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荷華寫作——浪漫狗
王証恒
過後我又回到那裡，住在墳場旁的小屋。小屋白色的，興建時土地沒經平整，走在裡面會感到微微傾側。黑天使就在不遠處，夜裡定靜定。然後蹄聲響起，鹿成群而過。
夜裡我沿著大路行走，路過了我們曾經念詩的酒吧；路過了政客常到的漢堡店，裡面貼滿兩黨罪犯的照片，那無家者仍在門外的長椅坐著，他已用被子包裹自己。將滿的月在地球的這端仍可看見，反映你們的日光。我仍有一場小小的革命，你們都知道。
萬事的起點如同創造論多少帶點虛構成分，就算所述盡皆事實，也不免從事件中選取所重視的。在我記憶中的是那一天，我跟新加坡作家戴琰（Myle Yan Tay）與秘魯詩人羅克珊娜 （Roxana Crisólogo）在圖書館參與座談會，我們談的是社會運動與文學，題目是我們選的。我談及了現代社會的無名者，文學技巧如何呈現人的面孔；戴琰談的是新加坡的審查制度，文學的邊界與越界，他也提到了中情局與國際寫作計劃的關係；羅克珊娜談的是她在芬蘭如何設立機構，支持離散作家以本國語言寫作。
在座談會的提問環節，美國教授問及美國政治，以色列劇場導演就以色列作家被國際抵制侃侃而談，我們聽過後面面相覷。過後我說如果他們真的關心那些問題，去聽BBC便可以了。但老實說，他們可能連新加坡、香港、秘魯的確實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
後來羅克珊娜談及那次座談會，她說她來之前其實擔心自己在計劃中難以融合，畢竟她年紀比我們大，英語也非熟練語言，她也感到年輕的一代拉美作家愈來愈自私，不再關心遠方的政治，但她在那天認識到我們便安心了。
美好的事物總在矛盾中生長。我說這刻是一個開端，大概是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所有深刻的友誼都是從激烈的碰撞中誕生的。那天我同時有了朋友也有了討厭的人。
不久之後，我們去了吃燒香蕉。那天去的還有非洲馬拉維作家當哥羅拉 （Ndongolera Mwangupili）與印尼作家阿沙里（Azhari Aiyub），以及香港翻譯系研究生安安（Fion Tse）。他們全都吃過燒香蕉，只有我未吃過。放進口裡起初是焦香，然後是帶一點草腥的甜，以及軟糯的口感。
我們聊起了波拉里奧（Roberto Bolano）的小說，我試著猜他們喜歡哪本，我猜阿沙里最喜歡的是《2666》，他一向喜歡寫大部頭；羅克珊娜最喜歡的是《荒野偵探》，那是關於一班年輕人去找一個失蹤詩人的故事；我喜歡的是《護身符》，一個老詩人敘述年輕時與兩個詩人同居的往事，以及白色恐怖的種種，詩人在某年被圍捕時躲在洗手間，避過一劫。
然後我談起了《地球上最後的一個夜晚》中的〈牙科醫生〉，一個愛好文藝的中產到鄉郊探望大學時的好友，好友是個左傾牙醫，牙醫告訴中產，在貧民窟有一個人的詩藝可比蘭波。波拉里奧的很多小說極盡誇張之能事，然而他踰越的不是物理的界線，而是社會中被壓抑的可能性。在貧民窟固然可以出現一個蘭波，而如果沒有，又是甚麼條件造成的呢？於是那拿著破舊簿子的詩人男孩便穿越紙張，成為心中的鬼，一股尚待爆發的潛能。
生於憂患也許只是成為作家的充分條件之一，但是如果作家對於憂患熟視無睹，那麼他們的寫作動機則甚是可疑。我常跟年輕作家說，跟作家交朋友是不甚環保的事，因為你們會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燒掉很多的書。
有時我想，如果將在國際寫作計劃聽到的言論或行為寫成散文，大概會悶聲發大財。例如有次我跟某作家說起我某年辭工後去燒焊，她竟然放聲恥笑；也有白人作家跟亞洲作家說異族不能通婚；也有白人作家說亞洲作家走得太近，讓他們成為二等公民，身為德國人的她在某次晚飯問我為甚麼日本人在二戰那麼殘忍，然後忽然說希望自己的問題沒有冒犯，好像我要為日本侵略承擔罪責似的，我忘記了我有沒有跟她說，我外叔公其實死於日本侵華；也有以色列作家說我念死去的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是對以色列人不公平，要求我談論被她祖國屠殺的人時要談及哈馬斯，彷彿這些作家要為其他人的行為償命似的；也有作家表揚沙特阿拉伯的女權狀況；也有作家說「新疆人」很「乖」……凡此種種，讓人瞠目結舌。
但我也告訴年輕作者不必灰心，你們也會遇到一些好人，你們也會收藏許多的書。那天我們吃香蕉後等不到巴士，便慢慢走回市中心，我問羅克珊娜南美洲的作家是不是真的如《荒野偵探》般結派聚會，貧窮但滿足於詩歌。她說是的，在墨西哥有很多這樣的群體。我們的英文也不流利，有時忘記了時式，但我希望她說的是現在式。
我們慢慢的走，穿過老木屋，一所東正教堂。我想一個群體已悄然形成，是那天還是後來，羅克珊娜提起了波拉里奧的詩〈浪漫狗〉。詩中的頭幾句是這樣的：
回到那時，我二十歲，
而我瘋狂不已。
我失去了一個國度，
卻贏得了一個夢。
只要我還擁有那個夢，
其他一切都無關緊要。
不上工，不祈禱，
不在清晨的光裡
和那些浪漫的狗並肩讀書。
我們在路上時聚時散，或前或後，有一段路我記得我跟安安走在一起，聊著香港的事，她往後聽到我說起一些瘋狂的檄文時總說要翻譯，這讓我懷疑她是否像我一樣視得罪人為嗜好；我也跟當哥羅拉說起非洲的事，他不時大笑，後來有次他聽到某自戀詩人說要將自己的史詩改編成舞蹈時，他的笑聲響徹全場，以致我要拍他的膝蓋，讓他冷靜下來；戴琰領著路，他後來成為了我們的班長。我們如同南方的群島，語言是季風與海流。
那時作家都開始結成小小的群體，試探著彼此，而我同時身在兩個群組：一個是跟阿沙里和戴琰組成的喬治亞三合會，另一個是閨密群組。
台灣作家劉梓潔的書我在預科的時候已經買了讀了，跟她第一次聊天是在農夫市集的草地，我跟她說起了台灣的罷免，談起了台灣與香港的前途與過去。余婉蘭那天也在，在計劃第一天我便在酒店的大堂跟她聊天，我好多年沒見過她，我談起了將來的計劃，近年的生活，交換了外甥的照片。新加坡作家周昀蒨在更後來才加入我們。
關於閨密，往後的一晚我會時常記住。在我的朗讀的前一天，我決定不念自己的作品，要做些行動來表態反對寫作計劃總監與以色列作家的荒謬言論行為。閨密組聽到我的憤怒控訴後便冷靜分析，溫柔支持。我們在芝士餡餅店談了許久。
我也會記得，後來某次我計劃在當代帝國主義文學課（Imperialistic literature today，原稱：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oday）的報告中批評總監的涉嫌種族歧視行為，但蘭蘭建議集體行動，一共六個作家聯名寫信，總監最後道歉。
閨密組與三合會結合應該是在新奧爾良之旅前，戴琰擁有導遊基因，他在起行之前已成立群組，計劃帶領我們一起遊玩。在轉機的時候我們有過有趣的一幕：我們圍著阿沙里的手機看他家中的閉路電視，裡面有他養的二十隻貓走來走去。
在旅程中我們聽了很多爵士樂，晚上我們跟著戴琰穿過了新奧爾良的大街。羅克珊娜和當哥羅拉幾乎每個晚上也跟我們在一起。
阿沙里早說了在新奧爾良要跳舞，而我們都去了，但我和昀蒨結果沒跳，如同綠衣的謝師宴迷因男生站在柱後。我再看影片，阿沙里和當哥羅拉對著跳了幾分鐘激烈的舞蹈。
也有一個晚上，我們在一個市集停了下來，拿起粉筆寫出了很多願望，關乎獨立，關乎解放，我寫了《國際歌》的歌詞。
從爵士樂酒吧大街回到酒店要走一段頗遠的路，有次只有我的電話可以上網，而戴琰又剛好不在，只好由我帶路。街燈很暗，我們提醒著對方地上有洞，站在洞前等待後來的人。當哥羅拉不時問我方向對嗎？然後我收起手機，說我正跟著月亮的方向走，應該是對的，這樣他才放心。快要中秋了，月亮將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明顯，我們經過了街頭藝人，法國、西班牙和加勒比海風格的老舊建築。此前阿沙里與羅克珊娜跟當哥羅拉到商場，他便是憑著太陽與河找到方向，他說電話的地圖與座標只給孩子使用。
此後我們又走了很多的路，每次我們當中有誰生日，總到啤酒花園吃飯。比起吃飯，我更享受回程，大家說著笑話，交流彼此的文化，支持誰的理想與人生的決定。不是每個人英文流利，但如同候鳥縱會遲到但終會抵達。或明或暗，但同樣有月亮，引領我們的路。
寫作計劃過往一般終於紐約，這次不知是不是經費減少，所以在芝加哥解散。我們乘車前往，我們這組人坐在車的後方。
兩個月的時間太短，我們都珍惜著最後的時光。在最後的行程之先，安安早已製作了鉅細無遺的地圖，點出每個值得尋訪的景點。我們一起看書店，一起看博物館，然後在喝過難喝的藥水味酒後說了自己最討厭的人。那晚我也聞說某位以色列作家要求主辦機構給我一封警告信。作為警告信的收藏者，至今仍未收到該信件是我在這計劃中的一大遺憾。
在最後的晚上，戴琰找了間會議室讓我們好好告別。我們吃著雪糕說了許多，哭了許多，關於成長，關於迷失，關於寫作之難，關於人生的抉擇，關於政治。我們擁抱，我們拍照，我唱中文版的《國際歌》，我們互稱同志。
告別愛荷華後，我又將回到了北方。雪已很大了，地上全是冰，冰反映月光，使夜晚好亮。
我又想起，雪的白光是你們和煦日光的折射，隔天我的陽光又照亮你們的夜。我開始忘記格林威治，建立一種憑光與記憶形成的時間。我總會以某種方式回來你們的群島，那裡有你們的熱帶意象，我期待寫我提及過那部關於天使與屠殺的小說，以方塊字與廣東話與你們並肩作戰。
我仍會行動，仍會鬥爭，仍會寫作，因為我知道你們與我同在，以昨日之光照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