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香港出版界冒現的自然書寫作品,不論是再版的葉靈鳳《香港方物志》,還是葉曉文的《尋花》、《尋牠》,趙曉彤的專欄結集《翔:雀陸香港》,都以介紹草木鳥獸為軸,供讀者認識本地的多元生物,他們都繼承了中國文學傳統認為文學可令讀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是博物學在文學上的展現。年中由艺鵠出版的《看見動物》,作者是正攻讀哲學系的梁柏練,切入自然的方法與文學界同中有異,他沒有以百科全書形式條列物種,轉而著眼於人與動物的共處議題。全書分成個人經歷、人物訪談和哲思散文三個部分。
討人愛的動物
討論人與動物共處之先,免不得要先解決「人禽之辨」的老命題。有說人有仁義,有說人懂製造和使用工具,有說人有語言和社會⋯⋯可是當我們愈是觀察動物,愈是發現牠們跟人的差異並不大。演化論先驅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就以田野考察的方式,記錄他在馬來群島與各種動物的相處經歷。當中對動物行為的觀察和捕捉,讓人不禁懷疑野性與人性的界線到底何在?動物使人迷惑無解的行徑,到底是否自有一套理性邏輯在驅使。
初讀《看見動物》中的〈馬騮與我〉時,作者描述馬騮主動靠近他,起初容他撫摸、觸碰指頭、拍照;卻又倏忽把他抓傷後跑離。野生動物由親切轉瞬化為凶惡,竟觸發對動物無特別感情的作者的好奇心。為甚麼?這是牠們的社交方式?是「我」釋出錯誤訊息了嗎?這些反應都讓我讀到他對金山的馬騮似乎萌生起愛意,方出現單戀者被玩弄或拒絕後所生的自責與疑問。我對貓咪也有這股愛與好奇,給每天都來我家作客的村貓花花馴服前,在街上偶有貓狗會前來聞聞我的味,甚至熱情地撲向我。也有朋友的貓曾把我抓傷咬傷,甚至作勢要把我閹掉,或被野狗狂吠猛追驅離村路,但牠們都不討我厭。只要牠們主動湊前一次,投懷送抱,肢體語言遠勝所有情話,人的心就給牠們的愛永遠虜獲。
少數群居動物有嚴密的社會分工,我們常常能看見螞蟻碰頭溝通,諾貝爾獎得主卡爾·馮·弗利(Karl Ritter von Frisch)也發現蜜蜂能靠飛舞(waggle dance)交換花粉、水源、巢穴等資訊。假若人能破譯以上種種「語言」,從觀察習性中通曉更多動物行為,我們是否就能不倚賴虛無縹紗的動物傳心術,也能跟動物示好呢?
如何愛
憑著愛令人希望能和動物共處,《看見動物》在訪談部分,作者直言這願景過於理想,實踐上將面臨更多困惱。受訪者都是動保人士,關心的動物包括寵物、街貓、海豚、野豬。其中最常出現在他們口中的保護動物方式,正是絕育。
剝奪動物的生育能力,動物能夠更長壽、健康;也可控制社區內的野生動物數量,以保衞生;寵物買賣亦令繁殖場發生許多不人道之事,反生育也可免掉隨之而至的悲劇。然而絕育也是以人的利益和情感出發的結果,背後並未重視動物原初的生存和繁殖權利。
也有受訪者指城市規劃應視動物為持份者之一,不再把牠們排除在外。又如最近博士生鹽殺蝸牛的事件,已牽涉眾多價值判斷,諸如蝸牛是不是有害,殺害蝸牛是否必要,灑鹽弒生又是不是殘害?顧及動物的城市規劃在實行時,又應怎樣看待蝸牛等外來物種呢?
另一例子是對社區貓的取態,常來我家的花花由村貓慢慢變為我家放養的家貓。餵飼者還有一位住附近的貓義工和許多路人。牠早已喪失捕捉老鼠和曱甴的興趣,又因著營養優良而成為村中的「貓技安」(或「貓胖虎」),不只經常趕走別的村貓,偶還愛玩弄過境的候鳥。人對貓的愛竟苦了他者,我未有能出爬梳出當中的錯錯對對,唯有花花每朝從窗跳進我家喊餓時,我仍然乖乖地倒出減肥糧,行為就表達出我的選擇了。
作者的想法與動物的想法
這就讓我想起以自然書寫聞名的吳明益對「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態度,他的立意並非要推翻或脫離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尋找溫和地超越它的門徑。著實我們難以擺脫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思考世界,關於好壞、苦樂、有益或有害、具價值與無用的計算,大多都由人出發。畢竟當摒棄人類中心的想法時,我們又難以準確詮釋動物的行為和習性了。
至於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寫作方法,《看見動物》也作出了個小小的試驗。創作者在多感官描寫、生物科學知識以外,要把物種與物種接觸時的神秘與神聖寫得明明白白的,需要的還有好奇心、同理心和謙卑,如同強調實地參與的田野考察,無論研究對象是人類還是動物,長時間的共處都是探尋他們生活習性和社交行為的不二法門。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第21屆奇萊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作品
我哥哥最近在一間公仔店上班。商店的主要業務是幫客人縫製畢業公仔。
客人帶來深愛的玩偶,店員幫它穿上花式各樣的畢業袍,手持證書,頭戴學士帽……配件要縫上主人的名字、學校和畢業年份。哥哥說每逢畢業季,店裡一個月就能接到多達七百張訂單。現在才三月,遠未到高峰期,他已經縫到生無可戀,做夢都會夢到針線。縫紉機放在收銀台旁邊,老闆低頭密密推著衣車,公仔們來了又去,今天被放下兩星期後又被領回,深水埗老街的小店面盛載著許多年輕的愛與希望。
有時遇到可愛的玩偶,哥哥會私下拍照傳給我看,讓我樂上一陣子。他時常分享店裡的趣事,例如有一個老太太會代替不諳門路的家長,帶著一堆公仔前來;又不時遇到新移民婦人,操不純正的廣東話,替孩子尋覓夢中的玩具。通常都是一些令人捧腹的樂事,唯有一次,故事反常,令我始終耿耿於懷。
他傳來照片,一個紫色綠色、毛絨絨的醜東西,它穿上學袍,一副整裝待發的模樣;衣袍角落刺繡了女主人的英文名字,還有2019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年月標記。
哥哥說,這隻公仔後來一直無人認領。
幾個春秋寒暑過去,公仔至今仍然被裹在透明包裝膠袋裡,靜靜地等待。而隨著另一個又另一個畢業季度到來,訂單不斷湧到,它慢慢被擠到角落去,長久下來,終有一日會被處理掉吧。一張訂單被拋棄或是被忘記,背後可以是千百萬種原因;但現在,我習慣了向絕望深處想。它的主人可能永遠無法畢業了。
哥哥叫我不要細想,世界是不會給你答案的。他轉過鏡頭去拍新的公仔,繡著2021年的,或者更未來的。
確實是有來自未來的公仔。
這兩年間,我和哥哥都深深愛上了一隻來自日本的白熊。這隻表情動作多變的小熊在LINE貼圖商店起家,慢慢火紅了,推出實體周邊,香港也有好些網絡小店做越洋代購生意。哥哥買了一隻抱著愛心的白熊,說要用來幫我縫製畢業公仔,還問起了研究所碩士袍的樣式和顏色。
幾年前在大學脫帽的時候,我沒有訂製畢業公仔。原因是家裡公仔太多了──我像個兒童,甚至愈活愈回去,有如走入成長的洞窟,即使二十幾歲獨自來到島國升學,租屋處的床上依然擺放著摯愛的兔兔。
純白的兔兔是哥哥送給我的,某一年的生日禮物。它原本是設計給嬰幼兒的安撫玩具,抱著就能舒心。當時我在專門店裡摸著它,就生出了憐愛之情,不知是對它還是對自己,總之哥哥見到了,就買給我當生日禮物。
兔兔的絨毛漸見粗糙,見證時日的流轉。到底是哪一年,它來到我的床上?早已不記得準確年份,回憶中,只有一個座標可以為其年歲作記認。
抗爭之中,有許多犧牲,我哥哥是其中一個人,有一個夜晚他沒有回來。接連兩天他在警署羈留室,和其他二十幾個人擠在一起,等待時間流逝。我趕緊收拾他的臥室,一切物事整理得妥妥當當,以免失禮上門搜查的警察(幸好最後沒有任何一人來訪。可能要調查的房間太多),又要徹夜等候律師的電話,一天過去,終於躺回自己的床上時,我把兔兔拉進懷裡。睡不好也得勉強合眼休息。因為隔天,再隔天,還有很多需要善的後。
由此我絕對確定,兔兔來到我的家裡,必定是早於2019年──不然我不可能在那混亂日子抱著它進睡。
終於哥哥回來,我們相擁。他負上控罪,頂著一身嚴苛的保釋條件,其中一項是沒收旅遊證件,怕他潛逃。而我也因為自己的事情,確定要去台灣了。路途一定要分岔,我們每個夜晚拿著公仔打鬧,等於透支彼此相伴的幸運,於我們而言時間是切膚之痛,是真實的、沉重的刻度,然而我們甚麼都不說。
臨別的八月,悶熱的盛夏,哥哥抱著他喜歡的小豬公仔來到我的房間,兩個人和平常一樣談天說地,話題不著邊際。我們聊起《哈利波特》裡面的佛地魔分靈體。魔王把靈魂分成七份,放入不同容器,全部毀掉才能殺死他。
我們對著彼此的公仔呵出一口氣,說那就是我們的靈魂。
只要公仔不死,我們也是不死的。
還可以陪伴對方呼吸兩個海邊的空氣呢。
記憶中,兩兄妹還是笑得快快樂樂。
離開之後,我們各自在不同的苦難中活著,當然──我確信──哥哥的苦是真苦,他丟了原本的職位,輾轉在一間街坊公仔店打工,但這份縫紉師的工作也不會長久,他很快就要上庭受審。參照案例,刑期起碼三四年。所有人都很悲觀,我們卻只能分隔海的兩岸。
我常在台灣跟朋友說:「我怕以後都沒辦法見到哥哥了。」他們便安慰,刑期是有限的呀,出來之後他就可以坐飛機來找你;你也可以坐飛機回去找他,假如你不怕──只需要睜大眼睛,胸懷天明。可是我無法信服,不論哪一種說法都不能打動我。我猜這是絕境中的倖存者必然的疼痛:無法相信未來,無法想像未來。未來只能是一天,一秒,或者呼吸的當下。
但還有一種私密的未來,存在於我和哥哥的想像之中。事到如今,他仍堅持要給我值得盼望的事物。
說回那隻仍未露面的畢業白熊。我說研究所之路漫漫,說不准何年何月畢業。他說沒關係,他想親手縫一個,到了典禮那天,倘若他未在場,我也可以抱著公仔合照。他甚至開始草擬設計圖了──學袍該怎麼穿著在白熊身上,才能夠不把愛心蓋住呢,那就要把愛心先拆下來,那縫紉機的動線……
他為我描繪出來的,那隻懷抱著愛的熊仔那麼可愛、那麼實在,我幾乎能夠想像它了,就捧在自己胸前,情景如同當晚在家裡和哥哥交換靈魂的時刻。僅僅如此就令我不捨得放棄任何抵達前方的可能。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七月底一個無眠夜,屏幕滑出一張「靚圖」,再來看名字,是一個詩的專頁?
在噤若寒蟬的安全時代裡,在文學屢屢被質問何補於亂世的時候,在臉書已經開始變成一盤生意變得不好玩的今日,三個年輕人,決定推出講詩的Podcast。從出帖預告、互動問答到正式廣播,有計劃,有想法,也有一定策略,可見他們不是純粹「試試先」,而是來真的,要告訴大家:「今晚SEE詩先」。
緣起就合體
開台Podcast,要有影響,就要持續下去,當然不只「今晚」,和寫詩一樣,都是長命功夫。三位九十後,其實都是寫詩的人。他們為什麼會從各自沉思寫作的幕後,一起走上台前?
李顥謙(阿餅)表示,早陣子Clubhouse曾在防疫期間大行其道,其中卻很少談到詩,而他和梁莉姿、李昭駿等文友籌劃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累積了一些經驗,節目中的訪問也令他羡慕小說作者們能暢快交流,於是萌生了「開台」講詩的念頭。
近年社會氣氛低沉,現場活動又多限制,唯有走到線上,雖然Clubhouse已經不流行,也一樣有其他平台選擇,可以簡單上手。做自媒體,起碼自由度比電台大。「關於詩的活動減少了,想嘗試補足一下。」阿餅慨嘆詩在香港面對的處境比較冷清,詩集出版後通常都缺乏討論,就算有些文字評論,但未能進一步對話。
為了開始,阿餅先找創作和社交平台上也較活躍的嚴瀚欽(Morrie),再找身在台灣讀書的韓祺疇(Richard)。「我們是同代人,本身已認識,但在創作有不同追求,人脈也不一樣,希望可以集思廣益。」
Richard說阿餅找他時,最吸引的一點是他也認同近年關於詩的討論氣氛的確沉寂了:「我的參照點主要來自師長的分享,聽他們說七八十年代氣氛熱鬧,後來網上有香港文學大笪地等等。中間也有好些詩人沒繼續寫。」Morrie則著眼於現有社交平台的不足:「面書太雜亂了,發言容易帶情緒,不利討論,我自己也有寫詩評,但交流不多。」他又提到他嚮往台灣曾有一場後現代主義文學論戰,現在回看是浪漫的。
談起結聚,阿餅補充說,他最早接觸的詩團體是「關於詩社」,對他的創作視野刺激很大。他其實很清楚寫詩的人仍不少,但現在好像有點分散了。
如果說三個人「差對腳」,第四個人便是眾多愛詩的讀者、作者,在暗夜走散了的你。
互評時間
三個九十後詩人,同樣自覺有不同追求,那他們又怎樣看對方、看自己的創作或美學?阿餅給Rirchard的關鍵詞是「穩定」,Morrie則是「情感」:「祺疇的詩完整度高,又承襲本地賦體傳統,近期有更多變化;瀚欽情感豐沛,寫得多,強項是多作不同嘗試。」至於自己的詩,他認為較難歸類。
Richard說自己看得多本地詩,也承認阿餅「穩陣」的評語,他繼而向阿餅表白:「其實很早就看到餅的詩,例如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譬如生活〉,當時想參賽,找同代人參照,看到這首,感覺很震撼。」他又認為餅後來的散文詩是難得的探索。至於Morrie,他說在嶺南大學時已有交流,最深印象也是風格多變,詩作多又予人不重複的感覺。
Morrie近兩年才注意阿餅,他坦承彼此詩觀有衝突,又認為阿餅的詩的語感可能受商禽影響,但他很欣賞阿餅對詩的執著態度。而他和Richard當年在嶺大詩作坊交流,讓他認識了現代詩。
三個人裡面,Richard剛出了第一本詩集,餅和Morrie的首本結集也在籌備中,對於他們風格的對話和對撞,我們大可拭目而待。
亂世宜講詩
詩人講詩,其實沒想像中容易,首先就是要克服夫子自道的心理障礙。「在不寫詩的人面前,表明自己是寫詩的,多少會尷尬。」Richard說:「開台講詩就是把這種尷尬搬到公眾面前,意味我要接受自己將受到評判。」阿餅認為心理關口還包括詩人好像不會講太多自己寫作的事,他們偏偏擺明車馬,但既然已經「洗濕咗頭」,也就豁出去了。Morrie認為詩是介乎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事物,過往與他人談詩,總伴隨強烈的失落感,開台講詩,除了是面對理應保持緘默的事物,也相當於直面那種失落。
事實上,就算拋得開詩人包袱,Podcast還有很多實際上、技術上的問題要克服。這種談話節目,有討論,甚至有爭論才是好事,最怕沒交流。阿餅坦言他們還不太懂得保持討論的意識,往往因為太在意自己講話是否清晰流暢,變成自說自話,營造不了觀點交鋒的效果。Richard表示雖然節目的本意不是要達成什麼共識,共同提倡什麼主張,但又想在半小時至四十分鐘間展現討論的維度,不想泛泛而談,這方面的平衡,還有待進一步摸索。
他們一開始就強調著「共同體」,一個很難用、不好說的概念,但他們倒不是把它舉起來當作旗幟,也不是擺著好看,在其中確實有一些想法在跳動、目標在蘊釀。「利用社交平台,透過較為大眾化的題材,例如三十問、絕版詩集、講鬼故,去吸引對文學有興趣但未必很了解詩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圖像上多花功力,以靚圖(如有)吸引多些點擊。」Richard指向打開平台,拓展受眾,讓詩變得親和,阿餅則希望打破一直以來對詩存在的定見、偏見,如他曾聽說有人不喜歡文學/香港文學是因為新詩/現代詩,他對這些話總是很上心,「輕率的觀念往往最受歡迎,傳播得最快。所以我希望能夠有一些行動,去回應。」Morrie自認比較「佛系」,他只期待身為一名Podcast主持時,就盡力做好每一期節目,「在未來某一天,當某個原本不寫詩/不讀詩的人決定要「入坑」了,至少有一個還不錯的平台供他們借鑒和參考。詩人並沒有改變世界的能力,詩人只能為世界提供更多可能性。」
九十後?入夜後
沒錯,他們在「今晚SEE詩先」的名義下是Podcaster,但他們首先是寫詩的人。詩人與共同體,有時充滿張力,有時也視乎你怎麼看,比如說,九十後本地詩人,作為一種群體,或標籤,他們的認同感也是複雜的。Richard認為,既成長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座城市,作品有某部分的「共通」是理所當然的,例如社會事件、地景、細微的童年符碼,但風格和進路肯定各有擅場,「我樂意自介為『九十後詩人』像我樂意被視為『香港詩人』一樣,這個標籤本身就可以也應該被開拓。」而在阿餅記憶中,香港的九十後詩人,一度交流密切,從網絡討論到團體活動,漸漸建立群體的面貌:「寫詩的起點高,觀察敏銳,行事低調,廣泛接收的資訊與理論,抗拒定見,不會高舉某種意識形態或旗幟,尋求在多元之中確立風格,或更好地實踐自己。」阿餅本來自信不夠,默默埋首寫作,甚少與其他同代詩人交往,直到他想分享更多看法,一抬頭,那群體卻開始鬆散甚至沉寂了。
對詩或對一切創作而言,或許孤獨才是終極的真實?但問題是,生而為人,就必須面對孤獨,更重要的,可能是怎樣回應共同面對著的黑夜——「今晚」。Morrie認為所謂交流,不過是證實自身的孤獨,他也沒怎麼參加過詩作坊,而更多是在一條混沌的路上慢慢前行,但「所遇皆為師,所見都是風景」,共同體或許脆弱甚至虛幻,但維繫過,熱衷於寫作的人們起碼由此感到不那麼孤獨。Richard指出,過去幾年的社會事件,令我們理解到彼此與城市的命運如何被緊緊扭在一起,那已經不是想像,詩的共同體不只是與詩有關,而是關於「在共同的遭遇下,創作者如何回應這些傷痕與痛楚。」
「今晚SEE詩先」的圖,總是由黑白和簡約的點線面構成,彷彿夜要有光,相聚也要棱角,正如共同體,不是什麼已存的藍圖或配色,而是虛空中發生的一種連結的想望,虛線或月盈月虧般的實踐。阿餅說:「我們希望一起思考探索,如何迎對風浪,理解痛苦,再寫下去,鬥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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