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哪一種選擇，未來都是一片荒源——訪《哪一天，我們會紅》編審李卓風，導演應智贇

何阿嵐

圖片來源：viutv
 
訪問及撰文：何阿嵐
攝影：張凱傑
 
劇集《哪一天，我們會紅》（下稱：《紅》）的英文片名是 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直指 Andy Warhol 所說的「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會有成名的十五分鐘」。在 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構成的演算法現實，這十五分鐘愈來愈短，成名變得容易而脆弱。劇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它描繪一代又一代影像創作者，如何在現實與虛構、自我與人設、友情與利益之間遊走，拼湊出一代創作者、表演者、內容製作人與觀眾之間錯綜的身份與價值交織，對創作本身、媒介環境以至何謂「紅」提出追問。
 
A：記錄一代人青春的樣子劇集講述更多是幕後的人與事，他們經歷成員跳槽、網紅聯乘、公關災難、炒作真人騷、應援文化與網絡暴力。劇集直面 YouTuber 現象背後的矛盾，要表達真我？還是創造人設？成名等同自由？還是更大的不自由？故事由三名電影系學生 Michelle、Gthan 和 Jacky 開始，三人畢業後找不到進入電影行業的門路，索性自資成立 YouTube 頻道「無景深」，決心靠自己「爆紅」。隨著 Sugar 與 Anna 的加入，無景深在網絡世界迅速展開版圖，並與其他人氣頻道短兵相接，展開一場由流量與演算法主導的現實版權力遊戲。
 
擔任編審與策劃的李卓風，與拍檔唐翠萍，近作就有《IT 狗》和引起話題的電影《白日之下》，都是以社會背景、職業身份為基礎的作品。李卓風認為《紅》沒有離開近十年來，追夢這個主流題材，「當中學生都會說要做 YouTuber時，這時，我想這部劇是對當下的一種回應。像《哪一天我們會飛》那類作品，總是說著抗拒平庸。但飛，是否就代表不平凡？網絡媒介的出現，讓我們都像活在 Warhol 的預言裡面，人人都可以上位。」
 
但劇作不只是關注以 Marf 邱彥筒飾演的 Michelle 為首的「無景深」為主，情侶組合「格拉底與士多甩」、個人經營的「24Bobbies」都在劇中擔當重要角色，劇中描繪了從丙先生的第一代 YouTuber 到「無景深」，事實上這十年間的發展已產生出幾個世代。 「層層疊」那一代代表了將 YouTuber 工業化，像毛記與試當真再將社交平台娛樂內容升級。直到今天，大眾對youtuber 印象不佳，更曾有電影行業的老前輩，認為Youtube 不入流，無法視為娛樂工業的一部分，就像十多年前，TVB 曾提出節目《網絡挑機》，表面上是邀請 YouTuber 上節目，實際卻以主流媒體的高姿態羞辱他們，「這種敵意是老媒體對新媒體的對抗。」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卻又借由老媒體的曝光才為人認識。「我們希望給予這些創作者肯定。」李卓風提到劇中群像式的處理：「群像不是噱頭，是想讓每個角色都成為主角，像契訶夫所說，沒有人是配角。我們寫很多角色，因為想大家看到新一代演員的潛質。」
 
拍過《深宵閃避球》和兩部喜劇的新導演應智贇，認同李卓風的說法。自言喜歡《買兇拍人》和《絕世好》瘋狂喜劇，多過王家衛的他， 在執導的過程中最深的體會都在演員身上，「新一代演員未玩得夠，需要像從前《超級學校霸王》那類電影去激活他們身上的能量。其實就是他們青春的一種記錄。」兩位創作者都坦言，這部劇是「貪心」的，試圖將不同生態、世代的樣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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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世代觀察與媒介批判
《紅》既是劇情片，也是媒介研究與文化評論的劇集。李卓風說：「追夢、飛翔這些概念，往往與『不平凡』掛鈎。但現今網絡世界，其實是一種集體對平庸的拒絕。每個人都在追尋屬於自己的十五分鐘，網紅、Youtuber 已經成為中學生的夢想職業。」
 
導演應智贇則以自身經歷說明：「我以前做場記，最喜歡《買兇拍人》，還拿 DVD 請葛民輝簽名。但現在年輕人還會看電影嗎？創作的意義與形式早已轉變，YouTube 已成為一個成熟的工業，這部劇就是想呈現這種變化。」
 
他們指出這部劇不只描繪 YouTuber，而是探索「媒介形態如何形塑創作與觀看」。ViuTV 的播放模式，每週一至五播放，也影響了劇本設計。「我們將劇集分成三個五集單元，像大台的刑偵劇那樣，一週講一個主題。這與 Netflix 一次過放哂的觀看體驗不同，我們也刻意安排片段能獨立被觀看，回應現時觀眾的碎片化習慣。」應智贇補充：「TikTok、IG Reels 的短影音正在改變整個觀看生態，未來 YouTuber 的身份會變成怎樣，我們都不知道。」
 
這部劇的最大野心之一，是在群像中捕捉一整代創作者的掙扎與轉型。「網絡本身就沒有主角，」風說，「每個人都是發聲者，因此我們寫了很多角色，是想讓觀眾看到這一代新演員的潛質，讓他們有機會試、有機會玩。」
 
應亦指出：「Jacky 是我最投入的角色之一。他喜歡王家衛，執著於作品的純粹；而 Kimchi則是人生與創作都陷入低潮。觀眾常批評得太 mean，但一句說話就足以毀掉一位創作人。」
 
Annie 是另一個充滿矛盾的角色。她在幕前自信外放，擅長與觀眾互動，是頻道的門面與吸粉主力；但鏡頭背後，她清楚知道這份人氣是脆弱而短暫的。她時常提到「做自己」的重要，但所謂的自己，是否已被觀眾的想像與演算法的偏好塑造成某種模板？她的自信，是抵禦不確定性的武器，也是某種習得性的生存策略。
 
而 Sugar ，則像是群像裡提出異議聲音的來，她不擅言詞，總是靜靜地站在角落觀察。但正因如此，她成為記錄一切的存在。劇中多場她與男友之間的討論，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困惑，像是創作者良心的倒影，也提醒我們：當一切都變得可以表演、可以剪接時，是否還有人願意為「未完成」與「無聲者」留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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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當「紅」變成衡量一切的單位
但在觀眾分層碎片化的時候，甚麼是「紅」？「紅」的標準又是甚麼？應智贇笑指用自己的名字為例：「叫得出你全名，知道點讀你個名，就算紅。」李卓風則進一步分析：「紅有兩種：一種是流量，一種是記憶與歷史的累積。前者可以是一時刺激，但很快會被取代。你問田雞這一代人，可能都會說：『你估有冇人一年後記得你？』」
 
這個提問不只針對創作者，也針對觀眾。「我們其實想問的是：你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你自己的自己？」應說，「創作其實就是一場冒險，把自己放在大眾面前，要付出的代價是甚麼？」
 
這種拉扯與自我投射的狀態，正如娜歐蜜‧克萊恩在《分身》一書中提到，當人們將自己的形象上載至社交媒體、製作網紅人設時，其實正在進行一種「數位化的分身創作」。這個「分身」既是為大眾觀看的影像代表，也逐漸吞噬我們真實的自我：「我們在數位世界裡維持某種網絡形象或角色，這個分身既是我們，又不是我們。」
 
她指出，這種文化鼓勵我們將自己當作個人品牌，打造能吸引注意力的身份版本。在《紅》中的角色，如 Jacky 作為幕後固守真我、Sugar 則適應人設與市場，兩種姿態都在回應這種「為了被觀看而存在」的現實。觀眾說「看過」一套劇，往往只看了一個剪輯片段，甚至只是記得某個角色的形象或一場戲的對白。那個可消費、可快速轉換的「我」，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紅」。
 
李卓風總結說：「如果你追的是流量，你終有一天會過氣；但如果你追的是永恆，觀眾又冇耐性，這條路真係好難行。『那一天我們會紅』其實是一句無止境的自我提問。但無論選擇，那一種方向，前面都是一片荒涼，沒有人知道會怎樣走下去。」
 

圖片來源：張凱傑攝
 
E：觀看作為認同的延伸
《紅》不單描繪創作者如何塑造自己，也呈現觀眾如何透過觀看參與塑造過程。李卓風提到：「我們現在觀看的方式，本身已經變成某種演出。」例如角色 Anna 早期因跳舞片段走紅，但觀眾最終只記得她「識郁」，這一種反思，正是劇集的鏡面：我們在看別人的同時，也在尋找自己的模樣。
 
「我們不單只係觀眾，更像演算法養出來的另一個演員。」《紅》指出的是觀看不是被動行為，而是一種選擇與參與，是在參與建構一個影像世界裡可被記得的片段。
 
而像克萊恩提到：「當分身愈來愈像我們，甚至取代我們去說話時，我們會不會反而失去了言說的主體？」這一點對照 Jacky 拒絕上綜藝節目的一幕，也許他知道，曝光的代價是身份的重塑與異化，最終再無人記得他原初的創作理想，只記得他「爆粗剪片好正」。
 
我們也許正在告別一種單一主體敘事的時代。在群像故事中，誰來說故事、誰又能留下來，變得不再那麼確定。《紅》的貪心正正在於此：它不是單一主角的奮鬥史，而是一代創作者的集體試探。
 
那些觀眾輕描淡寫的「睇過」，背後是多少創作者熬夜趕剪、臨時寫稿、準備燈光、處理硬碟損壞、收不到片酬卻仍堅持更新的故事。要紅，從來不是件浪漫的事。

圖片來源：張凱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