒死幾個人。為此，馬奎斯採訪了事件的幸存者和目擊者，梳理報刊和官方文件，仍然無法獲得確切數字。
後來，馬奎斯在撰寫《百年孤寂》時，這件事情仍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他於是把對事件的恐懼化為確切的數字，將死亡人數定在三千。然而，虛構卻成為了現實。在《百年孤寂》出版後的香蕉工人大屠殺紀念日上，參議員發表講話，倡議為死於軍隊之手的三千名無名工人默哀一分鐘。於是，虛構的小說細節成了哥倫比亞的社會記憶。
有些社會記憶是出自一人之手，有些社會記憶是一群人的不約而同。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的倒塌宣告東、西德兩地從分裂走向統一。統一後的德國由來自西德柯爾（Helmut Kohl）政府主導，在政策上主張「去東德化」。對於統一之後如何書寫冷戰時期東、西德的歷史，德國聯邦議會在1992年成立了委員會，對東德共產政權進行歷史調查。經過兩年的調查、訪問與資料收集，委員會最終出版了十八冊的文獻資料、訪談紀錄、國會紀錄與報告書。而報告書的其中一項結論是，把舊日東德類比為納粹政權。
除此之外，一些東德時期的紀念碑與紀念堂遭到拆毀，工廠與農場被西德企業廉價收購，前東德知識分子在學術界無一席說話之地，如此種種，讓前東德人在統一後德國的官方論述和社會空間之中找不到屬於東德的社會記憶。
由是，他們不約而同地自行建構。許多具東德特色的懷舊咖啡館、舞廳、電影院在1990年代中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昔日東德的生活用品、服飾、軍人制服，甚至被嘲笑過的拖笨車（Trabant）等物，都成了跳蚤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商品。
這樣的懷舊風潮引來了導演沃夫岡‧貝克（Wolfgang Becker）的關注和思考。後來，他在2003年上映了一套具黑色幽默的劇情片，名為《再見列寧！》（Good Bye，Lenin!）。
電影講述在兩德統一之後，一個前東德家庭如何在自家的房間中維持舊日東德時光的故事。母親克莉絲丁在東德是堅貞的社會黨員，一次在街上偶然撞見了兒子亞力士遊行示威的畫面，因此大受打擊，昏迷倒地。醒來已是八個月之後，柏林圍牆已坍塌，世界已變得不一樣，從前壁壘分明的兩邊，如今又重新走在一起。然而，克莉絲丁的世界仍停留在舊日。亞力士擔心母親再受刺激，於是連同其他家人在母親的房間合理佈置一個停滯了的小小東德時空。
有趣的是，剛回到家、毫不知情的克莉絲丁，順口便問了亞力士在下一次備餐時，可否送來斯博特醃瓜。兩德統一之後，斯博特醃瓜早已在東德超市滅絕。亞力士為此在垃圾堆裡翻箱倒櫃，找到斯博特醃瓜的標籤，貼在新的玻璃罐子上，放入賣相相似的醃瓜，魚目混珠。最終，克莉絲丁捧著那個玻璃罐子，津津有味吃著醃脆的黃瓜。
皮耶‧諾哈（Pierre Nora）是第二波「記憶潮」的重要學者。他在討論如何書寫法國史時，提出了一個「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特定的「lieux de mémoire」能讓特定的群體勾起感知經驗和即時感受，同時又屬於極度抽象的建構。台灣譯者戴麗娟把這個法文新造詞彙翻譯成「記憶所繫之處」。她說，相比起其他版本的「記憶之場」、「記憶之域」或是「記憶之處」，皮耶‧諾哈的「lieux de mémoire」不僅限於具體之物，如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也可牽涉許多象徵與抽象的概念。
「無論如何，那酸酸脆脆的斯博特醃瓜就是東德人的記憶所繫之物了。」歷史系教授P為課堂作收結。然而，他又狡黠地問道：「那麼，你們的記憶所繫之物是什麼？」
我說，是燭光，是六月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也可能是散落在家家戶戶窗前微弱搖曳的燭火。
但如今已經熄滅，我又補充。
教授P說，你不要小看「lieux de mémoire」對於一代人的力量，那些熄滅掉的燭光，有一天，會以你無法預計的方式再次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