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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聲遇上極簡——專訪《秋之夢》香港舞台劇團隊眾聲喧嘩

Sunnie Wong
半從事出版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東亞文學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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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Jon Fosse)筆下的《秋之夢》,以詩意的重複對白與留白,探討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生命的虛無。這部經典劇作即將由香港劇團眾聲喧嘩搬上舞台,首次在香港上演。本次專訪導演方祺端及演員梁天尺(劇中飾演「男人」一角),為我們分享如何將福瑟的極簡主義帶來香港,轉化詮譯他的「無聲」,以廣東話語演繹北歐冷冽的哲思。
     
    約恩.福瑟(Jon Fosse)與極簡主義
     
    約恩.福瑟(Jon Fosse)是挪威當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被譽為「新易卜生」,其極簡主義風格的作品,依靠簡單的語言措辭,且透過節奏、旋律及沉默傳達訊息。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超過40種語言,在全球舞台上演逾千場。
    2023年諾貝爾委員會以「因為他的創新戲劇和散文為不可言喻的事物發出了聲音」(“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ayable”),將文學獎頒予這位以極簡的語言、重複的節奏和深沉的哲思聞名的作家,他的劇作句子較短,獨有一種情緒的張力和意境,抽象探討人的生存狀態,孤獨與人際關係的脆弱性。

     
    為何是《秋之夢》?——從工作坊到香港舞台的契機
     
    對香港觀眾而言,挪威的劇作可能較為陌生,甚至是不認識。那麼為何會選擇此作品呢?「其實這個決定可以追溯到幾年前。最初的緣起是當時參加了一個劇場構作(Dramaturgy, 職位:Dramaturg)的工作坊(Workshop),而當時的Dramaturg正是來自挪威奧斯陸劇院的戲劇家。在那次工作坊中,他就是帶來了《秋之夢》劇本作為素材,分享劇場構作的相關概念。」導演方祺端提起數年前的經驗,「當時讀到《秋之夢》劇本時,我是非常震撼的。『劇本係可以咁寫嘅』——一個劇本完全不分場,卻在閱讀時可以感受到時間的流動。」
    對他而言,最為驚嘆是福瑟對「時間」的獨特書寫,但福瑟能透過其經驗的方式,極其生活化的片段:那些看似平凡的對話或日常生活動作,悄然構築出強烈的時間質感。他坦言,在參加工作坊之前是沒有接觸過福瑟的作品。「第一次看到這劇本時,感受很強烈。」他形容那一刻的震撼感使他沒多想考慮其他,就決定做《秋之夢》。「而我覺得那種時間感是帶給我或者帶給觀眾有好多不同的感受與思考。」也許,透過《秋之夢》讓每個觀眾都能從中獲得不同感受:體會到生命的循環往復、感受到存在的孤寂又或許是反思記憶與現實的邊界。
     
    香港《秋之夢》的核心命題——解放精神上的「時間牢籠」
     
    《秋之夢》故事以墓園為背景,透過五個角色的再遇與訣別,書寫死亡與生命交織的人生風景。方祺端認為此劇雖表面上探討死亡,實則是映照出活著的人如何面對生命中無法彌補的缺席與創傷,聚焦於那些被留下來的人。「死亡是一個背景,但是我覺得他是在討論如何繼續生活,又或者是如何去面對生命中不同的選擇或者痛苦。」劇中重複的對話與意味深長的停頓,呈現了創傷如何扭曲人對時間的感知,將某些時刻永遠凍結在過去。
    將《秋之夢》搬上香港舞台時,他們最希望向觀眾傳遞是關於「時間」的思考。「因為時間對於不同人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對我來說,這個劇本嘗試想帶出的是『人真是可以塞在某個時間點』。」而此劇本深刻展現人類被困在特定時間節點的生存狀態——可能是某個決定性事件、某種強烈情緒,進而化為人生中難以逾越的瞬間。
    「但如果拉開去看生命不同的時間點,被置於更廣闊的生命長河中觀照時,事件雖然未必會消失,但或許會顯現意想不到的意義與可能。」《秋之夢》的戲劇結構提供了一種解放的可能,說明消亡並非一次性的失去,而是一個持續的、需要學習與之共處的過程。在舞台上並置不同時間點,讓過去與現在對話時,重新審視停留的情感創傷或記憶,通過時間的多維展開,讓同一事件獲得新的詮釋維度。
     
    《秋之夢》的極簡語言力量——停頓本身就是一句對白
     
    問及作為首次公演《秋之夢》的感受,演員梁天尺認為那獨特的語言風格很深刻,「每一個小段落,好多重複講的幾個字。例如我講一段對白,其實只是在重複短句。」劇本中大量的停頓(pause)和靜默,方祺端形容劇中的停頓本身就是一句對白。他分享福瑟曾提及,「作為寫作者,隨著寫得愈深入,便會越來越意識到無法完全表達出真正想寫的東西。」而福瑟的處理方式,就是用靜默的方式去寫。方祺端笑言,有些靜默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就是這樣存在著。然而,此劇優秀之處在於,雖然在寫一些看似平常的東西,「但因為角色選擇和演員的關係,所面臨的選擇卻是無數的。」
    簡短到近乎吝嗇的對白和不斷重複的日常短句,但梁天尺就在重複的短句之間來思考角色的背後想法。「劇中出現很多『靜默』和停頓(pause)。這個故事發生在墓園,男人經歷離婚、又重新遇上新情人、又再度結婚,然後親人離世。在此狀態下,男人與不同人之間的交談中出現的『靜默』就會變得好有份量,而不是如我們日常朋友間的『突然靜咗』。」然而,那不是空洞的空白,而是充滿張力的戲劇時刻,讓觀眾得以窺見角色內心的波瀾,創造出一種奇妙的戲劇張力。
     

    劇本出現多次的『靜默』和停頓(pause)
     
    他續道,「這些停頓(pause)和靜默的時間,作為演員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強而有力的瞬間。其實這種情況在許多不同的作品中都能見到,但在《秋之夢》,這種停頓特別被放大。在密集的對話中,突然出現許多停頓,這些停頓的寫得非常清晰,這些停頓貫穿整部作品。」他舉例角色在閒聊中,突然之間安靜了。然後角色走向墓碑,開始講述一些故事,甚至是笑話。當中出現的「長期靜默」使他思考角色是否在消化死亡的意義,或者是否有什麼事情令他感到難以承受,因此需要尋找其他事情來做。「這種探索和理解的過程,讓我們在欣賞作品時,能夠感受到更深層次的意義和樂趣。」這些地方讓演員面對挑戰的同時也增添了許多趣味。這些線索是給作為演員的他去探索角色內心的思維和情感波動,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且充滿樂趣的過程。
     

    停頓(pause)和靜默的時間
     
    文化轉譯的挑戰
     
    《秋之夢》是挪威劇本。在挪威常用的語言有三種,書面挪威語 (Bokmål)、新挪威語 (Nynorsk) 及薩米語 (Samic),福瑟是以新挪威語書寫。它以短句為主,因句法不同致使韻律有變,聽起來較強節奏感。問及語言挑戰,方祺端坦言:「非常困難,比預想中更加困難。」劇團最初是先看了英文版本,再將其翻譯成中文,而不是直接將新挪威語翻譯成中文,但在理解角色和想法時,他們還是要回歸至新挪威語語境中進行對照和確認。「歐系語言與廣東話相差太多。因此,不能僅僅將新挪威語的表達硬套過來,轉成廣東話。不然,會翻譯出古怪的句式,並且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感。劇中有很多靜默的片段,這些靜默其實也是在說話。但靜默中所思考的內容,也會影響他們接下來的表達方式。」因此,劇中存在許多空白的部分,需要演員去感受和把握情緒流動。
    又例如涉及到「yes」這個詞,但實際上有許多種「yes」的表達,對於這些「yes」所對應的中文翻譯,他們都需要確認最終使用的是哪一種表達。「然而,我們又不能過於詮釋,因為過度的詮釋會扭曲原本的含義,但同時也不能完全不作詮釋。這之中存在許多選擇,而我認為,這種複雜性在演員進入角色之後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
    回到演員的角色上,梁天尺認為確實會有理解上的困難。「這些地方較為麻煩就是要明白角色的情感和態度。簡單如『口渴嗎?』,若是在回答前加『嗯……』,再停一停。那就要猜角色為什麼要想這麼久。」這些細微之處需要演員去揣摩,理解為何要這樣反應。「現在我們終於定下了一個相對成熟的版本。在這過程中,我們不斷調整細節,因為生活中存在著太多可能性。即使是一些簡短的對話,角色的情感轉變也能顯著影響他們的心理狀態。」因此,在文本轉換為廣東話的過程中,花了大量時間去確保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調整節奏和表達方式,使其更符合廣東話的習慣。
    他們亦分享,在挪威才會出現而香港甚少的情景。「挪威秋天日照時間好短。劇本是設定在深秋,日照時間是由下午三四點開始日落。可以想像一個葬禮,突然間天黑,但可能不過是三四點。在香港會好清楚知道,但挪威的天黑可能是下午茶時間,影響對外界的感受,尤其是下午坐在公園與晚上坐在公園已經是很不同。」在呈現挪威的具體時間和氛圍時,確實存在無法完全直譯的情況。雖然觀眾可能無法直接理解當前的背景,但他們也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去捕捉這種氛圍對故事的重要性,以確保能夠準確反映劇本所需的情感和背景。

     
    《秋之夢》不是辯論,而是共感
     
    「我選擇這部劇本的原因非常簡單,我覺得寫得好,而我相信文本和文字的力量,能夠深深傳達給觀眾。我並不是要重現挪威的景色,或者將其轉化為香港的情境。而我感受到了劇中存在的狀態,面對焦慮或死亡等主題的共鳴,這些經歷使我產生了共感。」福瑟的獨特創作風格是扎根於具體的生活場景:一對夫妻在廚房中的沉默、鄰居間簡短的對話、反覆出現的日常儀式……正是在這些看似瑣碎的片段裡,時間的流逝與停滯被具象化,形成一種近乎可觸摸的存在感。
    他認為,《秋之夢》所探討的情感對香港觀眾而言可能較為陌生。「這部作品的重點不在情節,而在人物的狀態——那些深藏於內心的慾望、責任與愧疚交織而成的存在困境。」這種陌生感並非源於挪威或歐洲的文化差異,而是因為香港觀眾較少接觸這類主題,因此初次面對時或許會感到困惑,甚至難以進入。
    當被問及對觀眾反應的期待時,他坦言,觀眾未必能在觀賞後立刻得到明確答案。「若能引發某種共鳴,使他們聯想到自身的某段經歷,甚至重新審視過往,便已足夠。例如,二十年後回望,曾經耿耿於懷的事,或許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補充,若觀眾能進一步延伸思考,自然更好。但這部劇的本質並非辯論,不會提供非黑即白的結論,而是一段生命經驗的呈現,希望觀眾從中感受、反思,並獲得新的視角。
     

     
    ***
     
    《秋之夢》Dream of Autumn
     

    不是墓園的墓園

    未曾再見又再見
    生和死相遇
    漫天紅葉 遍地黑土
    滿身浮塵
    堆疊浪濤悠悠
    迴盪波光粼粼
     
    深秋的墓園裡,一對男女在葬禮前夕重逢,二人的過去、現在、未來,從瑣碎的對話中逐步展開;隨著男人的父母與前妻出現,看似平凡的生活片段,漸次揭開埋於心深處的焦慮……
     
    透過五個角色的再遇與訣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以其標誌性的簡約筆觸,書寫死亡與生命交織的人生風景。在蒼茫的景色中,拼貼現實與夢境,重疊不同時空維度,一同聆聽無法言說的孤獨與寂靜。
     
    創作團隊
     
    編劇:約恩.福瑟 (挪威)
    粵語翻譯:譚元野
    導演:方祺端
    演出:梁天尺、蔡運華、伍潔茵、葉嘉文 (澳門)、劉曉樺
    舞台美學:謝徵燊、梁寶榮^、成博民、何珮姍
    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陳樂詩
    宣傳設計:StudioTIO
    監製及宣傳:陳瑋欣
     
    ^ 承蒙香港演藝學院允准參與是次演出
     
     
    演出日期及地點
     
    25.7.2025 8pm
    26.7.2025 2:30pm
    26.7.2025 8pm
    27.7.2025 2:30pm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280 (正價) |$150 (優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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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rt-mate.net/doc/8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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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瓶座的女子,容易被文字感動,是完完全全的F人(笑)喜歡寫詩時,把想像建構成可安放情緒與想法的世界。即使零碎,還是很喜歡親自拼湊碎片的樂趣。兩年前開始經營著echo in the aqua,不定時分享創作與生活紀錄,練習給自己找一個溫柔的出口,希望一直成為純粹喜歡寫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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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我們
      都擁有觸碰美好的能力
       
      晴空下的漫步、愛人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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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視線所及的養分
      無法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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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與誰和不與誰對話
      在於看進你雙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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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手心
      長滿因共感而生的痕
       
      就連陌生人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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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哪一種選擇,未來都是一片荒源——訪《哪一天,我們會紅》編審李卓風,導演應智贇

      何阿嵐
      記者,以電影為業,現時旅居英國。「我更感興趣藝術家的生活,而不是他們的藝術」──Philippe G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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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viutv
         
        訪問及撰文:何阿嵐
        攝影:張凱傑
         
        劇集《哪一天,我們會紅》(下稱:《紅》)的英文片名是 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直指 Andy Warhol 所說的「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會有成名的十五分鐘」。在 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構成的演算法現實,這十五分鐘愈來愈短,成名變得容易而脆弱。劇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它描繪一代又一代影像創作者,如何在現實與虛構、自我與人設、友情與利益之間遊走,拼湊出一代創作者、表演者、內容製作人與觀眾之間錯綜的身份與價值交織,對創作本身、媒介環境以至何謂「紅」提出追問。
         
        A:記錄一代人青春的樣子劇集講述更多是幕後的人與事,他們經歷成員跳槽、網紅聯乘、公關災難、炒作真人騷、應援文化與網絡暴力。劇集直面 YouTuber 現象背後的矛盾,要表達真我?還是創造人設?成名等同自由?還是更大的不自由?故事由三名電影系學生 Michelle、Gthan 和 Jacky 開始,三人畢業後找不到進入電影行業的門路,索性自資成立 YouTube 頻道「無景深」,決心靠自己「爆紅」。隨著 Sugar 與 Anna 的加入,無景深在網絡世界迅速展開版圖,並與其他人氣頻道短兵相接,展開一場由流量與演算法主導的現實版權力遊戲。
         
        擔任編審與策劃的李卓風,與拍檔唐翠萍,近作就有《IT 狗》和引起話題的電影《白日之下》,都是以社會背景、職業身份為基礎的作品。李卓風認為《紅》沒有離開近十年來,追夢這個主流題材,「當中學生都會說要做 YouTuber時,這時,我想這部劇是對當下的一種回應。像《哪一天我們會飛》那類作品,總是說著抗拒平庸。但飛,是否就代表不平凡?網絡媒介的出現,讓我們都像活在 Warhol 的預言裡面,人人都可以上位。」
         
        但劇作不只是關注以 Marf 邱彥筒飾演的 Michelle 為首的「無景深」為主,情侶組合「格拉底與士多甩」、個人經營的「24Bobbies」都在劇中擔當重要角色,劇中描繪了從丙先生的第一代 YouTuber 到「無景深」,事實上這十年間的發展已產生出幾個世代。 「層層疊」那一代代表了將 YouTuber 工業化,像毛記與試當真再將社交平台娛樂內容升級。直到今天,大眾對youtuber 印象不佳,更曾有電影行業的老前輩,認為Youtube 不入流,無法視為娛樂工業的一部分,就像十多年前,TVB 曾提出節目《網絡挑機》,表面上是邀請 YouTuber 上節目,實際卻以主流媒體的高姿態羞辱他們,「這種敵意是老媒體對新媒體的對抗。」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卻又借由老媒體的曝光才為人認識。「我們希望給予這些創作者肯定。」李卓風提到劇中群像式的處理:「群像不是噱頭,是想讓每個角色都成為主角,像契訶夫所說,沒有人是配角。我們寫很多角色,因為想大家看到新一代演員的潛質。」
         
        拍過《深宵閃避球》和兩部喜劇的新導演應智贇,認同李卓風的說法。自言喜歡《買兇拍人》和《絕世好》瘋狂喜劇,多過王家衛的他, 在執導的過程中最深的體會都在演員身上,「新一代演員未玩得夠,需要像從前《超級學校霸王》那類電影去激活他們身上的能量。其實就是他們青春的一種記錄。」兩位創作者都坦言,這部劇是「貪心」的,試圖將不同生態、世代的樣貌呈現。
         

        圖片來源:viutv
         
        B:世代觀察與媒介批判
        《紅》既是劇情片,也是媒介研究與文化評論的劇集。李卓風說:「追夢、飛翔這些概念,往往與『不平凡』掛鈎。但現今網絡世界,其實是一種集體對平庸的拒絕。每個人都在追尋屬於自己的十五分鐘,網紅、Youtuber 已經成為中學生的夢想職業。」
         
        導演應智贇則以自身經歷說明:「我以前做場記,最喜歡《買兇拍人》,還拿 DVD 請葛民輝簽名。但現在年輕人還會看電影嗎?創作的意義與形式早已轉變,YouTube 已成為一個成熟的工業,這部劇就是想呈現這種變化。」
         
        他們指出這部劇不只描繪 YouTuber,而是探索「媒介形態如何形塑創作與觀看」。ViuTV 的播放模式,每週一至五播放,也影響了劇本設計。「我們將劇集分成三個五集單元,像大台的刑偵劇那樣,一週講一個主題。這與 Netflix 一次過放哂的觀看體驗不同,我們也刻意安排片段能獨立被觀看,回應現時觀眾的碎片化習慣。」應智贇補充:「TikTok、IG Reels 的短影音正在改變整個觀看生態,未來 YouTuber 的身份會變成怎樣,我們都不知道。」
         
        這部劇的最大野心之一,是在群像中捕捉一整代創作者的掙扎與轉型。「網絡本身就沒有主角,」風說,「每個人都是發聲者,因此我們寫了很多角色,是想讓觀眾看到這一代新演員的潛質,讓他們有機會試、有機會玩。」
         
        應亦指出:「Jacky 是我最投入的角色之一。他喜歡王家衛,執著於作品的純粹;而 Kimchi則是人生與創作都陷入低潮。觀眾常批評得太 mean,但一句說話就足以毀掉一位創作人。」
         
        Annie 是另一個充滿矛盾的角色。她在幕前自信外放,擅長與觀眾互動,是頻道的門面與吸粉主力;但鏡頭背後,她清楚知道這份人氣是脆弱而短暫的。她時常提到「做自己」的重要,但所謂的自己,是否已被觀眾的想像與演算法的偏好塑造成某種模板?她的自信,是抵禦不確定性的武器,也是某種習得性的生存策略。
         
        而 Sugar ,則像是群像裡提出異議聲音的來,她不擅言詞,總是靜靜地站在角落觀察。但正因如此,她成為記錄一切的存在。劇中多場她與男友之間的討論,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困惑,像是創作者良心的倒影,也提醒我們:當一切都變得可以表演、可以剪接時,是否還有人願意為「未完成」與「無聲者」留下空間?
         

        圖片來源:viutv
         
        D:當「紅」變成衡量一切的單位
        但在觀眾分層碎片化的時候,甚麼是「紅」?「紅」的標準又是甚麼?應智贇笑指用自己的名字為例:「叫得出你全名,知道點讀你個名,就算紅。」李卓風則進一步分析:「紅有兩種:一種是流量,一種是記憶與歷史的累積。前者可以是一時刺激,但很快會被取代。你問田雞這一代人,可能都會說:『你估有冇人一年後記得你?』」
         
        這個提問不只針對創作者,也針對觀眾。「我們其實想問的是:你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你自己的自己?」應說,「創作其實就是一場冒險,把自己放在大眾面前,要付出的代價是甚麼?」
         
        這種拉扯與自我投射的狀態,正如娜歐蜜‧克萊恩在《分身》一書中提到,當人們將自己的形象上載至社交媒體、製作網紅人設時,其實正在進行一種「數位化的分身創作」。這個「分身」既是為大眾觀看的影像代表,也逐漸吞噬我們真實的自我:「我們在數位世界裡維持某種網絡形象或角色,這個分身既是我們,又不是我們。」
         
        她指出,這種文化鼓勵我們將自己當作個人品牌,打造能吸引注意力的身份版本。在《紅》中的角色,如 Jacky 作為幕後固守真我、Sugar 則適應人設與市場,兩種姿態都在回應這種「為了被觀看而存在」的現實。觀眾說「看過」一套劇,往往只看了一個剪輯片段,甚至只是記得某個角色的形象或一場戲的對白。那個可消費、可快速轉換的「我」,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紅」。
         
        李卓風總結說:「如果你追的是流量,你終有一天會過氣;但如果你追的是永恆,觀眾又冇耐性,這條路真係好難行。『那一天我們會紅』其實是一句無止境的自我提問。但無論選擇,那一種方向,前面都是一片荒涼,沒有人知道會怎樣走下去。」
         

        圖片來源:張凱傑攝
         
        E:觀看作為認同的延伸
        《紅》不單描繪創作者如何塑造自己,也呈現觀眾如何透過觀看參與塑造過程。李卓風提到:「我們現在觀看的方式,本身已經變成某種演出。」例如角色 Anna 早期因跳舞片段走紅,但觀眾最終只記得她「識郁」,這一種反思,正是劇集的鏡面:我們在看別人的同時,也在尋找自己的模樣。
         
        「我們不單只係觀眾,更像演算法養出來的另一個演員。」《紅》指出的是觀看不是被動行為,而是一種選擇與參與,是在參與建構一個影像世界裡可被記得的片段。
         
        而像克萊恩提到:「當分身愈來愈像我們,甚至取代我們去說話時,我們會不會反而失去了言說的主體?」這一點對照 Jacky 拒絕上綜藝節目的一幕,也許他知道,曝光的代價是身份的重塑與異化,最終再無人記得他原初的創作理想,只記得他「爆粗剪片好正」。
         
        我們也許正在告別一種單一主體敘事的時代。在群像故事中,誰來說故事、誰又能留下來,變得不再那麼確定。《紅》的貪心正正在於此:它不是單一主角的奮鬥史,而是一代創作者的集體試探。
         
        那些觀眾輕描淡寫的「睇過」,背後是多少創作者熬夜趕剪、臨時寫稿、準備燈光、處理硬碟損壞、收不到片酬卻仍堅持更新的故事。要紅,從來不是件浪漫的事。

        圖片來源:張凱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