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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類——記蔡炎培

杜家祁
在台灣出生、長大,八十年代開始在香港生活、工作,2015年回到台灣居住,現在花蓮讀書與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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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都叫他蔡爺,我倒忘了當初如何稱呼他,沒叫他「蔡爺」是肯定的。一想起他,腦中就出現他振臂高呼的模樣——雖然實際上我從未見過他振臂高呼——,但他說話的氣勢,在印象中就是大大聲,像是要振聾發聵,或是要帶領大家去幹些事的。跟著第二個印象就是他豪爽哈哈大笑。

    認識蔡炎培是九十年代的事,那時我受了一些前輩的感召,覺得應該為香港文學做些事,也比較活躍去參與一些文學活動,就這樣認識了他。而在我親身認識他之前,已在報章上讀過他的詩,印象特別深的一首是〈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我從未想過在新詩裡會出現黃霑的名字,這樣的流行文化人物,光是這一點就和其他詩人有所區分,但這個題目,又好像挺有唐詩風格的。

    這首詩第一句一開頭就是稱呼「霑」後加冒號,是以書信的形式寫成的,接下就像談心事一樣,「霑:年紀大了,有些事/確要想一想/正如年輕的時候/想一想」,接著突然來一句英文「How approach can be made to mankind?」再下面的詩句,對我而言,到現在都是謎團:「此事後來驚動了/星島的記者/司徒國英上書羅素/聽說關於人類前途之類」。這是什麼典故呢?

    以上是詩作的第一段。

    真的讓他和其他詩人區分開的是他的作風。話說有一年我們「呼吸詩社」在大會堂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我相信當時參加的人都會承認很少見過那麼歡樂的詩歌朗誦會,歡樂到朗誦會結束了,大家還不捨得離去,那股情緒激盪著,可是大會堂也不能讓我們一直留在那裡啊,於是有人起閧「去吃宵夜!」眾人馬上歡聲呼應。通常這種場合都是葉輝請客的,他是報社副社長,平素又有孟嘗之風,可是這一批「詩人雅士」不是幾個人也不是十幾人而是幾十個人,於是連葉輝也開始猶豫了,就在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一聲響亮的呼喝:「我請!」這就是蔡炎培。

    於是眾人又笑又叫,找到一間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宵夜,到最後點數有五十多人。後來究竟是誰付賬我不知道,但是那種「豪氣干雲」,我之前從沒見過,後來也沒有見到過。

    一直到近日,蔡炎培走了,我在網上看到和他有關的文章,才知道他一直都是兩袖清風的。當年他罹患眼疾,還是他的老闆金庸,出錢給他醫病,也才明白為什麼在現代社會,還會有人要「厚贈藥金」,以致會有那樣富於古風的詩題。

    他的氣勢還顯現在另一個場合,那是一個青年文學營,好像是《星島日報》關先生主辦的,在烏溪沙,我記得還有孟浪和飲江。蔡炎培談詩論藝時不知說到什麼,意氣激昂地和下面一群年輕人說:「我告訴你們,誰要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這個人就沒有希望!」或者就是這句話,讓我印象中的他就是個振臂疾呼的人了。那是2003年的時候,日子還算美好,他那麼說大家都無異議。

    他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而且樂在其中,並不顧慮別人會怎麼想。有一次他在公眾場合讚美我,說他讀過我的詩:「你是個真正的詩人!」這句過譽的話其實讓我很尷尬,在座還有很多位詩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何況我們那時都還算年輕還比較在乎這些事,他只讚美我一個,我還記得當時其他詩友們臉上倖倖然的表情。不過幸好,他是只要覺得可以讚美,便不會吝嗇佳言美句,他後來說洛楓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也可以想像其他文友聽到這句話的表情了!)。也是這幾天,看到劉芷韻的臉書,說蔡炎培曾特地寫一封信鼓勵她,自署名「爺爺」。我相信被他鼓勵過的後輩,應該不在少數吧!

    而且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雖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從沒有聽他說過別人壞話,也不談文壇是非,甚至當說到一些眾人皆非議的人,他還會替那人說好話。

    再後來因為生活和工作壓力,我就很少再出現文學活動場合了。當時有一個研究計劃,是關於香港七十年代詩歌,擬訂了幾位訪問對象,其中一位就是他,他也欣然應允。等我們坐好了,紙筆錄音機都準備好了,開始訪問了,沒想到對他親身經歷過的七十年代和當時的香港詩壇,他卻什麼都記不起來,只和我們暢談他「至愛的八個女人」。一席話下來,能夠作為研究材料的——完全沒有。我們只好無功委頓而還,多年後和當日一起訪問他的朋友談起此事,朋友感嘆一聲「傻佬!」

    說到他的「傻」,我想該說說「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這事他自己說也自己寫出來,事實上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有一定程式的,每年諾貝爾委員會向夠資格提名的人發出邀請提名的信件,這些人包括了大學的系主任、研究院學部主任或國際認可的筆會會長等等,而同時每年也有無數不在這名單中的組織「不請自來」去信「提名」候選人,這些提名,諾貝爾委員會根本不予理會。他的提名,據知情者說,其實是某不知名所謂文學團體提名他,他也就認真了,到處去說,當時他很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如此「自我貼金」,他也無所謂依然如是。甚至他走後,一些媒體不究其實,在他生平中照抄「2003年曾提名諾貝爾獎」,這種訛傳,也讓一些文學前輩們很不以為然。其實我覺得,他並不是個在乎名利的人,他會如此,我覺得和他寫的詩是有一致性的。

    讓我繼續把那首〈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讀完吧,接下來還有兩段。詩裡的意象,有很古典的「天宿落盡」、「參商之間」、「日近長安遠」,很流行文化的「《中國最後的一個太監》(電影)」,很本土的「星島(日報)」、「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張保仔洞」,又有很現代主義的句式「在這一衣帶水海天的妊娠期/海紡織著鹽。鹽紡織著夜/我們日夜紡織著鋼鐵」,很文藝的「飛馬踏燕。長夏初臨」,很口語的「嚇得我。沒命奔。沒命痛」。最後幾句是這樣的:

    想一想
    吾爾開希即是「唔易開戲」
    萬一戲要開了
    若有臨記的位置
    務請考慮一下我這茄喱啡
    你底忠誠的僕人
    炎培托

    「你底忠誠的僕人」大約就是Your obedient servant的中譯吧(還用了個頗有五四遺風的「底」而不用「的」),「吾爾開希」又不知和這首詩有什麼關係?蔡炎培似乎從不自許為「後現代主義」,但如果從某個角度來說,他是非常後現代的了:「打破雅俗分界」、混雜性和遊戲性。但這樣說又不大公平,雖然後現代主義理論問世後,好像給了一個可以拿來解釋蔡炎培的框架,但有沒有後現代主義理論,他都沒有什麼框架。「他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而且樂在其中,並不顧慮別人會怎麼想」,文言翻譯大抵就是「洸洋自恣以適己」,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這首〈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就像蔡炎培的人一樣,深情中有遊戲、遊戲中有深情,有很遼闊的境界也有很無厘頭的思維,總之,他自成一派,自成一個種類,這個類別裡不會再有第二個人。所以我猜,「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意義或許和對人的意義不一樣,我們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很重要,而他看別人那麼認真,或許只是哈哈大笑一番——那就是他的一貫作風吧?

    後記:
    文章刊出後,關夢南先生傳訊指正以下三點
    1.葉輝是社長,《東方日報》不設副社長。
    2.當日蔡炎培説買馬中了過關,他請吃晚飯。實情是宴開三桌。我和葉輝都有付鈔。
    3.蔡炎培眼疾是黃霑出手術費,而非老板。

    當天朗誦會有八十多人參加,留連不願離去的也有五十多人,原來真到宵夜時是宴開三桌。
    蔡炎培眼疾的事,我原文是根據《每日頭條》〈金庸傳奇,金庸御用校對細說九流老闆的當年情〉:「對於這個倪匡形容為『一流朋友九流老闆』」的大作家,他就笑謂大俠崇尚多勞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闆知道他半生兩袖清風,當年就主動出錢讓他醫眼。」
    我猜眼疾花費不貲,遠超出蔡炎培能力,所以金庸也有出錢,而開刀手術費則由黃霑付款。如此的話,詩題中的「藥金」到最後就不止「心領」了。

    都是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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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畢業公仔

    蘇朗欣
    二十六歲,仍在遷移,最近剛遷到台灣花蓮,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研究所(創作組),著有《水葬》(水煮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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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屆奇萊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作品

      我哥哥最近在一間公仔店上班。商店的主要業務是幫客人縫製畢業公仔。

      客人帶來深愛的玩偶,店員幫它穿上花式各樣的畢業袍,手持證書,頭戴學士帽……配件要縫上主人的名字、學校和畢業年份。哥哥說每逢畢業季,店裡一個月就能接到多達七百張訂單。現在才三月,遠未到高峰期,他已經縫到生無可戀,做夢都會夢到針線。縫紉機放在收銀台旁邊,老闆低頭密密推著衣車,公仔們來了又去,今天被放下兩星期後又被領回,深水埗老街的小店面盛載著許多年輕的愛與希望。

      有時遇到可愛的玩偶,哥哥會私下拍照傳給我看,讓我樂上一陣子。他時常分享店裡的趣事,例如有一個老太太會代替不諳門路的家長,帶著一堆公仔前來;又不時遇到新移民婦人,操不純正的廣東話,替孩子尋覓夢中的玩具。通常都是一些令人捧腹的樂事,唯有一次,故事反常,令我始終耿耿於懷。

      他傳來照片,一個紫色綠色、毛絨絨的醜東西,它穿上學袍,一副整裝待發的模樣;衣袍角落刺繡了女主人的英文名字,還有2019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年月標記。

      哥哥說,這隻公仔後來一直無人認領。

      幾個春秋寒暑過去,公仔至今仍然被裹在透明包裝膠袋裡,靜靜地等待。而隨著另一個又另一個畢業季度到來,訂單不斷湧到,它慢慢被擠到角落去,長久下來,終有一日會被處理掉吧。一張訂單被拋棄或是被忘記,背後可以是千百萬種原因;但現在,我習慣了向絕望深處想。它的主人可能永遠無法畢業了。

      哥哥叫我不要細想,世界是不會給你答案的。他轉過鏡頭去拍新的公仔,繡著2021年的,或者更未來的。

      確實是有來自未來的公仔。

      這兩年間,我和哥哥都深深愛上了一隻來自日本的白熊。這隻表情動作多變的小熊在LINE貼圖商店起家,慢慢火紅了,推出實體周邊,香港也有好些網絡小店做越洋代購生意。哥哥買了一隻抱著愛心的白熊,說要用來幫我縫製畢業公仔,還問起了研究所碩士袍的樣式和顏色。

      幾年前在大學脫帽的時候,我沒有訂製畢業公仔。原因是家裡公仔太多了──我像個兒童,甚至愈活愈回去,有如走入成長的洞窟,即使二十幾歲獨自來到島國升學,租屋處的床上依然擺放著摯愛的兔兔。

      純白的兔兔是哥哥送給我的,某一年的生日禮物。它原本是設計給嬰幼兒的安撫玩具,抱著就能舒心。當時我在專門店裡摸著它,就生出了憐愛之情,不知是對它還是對自己,總之哥哥見到了,就買給我當生日禮物。

      兔兔的絨毛漸見粗糙,見證時日的流轉。到底是哪一年,它來到我的床上?早已不記得準確年份,回憶中,只有一個座標可以為其年歲作記認。

      抗爭之中,有許多犧牲,我哥哥是其中一個人,有一個夜晚他沒有回來。接連兩天他在警署羈留室,和其他二十幾個人擠在一起,等待時間流逝。我趕緊收拾他的臥室,一切物事整理得妥妥當當,以免失禮上門搜查的警察(幸好最後沒有任何一人來訪。可能要調查的房間太多),又要徹夜等候律師的電話,一天過去,終於躺回自己的床上時,我把兔兔拉進懷裡。睡不好也得勉強合眼休息。因為隔天,再隔天,還有很多需要善的後。

      由此我絕對確定,兔兔來到我的家裡,必定是早於2019年──不然我不可能在那混亂日子抱著它進睡。

      終於哥哥回來,我們相擁。他負上控罪,頂著一身嚴苛的保釋條件,其中一項是沒收旅遊證件,怕他潛逃。而我也因為自己的事情,確定要去台灣了。路途一定要分岔,我們每個夜晚拿著公仔打鬧,等於透支彼此相伴的幸運,於我們而言時間是切膚之痛,是真實的、沉重的刻度,然而我們甚麼都不說。

      臨別的八月,悶熱的盛夏,哥哥抱著他喜歡的小豬公仔來到我的房間,兩個人和平常一樣談天說地,話題不著邊際。我們聊起《哈利波特》裡面的佛地魔分靈體。魔王把靈魂分成七份,放入不同容器,全部毀掉才能殺死他。

      我們對著彼此的公仔呵出一口氣,說那就是我們的靈魂。

      只要公仔不死,我們也是不死的。

      還可以陪伴對方呼吸兩個海邊的空氣呢。

      記憶中,兩兄妹還是笑得快快樂樂。

      離開之後,我們各自在不同的苦難中活著,當然──我確信──哥哥的苦是真苦,他丟了原本的職位,輾轉在一間街坊公仔店打工,但這份縫紉師的工作也不會長久,他很快就要上庭受審。參照案例,刑期起碼三四年。所有人都很悲觀,我們卻只能分隔海的兩岸。

      我常在台灣跟朋友說:「我怕以後都沒辦法見到哥哥了。」他們便安慰,刑期是有限的呀,出來之後他就可以坐飛機來找你;你也可以坐飛機回去找他,假如你不怕──只需要睜大眼睛,胸懷天明。可是我無法信服,不論哪一種說法都不能打動我。我猜這是絕境中的倖存者必然的疼痛:無法相信未來,無法想像未來。未來只能是一天,一秒,或者呼吸的當下。

      但還有一種私密的未來,存在於我和哥哥的想像之中。事到如今,他仍堅持要給我值得盼望的事物。

      說回那隻仍未露面的畢業白熊。我說研究所之路漫漫,說不准何年何月畢業。他說沒關係,他想親手縫一個,到了典禮那天,倘若他未在場,我也可以抱著公仔合照。他甚至開始草擬設計圖了──學袍該怎麼穿著在白熊身上,才能夠不把愛心蓋住呢,那就要把愛心先拆下來,那縫紉機的動線……

      他為我描繪出來的,那隻懷抱著愛的熊仔那麼可愛、那麼實在,我幾乎能夠想像它了,就捧在自己胸前,情景如同當晚在家裡和哥哥交換靈魂的時刻。僅僅如此就令我不捨得放棄任何抵達前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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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行,必有詩先──訪「今晚SEE詩先」的台前/幕後

      關天林

      編輯,寫作。著有《本體夜涼如水》、《空氣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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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底一個無眠夜,屏幕滑出一張「靚圖」,再來看名字,是一個詩的專頁?

        在噤若寒蟬的安全時代裡,在文學屢屢被質問何補於亂世的時候,在臉書已經開始變成一盤生意變得不好玩的今日,三個年輕人,決定推出講詩的Podcast。從出帖預告、互動問答到正式廣播,有計劃,有想法,也有一定策略,可見他們不是純粹「試試先」,而是來真的,要告訴大家:「今晚SEE詩先」。

        緣起就合體

        開台Podcast,要有影響,就要持續下去,當然不只「今晚」,和寫詩一樣,都是長命功夫。三位九十後,其實都是寫詩的人。他們為什麼會從各自沉思寫作的幕後,一起走上台前?

        李顥謙(阿餅)表示,早陣子Clubhouse曾在防疫期間大行其道,其中卻很少談到詩,而他和梁莉姿、李昭駿等文友籌劃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累積了一些經驗,節目中的訪問也令他羡慕小說作者們能暢快交流,於是萌生了「開台」講詩的念頭。

        近年社會氣氛低沉,現場活動又多限制,唯有走到線上,雖然Clubhouse已經不流行,也一樣有其他平台選擇,可以簡單上手。做自媒體,起碼自由度比電台大。「關於詩的活動減少了,想嘗試補足一下。」阿餅慨嘆詩在香港面對的處境比較冷清,詩集出版後通常都缺乏討論,就算有些文字評論,但未能進一步對話。

        為了開始,阿餅先找創作和社交平台上也較活躍的嚴瀚欽(Morrie),再找身在台灣讀書的韓祺疇(Richard)。「我們是同代人,本身已認識,但在創作有不同追求,人脈也不一樣,希望可以集思廣益。」

        Richard說阿餅找他時,最吸引的一點是他也認同近年關於詩的討論氣氛的確沉寂了:「我的參照點主要來自師長的分享,聽他們說七八十年代氣氛熱鬧,後來網上有香港文學大笪地等等。中間也有好些詩人沒繼續寫。」Morrie則著眼於現有社交平台的不足:「面書太雜亂了,發言容易帶情緒,不利討論,我自己也有寫詩評,但交流不多。」他又提到他嚮往台灣曾有一場後現代主義文學論戰,現在回看是浪漫的。

        談起結聚,阿餅補充說,他最早接觸的詩團體是「關於詩社」,對他的創作視野刺激很大。他其實很清楚寫詩的人仍不少,但現在好像有點分散了。

        如果說三個人「差對腳」,第四個人便是眾多愛詩的讀者、作者,在暗夜走散了的你。

        互評時間

        三個九十後詩人,同樣自覺有不同追求,那他們又怎樣看對方、看自己的創作或美學?阿餅給Rirchard的關鍵詞是「穩定」,Morrie則是「情感」:「祺疇的詩完整度高,又承襲本地賦體傳統,近期有更多變化;瀚欽情感豐沛,寫得多,強項是多作不同嘗試。」至於自己的詩,他認為較難歸類。

        Richard說自己看得多本地詩,也承認阿餅「穩陣」的評語,他繼而向阿餅表白:「其實很早就看到餅的詩,例如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譬如生活〉,當時想參賽,找同代人參照,看到這首,感覺很震撼。」他又認為餅後來的散文詩是難得的探索。至於Morrie,他說在嶺南大學時已有交流,最深印象也是風格多變,詩作多又予人不重複的感覺。

        Morrie近兩年才注意阿餅,他坦承彼此詩觀有衝突,又認為阿餅的詩的語感可能受商禽影響,但他很欣賞阿餅對詩的執著態度。而他和Richard當年在嶺大詩作坊交流,讓他認識了現代詩。

        三個人裡面,Richard剛出了第一本詩集,餅和Morrie的首本結集也在籌備中,對於他們風格的對話和對撞,我們大可拭目而待。

        亂世宜講詩

        詩人講詩,其實沒想像中容易,首先就是要克服夫子自道的心理障礙。「在不寫詩的人面前,表明自己是寫詩的,多少會尷尬。」Richard說:「開台講詩就是把這種尷尬搬到公眾面前,意味我要接受自己將受到評判。」阿餅認為心理關口還包括詩人好像不會講太多自己寫作的事,他們偏偏擺明車馬,但既然已經「洗濕咗頭」,也就豁出去了。Morrie認為詩是介乎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事物,過往與他人談詩,總伴隨強烈的失落感,開台講詩,除了是面對理應保持緘默的事物,也相當於直面那種失落。

        事實上,就算拋得開詩人包袱,Podcast還有很多實際上、技術上的問題要克服。這種談話節目,有討論,甚至有爭論才是好事,最怕沒交流。阿餅坦言他們還不太懂得保持討論的意識,往往因為太在意自己講話是否清晰流暢,變成自說自話,營造不了觀點交鋒的效果。Richard表示雖然節目的本意不是要達成什麼共識,共同提倡什麼主張,但又想在半小時至四十分鐘間展現討論的維度,不想泛泛而談,這方面的平衡,還有待進一步摸索。

        他們一開始就強調著「共同體」,一個很難用、不好說的概念,但他們倒不是把它舉起來當作旗幟,也不是擺著好看,在其中確實有一些想法在跳動、目標在蘊釀。「利用社交平台,透過較為大眾化的題材,例如三十問、絕版詩集、講鬼故,去吸引對文學有興趣但未必很了解詩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圖像上多花功力,以靚圖(如有)吸引多些點擊。」Richard指向打開平台,拓展受眾,讓詩變得親和,阿餅則希望打破一直以來對詩存在的定見、偏見,如他曾聽說有人不喜歡文學/香港文學是因為新詩/現代詩,他對這些話總是很上心,「輕率的觀念往往最受歡迎,傳播得最快。所以我希望能夠有一些行動,去回應。」Morrie自認比較「佛系」,他只期待身為一名Podcast主持時,就盡力做好每一期節目,「在未來某一天,當某個原本不寫詩/不讀詩的人決定要「入坑」了,至少有一個還不錯的平台供他們借鑒和參考。詩人並沒有改變世界的能力,詩人只能為世界提供更多可能性。」

        九十後?入夜後

        沒錯,他們在「今晚SEE詩先」的名義下是Podcaster,但他們首先是寫詩的人。詩人與共同體,有時充滿張力,有時也視乎你怎麼看,比如說,九十後本地詩人,作為一種群體,或標籤,他們的認同感也是複雜的。Richard認為,既成長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座城市,作品有某部分的「共通」是理所當然的,例如社會事件、地景、細微的童年符碼,但風格和進路肯定各有擅場,「我樂意自介為『九十後詩人』像我樂意被視為『香港詩人』一樣,這個標籤本身就可以也應該被開拓。」而在阿餅記憶中,香港的九十後詩人,一度交流密切,從網絡討論到團體活動,漸漸建立群體的面貌:「寫詩的起點高,觀察敏銳,行事低調,廣泛接收的資訊與理論,抗拒定見,不會高舉某種意識形態或旗幟,尋求在多元之中確立風格,或更好地實踐自己。」阿餅本來自信不夠,默默埋首寫作,甚少與其他同代詩人交往,直到他想分享更多看法,一抬頭,那群體卻開始鬆散甚至沉寂了。

        對詩或對一切創作而言,或許孤獨才是終極的真實?但問題是,生而為人,就必須面對孤獨,更重要的,可能是怎樣回應共同面對著的黑夜——「今晚」。Morrie認為所謂交流,不過是證實自身的孤獨,他也沒怎麼參加過詩作坊,而更多是在一條混沌的路上慢慢前行,但「所遇皆為師,所見都是風景」,共同體或許脆弱甚至虛幻,但維繫過,熱衷於寫作的人們起碼由此感到不那麼孤獨。Richard指出,過去幾年的社會事件,令我們理解到彼此與城市的命運如何被緊緊扭在一起,那已經不是想像,詩的共同體不只是與詩有關,而是關於「在共同的遭遇下,創作者如何回應這些傷痕與痛楚。」

        「今晚SEE詩先」的圖,總是由黑白和簡約的點線面構成,彷彿夜要有光,相聚也要棱角,正如共同體,不是什麼已存的藍圖或配色,而是虛空中發生的一種連結的想望,虛線或月盈月虧般的實踐。阿餅說:「我們希望一起思考探索,如何迎對風浪,理解痛苦,再寫下去,鬥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