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詞──歐陽江河詩論（二）：暴力與想像力

蔡元豐、蔡素非（Sofiia Zaichenko）整理

我再回到反詞的功能。史蒂文斯那篇文章裡也講到為甚麼要建構這個作為物質現實替代物的迷宮：因為詩歌是內在的暴力（這也是我不寫優美的詩的重要理由），為了抵禦、外在的暴力，所以詩歌不只是和平、逃避和自我安慰——它其實到最後一定要建構內在的語言的、詞語意義上的暴力，「以暴制暴」，來對抗世界的真實的暴力。但希尼關於詞與物關係最極端的說法是，在最極端的意義上講，詞取代不了物，最多只能成為反詞，就是詞語永遠不可能成為物質性和真實的事實意義上的發生，比如說他有一句話：詞不是坦克，不可能朝邪惡開炮，打不死惡人。但是詩歌的最厲害也在這兒：它成為坦克意義上的、邪惡意義上的反詞以後，建構的那個迷宮所面對的另外一個真實的迷宮，最後構成了觀念群。那麼，它不僅僅成為了形態，也成為單件的物，也是詩學形態──對於物質形態的詩學形態──是一個又一個起伏的觀念和形態，和物質性和反詞構成了一個觀念群。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詩歌所提供的，所糾正的東西，它的力量產生在這個「糾正」裡面，最後提供的那個力量是甚麼都不能取代的。

這個糾正力量有希尼援引的法國宗教思想家西蒙‧韋伊（Simone Weil) 提到的正義：正義就是提供平衡，是重力的重新分配，是修補移動和不確定。正義永遠是詩歌意義上的正義，其實也轉化為道義、倫理；元詩意義上的正義，也是倫理意義上的、語言意義上的、反詞意義上的正義。因為世界有平衡，正義永遠朝天枰輕的那邊走；正義不能屈從於重量、重壓。韋伊的最極端的表述（基督教意義上的選擇，好像是個倫理，但其實是個詩學的選擇，反詞的選擇）：屈從於重壓，就是最大的罪。我後來在一首詩裡說過：「輕，總是為想像力工作。」詩要聽從的不是重壓，而是想像力，所以它經常跑到對立面去，跑到敵對的陣營那邊去，因為你這邊的陣營可能是最重的：我要跑到另一邊，這就是基督的原理，我代表你們所有的人被釘在那兒。詩歌的糾正力量就是反詞的很重要的力量和功能，就是重新分配重量，保持真正意義上的平衡──弱小和強大、美和醜、善惡、敵我之間的平衡。反詞，就是為「輕」工作，而「輕」為想像力工作。想像力是個綜合，裡面除了有優美以外還有醜，除了詩歌以外還有非詩，除了善以外還有惡，而且極善極惡都有可能會合。那麼我們怎麼來從倫理的角度理解這一點？這是反詞很重要的工作。

我先要說反詞不是反義詞，不是說「東西」構成反詞，「黑白」、「冷暖」 只是詞典意義上沒有被工作過的定義。這跟詩人的工作，跟輕，跟重新分配重量，跟修補無關。反詞的唯一性類似於數學中的質數——只能被1和它自己除盡。但反詞又不是質數，因為質數是客觀存在的，而反詞一定帶有主觀的、原創的和離開這個以後就不存在的、特定的、具體的東西。

比如說在〈手槍〉這首詩裡我借用了中文特殊的構詞法，就是兩個反義詞構成一個具體的詞，而且這個具體的詞居然可以很確切地具有指向性，有個意思，比如「動靜」、「反正」、「快慢」、「東西」等等。反義詞拆開以後「東」和「西」指的是方位，或者東方、西方地理空間的現象，可是合了以後是另一個詞，是一個東西，就是thing。「東西」這個詞也是作為魚一樣的狀態：水是魚的現實，離開了水沒法呼吸，在地上活蹦亂跳，那種活的狀態。「東西」這個詞也是活的狀態，離開中文的構詞法以後拿到英語裡面馬上不知道該怎麼翻譯，從某種意義上重新發明英文，因為「東西」這種構詞法其他語言沒辦法對應。

這首詩也處理「手槍」這個詞拆開的可能（我發現有些東西比如「手槍」這個詞沒辦法拆開）：「短槍」和「長槍黨」（法國革命期間有這樣一個黨）——這兩個說法在英語裡面也沒有，不能說shortgun、longgun。因此，一系列沒有的東西通過中文的構詞法出現了。還有mafia「黑手黨」，跟手有關的，可是英文的mafia裡面有「黑手」這兩字嗎？「黑手黨戴上白手套」講的是洗黑錢。這個「黑手黨」變得彬彬有禮，伸出白手套，很優雅的。它內部的暴力有白手套作為外部。它甚至不去扣槍。另外，希臘雕塑斷臂維納斯為甚麼斷臂？因為她不屑於拿著槍去扣。這是詩歌的邏輯，是反詞偷運的東西，是詩歌的置換，叫做偷換。「她的手拒絕了人類／從她的胸脯拿出兩隻抽屜」－－達利有個雕塑叫維納斯，胸脯是兩個抽屜。有人惡搞達利，叫「拉開了一隻抽屜的達利」，把裡面的一枝槍弄成了男性生殖器的樣子。「抽屜」這個字也跟抽屜文學有關──藏起來的，沒辦法發表的。還有 「裡面有兩粒子彈，一枝槍／要扣響時成為玩具／謀殺，一次啞火」。啞火，因為這是玩具槍、假槍，就是「反詞」──我們對這個手槍的詩歌邏輯最終變成玩具，假的，還是沒有變成真的槍，還是沒辦法扣響，還是啞火，還是射不出子彈的東西。但玩具難道不是個東西嗎？它也是個具體的東西，是在詞語中的。所以，這個反詞包含了太多的歷史的含義，有政治史、美術史、當代的惡搞，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把「手槍」這個構詞法從反向出現了小型的知識考古學。

達利《帶抽屜的維納斯》

「手槍」這個詞作為物，作為手槍這個物的反詞，出現了很多物質的特徵，就是手槍作為物質性和工具理性的特徵。這首詩的詞語具有「𠾐𠾐𠾐」那種零件感，可以拆的、裝的。我也當過兵，我們有個考試就是閉著眼睛把槍拆了，然後裝起來，看誰裝得快。「一個人朝東方開槍／另一個人在西方倒下」——這裡出現了卡爾維諾講的time zero。槍扣出去以後到達被擊中的人之前中間有個停頓 ，有個「時間零」，就是既不在槍裡，但也沒有擊中對方──這就是個大反詞：擊中他之前中間要飛一下，飛一下的時間哪怕是億萬分之一秒，但是比它更早的還有一個零，時間零。兔子趕上烏龜之前先得走牠一半的道路，而這個一半是無窮無盡的，就是芝諾的悖論。在詞語和思想，邏輯的意義上追不上，但在現實一追就過去了。詞的邏輯、思想的邏輯，和思想作為現實、沒有任何邏輯的東西產生了自我抵抗，構成巨大的反詞。另外，「一支槍／要扣響時成為玩具／謀殺，一次啞火」，因為這槍還是個假槍，詞語意義上的槍。「槍」在這兒成為槍的反詞了，物質性不在了，但是物質性保存下來在這首詩的語言的敘述和構成風格裡面。詞在這兒變成了物。「長槍」、「短槍」這些詞構成了中文意義上的反詞，因為這個構詞法英文沒辦法對應。美國詩人Tracy Smith說這一首詩解決了整個二十世紀詩歌界的疑惑，就是正和反，正的是對的，反的是對的，正和反都是錯的。詞到底是不是物？反詞到最後，物質性徹底地失去了，變成玩具，扣不響的槍，變成「長槍」、「短槍」這些詞，最後構成了中文意義上的反詞，因為英文沒有這個構詞法。我有一本英文詩集《重影》（Doubled Shadows），裡面同一個譯者Austin Woerner用兩種方案翻了<手槍>：一個是中文的構詞法，另外一個是從英文的角度理解的，兩首詩完全不相干。但Tracy Smith翻出來的詩又跟這兩首詩毫無關係。所以，不光是詞和物不可能完全對等，現實和事實不可能完全對等，連詞和詞也不可能完全對等。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特別同意史蒂文斯的詩學立場。史蒂文斯以為除非你提供了內在的暴力，否則沒法防止外在的暴力；而詩歌某種意義上必須提供內在的暴力。這種暴力和殘忍，甚至是惡，一定得針對詩歌本身。而這構成最大的善，因為詩人面對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為現實構成的反詞意義上的迷宮的對等物。詩人只能對那個對等物工作，針對那個工作提供善惡判斷、倫理判斷，提供反擊力，而如果你直接變成行動，就會變成希尼所說的「詞，永遠不能成為坦克」。比如說，當一個人流血、快要死去，詞和詩歌永遠不可能給他止血──詞，是觀念群、反詞意義上的發生。它可以讓物質消失，失去物質性，變成詞的一部分。而詞變成觀念群以後，變成倫理的替代物以後，變成現實和迷宮的對等物以後，變成反詞以後，有可能是物質的一部分。「手槍」裡面物質性最後、最大的保留，是保留在我寫這首詩的時候，手槍作為物質性，作為硬的歷史事實，對語言這個軟的歷史事實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這首詩裡面出現槍這個工具理性的特點──這個節奏、聲音和那個「𠾐𠾐𠾐」的零件感是其他詩歌不能使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一次性的、唯一性的，而不是使用詞語、詞彙的唯一性。我認為反詞意義上的唯一性遠遠高於詞語意義上的、詞彙表的問題。我處理手槍時，我處理那個硬事實和物件和那個使用的材料──這個材料反過來給我寫作構成的反詞帶來物質性，而這個反詞規定了我這首詩只能這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