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創作論一直以來都是有志寫作之人必備的靈光筆記,這些書信集、演講與隨筆通常都不是手把手的句式練習與修辭分析,往往是藉由閱讀重新連接那得來不易的外在或內在經驗。儘管有些讀者將這種「心性」的引導視為寇讎,認為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私密且神聖的,不應該被外在因素干擾,但倘若我們將這份干擾視為「糾正」,並將這個詞的意涵連結到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所想傳達的:「糾正:狩獵。把(獵狗或鹿)帶回到適當的路線」也許,唯有進入他人的視野,才能校準靈光,遠離我們自以為正確的道路。當每一個創作者經歷過牙牙學語、鸚鵡學舌的階段,找到自己的語言風格之後,可以回過頭,看看其他人閱讀的途徑通往何方,以便審視自己不足之處。
《故事如何說再見》的核心即是為讀者的閱讀經驗另闢新徑,四十四位創作者各自選讀一篇令人振奮的小說、一首盤旋腦海的詩歌或一段此生最打動內心的文字,讓讀者窺探作者大腦的思考邏輯與靈光的蒐羅。最終,我們可以發現亙古至今不變的創作法門:從另一個文本(書)裡頭,找到了繼續前進的動力。
原文書的標題取自第一篇艾美・本德(Aimee Bender)〈照亮黑暗〉(Light the Dark),繁體中文版的書名則是取用第四十篇博伊爾(T. C. Boyle)的篇名「故事如何說再見」(How Stories Say Goodbye),細談自己是如何進入小說家雷蒙.卡佛〈大教堂〉的情節:一個盲人如何與暴躁男子藉由藝術創造,找到彼此的共通點;盲人依舊瞎盲,男子依舊暴躁,但他們卻獲得了美好的一瞬間。寫作的核心往往都是簡單赤裸的一句話,表現手法卻是千萬種,如同一個老故事一說再說,但每個版本的細節都耐人尋味;小說家完成了一則故事,結尾看似簡潔明瞭,但過程都是驚險萬分──因為故事本身是有機的,它們都會找到自己的結局。中文版以此為標題的原因可能是,博伊爾所闡述的無外乎是一篇小說、一本書是如何對自己造成影響,進而驅動寫作的慾望:
寫作沒有規則,人人做自己要做的事。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汲取像〈大教堂〉這樣的故事,滔滔不絕地討論它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又是如何創作出來。藝術的意義就是要激發人的反應。創作故事讓我成為一個上帝,寫作幫助我在失序渾沌的世界中找出意義。我把故事創作出來,按照自己喜好來掌控它的輪廓—故事之外的世界,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內。這就是藝術不可或缺的原因,我很確定我們所有藝術家對它都有相同的感受。
──Joe Fassler《故事如何說再見》P.326
這剛好與編者喬・法斯勒(Joe Fassler)序言所提到的相呼應,藉由帕慕克《新人生》開場白:「有天我讀了一本書,而我的人生就此完全改變。」強調藉由閱讀獲得那得來不易的顛覆快感,激發自身,延續寫作的企圖心:
每人訴說的都是同一個故事的各自版本:我讀了一段文字,從此以後我就不一樣了。
──Joe Fassler《故事如何說再見》P.7
有趣的是,《故事如何說再見》並不是單純以小說故事為起手式的創作論,反而許多不同類型的作家、記者、文字工作者,都提起了詩歌,並闡述詩人及其詩作是如何接引他們幾乎忘卻的感官經驗。進入這些人的詩行等同進入他們靈光的皮膚之下,寫作之手便會開始蠢蠢欲動。例如小說家凱薩琳.哈里遜(Kathryn Harrison)〈請停止思考〉,作者藉由觀賞羅斯科(Mark Rothko)的畫作,腦中竟閃過了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名詩〈論愛〉的警句:「黑暗修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強調創作的意義也如同調適光明與黑暗,在灰色的邊界上維持平衡,修復那些可能瞬息逝去的東西:
布羅茨基的詩〈論愛〉精華濃縮在這一行裡:
「黑暗修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
我認為布羅茨基意指光明能夠「修復」感官物質世界裡的東西,但是能恢復的程度相當有限。比如說醫藥,在光明之中有治癒的功能。但倘若靈魂生病了,人還是活得了無生趣。有時,除非是作夢或憑藉想像,失去的東西是無法復得的。
我不覺得這麼說是什麼傷悲的事。事實上,在有意識的精神生活之外,還有個黑暗、晦澀難解的世界的存在,是能提供莫大救贖的。這黑暗的疆域能癒療、修復、處理記憶的連貫性,它為當下的人生供給了近乎神聖的慰藉。這行詩談的是我們自身所具備的神聖的、繁衍增生的能力。因此我認為這行詩說的是上帝,是上帝所安身的疆域。
——Joe Fassler《故事如何說再見》P.131
同樣對於「發現黑暗」的描述也出現在第一篇的艾美・本德,《照亮黑暗》,小說家自從在葬禮上聽見一位悼念者朗誦史蒂文斯的詩作(Wallace Stevens)〈內心情人的最終獨白〉之後,該詩作的警句「我們說上帝跟想像力是一體的」便進入到她的腦海裡;無論是開車、步行或是做其他事情時,這句詩行時不時便會被召喚、朗讀、喚醒。本德進一步形容,當這句詩行顯現時,感覺自己並不是由大腦,而是以身體本能讀取;當她背誦,這句話就會變得越來越緩慢,以便用來抵抗這快速又破碎的時代。我們都忘記了凝視黑暗的功夫,忘記黑暗並不是虛無、非視覺或是否定的概念,唯有光明依序離席,黑暗才會完整地顯現於我們的眼睛:
這首詩對我的意義也因為朗誦而改變。我一開始愛不釋手的那句「我們說上帝跟想像力是一體的」,開始褪去光芒。我逐漸明白它要說的是人類有其侷限,我們虛構事物以自我安慰,這正是為什麼接下來那句更加重要,原先閱讀紙本時,我完全忽略了它:「看那支最高處的蠟燭以多高的高度照亮了黑暗。」
──Joe Fassler《故事如何說再見》P.13
也許,本德所想藉由這首詩傳達的「慢」,即是人們遭受外在經驗(例如金錢、學識或工作)侷限時,仍要努力挖掘內心某一處美麗的煙火地帶。詩歌所擁有的美感、思維與共鳴就如史蒂文斯所言,與上帝同為一體,並不是虛無的莫可名狀之物。也如同想像力一般,並不是廣無邊際才是想像,也許可以把視野集中在蠟燭的細節,藉由一絲絲火花掂量黑暗。
與其說《故事如何說再見》是一本傳遞寫作經驗的書,還不如說這是一本教讀者如何「閱讀」的書。也許我們對此抱有疑問:閱讀還需要教嗎?但這就如同寫作教學,寫作可不是單純錘鍊句行就可以完成的東西──它有更複雜的力量在後面驅動,如詩人希尼引用「糾正」的詞條:將獵物拖回適合的道路。靈光即是我們寫作之手的獵物,閱讀則是找到一條適合自己,但依舊充滿黑暗的途徑。我們點燃微微火花,繼續深入;黑暗並不恐怖,它本身是一個任人遨遊的無邊疆界,唯有在黑暗中取消高度與距離,我們才能在自己體內找到光亮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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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俊以機械裝置模仿候鳥遷徙時的飛行型態,牠們規律地拍動翅膀,準備飛越重洋,遷徙至另一個容身之處。
陳家俊(Chan Ka-chun Joseph)曾學習機械工程學,並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他游走於工程、科學和藝術之間,在一片廣闊奇特的世界中持續探索。
迴旋處——余文翰回應作
又一次像巴士駛出站台
在同樣的問題上轉彎抹角
每日自行剪輯,又一則
城中新聞在螢幕與螢幕之間
閃退,以為自己睡過頭
入錯了夢,來回翻轉過,摺疊過
倦了在你面前消失過,被暴雨
逼入大廈,如升降機
不失熱情而執著地望住自己
直至眼角潮濕走出幾個陌生人
他們層層推敲
你不能夠解釋何以
故事未完,仍然四周圍接駁
那些沾染鄉音的字
屢次消毒、沖洗,未晾乾記憶
內側的水分,就從舊織物上甩脫
何以在你不曾懷疑過的
未來響起的電話一接就收線
彷彿此刻,街頭上密集而井然的腳步
正與盛大的寂靜擦肩
又一次像巴士駛入站台
打開系統儲存、替換著同名檔案
填不完的表單裡目睹自己
套用格式,滿身的數據
等待下一次超出畫面:
你穿梭在單程路中途無拘無束
成為失效的超連結
詩作以節錄方式列印在熱感紙上,參觀者可免費取得。餘溫易散,紙上有QR Code,以讀取整首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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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於台港泰三地,《日子》的地景往復於城郊之間,當中各種環境音彼此交響、共振出迥然的頻率。
沉默、緩慢、疏離,儼然成了蔡明亮的電影關鍵詞。然而,追溯蔡明亮的早期作品,我們發現沉默雖然佔據了作品核心,卻也襯托出那些靡靡之音。舉例,《青少年哪吒》採用了黃舒駿陰鬱而冷冽的配樂,其後一首首懷舊歌曲縈繞於《洞》、《不散》、《天邊一朵雲》,近作《你的臉》還請到坂本龍一操刀配樂。誠如林松輝在其著述中指出的:「蔡明亮對聲音的運用有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對白簡約,禁絕旁白,突出日常噪音,這些共同擴大了沉默;另一方面,他愈來愈常用歌舞劇目和劇情外歌曲。」(1)
來到《日子》,蔡明亮不若《郊遊》在影像構圖上有著如油畫般的精雕細琢,反而專注在聲音處理上,像是運用環境音和畫內音(diegetic music),突顯出零星對白下聲音和靜默互為表裡的齟齬關係。以雨景作為電影開場,使我們想起《青少年哪吒》、陰雨綿綿的《洞》,不同的是,《日子》的雨聲是層層遞進的,從淅淅瀝瀝的雨聲,轉而稠密,嘩嘩地覆蓋了周遭一切聲響,小康獨坐落地玻璃前,表情木然,漸漸被一種強烈的孤獨感所包覆,有點像蔣捷寫的「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我們從小康臉上,彷彿看到時間的紋路,時間如雨沖刷著人的年華,雨一直下一直下,而人只能臣服應對。
對照時間光譜的兩端,小康早已揮別了《青少年哪吒》那個下雨天掄拳揮向玻璃窗的叛逆少年,邁向晚期生涯的蔡明亮,創作及生命態度也漸臻圓熟。《日子》讓觀眾似曾相識的是,小康深受當年《河流》的脖子隱疾所苦,給大夫針灸時,我們看到他背上插滿了通電的、艾香裊繞的針,空間充斥著壓抑的悶響,混雜著刺耳的機械聲,人的肉身如遭刑求,如困在牢籠之中,動彈不得。後來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小康後腦勺被燙到,背對鏡頭難言痛處,幸好蔡明亮及時現「聲」,救了他一把,但也釀成了另一段插曲,一方面消解了劇情片恆常奉為圭臬的虛構性;另一方面,李康生中風之後,蔡明亮一直悉心照料著他的起居,現實中照顧者的操心和體貼,在鏡頭下表露無遺。
取景於台港泰三地,《日子》的地景往復於城郊之間,當中各種環境音彼此交響、共振出迥然的頻率。有一幕雲霧叆叇的山上空鏡,蟬鳴雖然很響,大自然卻奇妙地鎮靜了我們的心神。反觀,當小康戴著護頸器,一手按著太陽穴,行走在香港鬧市街頭時,我們從那雜沓人聲中,明顯察覺到小康的不安、抽離。可以說,《日子》的寂靜與喧囂,某種程度折射了城市的矛盾屬性,既污染(噪音)且又象徵著進步,由於都市化造成城郊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城市獨斷地主宰了康復的途徑,一個歸隱鄉下或山上的人一旦罹患重疾,唯一辦法只有靠著進城投醫。
除了小康,《日子》也是阿儂的日常,阿儂是一名寮籍移工,兩人後來在曼谷展開了一段短而美的邂逅。對於兩人的床戲,我無意多作討論,竊以為事後的「餘韻」猶勝這場情慾戲。事前,小康獨自在房間數著鈔票,我們知道是給阿儂的,卻也莫名空虛,因為只是一晌貪歡,只是交易。俗世裡,交易總也不美,一如資本主義。完事後,小康送了阿儂一台小音樂盒。音樂盒流出了卓別林為《舞台春秋》(Limelight,1952)作的曲子《永恆》(Eternally),我們有印象這首曲子,緣於《黑眼圈》片末由李香蘭翻唱的《心曲》。幽美的旋律娓娓迤邐,劃破了空氣中的寂靜,阿儂自顧自轉著音樂盒,小康把手搭在阿儂膝蓋上,望了他一眼,復又抽了一口煙。特別喜歡這一幕,無言,卻細膩得溢於言表。音樂盒像一條絲線,串起兩顆寂寞芳心,巧妙地褪去了兩人之間的語言、年齡及階級隔閡,哪怕曲終人散,情感卻是真摯的、不散的。
臨近午夜的曼谷,阿儂一個人在候車亭,行人、遊客稀稀落落地從他面前走過,鮮少人注意到他。如果到過語言不通的城市,對日常中的忽視與被忽視,一定有所體會,其實這是全球化下族群景觀的側面寫照,人與人流動到同一時空,因為文化或階級差異,無法在群體中連結他者的孤單。孤獨中,阿儂轉著、聽著小康送他的音樂盒,思念隨曲聲悠揚,那些呼嘯而過的嘈雜車聲,窸窸窣窣的腳步聲,如風吹過地成了過客。
身處瘟疫之年,人們的生活節奏或被打亂,或慢了下來,此刻看蔡明亮的《日子》,我們或能從中領會日常緩慢之美,靜下心來聽下雨的聲音、蟬鳴的聲音、渴望的聲音、寂寞的聲音、沉默的聲音、日子的聲音。
註(1):林松輝著,譚以諾譯:《蔡明亮與緩慢電影》(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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