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都相信,潘國靈筆下的小說,往往都會圍繞一個有關「失去」的命題。這點在潘國靈名義上的第一篇小說〈我到底失去了甚麼〉裡無所往而往的「黃蝶」標本,《病忘書》中的〈突然失明〉,《失落園》及《寫托邦與消失咒》的標題,也不難看得見潘筆下的小說往往都穿插著一種「失去」,這種失去既可以是最普遍的失戀、失眠(按潘國靈於其散文集《你看我看你》提到,他自己也是一位重度失眠者)等等,亦可以是失去一些形而上的事物,如失去回(記)憶、失去城市、失去語言等等。而在這一部新的小說集《離》之中亦是如此,只是隨著香港的社會形勢,這種惘然若失的感覺對照在於潘國靈筆下的香港之中,便更加成為了一種「失城」的書寫。
所謂的「失城」,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黃碧雲《溫柔與暴烈》中的小說〈失城〉,陳路遠的「失城」,就是在於自己只能夠存在於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城市無處容他,這種錯置是小說情節推進的主軸,亦是陳路遠埋下殺機的原因;同時潘國靈在《離》中則直接有一篇小說名為〈失城二十年〉,是為〈失城〉的續作,以A女及伊雲思的視界去看陳路遠事件之後,這二十年故事人物的變遷及際遇。而對於城市的失去,事情是不得不如此的──它既可以指城市在物質上的消失,正如Ackbar Abbas之著作《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所關注的消失問題──一個位處於亞太區心臟地帶、為人所熟知的香港的消失,在再現與重建之中崩坍的香港;或者是一個眾人所嚮往的香港生活意識的消失,被另外一種意識形態完全取代;而另一方面,它亦是暗指人們的內心中,已經失去了對香港的情感,而這種失去就恰似緩慢的極刑,正如潘國靈曾於訪問中提到,這是一種消融(soft disappearance)──同時這種失去是相對的概念,因為在您失去了城市之後,城市也就會同樣失去了您。正如伊雲斯在〈失城二十年〉中繼承了〈失城〉「我想我要離開這個殖民地了,殖民地將不復存在」的狀態,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愛爾蘭,卻成為James Joyce筆下《Dubliners》的角色,在身份錯置的情況之下,他喪失了對於家鄉的認知及情感,亦因為油然而生的陌生感而處於一種「何處為吾家」的游離狀態,便只能著眼於一種終極的歸屬──死亡。爾後伊雲斯因某事回到香港,卻只能夠在愛爾蘭酒吧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地方感。這種失城,其實就是在於對城市已經失去了地方之愛(topophilia)──畢竟喪失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又如何建立地方之愛呢?
潘國靈上一本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
而潘國靈的小說之中,其實亦不難看到他對香港是有著莫名的愛,正如〈油街十二夜〉中,面對不斷變更的城市建築,敘述者的書寫態度顯得極其憐憫。〈油街十二夜〉講的是一位駐場作家,在油街藝術村的十二天生活,而這十二夜並非連續的十二天,而是一個跨度頗大的十二天。小說的內容除了記述了作家如何參加藝術村的各項展覽活動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作家為油街周遭的城市外貌、歷史及神話作出紀錄,正如香港麗東酒店僅建成廿年就被拆毀一樣,香港這個地方的所有物體都具有莫大的流動性:一個新的神話的出現,代表一個舊的神話的消失,而一個新的建築出現,亦代表先前一個舊的建築頓變頹垣。這種紀錄的意圖,正如潘國靈自己在於後記中所述,是「希望與這地方逐漸建立關係」,當然文本的語境是指「油街藝術村」,但宏觀通部小說集,〈灰爆〉、〈睇住〉、〈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在街上跳最後一場離別舞〉等等小說之中,亦不乏對於香港的記載及敘述,可以視之為一種現實的再現;而這種消失與再現,就像在「白做園」裡所拿走的一撮泥土一樣,能夠保有無窮的希冀。
講到無窮的希冀,在小說間同樣可見到未來的想像,在〈2047浮城新人種〉中,以報導體小說的方式講述香港這座城市裡人們未來的命運,時間設在2047年,一個惡趣味的年份──香港人在1997年經歷了第一次的失城,然後恪守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終於來到了2047年──正如前文所述,失城是一種消融──第二次失城在不知不覺之間滲透了整個香港,乃至香港早已經成為了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實用主義代表了「非實用」的消失:自然的景觀是不實用的,天空是不實用的,過多的睡眠是不實用的,無謂記憶是不實用的,於是乎人們就投入在這一個崇尚消失、無情的世代之中,甚至乎這種實用主義的思想已經注入到血脈之中,使香港人成為了新類型人,一種能夠將身體無謂器官自然廢棄的人類,隨著交響曲《Also Sprach Zarathustra》,人們欣欣向榮,不勝感荷。只是穿插在這段音樂之中,我不由的想起《2001: A Space Odyssey》裡,Dr. David Bowman在觸碰黑色石板之後,就極為快速的老去、衰亡。在彌留之際,黑色石板將之轉變成為一個宇宙的巨嬰,象徵了人類的進化。但對於這個進化的過程,並非是毫無代價的──姑勿論在《2001: A Space Odyssey》裡,新人類的進化代表自己要承受最為殘酷的孤獨;〈2047浮城新人種〉裡的新人類則要承受奴役,卻要視之為甘露──沒有情感、沒有自然、沒有休息,所有人都只是喪失自由的城市奴僕,一個偉大藍圖的微小齒輪。正如〈油街十二夜〉中,作家引用了伊雲思的話語:「『失城』的旋律奏得太漫長了,還有更大的失去等著到來。」這種所謂巨大的失去,就是對未來的不確定及狐疑。
〈失城二十年〉作為「重寫本土」之一在《字花》75期刊出
但其實潘國靈亦並非對未來如此悲觀,在〈2047浮城新人種〉裡,尚有著一班不願意剃髮的人們,他們既是一種抵抗的象徵,亦是一種自由的象徵。同時 〈失城二十年〉及〈踢腳慧嬰〉中A女與慧嬰,亦恰如西西〈浮城誌異〉裡的〈慧童〉一般,是極為早熟的存在,也代表了下一代人的聰慧。(當然就〈踢腳慧嬰〉中的慧嬰來說,她不過就是一個惡嬰,並非真正值得期盼的未來)而〈油街十二夜〉中,則記述了阿明充當導遊,在油街帶小學生導賞團觀看遊艇會的歷史,小學生們對此是積極有反應的,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城市紀錄的行為,亦是許多許多希望的種子,植根其中。
〈失城二十年〉的時間設置與〈2047浮城新人種〉同樣非常刻意,〈失城二十年〉的時間設於2014年9月16日,那天並不是一個大日子,或者對於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充其量只是一個無聊的星期二。但對於香港人來說,這也許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也許是香港命運的其中一個轉捩點。文末引到陳路遠說「彌賽亞終究沒有來」,要注意這裡用的「終究沒有來」,並非「不會來」,也許有一天作為「救世主」的彌賽亞終將會在「時間一」前來,拯救這些已經失去城市的人們──但在「時間一」來臨之前,我們終始坐落在「時間零」的座標之中,動彈不得,仍然等待著箭矢飛揚的一剎。而下一個步驟,就是在刮除重寫之際,紀錄我們現在目睹香港的一切一切,正如〈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裡地下抄寫室的人們,在徒勞與無窮之間游離,卻一直孜孜的抄寫、紀錄。小說家戲稱這是「瘋人」,但回神過來,卻發現自己已經深陷其中,無可離去。
「到明天或許週末,下雨天或者艷陽天,我又會把你的幽靈召喚回來,在城中所及之地,我們曾流連的地方,跳另一場,不可重複卻又永劫回歸的影子舞。」
──潘國靈〈在街上跳最後一場離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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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蹤不定。」——《西遊記》第五回
香港藝術節網上音樂劇場《後話西遊》將古典文學注入西方舞台,已有無數影視、戲曲改編的《西遊記》迎來再度改寫。在新編故事、新穎舞台與服飾設計下,《後話西遊》去離了唐三藏師徒遊歷江湖、闖蕩天下的浪遊,轉而關注師徒五人苦獲「無字經書」的騙局。創新看似與傳統悖離,然則劇場的玩味、空間、對白仍與原文本背後的文化淵源闇合。僅五十分鐘的戲劇裡,「遊」的傳統意識已多處展現,其進路與整齣音樂劇場的形式、藝術暨境界內涵都有著密切的扣連。
《後話西遊》先為六名角色作了相當前衛的造型。唐僧以鮮黃的西裝指代「五彩織金袈裟」,孫悟空頭上的cap帽與運動外套、豬八戒的電單車頭盔、沙僧的灰黑皮草與皮靴,而佛祖則是disco風格的貼身珠片裙和高踭鞋。每個角色臉上更有類似「黥面」的油彩,以時裝形象飾演古典人物,甫開場即已為觀眾帶來顛覆、玩味的體驗,挑戰對經典的傳統想像與認知。劇中佛祖接見師徒五人,第一件事是伸手要錢。1986年影視版《西遊記》亦有此「索要賄賂」的改動,而《後話西遊》卻以紙紮元寶、紙紮iPhone、紙紮「豪宅」與冥幣作為賄款,幽默逗趣。
《廣雅.釋詁》「遊」義作嬉戲娛樂解,此與《西遊記》「故浪謔笑虐以恣肆」特徵相通,《後話西遊》詼諧的藝術改編亦不妨與之對讀。第一幕人物蜂擁而出,群起奏樂唱跳,又奇幻錯置的服飾與行舉(甚至是「踩界」的笑話,如佛祖講普通話、其車子掛著「粵港車牌」等),完全是「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而劇中制度的操縱、欺騙;荒唐的造型;彷彿若有所指地暗諷當下病態的社會等,即見劇組在有限的創作空間裡嘗試破界,深得遊戲三昧之筆——愈是幽默怪誕,愈荒唐,則愈見「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的謬悠力量。
「遊」於《西遊記》中所佔極豐,涉世遠世,發源於中國古典美學。《西遊記》的「遊」既是苦歷千山萬水之現實遠遊,亦是馳騁想像,上天入地之離世幻遊。此二行遊/幻遊的空間隨著敘事者的行動擴展變化,視通萬里,延展出離。然而《後話西遊》的舞台設計卻摒棄了「行遊」或「遊歷」的概念,以近乎全黑的密閉空間作為全劇的舞台佈景。在這個空間裡觀眾無法從任何佈置感知時地,此如幻境般的黑盒不但抹去塵世間所有的色彩、經歷,更以流動多維的視角反覆敘述唐僧一行人所面對「希望失落」的心理掙扎。直至戲劇末段方呈現了佈景的裡/外層次。原來密閉空間外仍有刺眼明亮的外部(現實)世界,汽車駛進黑暗的當刻觀眾只能看見外間的光線而無法看清任一角色的表情、容貌,更近乎懸疑地使用無聲處理。直至觀眾真正看清佛祖之相,投射於其臉上的自然光線卻顯得非常違和與突兀——一切真實的意圖與騙局就此揭穿,如同世情現實與心境的襯色落差。
佈景的取捨預設了這齣戲劇從「心遊」的角度關注各人面對著希望幻滅,或沉淪或迷失,或叩問的旅程。彼黑暗且完全異質化的空間內不依循外間的日常秩序,營造了獨立且離異於現實環境的圖景/空間,以全新的視角遊於人生之迷惘,嘗試為生命延展新的契機。師徒五人的情緒放大或提煉為反抗、妥協、支配等不同象徵,也不妨視為同一人面對困局時的不同反應,五者皆一,息念間起落變化就如戲劇中反覆提及的「我相、人相、眾生相」,相刃相靡。此處反覆展示、摩娑內心狀態的「遊」與浮遊江湖的「實遊」相對,在探索心靈桎梏與拘累間完成了沉澱自我的「心遊」。
疫情下不少劇場演出延宕,網上展演成為新的觀影體驗。《後話西遊》的視覺經驗較一般網上劇場更具張力,並不以一般錄影方法來展示完整的劇場空間,而以近乎電影調度的多種鏡頭語言(尤其第三場「困局」有多個精彩的移鏡,環視五人的迷失與反應,或揈大繩時巧妙的借位與跟鏡)追隨角色主體移動拍攝,映以流暢的觀影節奏。藝評人洪思行指出導演黃俊達是從電影角度去考慮和製作該網上劇場,該版本的《後話西遊》不可能照樣搬演至舞臺。此即強調《後話西遊》的鏡頭運動、剪接之流麗(或可視為視覺之欺騙)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遊」的概念正在於玄放自如,無拘無束,《後話西遊》或急或緩,不受束縛的鏡頭語言獨特而多變,在流動與不定的視角中創造了奭然四解的自在遊境。
劇中形體的流動、詩意的唱詞、如煙的舞台設計還有看似抽離實則遊走旁觀的樂師,無人不遊於方內方外。最後所有角色同遊於一場白茫茫大雪,駕虛遊幻,卻仍立足於真實的衝突與心境,「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在虛構敘事的提撕下逐步逼近人心的焦慮、異化,既是幻中顯真,也是虛而存實。
全劇開首的第一句「如來如去」由南音唱出。靈魂與生命如此來,如此去,「人到最後也是一種循環,所有事情都是過渡」,我們究竟是不得已而遊,還是在不止的遊境裡進出跳離,創造現實。那些如煙的風景從來都不只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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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在想父親何時會死去。
念頭最早於中四那年成形,也許是中三。在一個適合所有故事發生的尋常天,陽光模模糊糊地曬下來。放學後我打電話給正在工作的啊媽,說要不我去報警吧。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如蛛網,輕輕地黏住「好吧」兩個字,我沒有再多說什麼去捅破它,棍子般掛斷電話。那時距離父親消失已整整一天一夜。
在我的敘事裡,我常常不夠堅強。無法獨自去警局,便喚了一個當時要好的朋友伴我,她又帶上了她的啊媽。我羞怯地叫了聲姨姨。
報案室裡成列的座椅和肅靜的間隔像是急症室,我幾近佝僂地完成報案程序,警員輸入些資料然後轉身拿出些資料,我得知當天早上家附近有中年男子跳樓身亡。警員把聲音低低地壓進我耳朵:「機會不大,但還是需要看照片進行辨認,會有點可怕。」
後來無論我如何回憶,那幾張墜樓屍體照片的影像總是一片空白。也許因為眼睛已被崩塌的淚水灌滿,看不真切,又或是某種身體的保護機制。事情最後以在澳門輸了錢的父親來警局接我回家告終。一個活生生的父親。我忘記他來時有否對擅自報警的我說些什麼,只記得警員對他說「你女兒以為你死了,哭得好傷心吶」。父親似乎是沈默地把我從眾人眼光中接走。
父親死亡這件事從那時起便重重地摔進我的認知裡,這個寡言但能幫我打開所有開不了的罐子的男人,也許會死成一具、一灘,或一張。它們成為惡靈縈繞在我日後的生活中,不時跳出來,使我心悸。
若把嗜賭不顧家的角色設定套入這個瘦弱男子身上,似乎對他太不公平,畢竟大部分時間他身處的場景都在下班後家裡的廚房。從客廳看過去,往往會見到他或切或剝或洗著某種食材的背影。當他轉過身來,你會在背光的陰影中找到張滿佈皺摺的臉,小心翼翼翻開皺摺的話,就能掏出大量挫折與鬱躁。我從不敢注視。
父親是被命運遺落的人。少時風光只留在了他的記憶裡和嘴巴裡,他抱著想望渡過了事業失意的中年,後來就哀哀接受地邁入年老之中。
隨著年歲增長,父親的傷病也越來越多,時而因工作勞損而腰痛,或是肝腎之類的器官有些毛病。患病的時候,他像隻被陷阱困住的獸,時常憤恨地發出低鳴,用敵視的目光看待一切事物,包括我與啊媽。
最近父親腳底長了顆雞眼。
雞眼是皮膚因受到長期的壓迫而產生的厚硬角質層,走路時像插著口釘子。在腳板近大拇指的位置,奶黃色的圓冒起來,如同膿瘡硬化。疼痛使他行路艱難,於是走得越來越慢。畫面常常變成我們並行而他蹣跚地掉落在背後,距離像要趨近無限遠。偶爾我停下腳步等待,但沒有回頭,直到他的身影現於眼側,復又前行。
每天晚飯後他便盤腿坐於沙發上,抱著長了雞眼的腳,數分鐘數分鐘地凝視。有時他穿著黑色長絨毛外套,肉色睡褲,曲身窩成蚌狀,益發像隻自舔傷口的獸。我小心翼翼地拋擲詢問給他,還好嗎,氣氛靜默得像具屍體。隨後我不再問,只聽著因疼痛而濃重的喘息。
那年那個墜樓的男人斷氣前,也會發出這樣的喘息嗎?他背著怎樣的痛跳下去呢?每每如此想下去,我也變成一個死者,無法呼吸。
*獲第11屆大學文學獎散文組優異獎,蒙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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