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中之後,我就沒有再寫詩了,直到2019年年尾才重新寫作。當我做這件事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經無法再寫幾年前的風格,我似乎喪失了想像的能力。
這與我哲學興趣上的轉向有莫大的關聯,我姑且稱之為一種經驗轉向。這個「經驗」與絕大部分本科課程讀到的傳統哲學課題無關,它不是知識論的經驗,不是存在主義經驗,不是宗教經驗,不是形上學的經驗。可以說是與testimony(證詞,一個知識論的概念)有關的,更多是與倫理學有關。準確來講,是與context有關的經驗,可以想成是與思想實驗的對立,與stereotype和prototype(樣板)的對立,自然也與抽象對立。這是由於我對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和殘疾哲學(philosophy of disability)萌生了頗為執迷的興趣。往往,當傳統的倫理學討論殘疾,他們只是選取一種抽象、刻板並與事實不符的形象討論,並且在思想實驗裡面經常作未經驗證的關於殘疾的假設。在我的畢業論文中,主要就是引用經驗和事實去反駁這些不準確和有害的假設。
在這之前(即是2015-2017年),我寫的詩很多是從抽象的哲學思考中提煉或啟發出來的。例如我在2015年寫的〈飛蛾〉:
更多的時候我並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說
(因為選擇,任何一個方向)
我死亡,一定是出於自願
我思考的是自由、選擇和本能的問題。可以說,我當時幾乎是用理性寫詩的。那時我已經會羞於自己缺乏想像、無法在想像裡面跳躍,永遠要尋找「合理」的寫法。
去年十一月,當我重新想寫詩的時候,我發現我想寫的都是經驗,自己的以前的經驗。寫出來,完全不滿意。因為那全是平鋪直敘的敘事和直白的語言。嘗試幾次之後,我一度懷疑自己已喪失寫詩的能力。並且對於「如果繼續寫下去就會變成一個連自己也不喜歡的作者,寫出自己的審美無法認同的詩」感到異常焦慮,我拒絕我的詩平平無奇。這種自我懷疑令我思考一個很務實的問題:或者我應該改為寫散文?或者關於經驗的題材比較適合寫成散文?機緣巧合之下,我的確寫了散文。我發現我能寫出不差的散文。可是我仍然不想變成一個只寫散文的人。
我因此一直掙扎著想要重新寫詩,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原因,只是非常渴望起碼重新寫出一首自己認同的作品。把寫出來的作品給一些詩人過目(因為不能相信自己),我們都同意我變得冗長了,近乎喋喋不休,情感也有時不恰當地強硬。更重要的是,我自己讀著,也喜歡不起來,比如這首:
〈她們〉
「你要指給他看:星星
所有星星都是怒火
都犯過錯。」——〈床上有蛾〉關天林
使她認定自己是一個過錯
這些事情當中最容易的一件。
變動、規矩、別人的錯,要一一放過
關於宿命,沒有人比她更清楚
每天起床,想到自己,想到
一種責任,使她成為曾經指認她的人
受過的訓練成為本能
她已經不是自由人,從來不是。
無法成為地上的人,她覺得
自己是一個過錯
是一種定義廣闊的過錯裡面其中之一
僅僅是發出聲音,已經冒犯他人
僅僅是存在,已經使他們
枉費力氣地移開目光
沒有人在意,所有人在意
因為交談、擁抱、說笑
是空氣和水。就是這種陳舊的隱喻。
當你父親介紹你的時候只是說:
她每次洗澡都像刮颱風。
沒有更能讓人困惑的介紹了
我指給他看,不同形狀的
我指給他看,我的病體(輕微的病體,他說。)
他腰部的長期痛症和無法好好關上的電腦
他不想知道的哲學。
系裡的辦公室是讓人輕易就想流淚的地方
容易讓人覺得自己
是一個過錯
在這裡,星星是指自閉症者,他們有時被稱為來自星星的孩子、星星,或者星兒,是指來自別的星球的人。這裡寫的都是我觀察和經驗所得,沒有任何想像。
非常矛盾。作為作者,我想這樣寫,並且覺得這樣寫是合適的,但作為讀者,我覺得自己的詩不及格。我又太過急於說理,太過強硬,又太過疊床架屋,又太過直白。我幾乎覺得,如果我不停下來(轉行去寫散文),我就要跌入一個深坑。這件事似乎沒有發生。回想起來,不知道是否跟另一件事有關。
寫成這首詩之後第二天,剛巧約了不常見面的詩人(應該還是詩人吧)浪目和幾位同學吃飯。寫了這樣的東西,我自然是不敢提起的。飯後他曾經問我如今還有無寫詩,我就提起了我對經驗和想像的焦慮。他只是輕輕說了句:「寫詩不是寫想像,是寫感受」之類。當時我並沒有甚麼感覺,後來卻不時會想起他這個講法,愈想愈覺得不無道理。總之,就是發生了這樣的事(請注意,我是拒絕把他描述成像智者一類的存在的)。
在這之後,我又繼續嘗試,終於寫了一首關於瘟疫的詩:
〈人百其身〉
「我們用了一輩子從人群裡分離出來
卻將會用更多的時間
融入進去」——〈風吹了幾十年,還在吹〉余秀華
到了所有人都要死的時候了
有些人死一百次,只是一個虛數,有些人
在第一次之後,就沒有了
有些人是身,有些人只是體
一場暴雨正壓迫過來
以生存為由的淘汰讓一些人比另一些更憂心忡忡
更不值得之後的人間
這不是隨機的天災,不是公平的屠殺
這是他們又一次要我們相信強壯的人更值得活
要從人群裡分離出來,一輩子並不夠用
有些人很輕易就被人群分離出來了
卻還是要承受人群
距離不夠,公義也不夠,兩者是沒有關係的
憤怒使我們不輕易被雨打穿
也讓人顯得憤怒、苛求、不適合
但無論有沒有憤怒,我們都不會顯得適合
一百副他人的身體,我們的身體
百倍於我們的宿命
徹底知道「不幸」只是權貴者的託辭
這是我第一次在詩裡面用這個「我們」,是一種近乎宣言的寫法。
我還是對自己帶著一點恨鐵不成鋼地把這首拿給洪慧看。洪慧居然覺得好(或者是口味的關係)。一開始,我覺得:洪慧居然這麼接受,看來我要找另外的人去討批評了。畢竟鄙人剛開始寫詩的時候,可以說是給洪慧百煉過的。雖然詫異,也難免飄飄然起來。自然,像之前所說,作為作者的我喜歡這樣寫,作為讀者的我又嫌棄。但是在最近(甚至在這首詩之前),我又開始對自己寫的詩更有了些信心。作為作者的信心,毋寧說是有了一種傲氣。兩者結合起來,如今我竟然重新喜歡〈她們〉那首詩。
結果,現在我覺得我已經擊退了作為讀者的自己了。作為讀者的我或者已經接受我無法變回以前那樣。我不敢說我完成了某種風格的轉向,但起碼這種轉向變得輕鬆起來。當我開始寫散文之後,我才發現有很多話自己以前是不敢講的,又確實有些經驗在詩裡怎麼描述都不對勁,包括我作為殘疾人的身份以及殘疾的經驗和思考。當我決定我將會繼續寫詩,同時寫散文,我就覺得自己有力量。
題外話:在寫這篇的時候一直有「這麼快就二千字?」之類的疑惑,就掃了一下引的兩首詩的字數,原來都有三百多字,嚇了一跳……難怪自己會覺得冗長。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井上奈奈的繪本《貓のミ-ラ》:
米白色封面上,孔雀一樣打開來的淡綠與暗紅都鑲了銀色的飾邊,而它們的根刺卻緊緊纏住了微笑中的女孩。彷彿因為滋養了一個豐盈的世界,女孩的臉才成了消失中的銀灰色,有銀灰色的貓隱然藏在她的身後。
翻開書,紅裡白字印著這樣一個句子:
きょう、フリーダは眉毛をそりました。
Today Frida shaved her eyebrows.
另一頁上,鏡子裡倒映著她:失去了眉毛,一張關於匱缺的臉。
匱缺像是被吞進去的一個詞,滿盈的句子便被打開了一個能夠重新進入的缺口。
飛機降落在關西機場是三月封關的前一天。半夜裡買機票時,還在鬼氣森森的愛丁堡。已經來不及回香港了,只能帶著英國冬天的衣物來到日本的春天。要帶來京都的書,本來已經選好,但它們終於只能待在我房間暗黑的抽屜裡,沒有機會被裝進行李箱。
按學校宿舍的要求,臨上機前去買了一部探耳式溫度計,然後每天填寫縱橫線條交錯密密麻麻的健康觀察表格,體溫是35.8、36、36.2⋯⋯,在鼻汁、咳、痰等等的正負選項裡打勾。這麼細緻的表格,卻原來不必呈交任何人,它預設的讀者是填寫的人,每天早晚耳語一樣跟自己低聲報告,好像便暗暗明白了,走在愈來愈寂靜無人的街道時,在那些落下的閘門前反覆看到的「自粛」二字。
《貓のミ-ラ》是在京都買的第一本書。從上京區由西向東走,搖搖晃晃到了一乘寺站的惠文社。在這家販賣書本的珠寶店裡,日語入門課只上了一半的我,看著迷離貓眼一樣,看著書架上乍隱乍現的字詞。我走到童書和繪本的架子前,對自己說:「無論如何要帶一本回去。辭典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查,最少能看明白一本書。」
フリーダ為甚麼削去她自己的眉毛?她和她的貓怎麼了?
(如果先不去偷看英文的部分,字詞就藏在一張張面具後面看著我。)
為了讓我記得名字而自稱妹妹的她,時時從大阪坐車到京都上博士班,本來要當我的日語老師,相約定期在大學附近的山貓軒一起讀一本書。然而,不久以後學校便關了門。在緊急狀態令以前,傳來妹妹的電郵,好意地說要陪我去一趟櫻花小旅行。這樣的邀約背後是善待客人的禮貌,還是春天到來的心情?回覆時應該說:yes,還是:no, thanks?當她用panic一詞,是在抱怨大家都惶恐過了頭,還是在訴說她自己的恐懼?在櫻花樹下,我們都緊張兮兮地把嘴巴藏在口罩後,默默地向著山上的瞭望台走。
昏天暗地蝸在宿舍裡。訪問學者居住的一邊,除了我以外,據說只有一個男教授。清晨時分聽到非常激動的男聲穿牆而來,彷彿隨時有人會梆梆梆梆的敲響門。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辨清了聲音的方向,卻怎樣也無法認出是哪一種語言。
其他時候,就只有房間本身了。房間由許多現成的部件組裝起來,太空艙一樣展示著各式各樣的操控按鈕。買了一個雪平鍋,雨天的時候,把即食米飯倒進去,放在那一塊嵌入式的電磁板上加熱。電力運行時,整座灶台都動了起了來,鍋蓋一直抖動,房間便像運轉中的飛行器一樣,不住發出滋滋的聲響。房間這就要飛向太空了嗎?
晴天的時候,房子好像也靜默下來。我獨自在附近的街道上亂走,偶爾拐進一個小巷,谷歌上查不到的咖啡館和食堂,便魔法一樣浮現出來。有時站在一扇緊閉的門前,猶豫著,是否要把它打開來?第二次來到時,手放在門上,就像分享了一個小秘密。
有一家不時光顧的蕎麥麵店,餐牌上看得懂的只有天婦羅蕎麥這一款,反覆的點了幾次後,拍了一張照片,回去逐字查實。一天,再來到店的門前,閘門卻已經落下來了。沒有吃到也沒有查出來的那個詞背後是怎樣的味道?
J說:「在這樣的旅程裡,你可收獲了些甚麼?」
熒幕上的光影消失,我又滑回一個無聲的世界,在棋盤一樣筆直的道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像是一頁頁翻過一本夢中的書。這是我一直期望能寫出來的一本書:非常的安靜,像陽光裡透明的氣泡,所有的語詞在真正說出來以前就先爆破。
那麼,是誰耳語般和你呫嚅著甚麼?比如說,當你彎身下去,把每天食用過後的各種丟棄物,清洗乾淨分門別類放進指定顏色的膠袋裡;比如說,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的收銀處,當你看著那些儀式似地,把收據和零錢放到小盤子上的手勢;有一個老清潔工,張開各執一塊抹布的兩手,望著扶手電梯的頂部像望著一場戰役。
離開一家小店時,店主追出來,調動了全身訓練有素的肌肉,從嘴唇之間吐出明知道你聽不懂的謝辭。你知道,話語有時沒有一個指定的對象,而是一種久遠的結構,就像寺院和皇宮建築的榫卯。古老的庭園以至整個細心經營的城市裡,花和葉變換的景觀都是預先設計好的。即使在沒有一個旅客的真空時間裡,櫻花開過了就是不遠處的杜鵑,然後翠綠的楓葉邊角已悄悄地轉紅。
在這樣的旅程裡,你可收獲了些甚麼?
你回到宿舍,翻開書的第一頁。那時,貓其實已不在了,某個旅程已經結束,フリーダ削去了自己的眉毛。
默默的,她甚麼也沒有說。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兩個古老的句子,近日重聞於世,一時眾口稱道,卻終於惹來了「奧斯威辛之後,仍然寫詩是野蠻」的反唇相稽。俄而詩人楊牧下世,不少人提到他的名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也許更有人記得他說過:「文學固然不能變成其他東西的附庸,但文學也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廣大的社會關懷。」(《柏克萊精神‧自序》)我倒是想起身兼科學家和散文家的陳之藩,在八十年代初的慨嘆:「但不知為甚麼,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天翻了,地覆了,我們也不能形狀於萬一。」(〈四月八日這一天〉)寫詩還是不寫,為甚麼而寫,應該怎樣寫,此時此地,這些提問難免都帶著對立場究詰或反思的意味。然而回憶向詩走近的過程,我怎樣端詳捉摸它,體驗感受它,總無法匯整為「一個」顛撲不破的論述。
大概是小五升小六的暑假,某個午後,半躺在父母的床上,拿著一本為升中試作準備的中國語文補充讀物隨便翻閱。床邊有一台電動衣車,母親在埋頭縫衣服。那時香港製衣廠林立,勞動力供不應求,很多家庭主婦都當上了外發工人,母親也重操她婚前的舊業,賺些家用。回頭說那本書,好像從成語到各種文體寫作指導都有,包羅萬象,但最喜歡是那些讀來異常順口的短詩。我沒有怎麼費力就記住了「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堂。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之類。在衣車和風扇交響的馬達聲中,四季徐徐淌過,我像觀看舞台演出,鮮明的印象直留到今天。
中四那年,中文科考試有一道題目問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表達了怎樣的感情。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詞,不知道是悼念亡妻,只覺愁雲不散的沉哀壓在心上,難過得回到家裡忍不住告訴母親,她當然也未聽說過這首詞。後來接觸新詩,也不乏類似的觸動。點點滴滴,蒐索起來還有很多。有趣的是,舊詩讓我縈懷的往往是情感的濃度,新詩的興奮卻在於啟示了種種可能,例如初逢淮遠的〈白玫〉:
夜有許多許多
不見底的
洞
在園中醫生和縫衣匠
都幫不上忙。
赫然發現所謂「美」不需要是必然的。讀了羅青,才知道透明的語意也可以深邃無底。陳黎、飲江既雄辯又慧黠地演示了遊戲的嚴肅意義……
再後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晚唐人讀杜甫、韓愈,南宋人讀蘇軾、辛棄疾,同樣會有新奇的感受。距離愈遠,細節愈模糊,把二三千年壓縮為一個「傳統」,拿來與「現代」對照,代價是省略了中間沒有間斷的變化。我讀曹操、丕、植的詩,很驚訝這一門兩代竟然有那麼大的差異,禁不住忖想,在他們父子兄弟心目中,「詩」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各自追求的又是甚麼?
我很懷疑,古今中外叫作「詩」的東西,究竟有多少相通的元素?但最低限度,「詩人」似乎是一個鼓勵超越常規的護身符——不一定是行為舉止,而是寫作上的別出心裁,開疆闢土。此時此地,寫詩不可能成為職業,我更認定自己是業餘者中的業餘者。曾聽過一位年輕詩人說,可以為詩而死,另一位更年輕的詩人,為了詩藝的進境而著意和流浪漢搭訕,我自問辦不到。坦白說,寫詩於我純粹是為了好奇,希望藉著實踐多看懂一些別人的異樣風景。至於自己能的風景能有多異樣,那是餘事的餘事了。
我出版過一部半詩集。半部是與散文集《力學》連體的《[ ]》,一部是新舊體混雜的《暗飛》,縱加上未結集的,為數依然甚少,重讀舊作,一下子就完事了。這次回顧,翻到一些久已遺忘的句子:
就用這種語氣
談談最近幾天的心緒吧
談談翻開日誌就悠悠飄出
總說不來的那種感覺
只剩下幾天了距離那日子
約會差不多排滿一如平時
見面要等回歸之後啦
——我們忽然習慣這樣說
那麼牙齒檢查該遲些才掛號嗎
百老匯電影中心那片子不會割畫吧
這首詩寫了一半得趕在殖民時代完成
就像一場感冒
最後在週末打網球前恢復
舊日誌早丟掉了
去年這一天做過甚麼事情
想過即將舉行的慶典嗎
錯覺總以為過渡期還有十四年
那時剛考上大學正好中英談判結束
校園陽光燙熱香港的前途決定了
偶然也會懸想遙遠的將來
但具體內容已經忘記
現在最關心窗外的暴雨
會不會影響明天上班
和下班後的晚宴
還有後天要簽的房子貸款合約
假期裡到嘉湖山莊看看朋友剛滿月的女兒
雨再下不停回歸煙花也得取消了
明年就有濕淋淋的沉悶記憶
——〈方格地磚〉
聯想起楊牧在《柏克萊精神》外的另一本社會評論集《交流道》,裡面恰巧有這樣的話:「我只是覺得奇怪,為甚麼我們從小就盼望它發生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件事,一旦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了,卻給予我們這許多困惑和諷刺,使我們體會到命運的欺凌,感受到一種悲愴?」(〈致香港友人書〉)那首詩寫得好也吧,壞也吧,並不要緊。對現在的我來說,最慶幸是二十三年前,畢竟留下了那些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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