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字
第八十八期
在愛荷華寫作——火宅與熱風
余婉蘭
印尼雅加達、尼泊爾加德滿都、菲律賓馬尼拉、法國各地、席捲至秘魯利馬。
火頭、煙硝、血、街頭、海賊王黑色骷髏頭旗幟、拘捕或槍殺。八月至十月。俄烏及以巴的戰爭持續。
翌晨，總有幾個作家蒼白而難看。整夜未寐。
某夜中國作家T在開放式廚房，炮製一道又一道油爆大量辣椒、花椒等的暴烈菜餚。煙霧在斗室襲來，無法驅散。
香港作家W，嗅見自似近還遠的記憶中，回溯的催淚彈味。
他說他一下子，「Pain attack了。」
所有作家逃亡到陽台。
除了東非馬拉威作家N，他坐在大廳，喝著啤酒。「2019年（香港反送中同年），馬拉威其中一個政黨被指控操縱選舉，群眾上街，爆發衝突。」引致總統選舉在兩年後，重新投票。「自此幾年，相同的總統候選人，輪流交替上場，但兩個我都不喜歡。」即香港人說的含淚投票、硬食。
他由學生時代已在前線示威，警察追捕，直至後來任職政府教育部官員，示威者遊行至他工作的市政辦公室，遞交請願信——「示威總是終結在門前。」馬拉威的示威者，以肉身上陣，從來沒有防毒或防彈裝備。
擲石頭，砸碎他辦公室的玻璃，然後放火。驅散。追捕。警察放催淚彈。
開槍。
他說，催淚彈，或貧苦大眾隨處焚燒煮食。那些襲人的煙霧，他自小就習慣。
1964年至1994年被稱為馬拉威「失去的年代」，一黨獨大，由獨裁者Kamuzu Banda管治。「不少馬拉威作家，如Jack Mapanje、Legson Kyira等人，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監禁。有的作家如Steve Chimombo沒有放棄書寫，以Cryptic writing，隱晦、秘密的書寫方式而倖存。」
「2011年另一場示威，我曾目睹過一個示威者無比殘忍地被槍殺。」馬拉威作家N把這些都寫下來，只是礙於公職，暫時不能發表。
終有一天，他說他一定會發表。
所謂「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的「暴徒們」，覆蓋透風的黑色面罩，身軀瘦小，奔跑時，腳跟會像豹般躍起。在喋血的街頭成為獵物，還擊時又像一團持久不散的黑色風暴。歷史重影般，反反復復。
有的倒下，有的又站起來。不分國度，性別，膚色或者命運。
眾人身體裡繼承、以及埋葬一場一場相像的戰爭，革命，或夢魘一樣的暴動。
有的來自祖先，前世，跨代，今生，或者今生的前半生，或者未來的未生。作家K在愛荷華，新奧爾良前往奴隸園的巴士上，酒吧，或者暗夜駐滿無家遊民的街道，課室，圖書館，聽著作家們一再訴說自身的故事。
作家K或想到自己的。
時空有種交疊的異妙。
亞美尼亞作家G說：「土耳其境內有一座聖山亞拉臘山，本屬於亞美尼亞，傳說古代挪亞方舟曾停泊，對現代亞美尼亞人而言，亞拉臘山是精神象徵，也是失去家園的象徵。」
你可以想像，我們從首都耶烈萬，每天遠眺亞拉臘山，提醒著你，不再擁有它。
他說，我們的歷史就是一場被掠奪、失去的歷史，如今鄰近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強國，如今我們只剩下小小一片國土。
「然而亞美尼亞的歷史，也是關於抗爭、反抗的歷史。」他能感覺血液中的基因，從不以國內主流的俄語或英語書寫，他堅持以消亡中的亞美尼亞語書寫。
他說，土耳其政權，從來沒有承認1915至1917年在亞美尼亞施行的種族滅絕。根據土耳其刑法典第301條「禁止侮辱土耳其」。
土耳其境內，你一提及此事，將被拘捕，或殺害。
****
秘魯作家R是第一位被「愛荷華國際作家計劃」邀請的秘魯女性作家，此前唯一的一位是男性。至今只有兩位秘魯作家入選。
「每次遊歷各地，遇上不同國族、政見的人，必須小心翼翼，你不知道對方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立場。」她並沒有中國曆法「赤馬紅羊劫」的概念，卻說，尤其2025年是箭在弦上，矛盾激化之年。當下政治局勢如同末日前夕，隨時把世界滅頂，人心也可能顛倒泯滅。
「我們這一群作家，偏偏在這一年遇上。」
香港作家W是她在這裡第一位同伴。信任因靈魂相近而生，沒有別的。印尼作家Ａ說，因為不公義而站出來抗爭的人，都是我的戰友。他們都有一樣的靈魂。
印尼作家A十六歲已參與第一場社會運動「黑色五月暴動」，推翻獨裁者蘇哈托政權，他笑著說，自己精於製作「莫洛托夫雞尾酒」。「每次抗爭數月，甚至以年計。很少回家。」2004年，他因參與一場示威遊行離家，南亞海嘯席捲印尼、泰國等地。待他返家時，家園已沖毀覆滅，親人下落不明，至今仍未找回屍首。海嘯最終造成23萬人死亡，170萬人無家可歸。
印尼作家A剩下自己，及其夢魘。但他依然投入後來每一場變革的遊行與抗爭之中。
駐留愛荷華時，印尼再次爆發示威。群眾反對總統Prabowo Subianto——他任將軍時，曾經綁架親民主人士。印尼作家A決定回到一篇尚未完成的小說，關於精英軍人部隊，執行總統指派的秘密行動——於1989至1998年間對平民進行的綁架、嚴刑拷打、性侵及處決等惡行。
作家們互稱時，用「Comrade」一字，而非「Friend」或者「Companion」。（他們三或四人，一開始就默契地流連喬治亞的酒吧議政議事，成為彼此的Comrade。後來小組織命名為「浪漫狗」，成員增至九人。）
世界文學的課室，秘魯作家R說：「我是利馬一代失落的詩人，整個青春年代，被戰爭偷走。也有人說90年代，秘魯沒有女詩人，事實上我們等待更好的時機。」她自80年代已開始寫詩，卻在1999年才出版第一本詩集。「一切來得太晚。」
「歷經多年的軍事統治，第一場民主選舉在1980年舉行，共產黨「光輝道路」向秘魯政府宣戰，再加上「圖帕克阿馬魯」革命行動上場交戰。很少人意識到，秘魯歷時了二十多年內部武裝衝突。」這也是她國最血腥的「Dirty War」之一。
2020年11月，秘魯總統一星期內換了三任，而新上場的總統，支持率不足2.5%。「我們不再生活在科幻小說中，現在更像恐怖片。」她說。
1996年，作家R從秘魯移民到芬蘭後，她面對移民作家的母語危機問題。移民作家們本來以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語言書寫，政府卻建議他們放棄母語，改用英語書寫。「在芬蘭，你只有用瑞典語及芬蘭語書寫，出版才獲得資助。」
她這樣形容自己的童年，還要到很後來，讀到報紙，才知道秘魯利馬由海浪沖積而成。
「我從來沒有海洋的想像。秘魯、特別利馬，海洋無跡可尋。」自小她著迷而不安地目睹父母在沙漠中建屋，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持續遷移。
她也一生持續遊歷、遷移，如像她母她父。總遙遠地想望出生地、根土，卻一生在異國守護自己族群的語言與記憶。
她說，捍衛語言，即捍衛存在。
她回想起小時，必須接受西班牙語言的教育，而故鄉所存有不同部落48種秘魯原住民的語言，是一一如何被剝奪、失落。2010年她在芬蘭成立「Sivuvalo」，翻譯不被看見、但閃閃發亮的移民作家的詩歌，重新定義芬蘭文學。
從秘魯走到芬蘭，她反問，自己帶著什麼離開。從芬蘭，重返故鄉，她又會帶回來什麼。
秘魯作家R遠行時，常帶上一頂掛頸的草帽，像剛從陽光普照、遍地豐沛生意的地方回來，她說，草帽代表著家。想起自己的母親說，記憶一旦被書寫，就占領空間，永久留下跡痕。唯有透過書寫，家得以無所不在。
「寫作，是一種宗教行動，詩歌是我的宗教信仰。」
秘魯作家R在作家群中，如同母親的形象，她溫柔而堅定說，因詩歌承載歷史及政治，讓集體找回一種聲音得以言說。
唯沒有眾神，也沒有膜拜、由上而下，人才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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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揚動，午後日光將萬物切割成明暗。一明與一暗，在熱風中，騷動不止。
人也像葉子在輕晃、剝離及抖落。
風為大，萬物因而知曉自身的形態。
聶華苓女兒藍藍，買來芝士蛋糕，為母親第二天的忌日而預備。前一天，她帶著台灣作家E及香港作家K，來到她母親及老爹Paul的墓前。
卒年新刻上去，繞一圈見到碑後寫有Paul的詩句：「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藍藍說，母親死後，沒有夢過她，沒有流很多淚水。母親活得長命，差不多百歲。晚年，她沒有離開與老爹Paul共同生活的屋子，直至在睡夢中安祥離世。
「照顧一個老人家，開支不少，不容易負擔。好幾位中國作家如莫言、遲子健及畢飛宇等人，說要為母親募捐，作晚年照顧的開支。我心裡一直感激他們仗義。」
2025年是第一年她帶駐留的作家，前來母的墓前、而非到那間招待來客、封存舊日時光的房子。
路上，藍藍談到李怡不平順的晚年景況，談到潘耀明成為香港文學館館長的事。原來，她不知道香港民間，有另一個香港文學館深耕多年。
1983年，與潘耀明同年參加愛荷華駐留計劃，還有陳映真。早在1968年，聶華苓計劃同時邀請陳映真及哈維爾到愛荷華。
結果，主張中國和平統一台灣的陳映真，被捕入獄；同年哈維爾因蘇聯坦克入侵布拉格，逃亡匿藏。
聶華苓夫婦二人營救陳映真，不下數次。找來律師，為其辯護。陳映真坐牢八年。在台灣當局的政治壓力迫使，海外作家為其聲援，1983年，陳映真終於抵達愛荷華。
藍藍和台灣作家E，也談到台灣日據時期的作家楊逵，他曾經參加抗日農民運動及文化運動，被日本當局逮捕監禁十多次；其後1949年，要求國民黨釋放二二八事件的被捕者，發表「和平宣言」，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再次被逮捕入獄12年。
1982年，聶華苓夫婦邀請77歲的楊逵，來到愛荷華。
「母親邀請來來的，都介入時政的異議分子、左翼作家。」她說，這也是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精神與核心之一，把各種意識形態，不同理念及關懷的中港台作家，聚首一地。在複雜的政治形勢之下，這群作家定義著，書寫如何與政治、社會現實糾纏不休；而文學又是如何超脫於國族政治，重申人的價值，及對理想世界、自由公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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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秋風時大、時小。日光的印象同樣。回憶的召喚而來，也順著風勢，時重時輕。
光影索索。
作家K記起，在同一個墓園，曾偶遇過一頭鹿，凝視她時，如同凝視著新來的、可疑的鬼魂般。
牠一直迎來疑似亡者的生人。
黑天使彷彿在她的耳邊，低語，說著人類血色的、無邊際的苦難，同樣人類永不空廢的徒勞。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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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荷華寫作——Empty Cicada
王証恒
藝術圖書館（University of Iowa Art Library）外的水池漸漸乾涸，魚頻頻點出漣漪。一群加拿大雁（Branta canadensis）浮游著。孩子抛杆，魚絲在日光中閃照，尾端的飛蠅假餌反覆掉在水中。蟬在叫。混凝土的巨人長滿日暖夜寒的裂紋。
我們偶然談起時間，你說在這個計劃開始時想起結束便覺得傷心了。這麼快嗎？我本來想問。但又止住了。我想起我第一次問起你關於德國的生活，你說每個地方都有好，有不好。
我一般清早在酒店大堂等你，然後慢步過去，有時候我們先去上日本文學課或角色描寫課才去。有次聽到角色描寫課的講師對著各國學生就戲劇衝突（Dramatic conflict）侃侃而談，我們也不解他為何仍對古老的理論視為圭臬，無視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世界各地的文學傳統。我們談起了《紅樓夢》的草灰蛇線以及紛繁的景緻，說著說著就遇到一棵半紅半綠的樹，中午將臨，但月仍掛著。這是第一棵轉紅的樹嗎？那時已是夏末，萬物已走到了脆裂的邊緣。
我們不是一開始便到藝術圖書館寫作的。我們起初每早在遇見（The Encounter Cafe）見面，這咖啡店由一所艾美許教會（Amish church）所擁有。店員都戴著頭巾，說著特別的口音，我們進去像去了另一個時空。我們談起了許多小說，許多生活。而旁邊的人在看著聖經，或說著讀經後的心得，保羅書信、福音書、摩西五經 ，早晨我們虔誠地寫作。
後來是遇見了誰，或是想到更寧靜的地方，我們走更遠。藝術圖書館是一個印度錫金(Sikkim)男生介紹的，那是河的另一邊，看著地圖，穿過那道傳說一個作家因求婚不遂而一躍而下的橋。河泥色的，沒很多水鳥，只見綠頭鴨(Anas patyrhynchos)三三兩兩地游過。
然後是河邊小路，兔和美洲旱獺(Marmota monax)時常見到，牠們站起警戒探看，又埋頭在草堆。在初夏時橡果才零星數顆，但初秋時已落滿一地，路上我們拾起大的、小的、扁的、長的。我在房間的木盤放了很多瑣碎物，數顆橡果也在其中，果實起初淡綠，後乾硬縮小成棕色的，而半蓋著果實的果殼脫落，如一頂帽子。
路上我們總有聊不完的話，在跟日本文學教授肯達爾(Kendall Heitzman)吃飯時他問我們通常用甚麼語言溝通，我說是華語，但你在中學後便沒怎麼說了，而我書寫的語言貼近華語，但是常不懂發音，說出來用詞和語法也有點像書面語。他對所有事都好奇，說過有趣後他便托托眼鏡。
記得在我們第一次聊天時天氣仍有點熱，大伙圍著臺灣作家梓潔做瑜伽，我們談起了劉太格提倡的房屋政策，張優遠的《不平等的面貌》(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一樁新加坡水獺吃掉老伯的錦鯉的新聞；新加坡的市中心有雞四處走，可以餵嗎？我問你。我寫的關於香港企業上市的文章；還有你的小說，我的。
我總尋找著合適的發音，你問我字義，我回答。而你以過於規範的中文回應我，有時你想不到怎麼說，便說個英文的單詞，這個字你懂嗎？有時你問。有時我懂，有時我不懂。後來我跟你說，我們聊天時的漢語都是小小的，像用詞語一塊塊砌出心中的形貌，帶點笨拙的，然而如同撩草字體，如果那個形象早在心中，單憑點、撇、捺便可理解。
穿過幾棵松樹便看到水池，藝術圖書館如同小孩的積木作品，長方體延伸至水池。大樓外牆裝上了沒漆的鐵板，風雨中外牆逐漸鏽成泥紅。而另一側是山崖，幾棵松從崖邊延伸開去攫取光。
我們在樹影中寫小說。你的書我有一本，封面是一個小孩牽著外傭的手，在新加坡的日落黃昏。起初引起我注意的是〈田園城市 〉(Garden city)，小說關於一個老伯在荒廢的土地種植花卉給妻子，然而最終樂土卻被拆毀。
在新加坡這個唯發展是尚的城市，自然景觀所剩不多，政府固然在保育冠斑犀鳥（Malabar Pied Hornbill）方面有一定功績，在1977年的「河川淨化運動」（Clean River Campaign）後又將原生物種江獺（Smooth-coated otters）重新引入，然而這些案例卻無可抵消大規模填海與急速城市化所造成的破壞。
推土機轟隆作響，大廈冒升，市民自建的一席之地卻無可保留。〈田〉以已為人母的女兒的角度出發，一種城市獨有的憂鬱目光浸染目下種種，淡薄的顏色折射一種我身不屬此地的飄零與疏離。
事實上，田園城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由城市設計師艾賓尼沙·侯活（Ebenezer Howard）所倡議，原意是在遠離工業城市的郊野建設自治的田園小鎮，讓工人遠離惡劣的居住環境與剝削，過自給自足的生活，脫離資本主義的宰制。港新兩地政府談起田園城市的官員頗不乏人，但所實踐的與候活所構思的已相去甚遠。
在書中的另一篇小說題為〈家〉（Home)，當中述及新加坡樟宜機場（Singapore Changi Airport）中的無家者，樟宜機場以園林景觀見稱，多次獲選全球最佳，光鮮背後卻是基層的無依無靠。新加坡的言論管控嚴格，雖說是虛構作品，但也有機會招惹麻煩，所以在小說出版前你先找憑據，以防萬一。
《故土的無盡夏天》一書成於德國，小說的地景書寫細節滿滿，不乏人與人的濃情厚意，或華人特有的倫理羈絆。去國後經歷寒暑，自不免思念熱帶。但田園城市畢竟不真的是田園城市，思念的同時，不平等也為小說主題，也許遠離故地可以更冷靜分析以往目睹的種種。
如果要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作家簡單分為兩類的話，也就是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的，而關心政治又願意提及階級與不平等的更是少之又少。記得在新奧爾良（New Orleans）的旅程，其中一天職員安排我們到惠特尼種植園（Whitney Plantation），此地紀錄了美國白人地主奴役他人的歷史，這原是思考種族與階級的機會，結果近半作家缺席。
在莊園我們走過如鬼魅生長的橡樹，殘破的木屋，奴隸主的白色大屋，最後停在刻有奴隸的姓名的紀念碑和一個石雕塑前，雕塑是一個面容扭曲的奴隸，雙手戴著手銬。
回程時在滿是空位的旅遊車我們看著河，看著海，我買了圭亞拿（Guyana）思想家沃爾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的《歐洲如何讓非洲欠發達》（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你說你念碩士時常看他的論文，然後你告訴我你關於新加坡不平等的得獎論文，以及新加坡經濟發展局（The 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前同事讀後的反應。
我們的華語是甚麼是候開始熟練的？也許是要容納的事情愈來愈多，句子必須更加複雜，字詞必須更加多樣。有天你跟另一個新加坡作家戴琰見面時，英語忽然失靈了。
但我們的華語仍沒有熟練成母語，有次港籍翻譯系學生安安（Fion Tse)跟我說，她其實有時完全聽不懂我的華語。如此說來仿佛我們是創造了一個特別的語際空間嗎？就像語言的半內飛地（Semi-enclaves），在裡面我們找尋意義的共識如同以有限的材料複製口味，我好像告訴過你我以魚露與白酒調出花雕酒的味道，果香仍然存留，與東南亞的魚香糾纏一起，不能完美還原，然而以特別的方式抵達了記憶深處的味道。
你跟我說你的長篇小說時我們也是這樣。那天是周五，藝術圖書館提早關門，我們到音樂系大樓談，在教授房門外的走廊盡頭的座椅陷進牆裡，如同堡壘的法院辦公室在窗外，我們如坐進洞中，你跟我訴說一個場景，一個碟「bear」著一個紅龜粿（Ang Ku Kueh），一種紅色的米糕。為甚麼是「bear」?是承擔的意思嗎？我問。你說也可以是輕和重之間。我想像到一個烏龜模樣的糕匍匐在碟上，以一種溫柔的重量。
但有天晚上我們仍是進入了藝術圖書館，無論說話聲音多細都仿佛帶有回聲。大樓也沒怎麼開燈，走在被我取笑焊接質素差劣的鋼製樓梯我們的步聲響亮，在鋼製長椅上屏幕開著，我們細究小說字詞的意義，我們分析每個時間的連接，不同的語系與字詞的歧義在對話中混和成一種莫以名狀的中間物，一種不曾認識的味道，語言叢林中一個未曾抵達的地帶。
我們也有沉默不語的時光，尤其是走在河邊。愛荷華州水質堪慮，由於欠缺農業及工業廢水的排放規管，這裡的很多水體（Waterbody)根本不合適進行水上活動。夜裡終於看不到河了，我們看以暫且放下這個話題，期待與不同動物相遇。在河彎的一個公園裡我們散步，草地裡是甚麼偶然暗閃？牠們在飛躍時會有一瞬的閃耀。我們仍然不知道那是甚麼物種，不可證明數量多寡與水質的關係，但那綠光足以讓我們駐足良久，期待再次看見。公園涼冷，蟲聲斷續。
也有一次我們在法律圖書館離去，討論一套港產片的內容，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成群出沒。大概是剛過了脫角的季節，遠看一時還不知是甚麼動物，然而那模糊的外貌卻使牠們看起來像精靈，某種不屬世上的生物。我們站在玻璃門後看著牠們，以免氣味和聲音驚擾，牠們以一種戒慎的眼神看著我們，門開了，蹄聲響起，牠們過路離去。
夜深只有風聲河聲，再後來地上的橡果大都被灰松鼠（Sciurus carolinensis）及狐松鼠（Sciurus niger）吃掉或藏起，只餘下一堆空帽子。而楓葉更紅了，洗衣房外的樹轉為半綠半黃，濾出秋天特有的光。時日再遠大概雪便會落下來了，但計劃快要完結，我們已不可能在這裡看雪下棋了。
在將要離去的時候我們又回到了藝術圖書館，池畔的一棵樹紅如火炬。
我們還會回來這裡嗎？是你問還是我問。如同許多旅遊點我們永不會回去，所以我們更加想念？或者我們從抵達前已經認定某地可待追憶？我們追求的不是存留，而是一種無可挽回的感覺。
時間就像種子種在萬物裡面。記得我們在日本文學課讀樋口一葉的〈空蟬〉嗎？課後我們跟肯達爾討論英文版的翻譯，白板上我們寫上漢字，「空殼」（Empty Shell)強調的是蟬已不在，「空蟬」卻像個悖論，明明是「空」，卻強調蟬曾在這裡，甚至猶在這裡。
也許許多年後我們仍是會回到這裡，再看那石的巨人與水池，景物如同空殼已沒有甚麼——不，畢竟我曾寫下許多文字記錄我們說過甚麼看過甚麼，以致景物如同空蟬，我知道一切美好的曾在這裡，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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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注
《世外》：不擇手段的情感按摩
張書瑋
一定是我錯覺吧。似乎港產片劇本總是更花功夫用情感攻勢說服觀眾，為了爆棚感染力，其他的邏輯或者理性思考都退而求其次。或者也合理吧。畢竟本地主流討論電影的角度，都是從情感入手，無關其他。
我想《世外》也如此打算。講情感講哲理，重點是費盡心機令觀眾有所啟發。我們日常在圍訪片段見得太多了：「希望觀眾袋啲乜返屋企？」
《世外》應該有企圖要觀眾袋啲乜，最少編導心底有計算過要sell啲乜。兩個不同種族的靈魂訂下千年之約，不離不棄，最終實踐了約定。對一部分香港觀眾而言，這種情感按摩非常之必要。但劇本需要觀眾「相信」，從情感層面相信，也從事實層面「相信」。動畫劇本若寫得不好，比真人電影劇本差更難以原諒。真人電影實際拍攝中不得不有很多妥協，可能場景選不到、天氣與環境影響、預算有限、臨演或現實限制，都可能令拍攝團隊將劇本轉為畫面時面對難題。但動畫並非如此。
於是我眼睜睜看《世外》抱著令所有人觸動的野心，最終淪為一場「中二」匯演。
不妨從中段擊潰整部電影邏輯的場景講起。農民姜山所在的村被官兵催收，官兵要全村第二日上繳大量糧食。但同時，農田內有士兵監工，還在毆打被認為偷懶的農民。到底是讓奴隸耕種，還是讓農民佃戶繳糧？如果在監工，糧食當場就會上繳，又何須第二日？否則為何士兵要監工農民，然後讓他們把糧食搬回農民自己家？當後來姜山下定決心要帶頭反抗官員，以斷手威脅。官員顯然有所顧忌，於是旁邊的幕僚獻計，先假扮開倉放糧，再將抗議的農民全部在糧倉內射殺。夠荒唐了吧？如果要射殺農民，又何必怕他們斷手？如果可以在糧倉殺，為甚麼不在抗議當場就殺？
這些困惑令我開始思考編導如此創作的用意。最合理的答案，可能是編導需要不斷加疊角色所受到的屈辱，去搗碎他們接收到的希望，令觀眾同情他們的處境，去接受他們的委屈。不顧邏輯、前後矛盾的加疊，我認為是創作上的懶惰，也可說是不擇手段。同時，也是創作者對影像感染力的誤解。角色的遭遇如果與場景和故事邏輯矛盾，即便用一些現成的橋段去完成情感刺激，卻會對故事造成極大的傷害，也不斷削奪影像的可信度。然而動畫的可信度，不就是想到甚麼便畫甚麼嗎？怎會有如此低廉的情節堆砌？
這樣的疑惑令電影前半講述的內容也搖搖欲墜。關於角色之間的情感牽繫，最忌諱僅僅宣之於口。小妹與小鬼是千年之約的兩位主角，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建立？從前半的鋪墊看，只是兩個人走走停停，為何彼此如此重視？你能想像一間大集團接待訪客的前台，因為連續數日遇到同一位訪客，然後兩個人訂下千年之約嗎？其中一個人說，我重視你，另一個人說，一千年內我都會認出你。
這一切都將電影的情感驅動轉化為某種作者的自我感動。究其原因，我偏向認為如今有太多人誤會或／並濫用影像創作的權力。他們認為自己站在編導的位置，無論怎樣講故事，都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力。觀眾只可以被動接受一切。可惜，「聽古莫駁古」有一個默認卻很少點明的前提，它給予編導的優惠，是允許你使用「巧合」，並不是允許作者一味胡說。
實踐千年之約，固然是一種感人的執著；不放棄善良，當然也是非常令人觸動的品質。這些品質的純粹，並不依附於某一個故事，它是我們所默認的道德極境。不管小鬼還是小妹，寧采臣還是聶小倩，很多角色關係都可以令我們感動。可是聶小倩為甚麼認為寧采臣對自己非同一般？因為她做鬼閲人無數，卻唯有寧采臣對她謙謙有禮不動色心，在這個敘述過程中，我們才接受了寧采臣和聶小倩兩個角色的連結，並與他們一同患難。
事後複述這故事，我們聽來覺得他們的情感連結似乎理所當然，卻忘了在電影裡，這些都經過影像證明過。《世外》的編導彷彿覺得自己沒有任何證明的義務，不斷地要求觀眾相信並投入自己設定的情感共鳴，不斷索取，不斷施壓。也許習慣被情緒勒索的觀眾會埋單，但這只是不斷壓榨地位本已在逐漸下跌的「電影」媒介，這些講故事的權力不被善待和善用，它們終將消失。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