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應伍淑賢《山上來的人》
依著公園有一座鬱鬱蒼蒼的小山,小山上有一間學校。這校舍就像上世紀所有學校建築,從外面看是一條條走廊,本來沒有什麼特別,學校的學生本來也和本城其他中學生沒大分別。唯一把這所學校與所有其他學校區別開來的,是外牆和校服上的粉紅色。我其實並沒有特別喜歡粉紅色,但還在讀小學的我覺得穿粉紅校服的姐姐們格外神氣,就徑自填了這間學校為「第一志願」,而它也收了我。
那麼,在這幾百甚至上千個粉紅色女孩當中,我跟她們有什麼分別?我長得像一個薯仔,但重點是我能夠在一分鐘之內從家回到學校。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學校旁邊有一個小坡,上面是鐵皮搭建的車房,穿過只有一人能走過的小徑,兩旁就是木屋區,再穿過這個木屋區就是通往巴士站或地鐵站的大馬路。而在這些小巷子的其中一個分叉位有個大垃圾筒和小斜坡,其中一間木屋就是我家。學校早上打鐘是八時零五分,那麼我在約零二分開始跑出去,到達時剛好鐘聲在響,而在響鬧聲停止以前抵壘都不算遲到。這個小徑真是都巿奇譚;一邊是另一家學校的外牆,一邊是木屋區滿佈青苔的石牆(木屋都在石牆上的小丘上),中間的小路地上全是黑色、浮著彩虹電油的積水,淹透了墊在上面的木板的話街坊們又會再鋪上另一塊不知從哪裡回收的木板甚至是木門。我本身住在這巷子裡沒得說,但真不明白為什麼學校那些小家碧玉們會為了省五分鐘而走這條臭巷上學。
這個地理上很方便的地址在我進了這個學校之後卻帶來了一些麻煩。在我成長的年代,其實已沒多少人是住木屋區的—這令人想起屬於黑白年代的吳楚帆或石峽尾大火—那時候城裡絕大部分的木屋已清拆,而同學都住在彩虹邨之類的公屋或者私人洋樓。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問全班同學,誰住公屋的舉手,誰住洋樓的舉手。到了「木屋」,全班只有我一個人舉手,不懂交誼不知自己在班裡位置的我,也嗅到空氣中有點焦味。後來交了一些朋友,也不怕家裡狹小,把她們帶回去,倒沒出什麼事。唯獨有一次從小巷走路回家,在垃圾筒轉彎敲門的時候,剛巧也在穿小徑、長得有點像印度人的數學阿Sir也在那裡,他就一臉驚愕的瞪著我。他應該不知道有學生住這裡吧。
學校的老師有修女和俗人,她們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要我們「presentable」,即是要大方得體,外表整潔、成績要中上,行為要端莊,也即是說,上碟要好看。但似乎心胸、識見上的「大方」則沒有怎麼教導過。再說穿了,即是,基本教育,也不外乎找個好老公。有一位來自台灣,學問很高,也打扮貴氣的中文老師跟我們說,「妳們到了二十五歲,身體就會走下坡」。於是我一直在等二十五歲,身體會出現怎樣的、自發育以來的「第三波」異變。另一位也同樣貴氣的中文老師,她大概想指出戀愛的虛幻,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 她大學時代,有一對公認的、郎才女貌的璧人,但不久他們離婚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位公子大便後不沖馬桶。她也說了另一個關於大便的故事:大學時候有些書本是大家做論文都要用的,有些學生為了不讓別的同學用到,就在書上抺大便。當時還流行窮等人家把高等教育機讓給兒子,另一位也是非常優雅的老師說了一個妙論:女生才是應該得到更高的教育機會,因為母親負責教育下一代…聽到這裡我腦子有被燒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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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為考試測驗奔波,偶爾「presentable」一下,日子就如常緩慢地過去。但是突然有一天,大家只上了半天的課,就可以自由離開學校。但大家都不回家不去玩,反而是往地鐵站,沒有約定,但都去同一個地方。我和梁啟超(說明見下文)一起去,上車時就碰到另一個同學,不過沒交談。然後我們到達中環的一個草地。記得坐在草地很久,很久,也沒能起行。我帶了中史書去溫習,因為剛好測驗臨近。內容也剛好是中國近代史,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國家被「列強」欺侮,而有識之士發起維新,學習西洋科技。課本有彩圖,字體很大,現在想來,是超譯地簡化的現實吧。但在我還未成長圓熟的心胸裡,課本的世界剛好與當下的時空遙遙呼應。遠在地球北面那巨大的廣場—我還沒有去過的—有一群哥哥姐姐,同樣為了國家在努力,而我們也許不明就裡,就要去聲援他們。過了不知多少個小時,人群終於起行了。但有點煞風景的是,這個激動時刻就此打住,因為才走到灣仔,不知為什麼我們走進了某賣日用品的英資商店,那年代除了藥和身體護理用品外它還賣英國的文具和玩具,在那裡虛耗了一些時光,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隊伍裡去。我也不記得當時知不知道,我在錯過了歷史時刻。
然後有一天,課堂又終止了,全體師生到禮堂集合。禮堂平時用作校方典禮,老師都講英文、同學也唱英文聖詩(我們沒高級到唱拉丁文),但那天很特別,台上掛了一塊很大的「奠」字,而老師、同學上台發言,都講廣東話。記得有幾位老師上台說話,但我現在忘了他們說過什麼。但一位同學的發言我記得。學校其實不鼓勵學生太outspoken,也許因為她們終將嫁作人婦,而媳婦應當裝聾扮啞。但那天大家很湧躍。有一個同學說,她的父/母(我忘了是哪位),是個藝術家,但來到這裡後,「一雙藝術家的手,居然要每天剪豬腸粉!」記得她說的時候很激動,而大家也很感動。多年後我的已忘記當時的我到底明不明白,為什麼藝術家就不該去剪腸粉,但也已經明白,他們之所以要剪腸粉,正是令他們在原本發揮所長的地方待不下去,而要逃到這小城的某政治力量。而今天想起來,其實我也可以出去說,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祖母,因為她剛生了孩子就給拉出去雨中跪玻璃死了。而我現在也不明白,這不是拍電影,那天為什麼要下那麼大的雨。總之,進大學之前的我幾乎是個啞巴,所以跑出去發言的事絕不會發生。但那天的集會,雖然不知道當時的我明白了多少,而現在想起來也好像是我夢出來似的,但我就是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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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所學校,所以我是有同學的。有一天,據說我班一整疊英文作業簿不見了,過幾天在走廊地上被發現。老師發回本子,我打開自己那本,發現最近批改的一頁上面有幾行不是我的字跡,內容大意是我很討厭英文老師。因為怕吃死貓,我立刻離開座位,把這個給老師看。當時我的英文不好,也薯頭薯腦,肯定不是老師喜歡的學生,但老師居然沒有懷疑我,看過後讓我回到座位。過了不久,我不知她們是怎樣辦到的,就是查出了「兇手」是一個叫蘿撒的女孩。蘿撒被揪出來後垂著頭走出去受罰,雖然具體受什麼處分我不知道。蘿撒長得黑黑胖胖,沒有下巴,五官看不出來那種。其實我生平並未和她說過話,她大概覺得我比她更好欺負,就是吃了死貓也沒人可憐那種,才向我下毒手的吧。我應該在那時候學會,所謂社會弱勢,有時也會向比他們弱的人下手,踏著別人的屍體意圖在體制裡爬高一級,而不是直接挑戰權威。我想,如果我是老師,應該讓她起碼跟我道個歉,不過我真的不記得當時老師有沒有這樣做。
也有一次,前面提及那個長得像印度人的男老師,突然叫全班人拉自己的桌子分成二組做數學練習。即是全班突然像摩西過紅海那樣分成兩邊,那麼我就拉我的桌子往其中一邊靠。但她們全部一起做手勢趕走我,那麼我又拉桌子靠另一邊,那些女孩也向我做同樣的動作。那麼我就又把桌子搬回去牆邊呆坐著,印度人臉老師看看我,不介入,只說,「做啦!」到今天我也很難解釋這些人的行為,只能說,這學校教出來的女生就是會這樣。但我很快被忘掉。過了不久,印度人臉老師被改了「瓢蟲」這個英文外號。有同學買了很多紅色瓢蟲貼紙,很積極的在班裡傳,連我也獲發一張,並叫大家要貼在白色的科學書上,還有,要在瓢蟲老師進來時全班一起做一個動作。若果你讀到這裡,認為這是少女的可愛行為,那你就太天真。她們做這場大戲的目的只有一人:一個叫「青色」的女孩。她們認定了青色愛上了瓢蟲(甚至根本不需要,玩你就玩你)在整個過程中故意不派貼紙給青色,一起做的那個動作也故意不讓她知道,於是瓢蟲眼裡就只有她一個人的書沒有貼紙、也沒有跟著做動作。青色也不是吃素的,立刻知道發生什麼事,就伏在桌面上哭。那麼瓢蟲當然全都看在眼裡,然而他也許是最聰明的:他由得女生們興高采烈地鬧,由得青色繼續為他哭,若無其事繼續教他的科學。不知他生平裡會否有一秒質疑過,曾經一股熱血入大學學科學的自己,後來當上了教師就是為了成為女生們使壞心眼的棋子?
我第一個朋友是安奈特,但我不太想寫她,不是因為她其實是個富家女而且並不是真的想跟我交朋友,也不是因為她長得性感而我們一起去聯合商場的時候她在街上被兜搭,她居然甩開我跟那男人走了兩條街害我在後面跟;而是,因為有一天她騙我說她要錄錄音帶給她表哥,而把自己關在我家唯一的房間,其間她從我的招財貓錢箱偷了僅餘的五十元。後來我認識了梁啟超,而我是康有為,雖然我們沒法在學校搞維新。梁啟超放學後會來我家和我小弟打紅白機,打到緊張時阿爸突然返來,我們就表演九秒內收起遊戲機連帶一堆電線。後來她移民了,大學畢業後又回來,我們相約在地鐵站,等了很久沒等到,然後有個人向我走來,我想,這靚女是誰?原來就是梁啟超。梁啟超移民後我有另一個朋友叫威利,我記得她有牛奶色的皮膚,淺栗色的眼睛,但我忘了她會考後去哪裡了。中六時認識唐娜,我跟她返九龍城的教會,一返好幾年。大學一二年級後再也沒有返教會了,唐娜跟敎會裡最帥、最有潛質成為傳道人的男孩拍拖,但後來他沒有當傳道人,卻在保險公司平步青雲,而唐娜則成了我的保險經紀。
因為全部女生,戀愛的機率降到最低,雖然也不是沒有,但那是比較高年級的事──有個叫夏娃的同學長相聲線都像男人──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而班裡最漂亮的女生都跟她一起了。夏娃不單只對漂亮女生好,她看來是個「中央空調」,我記得她曾給我弄到一本很便宜的二手歷史教科書。夏娃不與人結怨,但不等於世界會放過她。有時候學校會突然透過課室的米高峰把她叫出去不知訓話什麼,而某老男教師也曾因為她在手裡把玩橡皮擦讓她罰站很久。
那時候學校很少男老師,年輕的更少,但有一個例外。某年來了一個,長得像亞視藝員譚耀文。我不知道譚耀文怎樣對待女學生,只知在操場看到他在打籃球而一眾女生像在吃蟲屍的蟻一樣哄著他。譚耀文很快消失了,用現在的話應是「被消失」吧,好像一個學期也不到。有一天威利跟我說,她在操場拾到一封信,她覺得很害怕。信的內容是某女生寫給她不知是誰的男友,說她願意「給」他。我不太明白威利為什麼要害怕,那身體又不是她的。中六的某天,某老師突然神神秘秘的說,「不要讓男生吻你們耳朵後面。」要不然就很危險,然而她沒有再說為什麼會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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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的成績算是中游吧,雖擠不上名校,卻也出了些許名人。比我早的有一個現在已不知去向的艷星。後來出了一位大歌星──她有名的不是歌藝(or the lack of it),而是她演繹的歌詞,雖則那些歌詞不是她寫的。很多年過去了,大家發現結婚生子後的她跟早年歌詞塑造出來的個性大有出入。然後她脫穎而出,跟國家領導人握手,一切已回不了去。再然後,和大歌星相隔超過二十年,母校出了一位小妹妹,她愛穿水手服拍照,會說流利日語,但大家認識她都是透過電視新聞,學生運動然後是民主運動場合總見到她的身影。我們由她十五歲看到她二十三歲,有一天,她在無數攝影記者的鏡頭前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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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俊以機械裝置模仿候鳥遷徙時的飛行型態,牠們規律地拍動翅膀,準備飛越重洋,遷徙至另一個容身之處。
陳家俊(Chan Ka-chun Joseph)曾學習機械工程學,並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他游走於工程、科學和藝術之間,在一片廣闊奇特的世界中持續探索。
迴旋處——余文翰回應作
又一次像巴士駛出站台
在同樣的問題上轉彎抹角
每日自行剪輯,又一則
城中新聞在螢幕與螢幕之間
閃退,以為自己睡過頭
入錯了夢,來回翻轉過,摺疊過
倦了在你面前消失過,被暴雨
逼入大廈,如升降機
不失熱情而執著地望住自己
直至眼角潮濕走出幾個陌生人
他們層層推敲
你不能夠解釋何以
故事未完,仍然四周圍接駁
那些沾染鄉音的字
屢次消毒、沖洗,未晾乾記憶
內側的水分,就從舊織物上甩脫
何以在你不曾懷疑過的
未來響起的電話一接就收線
彷彿此刻,街頭上密集而井然的腳步
正與盛大的寂靜擦肩
又一次像巴士駛入站台
打開系統儲存、替換著同名檔案
填不完的表單裡目睹自己
套用格式,滿身的數據
等待下一次超出畫面:
你穿梭在單程路中途無拘無束
成為失效的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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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於台港泰三地,《日子》的地景往復於城郊之間,當中各種環境音彼此交響、共振出迥然的頻率。
沉默、緩慢、疏離,儼然成了蔡明亮的電影關鍵詞。然而,追溯蔡明亮的早期作品,我們發現沉默雖然佔據了作品核心,卻也襯托出那些靡靡之音。舉例,《青少年哪吒》採用了黃舒駿陰鬱而冷冽的配樂,其後一首首懷舊歌曲縈繞於《洞》、《不散》、《天邊一朵雲》,近作《你的臉》還請到坂本龍一操刀配樂。誠如林松輝在其著述中指出的:「蔡明亮對聲音的運用有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對白簡約,禁絕旁白,突出日常噪音,這些共同擴大了沉默;另一方面,他愈來愈常用歌舞劇目和劇情外歌曲。」(1)
來到《日子》,蔡明亮不若《郊遊》在影像構圖上有著如油畫般的精雕細琢,反而專注在聲音處理上,像是運用環境音和畫內音(diegetic music),突顯出零星對白下聲音和靜默互為表裡的齟齬關係。以雨景作為電影開場,使我們想起《青少年哪吒》、陰雨綿綿的《洞》,不同的是,《日子》的雨聲是層層遞進的,從淅淅瀝瀝的雨聲,轉而稠密,嘩嘩地覆蓋了周遭一切聲響,小康獨坐落地玻璃前,表情木然,漸漸被一種強烈的孤獨感所包覆,有點像蔣捷寫的「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我們從小康臉上,彷彿看到時間的紋路,時間如雨沖刷著人的年華,雨一直下一直下,而人只能臣服應對。
對照時間光譜的兩端,小康早已揮別了《青少年哪吒》那個下雨天掄拳揮向玻璃窗的叛逆少年,邁向晚期生涯的蔡明亮,創作及生命態度也漸臻圓熟。《日子》讓觀眾似曾相識的是,小康深受當年《河流》的脖子隱疾所苦,給大夫針灸時,我們看到他背上插滿了通電的、艾香裊繞的針,空間充斥著壓抑的悶響,混雜著刺耳的機械聲,人的肉身如遭刑求,如困在牢籠之中,動彈不得。後來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小康後腦勺被燙到,背對鏡頭難言痛處,幸好蔡明亮及時現「聲」,救了他一把,但也釀成了另一段插曲,一方面消解了劇情片恆常奉為圭臬的虛構性;另一方面,李康生中風之後,蔡明亮一直悉心照料著他的起居,現實中照顧者的操心和體貼,在鏡頭下表露無遺。
取景於台港泰三地,《日子》的地景往復於城郊之間,當中各種環境音彼此交響、共振出迥然的頻率。有一幕雲霧叆叇的山上空鏡,蟬鳴雖然很響,大自然卻奇妙地鎮靜了我們的心神。反觀,當小康戴著護頸器,一手按著太陽穴,行走在香港鬧市街頭時,我們從那雜沓人聲中,明顯察覺到小康的不安、抽離。可以說,《日子》的寂靜與喧囂,某種程度折射了城市的矛盾屬性,既污染(噪音)且又象徵著進步,由於都市化造成城郊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城市獨斷地主宰了康復的途徑,一個歸隱鄉下或山上的人一旦罹患重疾,唯一辦法只有靠著進城投醫。
除了小康,《日子》也是阿儂的日常,阿儂是一名寮籍移工,兩人後來在曼谷展開了一段短而美的邂逅。對於兩人的床戲,我無意多作討論,竊以為事後的「餘韻」猶勝這場情慾戲。事前,小康獨自在房間數著鈔票,我們知道是給阿儂的,卻也莫名空虛,因為只是一晌貪歡,只是交易。俗世裡,交易總也不美,一如資本主義。完事後,小康送了阿儂一台小音樂盒。音樂盒流出了卓別林為《舞台春秋》(Limelight,1952)作的曲子《永恆》(Eternally),我們有印象這首曲子,緣於《黑眼圈》片末由李香蘭翻唱的《心曲》。幽美的旋律娓娓迤邐,劃破了空氣中的寂靜,阿儂自顧自轉著音樂盒,小康把手搭在阿儂膝蓋上,望了他一眼,復又抽了一口煙。特別喜歡這一幕,無言,卻細膩得溢於言表。音樂盒像一條絲線,串起兩顆寂寞芳心,巧妙地褪去了兩人之間的語言、年齡及階級隔閡,哪怕曲終人散,情感卻是真摯的、不散的。
臨近午夜的曼谷,阿儂一個人在候車亭,行人、遊客稀稀落落地從他面前走過,鮮少人注意到他。如果到過語言不通的城市,對日常中的忽視與被忽視,一定有所體會,其實這是全球化下族群景觀的側面寫照,人與人流動到同一時空,因為文化或階級差異,無法在群體中連結他者的孤單。孤獨中,阿儂轉著、聽著小康送他的音樂盒,思念隨曲聲悠揚,那些呼嘯而過的嘈雜車聲,窸窸窣窣的腳步聲,如風吹過地成了過客。
身處瘟疫之年,人們的生活節奏或被打亂,或慢了下來,此刻看蔡明亮的《日子》,我們或能從中領會日常緩慢之美,靜下心來聽下雨的聲音、蟬鳴的聲音、渴望的聲音、寂寞的聲音、沉默的聲音、日子的聲音。
註(1):林松輝著,譚以諾譯:《蔡明亮與緩慢電影》(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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