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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李薇婷
香港文學研究者,文學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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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20年6月2日
    彭:彭麗君/譚:譚以諾/張:張可森/梁:梁寶山/李:李祖喬
    整理、記錄:李薇婷
    紀錄按:問答環節以私隱為由,以聽眾A、B、C的方法紀錄提問者。

    政治現場與政治理想:阿倫特作為方法

    彭:這本書的理論部份主要和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對話。身為一位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的學者,阿倫特是個有趣的人。她首先是德國猶太裔思想家華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好朋友和研究者。同樣是猶太裔的思想家,本雅明最後死在德國,但阿倫特成功逃離,若不是她,本雅明不會在五十年代後為全球思想界所熟悉。而阿倫特在離開德國遊歷於不同地方,之前之後也一直問:所謂「德國人」、「猶太人」,究竟是怎樣的群體。另一方面,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組成者大部份是德國猶太裔的離散學者,但在這群思想家當中,背負這許多種族、學術背景的阿倫特,卻與他們的思路明顯不同。再者,她雖是女性,卻從不願意被標籤為女性主義者,甚至於八十年代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她研究的許多題目均沒有從體諒女性的視角出發。但到了最後,儘管她背負的是整個德國哲學的傳統,總是從古希臘尋找資源來談論各種問題,但是,她卻不認同哲學家的身份,走進政治研究。凡此種種,加上她雖然經歷猶太苦難卻拒絕作猶太人的代言,再回過頭來提問,究竟整個歐洲哲學傳統背負怎樣的問題,她甚至認為納粹主義的生成必須從西歐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發展而理解,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她對此的反省態度非常強烈,甚至對猶太人本身的批評亦極為深刻。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吸引的,她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同時亦很貼地般提問政治是什麼、「參與式民主」為何、人如何作政治參與和日常實踐。我認為思考這些問題都能幫助我們離開現時的困頓。

    漢娜‧阿倫特

    譚:除了與阿倫特對話,你在書的緒論亦提到「共居」。你如何透過此概念理解雨傘佔領區的民眾呢?

    彭:「共居」對應兩個層面。一是傘運佔領區當時屬於眾人共同居住的狀態。雖然後來許多民眾可以隨意進出區內不同的帳幕,漸漸也沒有太多人留居,但整體而言,佔領區仍然是個「共居」的狀態。這種示威模式,以全球佔領為參照,是一種很對應當時社會狀態的示威模式。另一方面亦要回到阿倫特的理論。阿倫特其中一個理論框架是「私人-社會-政治」的三元關係,私人是各種不曝光的私密行為,包括個人感情、家庭、吃喝睡之類、最貼身的感情流通之地;社會的層次則是漸次強大的現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工作、和他人建立關係的空間;對阿倫特而言最重要的空間是政治空間,亦即是「現身空間」 (the space of appearance)。這空間由一群人放下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感情,進入現身空間進行政治活動。這空間是從希臘的政治哲學中引申出來,很理想化。這空間擁有多元性,每個個人進入此空間都帶有他們自身的背景。但這並不是什麼大愛左膠空間,反而因為人人都帶有個人訴求進入此空間發聲,所以,這空間內有許多不同意見。這是個平等的空間,不是因為大家都一樣,而是因為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權力,大家都可以提倡自己的想法。這是很理想的自由空間──這「自由」不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也不是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 的「自由」。這裡的「自由」是指,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空間進行自己要做的事之時,並無特權要控制他人做某件事。其實許多時人們發聲時都希望說服他人聽自己的話、跟自己的主張行事,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能控制他人跟隨自己的想法,當中可能一事無成,也可能成就大改變。你或者會說,「啊,這真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們做每一件事都好像要受制他人」,但是,當這種平等的狀態同時亦導致無任何人可以控制結果。阿倫特所言的政治自由,其實是非工具性的自由。當我們可以放開功能性的自由,就可以做到更高層次既自由個體,達至政治自由。我認為現時香港民間有這樣的面向。試想像,有一千甚至一萬人,愈來愈多人攜同不同的目的進入抗爭現場時,愈是無人能夠控制結果,但當你面對無法控制結果的局面,仍然願意為自己的理想而繼續爭取,就是政治最理想的狀態。「共居」基本上就是從這些層次來展開的思考。

    譚:這是個很宏觀的話題。聽到你的解釋後,我所理解的是,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狀態,同樣是幾千幾百萬人在同一個空間裡發表意見。當中出現許多拉扯、協商,亦因為無人可為他人作決定的原故衍生許多張力,甚至是停滯的狀態。我相信這是大家在雨傘時期的共同經歷。金鐘、旺角佔領區中後期所出現的停滯、甚至爭論、抹黑,令我思考,共居是否一定走向停滯的狀態?抑或能提供一些正面的力量,讓大家解決到當下的問題?

    彭:有的,這本書的另一對應正是這種停滯感。特別是第四、第五章寫藝術和紀錄片,我很感動於大家把面對停滯、等待時亟欲做些事卻又無能為力的煩厭感覺,轉化成拍紀錄片、甚至索性在街頭打場乒乓球的行為。就像是世界不受控制,人們卻自覺必須參與。其實直至今時今日,我們同樣面對這種眾謂「無力感」的狀態,相當真實──既無法控制現實,而就算能控制,最終亦未必是大眾想達成的理想。特別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的確是一場反極權運動──我並不想定義現在的中國是否極權國,因為不同的理論家對「極權」都有嚴謹的介定,中國不一定能夠符合這些定義──但是,儘管中國未必能稱為極權政府,但反修例運動的確是在反抗「極權」這種狀態。面對「極權」這種講求「絕對的整體」的狀態,人民的抵抗與回應是什麼?我認為我們正以多元的、自由的,甚至是一種等待的狀態來回應「極權」所依靠的單一邏輯。另一項值得我們繼續想像的是,阿倫特企圖處理多元的政治狀態,這與德國另一個政治理論家史密特 (Carl Schmitt) 的敵友關係很不一樣。他在1920年代時認為當時的德國已經去政治化,大眾忘記了什麼是政治,而政治最基本的狀態便是敵友關係。施密特的思考可能很有啟發性,但這只是其中一種思考政治的方法。阿倫特便以多元來思考政治,儘管她經歷過納粹集中營這種極權統治。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用哪種方式來回應極權?以對方所應用的敵友原則,抑或多元關係?我覺得應該要更仔細思考。

    Credit: Gregor Klar

    從香港到全球:「城市權」的理論與實踐

    譚:我最後一道問題:您書中提到「城市權」,當我地用城市權來談論香港反極權運動的狀態,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何對應香港從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處境?

    彭:以「城市權」來談論香港有幾個原因。首先,香港本身是城市,大家討論民主的時候多用「民主國家」的進路,我希望思考「民主城市」。除非我們不談民主,要談民主便先要理解,民主沒有一條必然的路徑,它可能是一個終結,但這個彼岸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民主也是一個存在許多內部矛盾的政治概念。這意味我們要香港達至民主,不能說參考台灣、南韓怎樣做,我們便跟隨之。反而,我們要回到香港的身世,它是城市,從未真正自治,卻總是處於半自治狀態的政治實體。所以我在第六章中提過這百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的三種狀態。一是城邦,在許多不同帝國之間尋求生存方式;二是全球城市,許多資本從香港通過,使香港變成世界中心;三是難民城市,因為香港人口一直由不同的難民群體來組成。我認為大家要理解這三種狀態,學懂欣賞自身的優點甚至包袱。這種對城市形態的認知,可回到我在引言部份談論過的「眾多主權」。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理想,就是把香港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聯繫起來,國家主權是一個當代很重要的問題,香港的狀態可以作為一個想象方法去處理一些其它地區的問題。主權這個概念似乎包含一種高度統一性的權利,不能分割,但我們可否拆解這種迷思,在主權中同時處理統一和多元的矛盾?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擁有主權,但國家之間有很多誇國的主權操作,在國家之下的各地方亦有地區主權,甚至是社群 (communities) 為單位所展現的主權。在此狀態下反思香港的「高度自治」又將如何?我不想,也沒有能力為香港提出治港藍圖,我只是希望提出的想象的可能。

    譚:謝謝麗君老師的分享。落入城市權這個議題,我想新近成為區議員的張可森可以分享一些基於議員身份所體會到的、一般市民不瞭解的城市經歷。作為前線實踐的一員,你如何理解和回應「城市權」?

    張:我認為「城市權」的概念很能回應眼下香港的狀況,引發我思考香港如何走下去。我從搶白區行動成為素人區議員,如何回應國安法、思考香港前途對我來說都是最逼切的議題。「城市權」可以從陳雲提倡的城邦論談起,不過,他口中的香港城邦是承傳華夏文化的地方,但《民現》中提出的城市權,其實認為城邦不一定要講求「華夏傳承」。從地理概念上思考,中國可以說是以陸地模式來思考,認為香港是帝國邊垂的空間。但是,從海洋模式來思考,香港便不是邊陲。何以在此時以「陸地-海洋」來思考香港呢?因為陸地是一種以國族國家邊界作為中心的思考,但海洋的邊界卻是模糊的、流動的。從海洋模式來看,香港才是各種流向、包括資本流 (capital flow) 的交匯點,我認為這是中港之間最大的分別。捉緊這點模糊的邊界,回到「自由」這一個支撐著本地抗爭的重要概念,我認為一個城市的開放邊界是很重要的。只是,要強調的是,不像某種本土論述認為開放邊界會令香港淪為內地大媽等外來文化入侵的地方,我認為開放邊界最重要的不是有什麼人進入香港這空間,而是香港如何回應這些外來物。城市會開放邊界,同時亦會回應進內的事物。例如Pepe本來亦是從西歐的網絡文化而來,但是,香港的抗爭者將之轉化成屬於香港的自由、抗爭的象徵物,甚至令原創作者形容香港人令pepe甦生。這就像歷史中的香港,是否從來都習慣以內在的轉化來回應外來的所謂「入侵」?這正是海洋城市的特質。當然,我對城市權亦有疑問:我們是否過度以「香港中心」來思考香港?那些與我們一同生活卻不屬於「城市」空間的民眾又如何?我仍未想清楚。只是,我很關心城市的位置,因為城市權的提出似乎可以回應我們很希望打破國族國家的體制的訴求,除了香港能取回自己失去的權力之外,同時能否從香港反修例運動經驗中提煉一些元素來回應全球語境?另一點我想回應的是,《民現》一書中提到「發展共同體」與「反發展共同體」之間的過渡。香港的上一代以「發展」作為推動共同體的思想價值,但下一代卻有一種「反發展」的訴求,希望保育香港,例如保育天星、皇后碼頭、菜園村等。我想再提出另一種共同體,由一種情感主導式的共同體意識,對香港有一種情動力(affective)的依歸,有點類似梁繼平所提出的「苦難的共同體」。

    除此之外,麗君老師剛剛提到她的書不像陳雲一樣要提出藍圖計劃。不過,從實踐的方向而言,我感覺到現時從政者、區議員們其實漸漸繪畫出藍圖。例如像攬炒巴提到的,結合388位區議員來組成一個像「下議院」形式的機制呢?坦白說,我本人對於區議會在架構上的功能存疑,再加上香港政府仍然在以不同方式來局限區議會功能,民政官員甚至要求區議會議程只能談論種不種樹、是否建成新燈柱等他們意義下的民生福利議題。但是,我們與市民都不希望區議員的功能只止於此。除此之外,國安法實施之後,大家對選舉的期望已經很微弱,但是,我仍覺得初選好重要。假如大家以為初選只是選五位心水議員來參與立法會選舉,是小看了初選的意義。事實上,初選是五區、超區連結起來的,首次由香港人親自舉行、參與的全民選舉。假如要談論「城市權」,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城市權以怎樣的模式實現?眼下我們能否從現有的模式中提煉出新的方向?我認為這是需要更多嘗試的。

    譚:可森談論的其實是關於國族主義的問題,亦是《民現》一書有回應的一點。書中另外有提到聯合國 (super national) 的層次的組成,也有次主權、次國家 (sub-national) 的組織體系。然而,這種架構體系真正出現的話究竟是怎樣的形態、如何運作呢?如果以可森或者攬炒巴的說法,似乎香港與世界可以是一種非國族基礎的連結。我想追問關於這388位區議員之間的連結,你如何理解區議員與城市權的關係?城市又在「城市權」的概念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張:我想解釋,388個區議員是投票結果,但我提倡的連結形式是透過公開邀請18區區議員一起舉行會議來建立共同議政的狀態。區議會成為直選所得的、簡單多數的議會,成為更仔細地反映香港公民意見的議會。如果這種跨區連結成真,民選代議士能做到的工作便更多,例如議決與其他城市締結為姐妹城市、聯盟等決策。我想思考的是,香港是否能以這種形式加入全球城市的行列?

    政治與藝術:藝術開啟的多元政治思考

    譚:這確是宏大的藍圖。梁寶山說她希望全面地談論這本書,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她。

    梁:我想回應剛才張可森提到「海洋-陸地」的思考模式,為何會以「陸地中心」的模式來思考國家呢?這問題與我最想分享此書的第四章有關。我希望從一個藝評人的角度與兩位對話。談及陸地與海洋,我聯想到幾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也聯繫到藝術為何能參與這場對話。楊嘉輝 (Samson Young) 有件作品題目叫Liquid Borders,概念是他沿邊境的鐵絲網收音,和作視覺田野紀錄──聲音和流水會有邊界嗎?鐵絲網作為一個發音的物體,以及藝術家所身處的地方亦成為他收音的空間。當時正值中港矛盾、民間反蝗很激烈的時刻。但是,當他以聲音作為媒介時,所謂邊界的問題是不存在的。聲音是看不見的,但卻不停在邊界與邊界之間游走,正能回應我們現時對邊界的思考。另一個我想談論的作品是蕭偉恆在大概三年前進行的「InsideOutland/境內景外」,以影像的方式來製作。這是一個關於「東方之珠」的神話,他所拍攝的大鵬灣,歷來是偷渡之地。當時人們常說,偷渡時向有光的地方游,便是香港。(唐書璇《再見中國》1972)。然而今日在下白泥、尖鼻咀、網井圍,經過多年來資本高速發展,深圳才是光芒所在。這兩個作品,都讓我們反思「邊界」究竟為何?是國土分野,抑或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分別?

    蕭偉恆「InsideOutland/境內景外」

    另一個我想回應的是「城市權」。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思考模式會否邊緣化其他群體呢?我想另外分享兩個作品來回應。首先是盧建民在攝影節展覽的作品。他與梁天琦同期被判刑。盧建民喜歡行山,也愛拍照,這些照片的視覺是從香港不同的高山上回望城市,與我們刻板地以為香港就是維港、高樓大廈不同,他的香港是高山,例如從飛鵝山俯拍東九龍,穿插這些年抗爭者的照片。這種強烈對比,令我重新思考香港的地景。最後,我最近在進行正在研究自己居住的離島社區風貌,與港九新界相當不同。這二十年來我看著每逢打風時海邊水位愈漲愈高,沿岸的土地不斷被水侵食。海洋的力量令我有許多體會。離島有高度的族群流動性與開放性,與我們所認識的新界族群的落地生根的感覺不同。離島居民包括本地搬遷的、行船的、外籍人士;也有不同的家族形式,香港可能只是他在世上的基本家園,在外國又有第二家園。由離島來看香港與世界的關係,便不止於高度資本流動的國際都市的關係,而是有多重層次的關係。

    《民現》的第四章談論佔領區的藝術展現,這一章非常點題。究竟人們是如何出現於佔領區?過往我們談論政治與藝術,往往認為兩者之關係,就是用藝術反映政治現況,但佔領區的藝術概念恰巧倒轉──是藝術展現,這些客體,令人們對城市、對政治有耳目一新的理解。藝術的作用其實就是如此。麗君以阿倫特反思香港,其實阿倫特對藝術的思考很「康德式」──能夠欣賞花的人,便可以傾談政治,因為兩者都關於「判斷」的。第四章試圖將幾套理論架接起來回應佔領區藝術展現,既是關於香港處境,同時關於藝術,從中可以看出洪席耶的影響:究竟觀賞性 (spectatorship) 會否是存在一種游移的狀態?這並非純粹的盲動,而是有積極的能量讓你能跳出來反思現有框架,讓彼此看見彼此。最後我想提出幾個問題延伸討論。麗君談論pure gesture時用了舞蹈(紀錄者按:「與傘共舞」的部份)為媒介,而談論佔領區內出現的物品時又強調其超出工具性,你在這方面有沒有想再深入討論?與2019年又有沒有可比較性?

    盧建民「行山」攝影

    問答環節

    譚:麗君老師對講者的分享有無回應?

    彭:暫時沒有。我反而想邀請譯者李祖喬作分享。

    李:首先這部書很難翻譯,內裡的理論運用很龐大而複雜,需要許多協調。不過,作為一名香港研究者,讀到這本書時很興奮。因為我常常思考,研究香港應該如何與全球作對應?這本書很集中地與阿倫特對話,我自己最喜歡的是談論自由和城市權的部份。香港作為難民城市這個想法,在香港研究的認知中屬於基本認識,但是,如何將「難民城市」概念化、理論化來談論城市與政治,則可由麗君老師這本書轉入許多深入分析。例如從難民城市的視角來思考現時討論熱烈的民族主義、香港民族論,這種對邊境的界定、游移和出入,都可以深入對話。另外,我喜歡談論香港人最常提在口邊的「自由」,亦是西方世界、甚至中國認為香港作為城市最具力量的、主導的價值,但麗君要談卻是自由與城市內其他價值之間的張力與拉扯。例如她談及在一個單純地談論「自由」的狀態下,其實混和了許多Communist terrorism在其中,不能簡化成民族或者其他群體認同。我認為這種實與虛之間的討論是非常有趣。最後,我想把握機會提問:你寫法治的時候,究竟想傳遞怎樣的訊息?書中試圖從傳柯的生命政治轉換去談阿倫特提出的「生活政治」,似乎很想告訴大家要堅持法治精神,但另一方面又提醒我們可以主動改變法律。這是否在建議香港應該建立自己的法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的,例如由中央定立國安法這類外加的法規?

    梁:我想追問,書名為《民現》,是民眾的現身,但整本書沒有正面回應《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這本書其實直至現在仍然是大家書寫香港時很喜歡引述的著作,同時亦受到不同學者試圖去拆解的概念。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學者,麗君會如何回應這個概念?另外,我想向大家介紹2005年的攝影展《香港觀記》(Hong Kong Four-cast),內裡有一篇由田邁修 (Matthew Turner) 撰寫的導論building on appearance中回應,批評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說法很華麗地使用了後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論,可是這說法卻害人不淺。其實他運用了一種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來回應消失的政治,展覽舉行於七一之後,他很歡喜於看見人民在街頭現身、上街。我想問麗君是否也同樣希望處理這問題?

    彭:我恰巧剛剛在《端》發表一篇短文,解釋了現身的民眾 (appearance demos) 為何意思。Wendy Brown曾經寫過Undoing the Demos一書,提到新自由主義具有很大的威力拆散民主,令人民解散回到個人的、私人的狀態。某程度上我想回應此說法,因為香港其實是頗為信仰新自由的城市,但是,我們並未被拆散,一樣對民主有概念與意識。其實我也有回應梁寶山剛才提到阿巴斯的說法。當群眾真正出現,大聲地表達自己的現身,我們便要處理消失這概念。其實阿巴斯這本在1997年出版的書提到消失與現身之間的曖昧與拉扯,認為兩者關係複雜。但現在不同,2014年及2019年間的群眾走上街頭,用盡一切力量表達自己的存在、出現,抗拒消失,某程度上與前論是兩回事。

    回應剛才李祖喬的提問。其實所有政權的核心可能都是暴力──亦即阿甘本所談及的例外狀態,認為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穩定、和平與繁榮是建基於建立「例外」、透過暴力來維持。從這方向來看,無論如何包裝,所有政權體系的核心都是暴力。反過來說,法律的核心,從理論層面來談,其實是不服從。這與我們平時認為法治就是服從法規不同。很多西方學者都提出,法律其實是由人、由社群來決定的,然後授權這套律法來治理我們,但最後的權力仍然在群眾的手裡。只有人民掌有不服從的選項,法治制度才可以進行,若不,這制度在現代社會之下終將崩潰。但同時,如果我們都不服從法律,法治也一樣不能成立。這一點是很矛盾的,怎樣才能在一套嚴謹的法律底下允許人民不服從法律?如何反映返人民才是法律的主人,但人民必須服膺於法律的權力?不得不認清的是,授權由一套法律來管治群眾時,亦代表群眾願意在法律面前先放下自我。而絕大部份的國家法律圍繞「公民抗命」的議題時,都是相當審慎和諸多掣肘,這不單是國家施行的,也是人民認同的,因為絕大部份人都不希望隨便「攬炒」。我想我們在香港天天都在問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能夠問就很好。

    至於藝術的工具性,亦是眾多論者一直在討論的問題。我們認為藝術不是宣傳、也不是文宣。當藝術只等同文宣,便意味著藝術是盛載意識形態為目的工具。藝術是否需要比文宣多些自由地?所以我舉了pure gesture的例子,一種純粹的肢體舞蹈動作與空間的關係,你可以詮釋它,卻沒有一種說法可以完全解釋它。當這個藝術展現提供一個複雜的詮釋空間來抗拒一個簡單化的意義,都可以說藝術尋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

    聽眾A:黃色經濟圈是否一種共居 (cohabitation) 狀態?

    彭:我認為是的。不過,假如圈中缺乏一個多元對話、不同的空間,可能又回到一種二元對立的、純粹的敵我關係之中。當然,二元的狀況現時是很逼切的議題,但是,在這狀況下如何思考一個群體內部的多元,又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聽眾B:城市權的達成需要與更上一級、掌有主權的政府討論權力分配。以香港現在的情況,「城市權」如何由上而下地提出、促成甚至確立?

    彭:我認為現在這狀態很難與上層討論權力分配。眼下我們和你所說的那種上層架構之間已經失去信任基礎。我想這個狀態很不理想,但我們又希望盡做。我想可森談到的想法很好,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思考如何參與這個城市。我相信如果我們無法與他者溝通,或者仍然可以努力保存這城市的底蘊,例如建立我們的社群、公民社會。

    聽眾C:我想延續剛才那位聽眾B關於「城市權」的提問,也想問問張可森的想法。我認為「城市權」是很吸引的概念。歷史中的香港,雖然有殖民宗主國,但頗長一段時間裡這位殖民主不太理會殖民地。這使香港成為一個半自治體,從歷史事實發展中可以參考出「城市權」的概念。這就涉及「多重主權」的狀況。其實這次疫情很能見出「主權」的不同層次。以美國為例,白宮與州政府的決定可以有不同,可見國家內部有不同層次的主權與權力。我想就兩點提問,一是城鄉差距,另外是城市與國家的關係。從美國或英國的大選為例,投票予政治取向較基進的政黨的大多為城市居民,投票給政治較保守的政黨的則多為鄉間居民。若我們暫不理會國家和城市的差距,先談論張可森所說的與他城締結姐妹城市的國際都市、麗君所提到的公平城市 (fairness city),其實是在於一種基進的基礎下思考的發展方向,是否忽略了各個城市與它們的鄉郊之間的差距?而城市又有另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城市是新自由主義集中的地方,以香港為例,我們和他城聯結的基礎價值是什麼?中環價值?這又與我們現在的訴求不同。另外,也是剛才聽眾的提問,城市有其自主權,但當國家不停希望收編這種自主權時,我們又應如何?剛才麗君回應了不少城市與國家的關係,我很想多聽聽各位講者對城鄉差距這種城市內部矛盾的看法。

    Credit:Studio Incendo

    張:我亦曾問過麗君老師,會否對一國兩制太有信心。一方面,我很好開心這本書可以由香港的歷史經驗提煉到一些要素來改善全球狀況,但另一方面,我很遺憾於這本書的構想似乎無法應用於現時的香港。我很喜歡德勒茲談論「concept」作為一塊磚頭的概念,你可以選擇積存磚頭來建屋,也可以選擇把它投擲出去。而「城市權」這個概念可以投往何方,我很期待。關於城鄉差距,我自己亦思考許多。眼下的全球其實是由城市主導的發展,但香港又存在吊詭的地方,香港的鄉郊,其實就是新界,但這些年來亦有不少人努力地回頭保育香港這些鄉郊的部份。我想這是一個方向縮少城鄉差距。

    彭:簡單回應。城鄉差距,我覺得香港當然有「鄉」,而「鄉」在香港甚至很有優勢。這與我們所想像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鄉」是很不同的。特別若我們談論的是香港原居民的某種權利,更加與外國情況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思考這種鄉村的優勢:什麼時候我們要回應香港特有的城鄉不公,鄉村又在何時與城市有政治上的交流與回應?香港的個案在全球城市之間是很特殊的。「中環價值」亦是這本書想問的問題。經過2019年,相信大家都開始關心「經濟邏輯」究竟與「政治邏輯」有多少共通、重疊與分別。中國主要以經濟邏輯來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認為只要給予經濟上的發展與機會,讓香港變成上海,那麼現有的問題便會消失。中國看不見的是香港很核心的政治問題。最簡單,香港人談論「尊嚴」(dignity) ,用經濟邏輯是絕對無法解決的。同樣地,我們也不能不把經濟問題拉入政治問題來談論。現在許多全球左膠都批評香港反修例運動是一場資本主義者的運動,缺乏階級問題意識。這種說法當然有對香港運動不理解的地方,但他們有對階級問題的執著,我們也需要反思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概念發展,為香港製造了許多不平等的問題。

    我又曾經與梁寶山談論過「共業」的問題。其實阿倫特與佛教可以溝通,她所談論的所謂自由的狀態,某程度上便是因緣的議題,由許多因所結成許多的果,人們要共同承擔這份「業」。阿倫特希望大家離開西方的、簡化的工具性思維,而佛家亦希望人不要簡單地覺得人與世界只屬一種予取予求的關係。現在讀論阿倫特可能是很「離地」的行為,但是,重要的是阿倫特經歷過集中營的生活,當她能夠站出來說不應把世界簡化成敵我關係,這是很值得大家參考的。

    Credit:qbix08

    張:我想補充一點,剛才提到法治的議題。書中提及「法」有兩組概念,一是希臘的nomos,一種是羅馬的lex,前者是先於政治的一套法規,後者則是較為開放的,談論立法的。為何大家現在認為法治已死?因為nomos已經壟斷,壓倒了走向lex的可行性。

    梁:我想很快回應兩點。書中有提及intersubjectivity,如果以一種較為傳統的亞洲視角來思考,其實是建基在「空」,可以包含不同的詮釋。不過「空」是很大的議題,現在未必能細談。而intersubjectivity亦指涉另一個non-difference的議題,即是「無我相,眾生,壽者」,如果套回我們現在的討論,「空」就是允許一些論述呈現而不至同質化和本質化的空間。麗君提及希臘劇場對面具的運用,原意是防止演員將個人帶入舞台。但是,這個面具何時戴上和除下,則是大家自由自主地決定的。我不知道你寫到這一部份時,街頭的人們開始戴口罩的日常沒有。事實上,戴口罩不止於保護個人身份,同時代表我們進入公民角色,走入群體。

    李:最後追問一個問題。這本書無論是寫作或翻譯的過程,香港似乎都處於示威中的狀況。在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寫評論或提出說法很容易「過時」,但學術著作似乎可以面對較長遠的時間。你提及自己在2016年間寫完呢本書,相信當時中央仍未有像今天的干預,你心中是否有這種對論述時效的想法,以致著述中呈現出相當的樂觀?另外,我們常常說香港是城市,想知道你心中有無其他城市與香港作對比?

    彭:阿倫特於1958年寫《人的條件》,之後幾十年大家開始忘記這本書,但在千禧年後,全世界突然又開始討論這本書。七、八十年代其實已經很少人再談論阿倫特。特別是,她的意識很反共,當時的左翼──包括女性主義者──都對她諸多批評。現在再談論她,大抵是因為大家開始意識到她思考的寬廣,不能被簡化的左右位置來定義,有人發現她提出的思考可以應世。我想我沒法與她的成就相比,但做學術的好處是,學術著作不容易被消費的市場所洗刷甚至改變,可以參與較長遠的討論。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城市。我在三藩市留學時,在當地居住一段長時間。三藩市人有很強烈的認同,會表示自己是「三藩市人」而不是「美國人」;又例如「紐約客」New Yorker的稱謂,許多城市的居民事實上對原生城市都保有一種特別的歸屬感,他們的身份認同,除了屬於國家,同時亦屬於城市。在這一點上,本書的立足點,是香港這個城市。

    譚:時間差不多。很感謝麗君老師的現身說法,也多謝梁寶山和張可森的分享。作為出版商,當然不希望一本有份量的著作要等五十年後才有人討論。大家可以到序言、生活書店、榆林、開益等書店,或者在我們手民出版社的網頁購買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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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失路徵稿選

    【蕩失路】水星紀

    賴家俊
    二十七歲,香港人,現職教師。愛寫作,愛閱讀,唯獨不愛青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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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
      乾澀的眼球
      沿著漣漪
      在漆黑中
      練習盤旋
      躲開浮沉的屍體
      同時朝向被反芻的光
      爬行
      蛇吞噬了每一處熾熱的肌理
      信使在永久遺失的街道上
      奔跑
      自焚
      沉寂
      而餘下的嶙峋的陰冷的暴烈的沉重的
      在乾涸的海床上
      被蒼蠅拖行

      寫於2020年8月8日

      透光


      【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雨天障礙賽

      黃怡
      作家,《字花》編輯,寫作班導師,貓,九十後。著有小說集《補丁之家》、《據報有人寫小說》、《林葉的四季》,小說及散文作品散見《明報》、《字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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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打在眼鏡上,話語都失焦了。依依和阿熙擠在同一把雨傘下,被嘩啦嘩啦的水簾關在只裝得下兩人的空間裡,像一座迷你版的香港公園瀑布涼亭,只是這座流動水簾的流水會從四面八方橫飛進亭裡,把二人的衣褲打濕。暴雨天的街道每一條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在吵鬧的雨聲下一切看起來一樣的暗,店鋪燈光和街燈在密集的雨點間迷路。依依假裝輕率地挽著阿熙舉著傘的臂,已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但她知道,自己已經身處她最想到達的地方。


        Gustave Caillebotte, Paris Street; Rainy Day

        巴士站燈箱裡的單鏡反光相機廣告,把假裝隨意而不經意拍下的照片放得好大好大,其實照片裡打著傘的長髮女模特兒和依依都知道,畫面部署已久。送我去地鐵站吧,她對阿熙說,中午我把傘忘在餐廳了。這連續幾日的大雨並不是她佈置的,但她可以好好利用,來讓阿熙演出她幻想中「英雄救美」劇本裡的英雄:小時候她常常跳著避開某種顏色的地磚,只因那種顏色在遊戲中被她臨時定義為熔岩,現在她把傘外的範圍定義為險境,為保安全,所有人自然要盡量往傘裡靠,包括自己,包括阿熙,即使要兩個人的身體靠在一起,也必須避開可以把人灼傷的雨。火山爆發!離開便利店的人向著路邊開傘時把傘上的積水都噴向阿熙,他一躲,他的臉和傘骨就插進她的髮裡,還好依依昨天用了很香很香的洗頭水,即使頭髮被扯痛,依依仍然得分。熔岩襲來!進入餐廳的人收起傘時,一下子鬆弛的傘骨抖動濕透的傘面,把依依的肩都灑濕了。沒事吧,阿熙問。沒事,依依把阿熙的臂抱得更緊了。依依再次得分。

        這是甚麼街的哪一段,那是幾號巴士的車站,在傘下都看不見了。老實說依依也不在乎面前是否距離地鐵站最近的路,只知道能在傘下和阿熙依在一起,玩一場用雨綁在一起的二人三足,已是勝利。在雨點擊打傘面和世界的聲浪裡,她可以聽見路上人們狼狽的腳步,就算拉高裙擺和褲腳,雨水仍打在鞋襪上、從地面反彈起來,把海拔位於膝蓋以下的一切都浸濕。前方出現一座坦克,但高度只及依依的腰:一個大概剛從補習社下課的矮小學生把雨傘當作頭盔,無視前方的依依一直前進,依依只好拉長身體、倚著阿熙,希望避過攻擊。然而小孩的傘仍入侵由阿熙舉著的傘下領空,把傘上的水都用力抹到依依和阿熙身上。不小心脫口而出的一聲呻吟,同時阿熙條件反射地吐出一句粗口。不知道阿熙有沒有聽見依依的怪叫?依依尷尬得無法直視阿熙,臉好紅好熱,如果他聽見了,會對她有超越友誼的遐想嗎?她應該希望他聽見了,還是聽不見?

        阿熙沒有說話。在等待過馬路的尷尬沉默裡阿熙終於說,這麼大的雨,回到家裡,腳板一定皺皮。依依垂下頭,看著各種雨鞋、涼鞋、濕透的皮鞋和波鞋,包在被雨打濕的鞋襪裡皺皮的腳,像共同但無法宣之於口的秘密,在悶熱的鞋裡忍著不作聲。阿熙的腳也和她的一樣被浸於鞋裡嗎?她居然為了二人之間這共通之處感到快樂:她出門前看過雜誌的最後幾頁,這個月阿熙的星座運程和她的明明沒有甚麼共通之處,星相師說今天是阿熙的倒霉日、卻是依依的幸運日,建議阿熙花時間和自己相處的同時亦建議依依多出門走走。然而現在,他們的命運居然被大雨綁在一起,也許除了星座以外,命運在別處也有對她戀愛運的啟示?一輛只載著一個客人的的士駛過斑馬線前的水窪,但凡站在馬路邊最外圍的人,無論星座、生肖和血型,都被濺了一身。路邊眾人的咒罵聲中也有阿熙的聲音,而站在阿熙身後的依依,忽然覺得那篇星座運程好像也有點準確呢。

        只要橫過馬路,就會到達通往地鐵站外有蓋天橋的樓梯。雨中的城是一場公德心測試,也是一場浪漫的障礙賽:在斑馬線上和看不清面孔的路人對面相逢,要是誰也不主動把傘抬高,讓兩傘相撞、變歪,結果就是兩組人都淋濕。依依在傘下緊緊抓住阿熙、一起在人群人擠著過馬路,真的像在渡過危險的溪流——心跳加速,是因為正在傾盆的雨,正在倒數的紅綠燈,路面上不住滲入鞋內的積水,還是阿熙?而阿熙,也會覺得這場障礙賽刺激或浪漫嗎?到達另一邊行人路時,阿熙說,剛才有個八婆,用高跟鞋踩到我。依依和阿熙一起回頭看對面行人路,再次通車的馬路使原本在雨中已難以看清的人面顯得更加遙遠模糊,無法追究。沒事吧?依依問。阿熙說沒事,算了,但他明顯不悅。糟糕了,看來那星座運程真的很準確呢。

        終於到達樓梯口。阿熙把傘收起來,帶領依依穿過有蓋天橋時,在樓梯上走在他們前面的人有些把收起來的長傘橫著拿、有些把收起來的縮骨遮垂在地上像帶狗散步,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把傘尖插中他們的眼球或把傘面的水噴到他們面上;還好阿熙把已縮短把手的縮骨遮拿在手裡,只讓濕傘弄濕自己的手,依依在心裡為他的有禮加了幾分。啊!一個黑影閃來,反射動作使依依閉上眼。她聽見怒火如熔岩爆發的阿熙破口大罵那個差點把傘尖剌到她面上的大叔,那個大叔回頭還口時,看起來惱羞得想把傘連同粗口一起敲落阿熙的頭上,阿熙也下意識地舉起自己的傘準備擋格。無事無事,依依下意識半抱著阿熙的肩,示意他不要打架;大叔身邊看來是他老婆的人,也用身體攔住丈夫,邊向依依和阿熙道歉邊把丈夫拉走。得了下台階的阿熙站定問依依有沒有事,讓同樣得了下台階的大叔乘機和老婆快步走遠,消失在前往地鐵站的人潮裡;四周一時八卦的人再次回到各自步行的軌道上,不再看熱鬧。

        阿熙居然為了保護她而和路人發脾氣呢,依依在心裡給他大大加分。這可以算是他在乎她的一種證明吧?而且因為勸架,依依剛才居然有了借口用手直接搭上他的鎖骨,天啊天啊,這算是大雨天送給她的禮物嗎?看來今天真是她的幸運日呢。走到有蓋天橋上,二人繼續像玩閃避球一般到處閃躲把濕傘亂甩的路人時,依依再次看見那個相機廣告。如果此時有人舉機拍下她和他的身影,會看見甚麼?暗自甜笑的依依?仍然在生氣的阿熙?這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不時有人主張擔遮要考牌的城市,但正是因為城裡那些不遵守未明文規定的雨天禮儀的人,依依才有機會和阿熙在雨中貼得更近。她追上他的腳步,想感謝他剛才為她出頭,他卻忽然把手中的雨傘朝依依瘋狂甩動——飛蟻啊,飛蟻啊,阿熙邊尖叫著邊對在有蓋天橋下躲雨的飛蟻甩動雨傘,把依依一直避開的雨點都潑到她臉上。在驅趕飛蟻的同時,甜蜜的氣息也一併被通通揮走。

        轉注


        【文學獎前夕】19位作家的諾獎私風景

        突擊採訪
        朱嘉漢、何福仁、沐羽、林三維、洪昊賢、洪茲盈、紅眼、崔舜華、曹志田、陳子謙、陳苑珊、葉梓誦、劉綺華、盧卓倫、鍾國強、譚劍、龔萬輝(依筆劃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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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你最希望誰或覺得誰最有機會獲得2020諾貝爾文學獎?
          2.在以往文學獎得主中,你最喜歡或讀得最多、受益最多的是誰?
          3.(選答)2020年過得不容易,你認為一個眾所矚目的文學獎的意義是什麼?

          何福仁

          1.昆德拉。他們錯過了卡爾維諾,錯過了科幻小說的代表,甚至錯過了臺灣的楊牧。

          楊牧

          2.加西亞‧馬爾克斯。他教我們你愈喜歡的作家,愈不要寫得像他。

          3.肯定自由寫作,站定而不是跪下,通過審美形式而不是口號的寫作。

          崔舜華

          1.我私心最希望的得主,當然是村上春樹啊。即使我覺得村上桑大概現在正在計畫去冰島避難吧(笑)。但我無法也不想放下,在其有生之年,村上春樹獲得諾貝爾獎的這個美夢啊!

          2.我覺得(對我而言)比較親切的,大抵是孟若(Alice Munro)吧!許多我所認識的詩人,都非常喜歡孟若。即使比起孟若,我更偏愛愛特伍的尖銳與冷智。但孟若是雪地玫瑰,微溫而澄澈,你可以觸碰到她的核心。當然,巴布狄倫也是朵奇葩啊,你不用讀他,用聽的就好。

          Alice Munro

          3.一個舉世矚目的全球性文學獎,其實,我覺得那同時意味著,在滿溢疫病與貧窮的苦難人生裡,短短幾十年,我們能駐足於顛簸的現實地表上,而以心智創造出甚麼樣的東西來?那或許能救贖,這嗔癡苦憂之生──在現世與精神意義上並存著。

          陳子謙

          1.我從未如此希望有香港作家(比如西西或黃碧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座城巿消失前,更需要讓世界看見。
          其次我也想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得獎,他是我最喜歡的當代詩人,75歲了,但願諾獎來得及發現他。

          Adam Zagajewski

          2.我讀得最多的是辛波絲卡,因為她的詩似乎在翻譯中折損較少,其明朗幽默的寫法也很適合教學。讀她的詩,每每令我重新思考香港詩歌自1970年代以來的生活化傳統。辛波絲卡也關注日常,但筆下少見特殊的個人經驗,更著重挖掘哲理而非抒情,帶有非個人化的傾向。詩與生活的連結方式,永遠不只一種。
          其實我更喜歡特朗斯特羅默,他可能是最了解音樂和沉默的詩人了。

          紅眼

          1.每年都會見報的村上春樹,今年仍然是奪獎三甲大熱門。但自從瑞典學院爆發藝文界性醜聞之後,相信村上作品之中那股濃濃的男性慾念與幻想,對諾獎而言是有點不合時勢。「賠率」相若的加拿大作家Margaret Atwood,可能勝算更高。筆下名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近年再度影視改編,對極權國家的殘暴手段、宗教團體的墮落偽善,以及女性被剝奪人權、物化成生育機器的道德批判,時隔多年,作品仍然警世,是今日壞時代的一面鏡子。

          Margaret Atwood

          2.Ernest Hemingway。簡潔,睿智,清晰,大巧不工,行文有力如一記直拳。如今回望十年前,事實上在我剛剛開始寫作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自覺前衛,喜歡形式主義,賣弄複雜甚至錯亂的句式,寫意識流的詩化囈語,想來大抵是因為那時候看到的世界太小,自己卻顯得太大,總想過度表現自己的優越、或異常。直到在媒體圈子工作多年,身兼記者、編輯、出版人多職,對寫作心態漸變,從多變小,從混濁晦澀變清,亦多讀了從前覺得粗糙簡陋的 Hemingway(他亦做過戰地記者),體會更深。時勢再亂,文筆仍然簡煉有力。據聞 Hemingway 從來不理批評家,不屑聯群,亦不與同行較量,文如其人,回應世界的方式,就只有短小精幹的小說作品。放在今日訊息量爆炸及網絡文化蓋過文學修為的世代,值得學習。

          3.誠實,勇敢,不低頭。

          洪昊賢
          1.肯亞作家Ngugi Wa Thion’O 幾乎每年都是大熱,考慮到諾獎的地域及語系考慮,以及非洲作家很多年都沒有獲過獎,我覺得他機會較大。

          Ngugi Wa Thion’O

          2.最近十年的諾獎作家裡,我較喜歡Alice Munro和石黑一雄。Munro 是當代「short story 」的大師,石黑一雄的作品體現了文學最古老的敘事魅力。最近也在讀奧地利作家Peter Handke的作品,他對語言,國族的思考很具啟發性。

          3.文學的價值往往體現在時代的崩壞與重建之中。作品總是回應時代,亦悄然無聲地重塑歷史。作為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諾獎的每一個選擇實際上都影響著文學未來的發展。

          林三維

          1.作為一名村上迷,我個人最希望是他得獎,不過跟據他以往的「戰績」,機會不大。另,Margaret Atwood一直也是我的心水。

          2.石黑一雄,我是透過作品《Never Let Me Go》而認識他的,其後追讀他每一部作品。石黑一雄含蓄優美的文字很吸引我,加上那些淡淡然的情景,總讓我想起霧中風景,又或漸變色的水彩畫,温婉而意味深長。除了《Never Let Me Go》外,短篇小說集《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也是很值得看的作品,特別適合獨酌時閱讀。事實上,石黑一雄的夢想是玩音樂。他和村上春樹一樣,也是爵士樂迷,兩人亦公開高度評論對方作品。

          葉梓誦

          1.前幾年,會希望是村上春樹。後來覺得,其實他並不需要這個獎項。頒給像是卜戴倫、亞歷塞維奇之類的作家,那些在傳統文學獎範疇以外的人,可能更加有趣。

          2.思前想後,還是覺得,受益最多的,其實是卡繆(即使我經常為自己的庸俗而慚愧)。自《薛西弗斯神話》以後,除了《鼠疫》以外,小說作品都讀過了。但《異鄉人》至少向我深刻地證明了,一個異樣的目光,一套異樣的處世方式,終究是可能的,這必須通過對語言冷靜而抽離的操作,才能精準地呈現。而它也無礙你在兜了一圈以後,對生命和世界有更深、更坦誠的愛,即使在旁人看來,那是多麼古怪的取態。

          卡繆

          3.也許,文學獎的意義是,讓人再一次想到,文學是值得的,無論那是對價值的重估,觀照眼光的置換,又或文學技藝的躍進。活在艱難的年代,更叫人想到,文學與政治的不可分割。

          洪茲盈

          1.每一位大師的作品,無論用任何標準評判都不夠公平,得獎只與運氣有關,我為心中的三位大師進行塔羅抽牌,最後瑪格麗特艾特伍以權杖皇后牌勝出。

          2.石黑一雄、卡繆。

          3.我們無法理解生命的安排,但希望能透過作品,感受生命存在的意義。

          曾繁裕

          1. 米蘭.昆德拉。他是華人文青界不能繞過的名字,曾以思辯、後設的敘事啟蒙年輕時候的我,即便是偽文青,能諗出《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名字已夠出塵脫俗。這位善於叩問存在本質與生活細節的作家雖已獲多次提名,上月又奪得了卡夫卡獎,但因上兩年的諾獎均已頒給歐洲作家,所以今年獲獎機會略微。不過,無論如何,還是希望年至九十一的他能多活一段日子,或許多寫一部足夠衝獎的小說。

          2. 閱覽諾獎得主的列表,沒有讀得較多或較受益的作家,不過能勾起許多美好的閱讀回憶,比如聶魯達近於絕望的詩句「愛情太短,遺忘太長」、帕慕克如土耳其地毯般攤展的絢爛歷史、大江健三郎打破《足球小將》想像的足球隊故事、馬爾克斯那位耐心等侍愛人的丈夫老死的長情男人……

          大江健三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3. 從前總會想像文學如何偉大,但如今感受甚深的是,無論如何偉大的作品,沒有讀者,都是死的,因此,一個文學獎在力排眾議地確立個人文學地位之外,更應把關注轉化為閱讀,不流於小眾與空洞的趁墟。

          劉綺華

          1.韋勒貝克。他的《無愛繁殖》與《一座島嶼的可能性》把人類的處境推至最極遄,深刻地刻劃現代人的精神狀態,有加謬《鼠疫》的影子。

          韋勒貝克最新中譯《血清素》

          2.石黑一雄。我把他的《長日落盡》和《別讓我走》看了兩次,也是受《浮世畫家》的啟發才寫出〈鯊魚〉,非常喜歡他那種自我欺騙的敘事角度,既壓抑又深沉。

          3.大抵是鼓勵大家繼續閱讀吧。時代艱難,更需要在書本裡尋求慰藉,特別是能對應時代的傑作。

          盧卓倫

          1.前兩天,有一位朋友才笑說村上春樹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里安納度。能夠成為「萬年陪跑王」其實都是一份肯定。不過,私心一點的話,我會把焦點放在另一位前輩身上,北島先生。《回答》中的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相信能夠引起不少人的共鳴。北島先生的作品不但側面刻劃一個時代的面貌,更是放諸四海而皆通,朦朧中發現出強烈的情感和豐富的哲理,透視社會人事。北島先生的詩不但表現出他高尚的情操,同時讓我們思想文學在大時代中的定位,讓我們思考當下。

          2.正如上述,朦朧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提到這位劇作家,不得不提的是他作品中的「停頓」這並非單純一種編劇技巧,同時反映出該位劇作家對關係和溝通的理解。個人比較喜歡他的作品有《背叛》、《情人》、《生日舞會》等。好的作品往往不是建立於外在的表象,而是箇中的「潛台詞」。像中國山水畫中的留白般,這位劇作家用心佈置的「停頓」有力且神秘,突顯出實實在在的對白似是虛無,無形的停頓卻是所有。

          Harold Pinter

          譚劍
          1. 我期待 Milan Kundera 得獎。他是我大愛而仍然在世的作家之一。自從三十年前讀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後成為他的書迷。他的故事探討愛情、性、政治、歷史、哲學等主題,而且寫來生動有趣,時而舉重若輕,時而舉輕若重。每個喜歡他的讀者都會去布拉格朝聖,彷彿在每條大街和廣場都會找到他故事的場景,蘇聯的坦克車會突然出現,青年剛自焚,天鵝絨革命即將出現(即使當時他沒把這寫進小說裡),而你去過布拉格瞭解了這個地方融合德國、捷克、猶太等文化,又遭逢蘇聯侵佔,就會明白Kundera的作品層次豐富、各部份協調得如馬勒(曾在布拉格住過一年)宏偉的交響樂的理由。

          2. 歷屆得主中,我最愛的是馬奎斯,和Kundera同期看,同樣生動有趣,甚至連主題也接近,但寫法完全不一樣,在魔幻寫實下的是哥倫比亞血跡斑斑的歷史,如《百年孤寂》裡的美國香蕉公司大屠殺。而他也寫出了《愛在瘟疫蔓延時》和《迷宮中的將軍》這兩部看似不一樣但同樣含哥國歷史也蕩氣迴腸的作品,打動我這個完全沒受過文學訓練的青年。他的小說開頭首句公認精彩,但收尾句同樣厲害,混合悲劇、宿命、覺悟,令人不忍釋卷。我也要指出,得獎與作家成就並無關係。德國作家Gunter Grass如果不長壽,根本等不到。英國間諜小說作家John le Carré根本是寫文學作品,只是用間諜小說來包裝,同樣情況也適用於村上春樹鍾愛的美國偵探小說作家Raymond Chandler。

          3. 2020年固然過得不易。在這個眾聲喧嘩、只要用手機連在廁所也可以看電視電影上網,我們能閱讀的時間被各種俗務擠壓,喜歡讀書的同好也愈來愈少,現在已經愈來愈少那種一出現就引起廣泛共鳴的大書,這和作品質素無關,而是和時代有關。這年頭的文學獎比往日的更容易進入大眾視線,但大眾期待的是明星作家獲獎,如同參與年度流行曲頒獎禮。文學永遠有死忠支持者直到人類文明滅亡那天,但如果不想孤芳自賞,文學獎的意義應讓大眾發現文學能反映時代和穿透文化的力量。

          陳苑珊

          1. 本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或許落在美籍非裔加勒比海女作家牙買加.金凱德(Jamaica Kincaid)的手上。她的作品專於後殖民文化研究,對第三世界文學貢獻尤多,如探討加勒比海地區女性的自我發展和審視加勒比海於殖民時代後的歷史定位。她的三部小說《安妮•強》、《露西》和《我母親的自傳》正是以母女關係為中軸,揭露加勒比海女性如何於複雜的文化洪流中反抗和求存。

          Jamaica Kincaid

          2. 201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Alice Munro於我的影響和啟蒙頗深。她的短篇小說雖不建構於迂迴撲朔的時代或背景中,然而平淡入世的情節反能訴說個體和命運的牽連,其冷靜單薄的語調更輕盈和巧妙地托起人際之間纍纍的瓜葛。

          3. 文學獎或重如泰山,或跟雞毛蒜皮不差。不論一位作家和其作品有否沾上獎項的譽光,他衍出的文學能量多少能彰顯個體對生命既體貼又不撓的關顧,尤在如此支離破碎的年頭,文學剛好替我們縫補身心,或先把我們溶解,再逐漸重塑我們便於度日的姿態。

          龔萬輝

          1.若以一個寫作者的創作養成的私心,希望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能以91歲的高齡得獎吧。但目睹2020年一整年的末日景象,也許匈牙利小說家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 Krasznahorkai László)那種黑色、粘稠如柏油的長篇小說,閱讀而令人舉步艱難,似乎更能表達出此刻人類的處境。一如《撒旦的探戈》描繪的絕望感,我們都正在走在陰雨連綿的泥濘路而未知盡頭。若拉斯洛可以得獎,我想就此為悲觀的一年留下了一個清晰如創傷留下的戳記。

          2.大學時代急著想要弄清楚什麼是存在主義、現代主義而以台灣志文版的小說開始接觸到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的作品。卡繆的《異鄉人》,而至馬奎斯的《百年孤寂》,都曾經激勵過少年的我。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小說可以有掙脫地心引力的力量。而川端康成也示範了一種節制、典雅的日式筆觸,以及他對少女近乎執著的一種迷戀。他們多多少少影響了我的視野和創作的方法。他們都是我鍾愛至今的小說家。

          3.若說諾貝爾文學獎望向的是世界,必也有視野的焦點和邊陲、清晰和模糊的區別吧。我站在模糊的邊陲,亦希望可以藉此看見文學的更大的世界。2020年是灰色的一年,若要說文學有沒有辦法療愈這個世界,我覺得是沒有的。但文學就是人類文明的窗口吧。所以一年一頒的諾貝爾文學獎於我的意義,大概就是開一扇窗,看一道風景。有時風景奇特,有時於我無感。有時我們看見時代的景象,有時我們只是站在時代的外面。若是自己鍾愛的人得獎了,如辛波絲卡、艾莉絲.孟若和Bob Dylan,就會特別高興又憂傷,好像本來自己私藏的景點,很快就要佔滿了到此一遊的遊客。

          蘇朗欣

          1.村上春樹。整個2020年都在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村上春樹拿諾貝爾獎」相比也是小事而已。(甚至還能延續今年在各方面都不斷爆冷的奇特慣例呢)

          2.最近喜歡2013年的得獎者愛麗絲‧孟若(Alice Munro)。非常欣賞她對女性的細膩觀察。例如《雌性生活》,用短篇集的形式,以同一個女主人公為核心,以成長為線索,逐步寫及她的母親、姑婆、老師、好友,最後來到她自己。孟若將一個女孩對未來的想像,對情欲的探索,以及她背後無數女人的影子,放在一個20世紀中葉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督教鄉村裡,幽微地呈現出來。

          曹志田

          1、2018、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都頒給歐洲小說家,或許今年可考慮第三世界,避免陷入「歐美中心主義」批評,私心希望得主能寫詩,又會小說,最好能兼顧人文與自然,還正好有位──米亞‧科托(Mia Couto),來自非洲莫三比克,葡萄牙文書寫,曾任記者,還是名生物學家,專長貓頭鷹研究。代表作小說「莫三比克三部曲」,嚴謹的敘事結構,詩意的詞句,蘊含對人類歷史、非洲自然的沉思,像是貓頭鷹全方位視野,寧靜出擊。

          Mia Couto

          2、寫詩初期,1971年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 ,帶給我充沛的抒情養分,帶有葡萄酒果香。後來1996年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調整我智性的經絡,多元視角,像是一杯白酒,顏色透明,濃醇香。最後1992年得主沃克特(Derek Walcott),則是威士忌,適合慢慢品嚐語言的多層次變化,有時濃厚泥碳味,有時溫順木質味。

          3、在2020年疫情影響下,文學獎能否在兼顧藝術性上,提升對未來的啟示,想起去年得主漢德克(Peter Handke)在《罵觀眾》所言:「沒有什麼讓你感到痛苦,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會讓人感到痛苦,一切都讓你感到痛苦,因為你對意味著什麼一無所知。」

          朱嘉漢

          1.我對於奪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賭盤一向甚少關注,不過直覺上(通常不準),這一回會是女性。孔戴(Maryse Condé )雖然在2018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停辦時,所額外舉辦的「新學院獎」,不過她無論在作品與其關懷,甚至身份上,都是毋庸置疑合適的候選人。另外,熱門名單上像愛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或艾諾(Annie Ernaux)都覺得是 不錯的人選。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小說是不能忽視的,不過爭議如此多的他,是否真的有機會獲得諾獎,還是有些懷疑。

          Maryse Condé

          2.諾貝爾文學獎是我過去獨自探索文學時的指標,所以只要有中譯版都會儘量找來看。讀比較多的如馬奎斯、奈波爾、大江健三郎、托妮·莫里森、卡繆、紀德、川端康成、托瑪斯·曼、石黑一雄等等。基本上,無論名單上是否有些爭議,或是有遺珠之憾,都是我認識世界文學的指標。

          沐羽

          1.盲猜一個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今年應該不會再是歐洲人,而BLM是不太穩定的因素,我想可能會頒給交出了《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的愛特伍。雖然我不怎麼喜歡她的作品(尤其是荷李活式的反烏托邦小說),不過她確實在女性議題、反烏托邦、人文傳統上都處理得有條有理。可能是她吧。

          2.讀得最多是川端,影響得比較深是馬奎斯和卡繆,不過寫小說的有誰沒受過他們影響。最近想讀品特。

          3.對一般讀者如我而言,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大概就是指出一條路說那邊可能會有好作品,不過脈絡和框架合不合你口味就看緣份了。2020年過得不容易,不容易的意思是,很多文學雜誌與媒體都會開出針對今年的書單,諾貝爾文學獎就算是這書單上比較矚目的其中一個吧。1976年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說過「藝術與人在混亂中獲得寧靜有關,在紛擾中捕捉到專注有關」,也許就是這回事吧,靠讀些好書安靜一下,把這年給撐過去。

          索爾.貝婁

          鍾國強

          1.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雖然他已非熱門,作品亦不復當年勇,但他全盛時期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及《笑忘書》兩部長篇小說,深刻剖呈共產極權的腐朽與荒謬以及對人性的斲傷,在今時今日極權統治變得更變本加厲時,其意義可謂更顯重大;所以我希望昆德拉能夠在這屆獲獎。

          2.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他的詩緊扣土地、民族,歷史、政治,胸懷壯濶,詩藝精湛,讓我獲益良多。希尼晚年不像很多成名詩人般或荒廢詩筆,或詩藝與人格俱日益敗落,讓我更為敬重。

          3.抗流俗,堅持原則,公平公正,為世間一切努力樹立最為人景從仰望,最具前瞻性的文學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