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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自道】按捺不住

文於天
香港作家、詩人,著有詩集《狼狽》《晚冬》,作品選入《香港新詩八十後22家》、《水母與搖滾——字花十年選詩歌卷》等選本。現為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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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以為有些東西你是非寫不可的,即便是你熟悉或充滿熱度的物事,你並不一定需要去寫,或硬要自己去寫,就像一個自擬的命題,因為你自有一套書寫的方式和節奏,其中有你感興趣的東西、你思索日久的心得、想得透了的小事,或者有一種美的追求與鍛鍊在其中,除此以外,你大可不必勉強自己去回應、去聲張,自有別的一些人去做這些事,而且可能還做得比你好。當你已經按捺不住要動筆的時候,那種令你「按捺不住」的動力,才是你非寫不可的原因,而不是反過來因按捺不住要動筆而應時而作、應題而寫,彷彿是一件要緊的事,那種倒行逆施的痛苦制肘處處,是挺無意義的行為。

    我們難以否認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平平無奇的生活中,有著差不多的經驗、衝擊和湧浪,我有很多意念都是通過這種平平無奇的生活所獲得的,是對生活中一些物事生出了想法,並且找到了一種書寫的關聯。寫作多時,尤其在《狼狽》出版之後,我早已疏於發表,寫好了很多時候也是束之高閣不大理會,反而時時思索及經營自己的意念,找到了更多寫作的歡愉。只有到了「按捺不住」的時候,書寫才能給我言之不盡的寫作動能,給我以無窮的生命力。我已很少去說現代詩要怎麼寫才好,要堅持一種怎麼樣的偏好,並且視若至聖之物,非得要如此如此才好云云,因為這都是寫作賦予的自由,我是無法置喙的。相對於寫詩,我反而讀得比較多,而且讀的多半不是詩,更喜歡讀長篇小說,也從不勉強自己的閱讀感受。我喜歡的東西包括語言的精緻、縷絮般的思路發展歷程、複雜而抽象的迷人結構、狡黠的機智,我經常能從這些「偏好」中得到樂趣,這也反映了我的某種美學上的追求,但不代表別人一定要這樣去尋索、去寫,畢竟這是風格使然,說不得這許多。

    在我出版《狼狽》的時候,很多生活的關聯早已找到了路徑,並慢慢從後來的書寫中得到更多發展,以致完成,甚至尋得外延。舉個例子,《狼狽》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家的形狀〉、〈發音〉、〈後祭〉和〈熬〉,是基於「家」的意念,《狼狽》之後,這種意念繼續發展,及後寫的〈煎〉和煞篇的〈家宴〉,才「完成」,這些作品後來被我歸結於〈想像的家族〉之下,作為一個較完整的書寫歷程。然而有趣的是,書寫的鍛鍊往往令人無法輕易完成,因為生活是繼續的、是重複著的,而且充滿神秘的偶然,在沉思中,書寫的意念因而能延展得更遠。近年我常常接觸到的是「遙遠」和「孤獨」,似乎沒有誰能夠擺脫它的籠罩,因此我常常去想,想其中的恐懼是甚麼情狀。《狼狽》其實是一本挺孤獨的詩集,很多時候就像乘坐古老的飛行器遠行,會經過無盡孤獨的星星,但又找到了矛盾的熟悉感,〈境外之詩〉以後寫了〈新視野號〉,寫一片孤獨的「鐵塊」陷入了孤獨的蠻荒:

    「我提著被自由滲透的首級
    乘著探測器,去古畫的意境郊遊
    伸長了脖子望見
    自己正被繪畫在一座孤峰上
    野鴿群早已不見了
    這敘述了我的心情

    輕金屬的外殼如一塊扁舟
    隨著倒敘的探測器漫遊於
    神秘的巨流──柯伊伯帶的河
    我們被沖刷
    被故鄉快速掠過
    被儀器探測,先於編年史
    被生命編寫,這之中
    究竟我要和這些漂泊的石頭
    相遇多少次?」

    像這樣的孤獨我常常遇上。年來,最貼身的是「虛妄」和「無力」,我總是無法走出陽光的陰影似的,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樣容易疲倦,失了力氣,但仍存信念;這參與了我思路的尋索,不期然地便走進了生活中的悲哀共同體,終於到了按捺不住的當頭,才寫下來。

    長久以來的教學工作,填充了我平平無奇的生活,我能夠不在其中得到一點書寫的動力嗎?從《狼狽》中的一尾「龍蜥」,到後來〈龍蜥的旅居生活〉的作伴:

    「在那個傷心的農場
    我偷偷養了一隻游禽
    我願意與牠一起去善妒的山峰遠遊
    去那裏參與激烈的戰鬥,吼叫
    打敗虛榮和傲慢
    成為被理想收納的戰俘
    成為他們豢養在圖書館的怪獸」

    再到〈晚冬〉的Ricoh影印機,再到〈枯樹誌〉的圍欄,它們可以窄小到只是從一個課節的渡口看諸峰盛狀,也可以闊大如將穿越柯伊伯帶的河般,有如進入朱耷山水的錯覺,而那卻是相當遙遠的孤獨,我們有不同表達生活的方式,我們也有自己的制限、慣性和美學的追求,我時時尋索的一些小事,也是如此情狀,按捺不住的時候,從我的窗口望出,那便是現代詩中的風景,別人自有看山的方法,也自有上山的秘徑,在我看來那也沒有甚麼不好的。

    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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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字

    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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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字

    第二十六期

    「別字」一名,不僅意指某種形式上

    的別冊,更寄望另闢網絡傳播門徑,

    拓寬文學場域,連結更多文字力量。

    對焦
    • 【疫托邦】口罩歷險記‧上
    • 【疫托邦】口罩歷險記‧下
    • 【疫托邦】瘋劫
    • 【疫托邦】口罩罪人
    • 【疫托邦】黑城白夜:倖存者說·上
    • 【疫托邦】黑城白夜:倖存者說‧下
    • 【疫托邦】只有眼神可以交換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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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人自道】按捺不住
    • 【詩人自道】也談兩句
    • 【詩人自道】無形的回聲——在詩與詩人之間
    • 【詩人自道】生命若要降世
    • You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讀《山上來的人》
    • 【通關者】渤海之東——《三國志10》
    • 我這塊石頭依然在原地守候──序曾詠聰詩集《戒和同修》
    • 楊牧│一首詩的完成
    • 奧爾多‧李奧帕德|沙郡年紀
    • 道德觀念的革新——讀淮遠《特種乘客》
    • 梁莉姿|沉重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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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人自道】也談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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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翼翼湊過去——「明暗」創作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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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繪遊記】浪盪在街燈的灑滌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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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焦


    【疫托邦】口罩歷險記‧上

    楊天帥
    開會時喜歡畫花貓大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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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常常思考這兩句話。

       

      一句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另一句是「福禍由天」。人們通常將前者理解為一種迷信,我傾向不這樣看。我覺得「福」字應該理解為災難讓人更懂得如何生生活,一如失戀讓你更加珍惜下一個。如果這樣看「福」字,必有後福便與迷信無關,而是有根據的結果。

       

      然而福禍由天。歸根究柢,你所以為的福真是福嗎?你更珍惜的下一個珍惜你嗎?因禍可以得福,因福亦可以得禍,福禍難料。退一步看,諺語不過是說得動聽的謊言,而真理只有一個,即我們只能硬著頭皮過活,一如在馬戲團被矇上兩眼,踩著鋼線,踽踽獨行。

       

      我是這樣想的。

       

      那是疫症爆發之初,我在日本工作,許多人托我買口罩,而現實是根本買不到,整個東京都沒有。就算願意付上十倍價錢,付了錢,訂了貨,貨也未必會來。運氣好的還能收回退款,運氣不好,就成了騙案苦主,欲哭無淚。

       

      電視那個神色凝重的主播說是中國人搶光,事實怕也是如此。網上,許多中國人被罵將口罩寄回國,連累日本也鬧口罩荒。對日本人來說,口罩不僅是個衛生問題,也是生活問題。因為他們幾乎將口罩當外套用,有事戴無事也戴。女孩子落街買餸,不想化粧,也是戴口罩遮臉。我覺得日本人的憤怒可以理解。

       

      香港人也有寄口罩,他們憤怒的對象自然也包括身為香港人的我。沒有人被罵會開心,但也不可能僅僅因為被斥責就收手。尤其是,當這口罩不是給自己而是給自己在乎的人。

       

      「所以妳打算,不戴口罩去醫院。」我對電話喊。

       

      「不是不戴。」我媽低聲說。「是沒得戴。」

       

      我媽是伊利沙伯醫院的護士長,那場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罷工,她也有參與,儘管僅屬名義。實際上仍然會去醫院做事,只是拒絕高層指揮,以義工身份幫忙。

       

      「再跟妳上司交涉一下?」我問。

       

      「他們說,給我們口罩等於變相鼓勵罷工。」

       

      「那乾脆不要罷算了。」

       

      「要封關呀。」

       

      「要不就待在家。」

       

      「我可是個護士。」

       

      人愈大往往愈固執,我想。

       

      我媽續說﹕「不用擔心,有三個同事和我一起去,她們全部都沒有口罩。」

       

      「她們沒口罩是她們的事,會有她們的孩子為她們操心。除非妳的意思是,她們會做敢死隊,先把病毒吸乾再讓妳去,像無綫的古裝片﹕皇上,這道菜小人已經試過,可以放心品嘗。」

       

      「別說這種涼薄話。」

       

      「只是比喻。」我說。「那妳打算甚麼時候去?」

       

      「下星期一開始。」

       

      我扭過手腕看錶,今天是星期二。在心裡算日期。目標是確保下周一母親有口罩。周六日郵局不送件,也就是說周五要到貨。送貨最快要兩天,周五到貨,明天郵局關門前要寄。

       

      點燃煙,啜一口。

       

      「我試試找吧。」

       

      「東京有?」

       

      「沒有。」我說。「但埼玉可能有。」

       

      掛線後,我在網路調查埼玉可能還有口罩的藥店、家品店、超級市場,在桌上攤開一幅半米寬一米長的關東地圖,劃交叉,貼 memo,做紀錄。我一共劃了六十七個交叉,用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將它們串連起來。最近的藥店九點鐘開始營業,郵局五點關門。從九點到五點,要將六十七家店跑完一趟,每家平均可用時間為七點一六分鐘。當然這是假設我必須全部跑完。只要當中有一家能買到,後面的路就可以省掉。

       

      在桌上這邊一趴,那邊一畫,將地圖反轉又反轉。計劃完,感覺像做了一輪伸展體操。

       

      折疊地圖,連同兩包 Lucky Strike 和充好電的 Pixel Slate 放進背囊,鬧鐘調到七點半,上床睡覺。

       

       

      出門的時間與平日相同,只是走的路不一樣,路上的上班族看起來也無多大分別。我總是訝異,在日本的大城市,無論男女,髮型、服裝、氣息,以至行路的動態,竟然全部一樣。哪怕沒口罩遮臉,這些人也分不清誰是誰,簡直像是同一款機器人似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自我意識低下的社會。當然要活在怎樣的社會,是他們的自由。

       

      遠離東京,駛入埼玉,這種機器人開始逐步減少,到後來連路人都少見。一些小鎮除了車站附近商店那些拍烏蠅的店員外,幾乎沒其他人。等燈位時我與 Google 閒聊關於埼玉的資料,才知這縣早被視為東京的 Bed Town。在這裡居住的人,早上起來就去東京上班,被冷酷無情的資本家榨壓至深夜才拖著半條人命回來。埼玉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張床,所以叫做 Bed Town。Google 說,縣長對這現象不大高興,覺得埼玉的人應該對埼玉更有歸屬感。「埼玉應該是個 Home-Town 才對。」他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我支持縣長的觀點。不過眼下我想的,只是 Bed Town 應該有更大機會買到口罩。一來這意味遊客不會來,二來,Bed Town 等於說是民居,Bed 也好 Home 也罷,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口罩。

       

      但哪裡也沒有口罩。有的只是空貨架和各種各樣告訴你沒有口罩的告示。日本人似乎有三千種方法告訴你沒有口罩。有的告示大字寫道「売れ切り」,有的寫「完売」,有的寫「品薄い」,也有店家甚麼都不寫,默然將口罩的貨架用眼罩填滿(在日本,口罩和眼罩都叫 Mask),亦有讓貨架就此留空的,但在前面放一瓶消毒酒精供人免費使用。你可以說店主貼心,但客觀而言這沒多大意義。我要口罩擋病菌,你給我消毒手指頭有甚麼用。

       

      總之就是沒有口罩。

       

      到十點鐘,我估計槇原已經到公司,於是打電話給她。槇原是我同事,三十出頭,典型的日本女人,說的和想的是兩回事。在日本,修飾過的套語叫「建前」,心底那一句叫「本音」。槇原本音深沉堪比巴伐洛堤,建前宏大媲美靖國神社。

       

      「早安,槇原 SAN。抱歉,今天突然有事,無法上班,開會的事得拜托妳。」

       

      「哎呀,沒關係,這邊的事不用擔心。有更要緊的事,請好好去幹﹗不是甚麼大問題吧,需要幫忙嗎?」

       

      我嘗試跟她解釋為何給家母寄口罩,而且非得今天寄不可。我刻意說得細緻,連我和母親三十年前開始相依為命都做了說明。儘管如此,我仍無法肯定,我的心情是否能傳達給她,畢竟我的母親不是她的。

       

      「那確實是大問題﹗香港的情況很嚴重吧,真是辛苦了。現在日本也很難買到口罩,都被搶光啦。因為日本都有不少人感染。沒口罩的話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請加油﹗」

       

      她的本音是不理解,而且恨。恨我不上班,恨我不開會,恨我買光日本人的口罩,一如香港人恨中國人買光他們的奶粉。

       

      唯有請她吃鯛魚燒。

       

       

      曾經,我和那盒口罩的距離只有不到三十厘米。其時我在一家叫做「龍城」的藥店。雖然名字和彌敦道那些霓虹光管閃令令的藥房一樣,但這埼玉版的龍城只是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小町的甚麼也沒有的店。店內,一頭身穿白袍的電動大象孤零零瑟縮一角,微笑著三百六十度揮動鼻子,像京劇演員表演甩髮功。牆上一張有水跡的山口百惠海報,似乎已經貼在那裡五十年,令人懷疑她手心托著的感冒藥還是否適用。當然你會知道, 五十年前,這店也曾經像山口百惠那樣年輕過,正如沒頭髮的店長和剛才買完痛風藥的駝背婆婆都年輕過一樣。

       

      「要多少?」店長問。

       

      而我根本沒想過他有。「你有多少?」

       

      他在陳列櫃隨手一甩,兩盒口罩啪的擱在桌面。「每盒八十個。」

       

      八十個夠我媽用三個月。「要一盒,謝謝。」

       

      他一動不動,抿起嘴唇,眼珠子轉到眼角瞄來。「聽說中國人搶口罩,有多少搶多少。」

       

      「那你就更應該留起一盒。」我說。「這一帶老人多。」

       

      「隨便你。三千日元。」

       

      我掏出錢包。還未抽出信用卡,他已經搖頭。「先生,美國人用信用卡,中國人用支付寶,但是在日本,這種小店只收現金。」

       

      「我沒有現金。」我說。

       

      他把口罩放回去。

       

      「SUICA 行嗎?」我問,純粹碰運氣。

       

      「你得學會如何在日本鄉下買東西。」他教訓我。

       

      問 Google 最近的提款機位置,它說從這裡開車要五分鐘。

       

      「去去就回。」我說。

       

      去時已隱約覺得不妙。好似荷里活的警匪片,壞人如果有機會向好人舉槍,就該立即發射,磨磨蹭蹭嘮嘮叨叨,死的一定是自己。蘇州過後無艇搭,是這種類型片諄諄教誨的道理。

       

      果然,去去,就回之後,一個若莫五十來歲,穿夏威夷恤配西褲的中國人已經在付錢。兩盒口罩嫻淑端坐櫃上,好似兩個待嫁的姑娘。

       

      「這是我的。」我指著其中一盒說。

       

      中國人停下數鈔票的手指,瞪向沒頭髮的店家。

       

      店家聳肩,對我說﹕「你沒付錢。」

       

      「我說過去去就回。」

       

      「對面那個婆婆上月拿過兩包感冒藥,也是說去去就回,一去不回了。」

       

      「折哀順變。」我說。同時改變策略,轉向中國人。「讓我一盒不行?一人一盒。」

       

      「神經病﹗」他頭也不回離開,開車絕塵而去,彷彿怕我隨時強搶。我只能說他聰明。

       

      中國人走後,我看醫生大象的鼻子旋轉,看了三圈。

       

      「一點不留給這裡的老人,真的可以?」

       

      「一共三十七個熟客。」店家開始低頭整理單據。「早已經一人一盒送過。是我個人送的,不是店。店做生意。你給我錢,我給你口罩,你不給我錢,我不給你口罩。除此以外我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方法。」

       

      我給他豎起大拇指。「這不失為一種恰如其份的做人態度。」

       

      「你還不夠格跟我談做人態度。」

       

      「這個自然。願山口百惠與你同在。」

       

      然而離開店前,他還是在我背後提點﹕「去 Metro。他們有一個巨型貨架,全是口罩,昨天見到他們還有。」我轉過身,向他頜首致謝,回到車上,接連吸兩支煙,一邊吸一邊想,剛才給我建議的到底是作為個人的他,還是作為店長的他,個人的他又會不會與店長的他打架。浮想聯翩,直至聯翩的浮想與煙火同滅。

       

      開車往 Metro 駛去。然而在那之前,我還是再一次去提款機,提出五十萬元,將錢包塞到直至折不起來為止。

       

       

      Metro 是家大型百貨商場。單層、坐落在公路邊,停車場比店還大。這種百貨商場原是美國產物,如今全世界都有,賣的貨品也大同小異。是為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是因為這種主義,一個國家染病,整個地球遭秧。

       

      龍城事件令我不僅損失了買口罩的機會,也損失了二十五分鐘時間。這等於說,我比原定計劃落後三點四九家店,得盡快把時間追回。疾步在百貨商場之時,大腿一陣麻,以為是抽筋,原來電話響。

       

      「媽,怎麼了?」

       

      「你現在在哪裡?」

       

      「在 Metro。」

       

      「Metro 在哪裡?」

       

      「在埼玉。」

       

      「埼玉在哪裡?」

       

      「東京北面。」

       

      「很遠?」

       

      「這麼近那麼遠。」我說。「媽,在替妳找口罩,有甚麼事?沒事我掛線。」

       

      「哦……很難找,對吧?」

       

      這就是我媽,一旦決定要講電話,解放軍也攔她不下。

       

      「難,但並非不可能。」我給她簡單說明了龍城事件。

       

      「很多中國人去搶口罩。」她發表感言。「不只是日本,他們全球搶。四姨媽有個朋友說,她有個朋友去科威特旅行,順道掃口罩,藥房的人一見她就用普通話講﹕『沒有,沒有。』中國人買口罩就好像蝗蟲蛀米那樣,真是有中國人的地方沒好事。」

       

      「那個四姨媽的三姨婆。」我換一隻手拿電話。「她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假設這個人真的存在。」

       

      「她是香港人。」

       

      「但她也掃口罩,不是嗎?順帶一提,我也在掃口罩。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怎麼能比?你是為我買,而我是去醫院做正事。」

       

      存放口罩的貨架就在家庭用品區,我來遲一步。三層高、兩米長的貨架空空如也,猶如經歷一場浩劫。一個搖搖欲墜的告示牌分別用簡體字和繁體字寫道「每人限購一盒」。在這裡,別說口罩,連氧氣都彷彿被買光。

       

      我盡量情感充沛地說﹕「咦,我好像發現口罩!那個是…那個是……!我再打電話給妳!」說完掛線。這並不是對待母親的正確方法,但趕時間例外。

       

      時間已是兩點半。

       

      回到車上,吸煙。用五秒寶貴時間將香煙充填肺腔,緩緩吐出。這是所謂吊頸都要唞氣。唞完,點著引擎。擋風玻璃前不遠處,一個老婆婆手提的塑料袋穿洞,裡面的水果掉落地上,在地上滾。真是甚麼樣的水果都有,簡直令人訝異上帝竟然造出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水果。蘋果、橙、雪梨、奇異果……它們向四面八方前進,儼如春日散射美妙的陽光。

       

      「哎喲,哎喲。」婆婆喊。

       

      我熄匙,下車,像行星繞太陽公轉似地,幫她將那些不聽話的果實撿起來。

       

      「謝謝你,年輕人。」婆婆說。

       

      返回車上,點著引擎,這時候婆婆的另一個塑料袋穿洞,滾出一堆貓罐頭。

      轉注


      【詩人自道】按捺不住

      文於天
      香港作家、詩人,著有詩集《狼狽》《晚冬》,作品選入《香港新詩八十後22家》、《水母與搖滾——字花十年選詩歌卷》等選本。現為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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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以為有些東西你是非寫不可的,即便是你熟悉或充滿熱度的物事,你並不一定需要去寫,或硬要自己去寫,就像一個自擬的命題,因為你自有一套書寫的方式和節奏,其中有你感興趣的東西、你思索日久的心得、想得透了的小事,或者有一種美的追求與鍛鍊在其中,除此以外,你大可不必勉強自己去回應、去聲張,自有別的一些人去做這些事,而且可能還做得比你好。當你已經按捺不住要動筆的時候,那種令你「按捺不住」的動力,才是你非寫不可的原因,而不是反過來因按捺不住要動筆而應時而作、應題而寫,彷彿是一件要緊的事,那種倒行逆施的痛苦制肘處處,是挺無意義的行為。

        我們難以否認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平平無奇的生活中,有著差不多的經驗、衝擊和湧浪,我有很多意念都是通過這種平平無奇的生活所獲得的,是對生活中一些物事生出了想法,並且找到了一種書寫的關聯。寫作多時,尤其在《狼狽》出版之後,我早已疏於發表,寫好了很多時候也是束之高閣不大理會,反而時時思索及經營自己的意念,找到了更多寫作的歡愉。只有到了「按捺不住」的時候,書寫才能給我言之不盡的寫作動能,給我以無窮的生命力。我已很少去說現代詩要怎麼寫才好,要堅持一種怎麼樣的偏好,並且視若至聖之物,非得要如此如此才好云云,因為這都是寫作賦予的自由,我是無法置喙的。相對於寫詩,我反而讀得比較多,而且讀的多半不是詩,更喜歡讀長篇小說,也從不勉強自己的閱讀感受。我喜歡的東西包括語言的精緻、縷絮般的思路發展歷程、複雜而抽象的迷人結構、狡黠的機智,我經常能從這些「偏好」中得到樂趣,這也反映了我的某種美學上的追求,但不代表別人一定要這樣去尋索、去寫,畢竟這是風格使然,說不得這許多。

        在我出版《狼狽》的時候,很多生活的關聯早已找到了路徑,並慢慢從後來的書寫中得到更多發展,以致完成,甚至尋得外延。舉個例子,《狼狽》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家的形狀〉、〈發音〉、〈後祭〉和〈熬〉,是基於「家」的意念,《狼狽》之後,這種意念繼續發展,及後寫的〈煎〉和煞篇的〈家宴〉,才「完成」,這些作品後來被我歸結於〈想像的家族〉之下,作為一個較完整的書寫歷程。然而有趣的是,書寫的鍛鍊往往令人無法輕易完成,因為生活是繼續的、是重複著的,而且充滿神秘的偶然,在沉思中,書寫的意念因而能延展得更遠。近年我常常接觸到的是「遙遠」和「孤獨」,似乎沒有誰能夠擺脫它的籠罩,因此我常常去想,想其中的恐懼是甚麼情狀。《狼狽》其實是一本挺孤獨的詩集,很多時候就像乘坐古老的飛行器遠行,會經過無盡孤獨的星星,但又找到了矛盾的熟悉感,〈境外之詩〉以後寫了〈新視野號〉,寫一片孤獨的「鐵塊」陷入了孤獨的蠻荒:

        「我提著被自由滲透的首級
        乘著探測器,去古畫的意境郊遊
        伸長了脖子望見
        自己正被繪畫在一座孤峰上
        野鴿群早已不見了
        這敘述了我的心情

        輕金屬的外殼如一塊扁舟
        隨著倒敘的探測器漫遊於
        神秘的巨流──柯伊伯帶的河
        我們被沖刷
        被故鄉快速掠過
        被儀器探測,先於編年史
        被生命編寫,這之中
        究竟我要和這些漂泊的石頭
        相遇多少次?」

        像這樣的孤獨我常常遇上。年來,最貼身的是「虛妄」和「無力」,我總是無法走出陽光的陰影似的,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樣容易疲倦,失了力氣,但仍存信念;這參與了我思路的尋索,不期然地便走進了生活中的悲哀共同體,終於到了按捺不住的當頭,才寫下來。

        長久以來的教學工作,填充了我平平無奇的生活,我能夠不在其中得到一點書寫的動力嗎?從《狼狽》中的一尾「龍蜥」,到後來〈龍蜥的旅居生活〉的作伴:

        「在那個傷心的農場
        我偷偷養了一隻游禽
        我願意與牠一起去善妒的山峰遠遊
        去那裏參與激烈的戰鬥,吼叫
        打敗虛榮和傲慢
        成為被理想收納的戰俘
        成為他們豢養在圖書館的怪獸」

        再到〈晚冬〉的Ricoh影印機,再到〈枯樹誌〉的圍欄,它們可以窄小到只是從一個課節的渡口看諸峰盛狀,也可以闊大如將穿越柯伊伯帶的河般,有如進入朱耷山水的錯覺,而那卻是相當遙遠的孤獨,我們有不同表達生活的方式,我們也有自己的制限、慣性和美學的追求,我時時尋索的一些小事,也是如此情狀,按捺不住的時候,從我的窗口望出,那便是現代詩中的風景,別人自有看山的方法,也自有上山的秘徑,在我看來那也沒有甚麼不好的。

        2020.02.25.

        明暗


        小心翼翼湊過去——「明暗」創作選輯

        關天林

        編輯,寫作。著有《本體夜涼如水》、《空氣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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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點著了火。一點火就夠了。

          因為我總想像,這些都是暗地裡寫,也需要暗地裡讀的短篇。

          蘇朗欣〈老菸槍〉寫東京便利店買煙賣煙的故事。為何「我」從香港跑到東京打工,做夜更收銀?在日本人也知道香港不太妙的時候?我們可以猜,又或者單純追想,那一絲言外的漂泊離散感,就像煙,繚繞著每個過客。買哪種煙、抽盒裝還是手捲、戒不戒煙(或戒不戒某人給予你的習慣),最終,都是選擇。

          林日錦〈地下社會〉描述的,表面上是少年的迷夢,電影散場後,蕩失、獵艷,但為何泫然淚下?無意的遊歷,原來就是最後一瞥,在一個以管理控制主導的社會裡,瞥向那些被壓抑,甚至早就消亡碾碎的雜質或異質。我們早在永遠散著場的電影院裡,坐著。

          鳥人〈wish you were not gay〉從樓梯的明暗轉換開始,之後隨處寫來都是少女心事的轉彎抹角,把我們慢慢也引進另一條後樓梯。有趣的是閱讀。為了在無望中打轉多一會,書本與詩句成為無用的支援,掩蓋著閃爍的眼光與心神。

          代入一個活過大半生的角色,並不容易,雯彬在〈來自手雕麻將女的自述〉裡,聲調是自然的,尊嚴是自足的,通過刪裁,麻將女所選擇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簡單卻突出。我們未必是說故事的人,卻必然是屢屢回望的人。

          〈露珠〉不想變成一個更長的家庭故事,從「低谷」開始就可以,但嚴格來說,作者只想保存,而非敘述。和家人的旅程,一次也好,數次也好,疊合在一起,溫度、聲線、弧度的細節也在匯聚。詩意不在文句,而在只想保存歲月微光的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握好那些細密,以及細密也將消失的輪廓與鈍感。那裡可能有一整座迷城的夜色。

          透光


          記者的一天

          鳥人
          渴望盤旋在維港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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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見鬧鐘響而醒來。一手拉開窗簾,陽光刺進我的眼睛。我起來,牙刷柔軟的柔軟的毛尖在齒頰間磨動。趁這短短的時間我用手指掃看電話屏幕,Telegram裡,不斷地冒出不同群組的資訊,像很多個小型炸彈陸續爆開,永無休止。

            簡單梳洗之後,雙眼還是不夠精神睜開。我迷迷糊糊地打開背囊,裡面的反光背心衣已被壓得出現折痕。頭盔、直播器具、生理鹽水等,通通都是必須帶上的。醫生嘮叨我,說我的膊頭不可以再負太重的東西,不然貼多少熱敷也沒用,但我實在沒法減掉一些東西……

            我勉強為鼓鼓的背囊拉上拉鏈,嘆一口氣,把它背在肩膀上。雖然很重,但它是我安全感的最大來源。

            雖然很重,但我還要把相機扛在左肩,並將記者證掛上頸,把自己緊緊地五花大綁。我想,作為記者,就是一個自甘受約束的人。

            我在巴士撕開蛋糕包裝,不理巴士上不准飲食,把蛋糕逐口逐口咬至虛無。窗外的畫面風景一格格前進,直至巴士「因應公眾活動」改道,司機扭頭來向後喝了一句「最近係呢度啦喎,係就落車喇!」車廂內幾個不認識的乘客對視後,一個接一個默默下車。

            我像一個旅行者,背著行裝一步一步前進。

            我走近人群。舉起相機,就有衝動想將眼前的畫面收納在框裡。我一時入迷,只顧著曝光程度和構圖擺放這些東西,手指已經放在快門鈕上準備。

            突然有人罵我:「做咩影人大頭呀!」

            我被驚倒,急急放下相機道歉。他們高聲問:「你邊間㗎?!」我低頭不作聲,讓他們看我的記者證。「黃媒嚟㗎喎!下次唔好啦!」我躹躬道歉,猛說「對不起、對不起」他們就沒再理會。我暗暗走開,覺得有點委屈,他們為甚麼不可以包得密實一點、多開幾把雨傘。

            很多牢騷,卻沒法子說出口。

            我渾渾噩噩地待著,直至天色漸暗,冷冷的晚風吹動,氣氛愈來愈不對勁。但做記者其實就是做一頭鯊魚,在大海左嗅右嗅。我們期待大場面發生,就像鯊魚期待血腥味一樣。

            「嘭!」我就是要這些。

            「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我快速地舉起相機,把一隻眼睛貼近那個小小的觀景窗,果斷按下快門。警察抓起警棍猛追上去,示威者四散亂竄,我跟著跑動起來,額頭都冒汗。背囊裡面的物件「傾拎框冷」地碰撞,我嫌背囊真的太重。

            黃色的頭盔搖搖晃晃砸著我的頭顱,噢,我的頭顱像雞蛋一樣易破碎。我覺得好煩,不想再遵守甚麼安全守則,反正戴了都不會安全。於是我單手解開安全結,把頭盔「嘭」一聲狠狠地丟在街邊。

            又是一輪催淚彈攻擊。「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示威者繼續逃走,我卻止住了,站在原地舉起相機,果斷按下快門。我像一個透明的隱形人,警察對我一點興奮也沒有,他們氣憤地跑著、追捕前面的示威者,我站在路中間,他們於我的左右穿插,其中一個不帶眼的警察撞倒我,他的裝甲很厚很硬,我跌在地上,嘴巴舐了磚地一下。我抬頭望見他像一隻墨綠色的暴龍,大步大步地跑走。

            隨著催淚彈愈放愈密,人群已經荒亂地、零星地散去,手拉手的死拖走某些不願走的人。馬路變得空空蕩蕩,只有一名約三十歲的女人呆站在原地,像對催淚彈免疫一樣,連口罩都沒有。我拍了幾張照片,接著她就倒跪在地。我直跑去,當她抬起頭看我,鼻涕橫流,她的情狀實在太可怕了,如同七孔流血一樣。我強忍住恐懼,結結巴巴地問她:「行……行唔行到……行唔行到?……」她猛咳,但咳不出一字一句來回應。我只好用力攙扶她瘦小的胳肋,勉強拖拉她,才走了沒幾步,她就曲身嘔吐出一坨坨半透明的液體。可能因為移動了位置,我的眼罩透氣了,催淚煙像卑鄙的蟑螂從隙縫中溜進來,眼睛一陣刺痛。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懂說夢話般含糊地說:「頂住呀,頂住呀。」

            直至我把她送到人群裡,我就轉身走了,跑到一個街舖之間的樓梯,半仆半跌地爬前,然後從自己的背囊左翻右翻,翻出細枝裝的生理鹽水,熟練地洗眼。

            我與他們身處同一個時空,但我卻覺得自己總是一個outsider,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哪裡,像旅行者,像異鄉人,像上帝。

            我靜靜地坐著,坐在髒髒的梯級上,封滿塵垢的鐵信箱裡卻沒有信件,傳單被撕過又貼上,紙屑墊出一些薄薄的層次,樓上不知道是足底按摩或色情場所。疲累滲透到骨髓。我從褲袋裡掏出一包煙和火機,「噠」一聲,用力索求一口舒暢。

            有個示威者從街邊鑽進來,躬著身體爬幾步樓梯,趨前探頭問我:有無事、使唔使洗眼、食啲熱嘢……香港的示威者都是這樣,抱持著「關懷全世界」的精神,手頭上沒幾多東西,都要拿來餵養他人。

            但我想起在大學讀新聞系第一課,教授說我們,第一,不能接受任何團體的利益和幫助;第二,如非採訪需要,不要跟任何人談話或發生關係……那時坐在課室裡的我,心裡暗問:所謂發生關係,是怕我會上了她嗎?

            但我甚麼都沒解釋,只是對她說「不用了,謝謝」,雖然我日復日地寫報導,但我總感覺我的語言使用已到達了飽和,身為記者,我卻是失語的人。她帶著半點猶豫的眼神,嘴巴卻沒有追問甚麼,就退後下了樓梯,重新跌進街道消失了。我可憐地拿出一排白麵包乾啃著,一口一口啃至虛無。味蕾自從做了記者之後已再無要求。

            時間就這樣消磨著,直至我跟接更的同事會合,匆匆忙忙交換了兩句慰問,我就從他旁邊擦身走開了。也沒心情再走回去撿那個頭盔,直接上了巴士,在隧道裡滑手機屏幕。

            在看ig的時候,我發現我的照片被某些專做meme的網站盜用了。按規矩,我應該請其他同事幫忙協調,但我嫌麻煩,直接就跟那些網站說:「唔好意思,呢張圖我影㗎。用之前可唔可以問聲?或者俾返Credit?」

            而巴士繼續愁悶地行駛著,在金燦燦的隧道裡,燈光一格格打在我臉上。我忽然想到,世界這麼流動,我們寫的媒體報道原來都是曇花一現——新聞過兩日就變「舊了」、變得過氣、會被更加新鮮的新聞spin走,但公司網頁像一頭胃口太大的怪獸,使我只能不斷產出更多垃圾資訊。然而現實是這些曇花開了一次又一次,像相同的煙花圖案不斷被放上同一個天空、同一個位置——「X月X日,警方在XX一帶發射多枚催淚彈軀散示威者」、「X月X日,XX對開海域發現浮屍」,世事以copy and paste的方式反覆出現,報導只需小修小改,省下好多功夫。我想,AI將要淘汰工人,而記者則被世事本身的無常的永恆所淘汰。

            對面抬頭張口睡覺的乘客,能與我心靈感應嗎?他不斷地點頭,好像那些太陽能發電的座台公仔。

            下車後,街道已變得很昏暗,只剩黃澄澄的街燈亮著。我見到一隻瘦弱的流浪貓躺在花槽邊,身體都是扁陷下去的,像一片動物地毯般攤著。我想舉起相機拍牠,但我突然,因為自己只會拍人家的痛苦、拍人家的不堪而慚愧,靠這種「才華」來賺錢很可恥。

            反正下班了,我還是把一點尊嚴留給這隻貓,慢慢就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