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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躁動時代，如何自處」——樊善標教授的中文系迎新講座
梁莉姿
紀錄、整理：梁莉姿
數月前，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迎新營籌委，以系歌歌詞「願力起香港 ／揚厲美善此身當勇往」入文，去信系內樊善標教授，請教「躁動時代，靜的文字有何力量挺起香港；身處惡之周邊，應當如何揚厲美善？而作為語文學生，又可如何「勇往」，或勇往何處？」，邀請樊教授（下稱樊生）於營期中主講一節講座，題為「躁動時代中文人」，談談中文系所學到的認識，在時局當前，對自身與社會之作用。
文人知識何用？文本閱讀之美感與語境
講座起首，樊生先帶出兩個思考點：何謂知識？中文系知識在當前有何用處？由學院傳授的知識，在現代學術的訓練下，大多經過理性驗證，講求組織性及準確；惟另一方面，文學則具有同情共感的教化作用，使學生在閱讀中理解自身與他人。
在這種理性知識與感性感悟並置的教育下，有人認為中文系的古文訓練可以歷史為鏡，以古鑑今。然而樊生回應，古今歷史推移自有異同，可如何判斷適切性？也有人認為文字可療癒創傷，透過閱讀消解痛苦。樊生遂援引馬華作家鍾怡雯不認同「文學療癒」概念的說法——足夠強大的人不需追求療癒，而可直接面對創傷。
那麼中文系的知識訓練到底有何用處？樊生認為，從宏觀而言，獲取知識需經過驗證與觀察，並思考箇中意義，轉化成為個體的價值觀，從而確立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是為立身；立身後應實踐知識，一方面可化為行動，另一方面則由於獲得知識，多了解世界的多樣與複雜後，這種多元的認知，應讓知識分子對世界有多點包容，溫柔地面向世界。
讀者與作品，流動的聯繫
在不幸時代，閱讀文本反而可能有強烈的感應，甚至比日常所讀時更有感受。樊生以聞一多〈靜夜〉為例，解釋於敏感時代，多讀或重讀不同作品，或可發掘出以往難懂之感受。此詩原旨在表達其時知識分子的愛國熱誠，作者作為受戰火摧殘下，暫仍有容身之處的讀書人，如何深信自己應離開安好的居所，投入更大的社會。
詩中前段描述書房的平靜、安穩、幸福：「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四壁／這賢良的桌椅，朋友似的親密／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至「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詛咒」成為轉折點，詩人無意享受上述安逸境況，甚至詛咒這些小範圍的幸福，因為在更大的範圍外頭充滿苦難：「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戰壕裏的痙攣，瘋人咬著病褟／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詩人在兩者間游移掙扎，舒適封閉的空間與戰火連天的街頭成強烈對比，卻同時於生活並行。對他來說，這種割裂又並置的生存狀態猶如「靜夜裏鐘擺」，所謂和平靜夜，也不過是「偶爾搖來的一片閒適」，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私賄」。
樊生指中學時初讀〈靜夜〉，未能產生共鳴，感覺轉折太突如其來，如早知書房外的世界痛苦，自然難以感受書房內的幸福，何以能同時寫出兩種狀態？反之亦然。然而把此詩置於當下脈絡再讀，又別有一番感受。他認為作品的好壞不僅在詩人之詩藝，也視乎讀者在何等語境下閱讀。文學作品在某些時機會引發讀者感應，讀文學的人應珍惜這些感應，並學習如何面對。
他又援引Terry Eagleton《文學理論導讀》：「如果我們的歷史發生足夠深刻的變化，未來我們可能造出一個無法從莎士比亞獲取任何事物的社會。他的作品可能看來極其陌生，充滿那個社會感覺狹隘或不相干的思維方式和感情。在這種狀況下，莎士比亞的價值，和時下許多塗鴉之作就無分軒輊。」讀者會推崇作品，乃因其勾起自身共鳴。如作品與讀者變得毫無相通，其力量也會隨之消失。然這些相關點並非永恒，讀者與作品的相通點如同頻率接收，隨不同語境而有其增減。因此不需過度崇拜「文學作品」或「文學」： 「對修讀文科的學生來說，語文是他們的利器——但切勿崇拜武器，反應細心反省閱讀文學的方式。」
知識的實踐與方向一：以革命時期的朱自清為例
談到朱自清，相信大多人都曾於求學時期讀過其散文如〈背影〉、〈荷塘月色〉等。朱擅寫景、物，詞藻綺麗，情感細膩。小思老師亦曾於報刊專欄提及朱自清，建議一讀的，卻非上述名篇，而是：〈那裡走〉、〈執政府大屠殺〉、〈論青年〉、〈動亂時代〉等，指出這些選文可讓讀者「體察在亂世中，有良知而又不敢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悲懷。」這種「悲懷」，正是樊生希望透過分析〈那裡走〉之主張而揭示出，知識分子身陷時代與革命中的矛盾與自處。
朱自清大學畢業後，於南方中學當教師，至一九二五年轉到北京清華學校任教。一九二八年，清華易名大學，朱亦隨之成為大學教授，生活安定。然同年寫下的〈那裡走〉，卻因其真誠抉擇，蘊含一種無路可走的悲哀。
樊生指出，文中分析十年來的社會變化：從自我到國家解放，再至階級鬥爭。自我解放時期，即五四時期，重視個人價值，抗拒家庭枷鎖，其時為文學、哲學全盛之時；至二十年代間，社會科學與革命的書籍，銷路漸增，文學及哲學反被壓下去——意味自我解放後，迎來整個社會解放，同時儲蓄相關知識，為革命作準備；但當革命來臨，則不再需要任何理論，一切以行動、實踐為要：「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甚麼文學，哲學了。」
據上文推論，如此年代，文學寫者與學者似乎無甚用處。然而讓朱自清更為不安的，則是根據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邏輯，其所屬的「小資產階級」註定被「無產階級」消滅。面對時代潮流，朱自清實可順應大勢，投奔「無產階級」陣營，然而他選擇誠實赤裸面向自身：「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他坦白承認，在小資產階級中活了三十年，其思想、情調、嗜好，生活乃至行為模式，整個人的生成，俱不可與此階級割離。雖然有較其年長的人本同屬小資產階級，眨眼轉到無產階級，他卻是絕然不能的。那麼，面對社會進程，夾在如此狹縫的知識分子又當如何自處？
無法參與革命的朱自清早年選擇寄情國學與文學，在〈那裡走〉中續指「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此處娛樂乃指一種抑止無力的痛苦下所作之調劑，故以文學創作作宣洩。至四十年代，從朱的晚期作品中，可見其對文人如何介入社會之觀點有所變化。
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
朱早期多寫詩及描寫抒情類散文，至其三十多歲後，則多寫論說類文章。較少人談論此類晚期作品，然樊生認為這些才是朱自清最值得被研究的作品，因為可從中得以窺見朱之心態如何從青年時自揣只能坐等被消滅的彷徨，至晚年變得較積極正面。朱認為只要作為平民生活，努力發現與體察，「作這個時代的人」，自然能表達出該時代的精神。他寫下許多論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標語口號〉，皆嘗試從文學角度出發，思考一些社會現象之冒起與箇中源流。透過撰文，使自身階級了解及接受有關變化，並擴闊文學定義。
對朱自清來說，知識是一種忠誠的價值，不因社會利益緣故而歪曲學術；他亦由此，找到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樊生特別指出，一方面，朱自清擁抱平民時代；另一方面，他仍以知識分子身份出發，思考新社會中，文學尚有否一席之地？即使新社會將要來臨，朱自清仍希望這時代不是單一絕對的，而能包容不同美感，保有文學流動的空間，而不要把文學徹底變為工具。這正是中文系人應用其知識時，如何有益於社會，同時又能減低對文學之傷害的分寸拿捏。
知識的實踐與方向二：以抗日時期的葉靈鳳為例
葉靈鳳是書刊插畫家、小說家、隨筆家及藏書家，兼具多種身份。他在二十年代中的上海成名，及後移居香港，於抗戰時期從茅盾中接手《立報》文藝副刊「言林」，擔任主編。兩任主編之文學主張迥異，在戰爭時期，如何經營一隅文藝園地，自然也見不同。
聽樊生說話，常有種錯覺，像在下一盤棋——總在揣摩每步用意，部署，鋪墊，未到最後被將軍一刻，皆只能收集線索，歸納大意。接下來他引茅盾於1938年4月1日，「言林」創刊日中的〈獻詞〉：「今日我中華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惡魔（指日本）作殊死戰，『言林』雖小，不敢自處於戰線之外；『言林』雖說不上是什麼重兵器，然亦不甘自謂在文化戰線上它的火力是無足輕重的。」由此看出，茅盾視文藝作為一種武器，雖他另提到可作樂器或醫療器材，但「文宣即武器」的想法於戰爭時代亦十分普遍。然而，文人若希望在當下貢獻自身，是否只協助撰寫文宣作武器已足夠？
葉靈鳳於1939年接任「言林」主編，於〈戰時生活與作家〉中寫道：「我們可以斷定的說，抗戰產生了一個新的中國，同時也將產生一種新的中國文藝。受着外國文藝影響極大的中國新文藝，今後將反過來將她的新形式和新內容影響着全世界。」儘管中華民國於1911年成立，惟建國後國民的民族認同一直欠奉。至抗日戰爭，國民政府提出「抗戰建國」，希望人民透過內攏團結，共同抵禦外敵的過程中，真正建立出對民國的身份認同。故葉靈鳳所說的「新的中國」與「新的中國文藝」，正是指戰爭時代，人民將衍生出新的國族意識，同時催生新的文學作品。由此可見，葉認為革命時代下的作品不僅為服膺革命，而是開拓出一種與身份、國族乃至民族認同相關的文藝創作。樊生以此切入，提出葉靈鳳主編「言林」時對「文藝作為武器」的複雜態度。
有別於茅盾主編時於園地自撰連載小說，葉靈鳳則利用這些篇幅刊登外國翻譯小說，包括蘇聯、法國及意大利等，多為「反法西斯主義」作品，以抗衡獨裁政權；另一方面葉靈鳳重視國際間的文藝消息傳播，設立欄目如「戰地歸鴻」、「歐美新書」、「文壇動態」等，使讀者認識各地反戰作家。透過上述引介，亦讓讀者得以了解書寫戰爭或社會的多種方法與面向。
「抗戰八股」與公式化寫作
如單純抱持「文學作為武器」的理念書寫，作品多旨在強調反侵略戰爭中，我方的「正義」與敵方的「邪惡」，我方抗爭至最後必能獲勝，敵方必敗。若文藝全為支持戰爭，常離不開上述格局。這種類近於公式化的寫作，在當時常被譏為「抗戰八股」。文學無法被框於主題下創作，否則題材過份單一，難以成為好的作品。樊生遂提到葉靈鳳某次發出的徵稿啟事：「祇要能反映現實，暴露黑暗，闡揚光明，題材鉅細並無限定。與其寄一篇一千字的『抗戰必勝論』來，請不如寄一篇五百字的『記擦鞋小童阿輝的義賣』。……言林喜歡你說你自己要說的話。……不要唱高調，不要『趕熱鬧』，更不要言之無物的文字。」相較意識形態相近的「必勝論」，葉更希望作者汲取戰爭經驗後，能寫出獨立面貌，更具體描繪出自身於當下的觀察。
儘管如此，從葉在「言林」上的選稿或譯稿，仍可看出其曖昧態度。其本人親自選譯的「反西斯」小說引介文章中，除了分析作品意義正大，如何助長人民抗戰士氣，又不忘點出作品具文學色彩的重要性：「費雷爾曼的這部小說[《早戀》]，正如他所描寫的這新土地上的一群少年一樣，可說全然是一首新鮮活潑的散文詩。在傾向於風格樸素的蘇聯小說中，我們很少見到寫得這麼美麗的。」或是藝術價值與命意同樣重要：「西龍所以被稱為最有才能的反法西作家，便是他有一種技術，能將反法西思想織入他的作品中，絲毫無損於他作品的藝術性。」這種態度雖不明顯，惟仔細閱讀下，仍可見葉致力於選稿時，同時保留兩者價值，而不偏向其中一方。
讀書者的立場
除了對戰爭時期如何創作有其隱晦主張外，葉靈鳳認為讀者多加閱讀也十分重要，有助對抗亂世中的「精神壓力」。樊生以葉翻譯的英國全國讀書會〈書頌〉（實為推動戰時民眾讀書運動宣言）為例：「一個以讀書為最佳之消遣的真正愛書者，他所感到的空虛將比其他的人為少……正如喬治‧杜美哈所說：『……這不僅因為書籍在他們所點綴的地方能散發一種崇高的精神上的芬芳，更因為人們在惶惑和絕望的時刻，在空虛和失望中，需要藉以應付這一切的鎮靜[。]』」以闡釋葉靈鳳的觀點：戰爭中最大危機不僅是砲火對人類的傷害，而是無形的精神威脅與人心的空虛。在「平靜」的日子中，民眾仍無法抑止憂心和恐懼。讀書則是一種抵抗精神壓力的辦法，可保存讀書者的健全思想和態度，有助捱過「神經戰」的折磨。此處的讀書並非為了指罵敵人，故需多讀「抗戰必勝論」類文章，而進入「閱讀——創作」的生產；乃指透過讀書使精神強大，足以抵過精神折磨，才能夠對抗敵人。
葉靈鳳另譯有〈高爾基的書頌〉，以進一步解釋其讀書者的立場之說：「[書本]也許是人類走向未來的幸福和偉大的路程中所創造的最複雜偉大的奇蹟。我們不認識的一些人，他的語言有時是我們所不理解的，他也許離開我們幾千里遠，將所謂文字這符號連綴起來寫在紙上，讀着這些，和作者遠離而且生疏的我們就領會到他們的涵義，共有他的思想感覺和想像，享受他對於自然的描寫，玩賞文字上的音韻和旋律。我們被感動得流淚，憤怒，迷惑和喜悅。這樣，我們便在生活中共有了一顆也許和我們遠離而且生疏的心。」
蘇聯文學家高爾基認為讀書可擴大個人世界，並體會遠離生疏的感情。而葉靈鳳則深信文學有獨立的價值，更重視文藝撫慰、滋潤個人內心的作用，期盼憑藉「健全」的思想和態度來克服一切困境，──不止是當時的反侵略戰爭，更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心態。這觀點驟看與協助當下局勢關連不大，也確實是不具即時性的反抗，然而讓知識分子保有同理心，了解世界的多樣性後，對一切有更複雜而非單一判斷，這觀點，正與樊生於講座起首，提及知識的實踐方式相近。
結語
樊生透過上述兩個案例，解釋「知識的實踐」的兩個方面——行動與包容。朱自清在生命中最後十多年，積極運用其文學知識參與社會改革，以知識支持改革、革命，是為行動的選擇；在把文學當作宣傳工具的主流聲音下，朱自清和葉靈鳳皆未有放棄文學的獨立性，葉更隱晦地表達出創作者與讀者可保有非單一立場，為文學如何支持抗戰提供更廣義的路徑。樊生不忘叮囑：不要把這兩個案例裡的革命、抗戰直接比附到今天的社會形勢。重點是，透過兩個案例，看到兩位知識分子怎樣嘗試把知識和現實連結起來。」
文藝理論家朱光潛曾在〈文學與人生〉一文中談論文學的「無用之美」，點出文學起於實用（以文字作媒介表達自身），卻超於實用（尋找適切的載體盛載內容，以達至美學水準）。亂世之中，談文學看似不合事宜而過於奢侈。除了走上街頭，寫者與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處？文藝何用？樊生嘗試以兩個個案為例，提出可能的方向。文學的力量，也許像射程遙遠的槍枝，需讓子彈飛一會兒。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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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自道】詩與Hyperobject
羅貴祥
《記憶暫時收藏：羅貴祥詩集》
或許因為自己對創作比較懶散，看見眾詩人認真地談個人的寫作經驗與對詩的獨特視角，有點心存感恩，也有得著，即使所謂得著並不具體。「詩人自道」，其實很有對話感，即使不是有來有往的方式進行。Rimbaud的詩裡不是說：Je est un autre（我即他人）嗎？談個人，難免牽涉其他人，就算在詩這個相當自我、自戀的宇宙裡，也不可能沒有他者。不單止詩是寫給別人看的（作者固然是自己的讀者），而是語言論述的本質不可能缺少了反射面。
照鏡子，從來都不是客觀的再現。自我投射的影像當然亦不斷變改。不過，談自己，也可以動肝火，因為覺得自己走的路不被別人認同？因為自己對自己的期許，感覺仍未達致？
對不起，說得有點拐彎抹角了。我想我只是要說，詩很可能是一種hyperobject；詩人自道，也不一定就必然立於subject的位置，而可能只是眾多objects裡的一個，雖然不是孤伶伶的。不是刻意抽象離地，借用Timothy Morton的Hyperobject理論而已。
否定全球暖化的人總在質問：甚麽叫全球暖化？它具體存在嗎？證據在哪裡？相信全球暖化的人也有自己的辯解：那是太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等等互動引致；我們現代模式的生產與消費製造了大量炭排放，促使氣候變更、海平線上升；當然還可援用科學的大數據……。不過這樣解說似乎也不甚具體，亦不易感覺得到。
全球暖化正是Morton所說的hyperobject，它看不見，很難感知，彷彿不在我們的經驗世界裡存在。Hyper，正因為超出我們的理解與經驗限度。我們只能感知超強颱風山竹的威力，它怎樣令高樓搖晃，讓住在高層的人有「暈船」的苦痛。但一個超強颱風只是全球暖化這個hyperobject的一面，或一個短暫顯現。當然還有不停熄的持續山火、長期的乾旱、不冷的冬天、南極冰山的大幅融化…這些事件不一定有關聯，連繫起來也可能是人的想像，多於有科學證據的因果關係。那麽Hyperobject是不可知的？或許在個別、局部的事件或東西上它短促出現，然而把局部的事物加起來，便等同全都、整體了嗎？數，又好像不是這樣計算的。
情況有點像天真稚童問傳道者，神是怎生樣子的？
當你看見人面上慈悲的笑容時，你便遇見了神。傳道者這樣回答。
不過，把所有笑容拼合起來，不代表就能見著整全的神。Morton預言全球暖化或氣候轉變這個hyperobject，最終將會成為「聖物」，被大肆神化，因而變得更神秘。
詩人分享創作經驗、視野與期許，提出林林總總的道路：生活化、結合個性、精鍊詩藝、營造意象或節奏、聚焦特定時空、衝出慣性常規、追求實驗、突破創新、不斷探索等等，目的都是為了寫出「好詩」。但甚麽是「好詩」呢？種種追求手法都有可能接近或產生「好詩」，但也沒有任何保證與必然的連繫。或許，種種追求手法只能呈現「好詩」的局部或瞬間？
所以「好詩」很「神」，很hyperobject？它固然有無窮的可能，卻往往超乎任何一個詩人能完全操控企及的。余生也有涯，每個人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我們只能堅持自己的部分，走自己以為對的路而已？
然而，「好詩」其實又不完全是hyperobject，因為它不是不可知的。好詩不是歷來都不少嗎？儘管每個人列出的，可能都不盡相同。不是不可知，只是不肯定，也不穩定，不能受操控。情形不是有點像「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這個地質概念？人類活動改變了氣候及生態系統，造成不能逆轉的巨變。人類似乎真的可以主宰自然了，但這些改變，卻很可能令地球不再適合人類居住，這肯定不是所謂「主宰者」的意願。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裡也講過類似的說話，不過他指的是歷史，不是自然。或許更值得參考。讓我引述這一大段：「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腦袋。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新的一幕。」
詩，不論好壞，無疑由詩人創造、經營，但結果與效果卻不完全由詩人決定，處境並非是主體性般的從容自在。不是神，不可能從「無」創作出詩，但有甚麽既有的資源可用或未用的？談論了一輪氣候變化、人類世，我想說的是，它們都不是比喻或意象。說到詩的資源與創造，也許我們要小心，究竟是在順應這個世界，還是尚有其他的。
曾經在一個詩會上，有前輩詩人責備又取笑我：「得閒都唔寫詩！」那時我心裡辯駁：我真係好唔得閒。不過這些年來，緩慢的漸漸理解一點點，可能真的要「得閒」才能寫。讓心閒，任物浮，意志意識鬆綁，物與物對應又相互變向。詩人自道，肯定不是autopoiesis。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透光
浪貓浮生‧二
陳麗娟
2月X日
「我的心境異常煩燥。彷彿鞋子破了，又不斷地往鞋裡灌水。」——林芙美子《放浪記》
從二十一樓往下望，輕鐵像玩具小火車。我看見廣闊的馬路、可愛的火車軌，白色的樓藍色的天。我的房間明亮光潔，典型酒店的桌面上放著筆記本電腦。我想像自己是《迷失東京》裡的人物吧。這個邊境小鎮曾經被說成悲情城巿，但在這裡生活的人看來好好的，在上下班在買菜。但我為甚麼那麼迷失？
我想起流放須磨的光源氏。當然，我不是光源氏。他很快就平反回京，還在須磨海邊浪漫地(在他自己角度啦)讓女人懷孕了。
***
Z和S來幫我搬東西，結果是兩個喼，兩「座」IKEA的鐵抽屜/籃子，有輪那種，兩個膠箱，幾個紙箱，還有我的Mr. Dyson(吸塵機)。他們幫我狂風掃落葉的速度搬到屋苑停車場，然後我就叫小貨車。這些東西居然也塞滿了小貨車的儲物空間。就這樣，我告別了無厘頭熱帶主題屋苑—那裡有兩個沒有人去的亭子，本來秃了頭，後來又找人很大陣仗地用升降台鋪上不知哪裡買來的乾草，變得頭髮很茂盛似的。那裡還有一個「小橋流水」，但橋頭的木造屋型燈已爛到崩潰，我和A曾在那裡拍下不少和服自戀照。後來爛燈被更難看的、像救傷車頂部的圓形燈泡代替了，笑死我。
到達大西北這酒店，我差點在錯的大樓落了貨，幸兒有職員走出來指路。到了真的那一座，哥仔職員們拿酒店那種鳥籠形的行李架出來了，我的東西塞滿了兩個鳥籠。到了十幾天後的現在，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其實應該給他們小費。
***
我一落樓，就是「銀座」。當然銀座是個商場的名字，裡面沒有甚麼像東京的，但最「雷」的是，他們夠膽把那裡的輕鐵站改名叫「銀座」，而且英文真的叫Ginza。嚇死人。我每天落「銀座」吃大家樂要麼美心，然後零距離就踏進偌大的政府公園，可以散步或跑步。然後我發現我在那裡大哭。到底無論如何都想不通，你有酒店住，一落樓有大家樂吃，有那麼大的公園，你還投訴甚麼？問題是我真的想不出來。
房間是巨大的落地窗，我面向很多座距大的、一模一樣的白色私樓，往下望有點暈眩。他們很有先見之明，窗子是開不到的，不然……。晚上私樓的家家戶戶亮了燈，而我浮在半空。真他媽的有點像曼哈頓。
2月X日
每周一次從天水圍搖車一小時去大埔舊居收拾東西入箱，準備收入所謂的「迷你倉」。雖然丟掉的東西很多，但還是很多帶不走，單是書已有九箱。
今天我神情呆滯地搖一個多小時的巴士從銅鑼灣入天水圍，我想，這周又要回去拾東西，那麼回去那個已有廢墟狀的家收拾東西已成壓力，又，當我離開香港後—如果真的能走—這個要付錢的倉不也成為負累嗎。我突然想，不如，全部丟掉吧。港彩(香港某磁廠出品)手繪雞碟、古董雞碗、手染的訪問著和服、絕版飲江詩集、黃碧雲小說(好吧單是這個我知道可以當它是銀行，你們一定會買)、美國五六十年代奶白玻璃果汁瓶……全部丟掉吧，無眼屎乾淨。即使這些東西很有經濟價值。沒有價值的是我。如果一個人，把所有家當扔掉，只剩下出國帶的兩個行李箱的東西，會怎樣？首先，我會很不環保吧。如果我只去冬季，回來時夏季，就所有衣服都要再買。那麼畫具呢？那個很難買的木版畫上色刷子呢？
很多人對我說，你住這個區很好，一點也不「悲情城巿」呀，嗱，又有圖書館，又有街巿……但，我即使走在廣闊的公園內，我完全不覺得自己在香港，也完全沒有任何坦然的感覺，抬頭望見一堆東南西北完全一模一樣的樓，我立刻哭了。這裡的確是圍城，我的圍城，如果窗子可以開，我會很想跳下去。
輕鐵叮—叮的，不也和對面海的電車一樣可愛嗎。它有點像松山和廣島的路面電車。我會無緣無故去坐一轉香港島的電車，但我想香港沒有人會在無需要的情況下搭輕鐵的吧。從二十一樓上望下來，輕鐵有點像玩具，但在地面上，我去搭，完全不覺得有樂趣或有甚麼地區文人感。這是為甚麼呢。
***
在房間裡坐立不安，最大的娛樂是看NHK。
早兩日看NHK的「被小智子叱責」。小智子—一個頭部巨大、眼神兇悍的小女孩。因為她5歲知道的你們大人都不知道，所以她可以叱責你們。這一集說，為甚麼傷心的時候，例如失戀之類，人會覺得心痛。那是因為，你真的生理上在痛。
說是大概是你傷心的時候，身體會分秘出甚麼固醇然後……你的心臟就會揪著痛。大概是真的。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主題拾圍－－結界
高牆裡的雞蛋，雞蛋裡的高牆──訪理大結界內的抗爭者
林靖敏
高牆包圍雞蛋，高牆卻又被雞蛋包圍。年輕人原是城市的希望，學校原是希望的保護所，但在去年十一月中卻接連有兩所學府被用武力布下結界，人人被困在內，又被困在外。不同於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戰的過程和結果都更慘烈，可說是運動開始以來最大的人道危機。當日手足在紅磚內盡力抵抗，晚上眾人在油尖旺集合只願推翻高牆，最後雞蛋在迫害下也築成了高牆——人踩人而成的。Ｊ是參與了理大圍城戰的一位手足，二十多歲，學生，透過訪談，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天，不忘任何振奮與傷痛，繼續前行。
1你參與這場運動的時間和角色是甚麼？
我由上年六月開始參與這場運動，當時站的位置是中間位，由七月中開始轉到前線。進入理大是在中大保衛戰結束後一天（11月17日），那時本來想去中大，可惜遲了一步，路全部都封了塞了，又得知理大開始要人和傳聞將被警方攻入，於是就與朋友去了理大。
2 剛入理大時裡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入到理大，所有人都相安無事，警察還未發動攻勢，只在外圍留守，學校仍容許岀入，我是那時候進去的。裡面所有資源基本上都放在飯堂裡，日用品以及食物都很充裕，有超大量的乾糧，廚房入面的熟食亦足夠。那時候伙食真的不錯，食得頗豐富，因為有廚房佬在嘛。情況改變大概是從17號下午三、四點，警方突然向內進迫，包圍了理大的留守者，我們收到消息說學校岀入被禁，現場氣氛開始緊張。
3情況從甚麼開始變得危急？
到傍晚六、七點左右，警察想攻進來，開始發射催淚彈。當裡面的手足有了共識，就是警方在攻，不停地射彈，又包圍了我們，我們也沒有辦法可以離開，既然沒有選擇，那就唯有反抗，希望至少可以守住一個岀口。雙方爭持了兩、三小時，到夜晚八點多，情況暫時緩和了一會，有約一個半鐘。直到晚上十一點開始又有新一輪進攻，可能因為警察聽到有人從油尖旺來救我們。我在正門A core，那裡堆起了膠板，有數箱魔法作備用。攻門時受傷的人不算多，但是因為催淚彈煙太濃，即使戴著豬嘴也沒有用，加上水炮車的藍水積在地上，令很多人都在不停咳、流眼水，亦有人哮喘發作，傷情較重的人被搬到禮堂和健身室休息。
4 當晚圍城外想攻入理大，不惜犧牲了很多手足，多人受傷和被捕，他們的行動對你們有甚麼幫助嗎？
當時我們打算與外面的手足裡應外合，我們在入面攻岀去，同時他們從外面攻進來。但最後還是不成功，因為大部分勇武都在理大裡面，外面的人裝備又不及我們充足，真正可以行動的人又沒我們多。其實當初收到有人來救我們的消息大家都好像看到了希望，但想了想，還是覺得機會很渺茫，不過我們還是一邊對峙，一邊等他們來救。老實說，外頭前線、家長、和理非集合的實質作用不大，我們都沒抱期望他們可以進來。但這個消息對振作士氣的確很有幫助，大家感覺原來我們沒有被放棄，很鼓舞。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感覺這個方法還是沒有機會了。「玩」了差不多一天，手足開始疲倦，相繼去休息，到飯堂吃飯。那時我們採用交更制，有的人繼續留在前線，另外的人爭取時間休息。而我去到飯堂的時候，廚房裡面的熟食所剩無幾，食物和物資亦同樣，只剩一些餅乾和杯麵，水也只有幾瓶疊起。
5那時在網上流傳不少手足的遺言和求救訊息，語氣非常絕望，你也有同樣的感受嗎？還是有其他想法？
絕望嗎？初頭的時候是有的，但也很小很小，覺得會被捕啊這些那些。後來想想，就算逮捕到我也很難入罪，暴動罪也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告入的。加上還是決定把全副心機放在找路逃走，如果最後還是不能離開，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多想也沒用。畢竟最危急的時候警察都攻不進來，所以其實都還算安心，不過有些年紀較細的手足就顯得很慌亂、不知所措。
6 你和其他手足是如何逃脫的？
我在Telegram看到有人成功逃走，但TG的消息也不知是經過了多少手的了，而且好大機會警察都看到，不過很多手足還是決定去賭一賭。基本上各種逃走方式都有，有人走屎渠，有人爬繩。一直打到17號半夜，我都找不到路走，太累了就打算另一朝再作安排。18號早上，手足計劃再向外攻一次，但經過一晚時間，警方的布防更加嚴密，所以行動都失敗告吹。之後就唯有靠自己，繼續找警察不知道的路。大概下午三點左右，我從地下停車場跑去大馬路，那個位置剛好有家長車，我立即與五、六個不認識的手足一同上了車就成功逃脫了。
7 內外同時進攻都不能突破警方的圍城，血汗和民意都想打破這道結界，究竟是甚麼造成這場衝突？
警察很明顯是政治工具，是被推岀來的爛頭卒。回看2014年雨革時他們沒有問題的啊，還能算得上不錯。為甚麼現在會變成這樣？運動初期我們根本就沒有針對警察，五大訴求中都沒有一項是針對他們的，是之後警暴開始、愈揭愈多他們的醜聞、黑暗面後才開始與他們衝突。當警暴的事實真正呈現在眼前，才知道原以為只在電影中出現的情節、任達華才會做的事正在現實生活發生著。警察不過是港共的手段，用武力鎮壓抗爭者，他們是我們在這半年時間爭取訴求最大的障礙。如果他們能做個真正的執法者，我們的路並不會如此難行。事到如今他們可以用來打壓我們的方法也只剩下濫權、濫捕，迫我們聽話。
8 有甚麼寄語給香港人和手足嗎？
這場革命是一場長期的持續抗爭，大家要記得2014年的結果，以及我們有很多手足被失蹤、被跳樓。要與警察鬥長命，我們一定比他們長命的，畢竟我們才二十多歲，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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