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一年來的作品時,一張工作照像一道驚鴻陡然出現在眼前,點亮了昏暗的房間。我意識到:我們總是過於著迷於描繪人生順遂時的狀態,但與之相對的,人生也常常是「泰極否來」。仔細看,照片的右側被一個側面的特寫所佔領,去年六月的我,站在北京法語聯盟中心的展覽現場,參加那場名為「在城市中散步:空曠的餘光」的特別展覽。那天,牆上掛著攝影作品,有楊絮的薰風,也有室內的柔光,還有柏林的「一千零一夜」的異國夜色-疫情期間,一千張柏林夜晚窗戶的照片貼滿過於單調的玻璃幕牆;桌上散落著包材、標籤與展覽手冊-有趣的是,上面有「百草枯」的藝術字樣,但那是「百草瘋長」的初夏;空間裡有人交談、有人專注於手中的工作,像是一場安靜卻暗流湧動的城市行走。
人的衣服總是在在不經意間,最誠實地展現著最隱密的狀態。作為藝術家,同時也參與幫忙布展的我,穿著一件色彩鮮明的連帽衛衣,胸前的圖案像水墨與塗鴉的交錯,既輕盈又帶著幾分叛逆——在浸染著金色陽光的血霧中,藏傳佛教的法王正宣告著正義的勝出。在這一畫面外,那天我的神情,帶著全然投入的自信與鎮定,手中拿著展品說明,與同伴低聲討論細節。那一刻,我確信自己屬於這裡——屬於展覽現場,屬於藝術與對話交織的空間,也屬於那種不需要過多語言便能彼此理解的創作氛圍。
然而,我並不知道,那份篤定只是短暫的——一年多之後,我會失去幾乎一切。大部分的原因,確實是我自己造成的。那些曾以為穩固的事物,如同指縫間滑落的沙,無法抓牢。如今回看,那天在展覽廳裡的姿態,幾乎像是一個故事的高潮段落,卻也同時是另一段低谷的序章。
過去這一年,我幾乎是從谷底慢慢往上爬,而且至今仍在攀爬;這讓我想到最近流行於網絡的某項街頭運動-從一個看似不深的洞底往上跑酷,想要離開洞穴;但那些低估重力的人往往被困在洞中-而只有掌握某種螺旋狀的特殊路徑,才能順利到達洞沿,和那些洞口的觀眾們歡呼著握手。就算觀眾們大多只是看客,在這段緩慢、黏稠、看似無止境的過程中,我感激那些在至暗時刻仍選擇相信我、幫助我的親友,也感激自己總還有「藝術創作」的「路徑」足以依靠——雖然這個「路徑」的門檻,如今看起來越來越令人懷疑,彷彿它也在某個時刻收緊,暗暗試探我的耐心與決心。
當面對一面灰暗且堅固的牆壁時,我會想像,在我身旁「面壁」的,還有其他人的目光。就像木心先生在狹小的囚室中想像那些曾有類似處境的「前輩」陪伴,如在西伯利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辦公室中痛不欲生的卡夫卡。這其中也有弗吉尼亞伍爾芙所說的那種「自由」——「一個人要想成為作家,她/他必須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以及每年五百英鎊的收入」。換算成今天的匯率,大概是10.4萬美元,雖然不算一筆鉅款,但卻也相當富餘了。我當然沒有伍爾芙的幸運,但在谷底中仍未到無法維生的地步-她有一位富裕卻早逝的姑媽,而我則有「誠然懷疑藝術這一行業,但仍選擇溺愛紈絝獨子」的父母。當然,也不排除會有人覺得:這不過是既得利益者在自身脆弱利益受損後,仍自覺可憐的「故作慘狀」——畢竟還有江蘇的女人、克拉瑪依的孩子、四川的中學生。我無言以對。但誠實地說,在人生的大部分時刻,將自己的處境與他人相比,並不能讓人感覺更好,反而更令人失望。情緒是無法被階級、國家、性別這一類辯證性的框架所立刻解決的。我相信,大部分參加「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們,在衝向軍艦的那一刻,心中想的並非是「階級大義」,而更多想的是「同僚恩情」或是「家庭羈絆」——相濡以沫的感情和晚餐餐桌上的麵包是更強力的興奮劑。
除此之外,我確信夢境總是很寫實,它提醒著我,那些事件所引起的創傷依舊存在,就像痛風一樣在身體中潛伏著,並逐漸成為了慢性病——它不致命,卻依然令人畏懼。就像在鬼壓床之後驟然醒來,發現某些事情並不是真的,會有片刻劫後餘生的欣喜;然而緊接著你又會意識到,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而且自己已經承受並承認了它們的結果,於是又想回到夢中,去逃避清醒的重量。
立秋時節,鄭州在雨後變得異常涼爽。第一次感受到一無所有時,我竟覺得能在街頭散步也是一種欣慰。中原的秋雨,總能喚起我對古人筆下景致的想像。許次紓在《中州見聞錄》中曾記:「秋雨新霽,天宇澄明,原野遼闊,草木含煙氣而色益翠,風自汝水北來,清涼入骨。」在連綿細雨後的街道上,落葉沾著水氣,空氣清冽,我幾乎能體會到他筆下那種入骨的清涼與遼遠。然而,這樣的詩意很快就會被「機械複製品(Mechanical Reproduction)」打斷——賣透明雨傘的小攤、販售「沙瓤番茄」與「胡辣湯」的街角、假髮店的霓虹燈,以及還殘存著俄羅斯糖果與伏特加的「俄羅斯商品館」——老闆是一個光頭。我深知,就像許知遠在「祖國的陌生人」中所述,此時的古城和千年前的「鄭國」不能說毫無關聯,但也可以說聊勝於無——現代的文明就像海面上的一層石油泡沫,懸浮在時間的汪洋中,而真正的傳統也如同刻舟求劍的隱喻,早已沈沒在不遠處的海底。但引人遐思,或是為了某種樂觀的寄託:本雅明在哀嘆「靈韻(Aura)」消散的同時,是否也忽略了一種新的「偶然性(Contingency)」?我仍然保持著行走的姿態。
原則上來說,人只要還活著,其他一切都可以比較。但我從心底厭惡一切比較的心態,而自己卻又常常忍不住,想藉由某種比較的框架,來釋放與解決未來的焦慮感。當然,如果要說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的陰謀」,我也可以學某位瞿姓男子那樣,半開玩笑地說一句:「這裡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於是,我買了一碗豆腐腦,就是忘了:這裡的豆腐只有鹹口的。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年份都忘記了,大概是世紀之初的頭五六年吧,只記得蔡爺蹣跚的腳步。那是由繼園上里沿繼園街走到電照街的一段,下坡路很陡,狹窄的行人路上設了許多或三兩級或五六級的石階。蔡爺走在我的後面,走得很慢。那時我們剛從葉輝在繼園上里的舊樓新居走出來,該是午後五六點甚至更晚的光景。許多事情我已記不起來了,葉輝可能送我們出來,也可能沒有。但記憶中我清楚聽見他在背後叮囑我的聲音:「扶一扶蔡爺吧。」我回頭,看見蔡爺一個人,顫巍巍地蹭下一級石階。我走過去扶他,他起初堅拒,後來還是讓我攙著。「腿,不靈便了——」蔡爺一貫豪邁的音高那次竟爾漸而下降,埋在他間歇的哈哈大笑中。
蔡爺走到港運城便和我們告別了。他沒有讓我們任何一人送回藍田崖樓的家。「我,一個人,可以的。」然後便揮一揮手,走了。縱然後來我們也不時見面,但我對蔡爺的記憶卻常停留在那一刻,那平凡的午後時光,陡斜的繼園街上那些拼湊不起來的碎影。
然後蔡爺在2021年9月6日走了。一如往昔,我還是不時捧起他的詩集來讀,讀出先前的味道,也漸漸讀出其後的味道。
搖著夜寒的銀河路
你給我一個不懂詩的樣子
挨在馬車邊
使我顛顛倒倒的眼神
突然記起棺裡面
有錫過的唇燙貼的手
和她耳根的天葵花
全放在可觸撫的死亡間
死亡在報紙上進行⋯⋯
我讀到「可觸撫的死亡間」便停住了。是的,「死亡」可以「觸撫」,即使周遭的事物和困頓的環境讓我以為一切無非虛空。我又一次記起蔡爺在繼園街上慢慢蹭下時扶過的石壁和樹根:巖巉的麻石久久沉默在午後,即使疏漏的細葉榕也無餘力篩下多少陽光,只剩營養不良的樹根還在石隙中艱難地妄圖抓緊一撮似有還無的泥土。
後來,我才知道葉輝在專欄裡寫過一篇〈臨風哀繼園〉,回憶新遷進繼園上里時與蔡爺從七姊妹道走上繼園街,指認出司馬長風位於繼園上里的故居;那時蔡爺跟他說,編《明報》副刊時,曾來過此處收稿。從司馬長風到宋淇,到張愛玲、孟小冬,其後我又陸續知道上世紀不少文化人曾先後擇居或出入於此。然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葉輝遷進繼園上里一年,繼園上下里即被發展商全面收購,「重建」成今日的柏蔚山豪宅。蔡爺如今大去多年,葉輝豹隱,昔日文友間頻繁的酒局飯聚早已煙消雲散。我沒幸趕及上世紀的風雲,但私以為我們這一代的文學黃金歲月,是在跨世紀的1998-2008。讓我至今仍不斷懷想的,是當年酒酣耳熱間大家毫無保留的直言快語,無論勸勉或警諫,熱腸抑冷眼,一切發自肺腑,俱讓我受益匪淺。
再會了。
我又再一次聽見這聲音。
我向它告別,它以一井的回音跟我說同一番話。
是的,是我在《生長的房子》裡寫過的水井。如今它已沉埋在萬噸填土下。那是新界錦田南的龐大發展計劃,建密密麻麻的公屋,蓋鐵框玻璃的豪宅,而因此,要趕走原居於那裡的人。
我家老屋住的也是人,所以也得走。一屋一井一棚一籬一廚一廁一床一櫃一桌一櫈一雞一犬一花一果一鳥一魚一草一木,都得一一趕走,好騰出地方來安置新的。
我父母沒趕及那龐大的發展計劃,在老屋消失前便走了。
一切消失得那麼快,如朝生暮死的蜉蝣,在我們過去自以為天長地久的日月和風雨中:
我們是蜉蝣各自卸下自己的房子
輕是最重的連諦聽也聽不見墜落的聲音
早上,我們是客機頻仍將虛空送上天空
晚上,我們用鈍感的觸角
反覆檢測我們的空港
我父母卸下了他們一手一腳蓋建的房子,移遷到山上去了。八鄉四面的山如圍,中間是一塊凹陷的盆地。我父母如今在山上看到的是甚麼風景呢?堆積如山的貨櫃和蔓延如鏽的廢車,有地上的列車和地下的高鐵穿過。天上有流雲和客機無聲,山後有高樓窮奢萬丈。我低頭望向我原以為將會繼承的水井,攤開手掌,只落得一塊乾乾淨淨的石頭。我把石頭投落井中,側耳諦聽,久久也沒聽見任何回聲。
當年我那孤獨的井中魚呢?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劉禹錫的〈石頭城〉如是說。我的石頭呢?我的魚呢?我還是否堅信,我的石頭會在無邊無際的虛空處,接通了魚懷抱的形狀?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卞之琳如是說。
石頭也可以是一座島。我與妻住在一座小島上。島的名字叫鴨脷洲。書上說,鴨脷洲是由沉積岩形成。我想及沙泥的沉澱,石化,逼壓,上升,風化,剝落,不知過了多少年月,便是如今的島的形狀。
島埋藏著些甚麼呢?在外面看是看不出甚麼的。島看上去,只有極其平凡的一面,我想沒有人會留意它到底是甚麼形狀,一如生活無形,可見的只有一樁椿一件件具體而微的事物,充斥著你悲喜倚伏卻又看似千日如一的日子。
我與妻退至島上的日子也是極其平凡而庸瑣的,柴米油鹽之類。所以我的詩也還是某些人所曾譏諷過的柴米油鹽之類。但我還在寫,一如生活,總得要過,又不與那些人相干,管它作甚。
島上有一座玉桂山,山不高,有時便偕妻山行。山不高所以四望也只是平凡的風景,不會給人任何偉大壯闊的感覺。時間到了,便從山上下來,一如詩「到時到候」自然寫下,就是這樣。
也一如去街市,有目的而去,或隨便逛逛,都是現實。鴨脷洲的街市不好,便徒步跨過大橋走到對面的香港仔去。也一樣的柴米油鹽,討價還價,買菜送葱,餐茶例牌。沒有甚麼重要到非做不可,也沒有甚麼若拒絕的話天便會塌下來。一切都像街道,在眼下縱橫交錯,裸裎相向,物隨人移,人隨事轉,你只在意當前,好像其餘一切都久已深埋在腳下不見。
是的,我們就是如此。記得有一天傍晚與妻從香港仔走回鴨脷洲,在天橋上忽見避風塘外的西山霞彩絢麗得無以名狀,是我所不曾見的異色,不禁駐足良久。我在凝看的同時在想,這一瞬間的駐足,會讓我對其後的日子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嗎?我清楚知道答案。回到家裡,下筆有時,卻也有時驚覺蕪蔓的文字竟爾枝生節外,就像雷聲倏啞,雨餘流光,偶然會隱約映現一些別的甚麼,一些甚麼的殘餘:
雨意伏於山巒
背後是更古老的群青
點染一二平凡的奇蹟讓我們看見
某些面孔,某些如天橋旁
閃出一星花的好意
街市如數日子的找續
縮回又伸出去的手
濕滑的地面總有一撮葱的倒影
流光在隧道盡頭
雷聲啞處重見年前的大字
便利貼會像揮春那樣容易剝落嗎
就像我並不是時常清醒地意識到,這裡,鴨脷洲,是一座島,天橋連結的對面,其實也是一座島,只不過較大罷了。
詩集寫到第九本了。這本,距離上一本《雨餘中一座明亮的房子》已有七年光景。
七年來,時代劇變的速度不可謂不快,但我總是步履遲緩,懶於轉身。寫詩仍如散步,我還是那麼偏愛看似散淡的敘事體,不疾不徐的把要說的話藏在具體而微的事物中。
藏是要緊的,具體而微可以藏,漸漸,比喻意象也需要更隱藏。
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我所喜愛的清代詩人黃仲則如是說。憂患潛從物外知,時世更迭,我站在連結兩座島的大橋上,舉目四顧,天地悠悠,也漸而明白這個耿介窮愁的詩人為甚麼要把星看成了月。
這本詩集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自是不無意義。從一座島到另一座島,從賦到比興,從直筆到隱喻,我的詩最終要到甚麼地方去,我不知道,只知道可以過河,就摸著石頭過河好了。
感謝木馬文化、編輯Amber、引薦的家朗,還有蔡爺、葉輝、飲江、良和等一直以來助我甚多的詩友,以及不棄推薦此書的于堅、蘇紹連、唐捐、鴻鴻、楊佳嫻等兩岸詩人和學者。還有更多人需要言謝,恕不一一。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美國現代詩的大師裡,有兩個人筆名最特別,一個是e.e.cummings,一個是「意象主義者H.D.」,前者故意使用小寫字母為名,寫詩也多不用大寫,文體充滿惡作劇;後者成為一個行走的宣言,一方面理直氣壯,另一方面也給後世讀者造成一個對她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希爾達.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1886年9月10日—1961年9月27日)寫作生涯中後期的變化發展,完全不能止步於「意象主義者」的定義,這一點就算是最初給她取這個筆名的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也沒有預料到,即使他倆青梅竹馬,還差點結了婚。
年少氣盛的埃茲拉.龐德在H.D.十五歲的時候就成為她的初戀,大學時兩人訂婚,但在H.D.的父母極力反對下作罷。失戀的龐德隨之遠赴倫敦,並且在兩年後慫恿H.D.也到了倫敦,但這時兩人已經戀火漸熄。龐德依然愛才,就像他日後推出喬伊斯和艾略特一樣強力推介H.D.進入詩壇,成為他發明的意象派團體主將……不久,H.D.嫁給了另一個意象主義者理查德.奧爾丁頓(Richard Aldington)。
從H.D.最早的詩看來,她完美地符合龐德制定的意象主義三大原則——甚至比龐德還精準。意象主義脫胎於東方詩歌尤其是俳句和絕句的簡潔、客觀與凝聚,但是它誕生於二十世紀初,注定獲得了摩登時代的加速度,H.D.的詩便是好例子。「把你的綠色往我們身上摔吧——用樅葉的漩渦把我們覆蓋!」(趙毅衡譯)這是她同時描寫樹與海洋的詩句,不甘心靜止,兩者在她筆下都醞釀和釋放著漩渦的能量——不久後龐德又開創漩渦主義,雖然沒有叫上H.D.,但未必不是來自H.D.的啓迪。
不過這時的H.D.已經不太在乎詩歌的甚麼主義了。她展開了在地理世界的遊歷和愛慾世界的探索,正如她精彩的《月出》一詩所寫:
你會在海上閃爍嗎?
你會把矛頭投到岸上嗎?
我們又該報以哪個音符?
我們有一支歌
我們在岸上分享箭鏃
鬆弛的箭弦洩露我們的音調:
嗯,快跑吧,
快把她帶到歌聲裡
她如此巍峨
我們得用松樹量身
(宋子江譯)
詩裡面的「你」「她」「我們」都是H.D.的自我期許,象徵了月神、獵神、戰鬥的亞馬遜女戰士、繆斯等各種女神,交錯出現如一部短篇小說的縮寫,最後融匯在一個巍峨的女巨人身上,只有松樹才有資格與她量身。一戰到二戰期間的H.D.經歷了分居、離婚、異性同性戀的多段戀情、兄長在戰爭中的夭亡等等波折,漸漸成熟到可以配得上她在《歐律狄刻》這首顛覆俄耳浦斯主題的組詩裡所誓言的:「至少我有自己的花/自己的思想,神/不可奪去……在我迷失之前/地獄必須像紅玫瑰般打開/好放死者通行」(宋子江譯)。
地獄打開的方式竟然是一朵紅玫瑰,這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奪回對死亡和復活的話語權的隱喻,非常有力,類似里爾克或者龐德所書寫的俄耳浦斯是無法取代的。
除了較早出版的宋子江譯本《地獄必須打開,如紅玫瑰》,最近出版的兩本H.D.著作的中譯本,給我們提供了更多想像:一本比較全面的詩選集《這世界是他鄉》(董伯韜譯)和一本非虛構散文《致敬弗洛伊德》(梅笑寒、刁詩琪譯)。《這世界是他鄉》難得收錄了H.D.最偉大的作品:戰爭三部曲,即寫於二戰後期的三大組詩:〈城牆永不坍塌〉、〈給天使的獻禮〉、〈牧杖綻放〉。在這些凝視亂世裡人類未來命運的詠唱裡,她自稱「是一個冷冷的女祭司,/德爾斐神殿孤獨的女巫的讖語,/以那支離的六步格/她詠嘆,吟唱」而最後,她或她們將成為「開花的香蜂草,//它療愈一切,/與世長存;//它是最偉大的草/它將成為樹。」
〈牧杖綻放〉,又譯作〈開花的節杖〉,本來就是一個手杖變成樹的宗教隱喻。這個「成為樹」的主題,可以說纏繞H.D.一輩子的寫作,早年她自比山林仙女,而龐德寫下「你是樹,/你是青苔,/你是輕風吹拂的紫羅蘭,/你是個孩子——這麼高,/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這首名作〈少女〉與她和應。日後他倆因為政見、世界觀、對精神分析學的態度等分歧日漸分開,直到龐德因為叛國罪被捕、被關進精神病院才重歸於好。龐德亦在《比薩詩章》第八十三章有關得律阿德(山林仙女)的詩中已經向 H.D. 伸出橄欖枝:
得律阿德,你的眼睛像雲
誰曾在死囚室度過一個月
就不會信仰死刑
曾在死因室度過一個月的人
不會信仰關獸的籠子
得律阿德,你的眼睛像泰山上的雲
當一些雨已經落下
一些還沒有落
得律阿德,你的平靜像水
九月的太陽照在池上!
(宋子江譯)
龐德敏銳地發現了作為植物之神的H.D.的寫作,是從獸籠裡把自己拯救出來的柔力(龐德在比薩被囚禁在一個露天的大鐵籠裡),也變相承認了自己和那個時代許多強勢男性詩人的「獸性」。 H.D.一直書寫植物作為陰性的力量,也與她最後的男性情人D.H.勞倫斯詩中熱衷的動物、獸類書寫相悖,恰像她們名字縮寫相反。
她倆的關係曖昧,在各自的作品裡語焉不詳。但勞倫斯死去五年後,H.D.去他墓前憑弔,寫下一組動人的詩〈詩人〉,把勞倫斯自詡的獸重新命名/溫柔地「降維打擊」為「唱歌的蝸牛」,並指出「你的歌是巨瀾滌盪舟船古老的龍骨,/是潮濕的蔓草,/是乾燥的蔓草/是散落的籽莢,/卻不是你;//你忠實於/你自己,因忠實於/你反諷的/殼。」——我沒有見過比這更洞察勞倫斯的矛盾的評論。
這時候,H.D.已經是明確的雙性戀者,與美國女作家布賴爾(Bryher)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開放關係,其後與奧丁爾頓於1937年正式離婚。她也從1933年開始斷斷續續接受大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從維也納到倫敦,她們的會面被H.D.在1944年寫成《牆上的文字》一書——與同時寫作的組詩〈城牆永不坍塌〉的呼應絕非巧合,如果說〈城牆永不坍塌〉裡面包含著對人類文明的信心,前者則是從人類文明的巔峰象徵:一個女詩人與一個哲學大師的精神交鋒中傳達出關於靈魂的神秘訊息。
這種交鋒稱之為愛情也不為過,起碼H.D.如此暗示,而她記錄下來的七十七歲比她大三十歲的弗洛伊德,在一次與她發生爭執之後,說了一句:「我是個老頭子——你認為不值得花費時間愛我。」——這句話打動了H.D.,但也讓她警覺:「也許,那只是一個把戲,為了震懾我,為了擊碎某樣屬於我但我並未完全意識到的東西——某樣不會,也絕不能被擊碎的東西。我來這裡,就是為了拯救自己於破碎。」——也許正是這種獨立自覺,讓弗洛伊德更欣賞她,甚至提出讓她接替他死於飛機意外的高足、神智學家范德萊烏(Jacobus Johannes van der Leeuw)的位置。
《牆上的文字》和之前H.D.實錄兩人交往的日記《聖臨》最後合成一本《致敬弗洛伊德》出版,被日後的弗洛伊德研究者推崇備至,視為不可超越的紀錄。而且即使從文學角度看,《牆上的文字》也是一部精心巧構又情深意切的非虛構寫作——假如有虛構成分,我就可以索性稱之為一部小說傑作。書中記載,弗洛伊德一度把H.D.比喻為「失去了長矛的雅典娜」——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系統來理解,長矛當然還另有所指,那麼失去了長矛的雅典娜也可以理解為擺脫了、不依賴長矛的雅典娜。H.D.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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