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葉蝶．上

鍾逆

1

 

好不容易才讓黃離開他那逼仄的公屋斗室。

 

下午陽光燦燦，偶爾有風，黃額上蒼蒼而剛硬的短髮卻一直紋絲不動，像久已伸入雪線的松樹枝椏。我們乘巴士來到了古洞，轉入士多旁的小徑。一路上黃都沉默著，眼睛只盯著路面上疏落的陰影和伶仃的垃圾。

 

要不是他知道要到那木廠去，該早就停步了，我想。或許，一早就坐了下來，狠狠地抽幾口煙。或者他根本就不會出來。對的，根本不會出來，我很肯定。

 

木廠對他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當我向他提出去木廠時，他沉濁的眼神裡乍現一道幾乎一瞬就會錯過的微光。而現在，從他的步伐也可看出來：雖然還是因為身軀過於肥碩而有點蹣跚，但之前雙腳總像繫著的那兩塊重鉛，好像都丟到一旁去了。

 

木廠曾經是我們的共同記憶。他以前常跟我說童年時到木廠撿木作柴的事。那時木廠鋸完木後丟棄的樹皮廢木，堆成了山。廠主都不收錢，盡讓他這個毛孩用木頭車把它們都推回家去。我那時推回家的是木糠。在鋸床的下首，赤赤黃黃的木糠如山泥傾瀉，我那與我瘦小的身軀不成比例的大鐵鍬攔也攔不住。木糠的用途是堆爐，樁實了，中間留L型通氣的圓洞放柴枝，就成了一座可燒個把鐘的火爐。因此，我們日後看到有甚麼炊煙升起的時候，心頭都有一種踏實的安慰；雖然，我們早已忘了上一次看到炊煙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是的，忘了。而在那麼多年以後，我們驀然聽見吱吱吱吱的鎅木聲響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如此際盛夏持續不斷的蟬鳴。

 

木廠主人是鄭伯。讀報知道他的源記木廠，明年一月便會因政府收地發展而結業。鄭伯不想搬，曾委託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村代表跟政府交涉，希望保留木廠，或退而求其次，換地遷廠，但都被政府一一否決。鄭伯是死了心了，報上說，飽歷半世紀風霜，新界碩果僅存的木廠，將會隨石屎森林如雨後的筍立而徹底消失。

 

鄭伯傴僂的背影，隔著陽光中四處飄揚的木糠，看上去恍惚就是我們童年所遇的，那個不苟言笑卻極其善心的木廠主人。我們看不到他的臉。他一直低著頭，戴著髒皺發黃的勞工手套，把已泛出片片霉斑的一方方樁木，緩緩穩穩地送到鋸床中央軋軋開動的電鋸片前。鋸片吃進樁木，聲音陡變。鄭伯向樁木澆水，樁木像一塊剛烘好的方包切落一片，底下是紛揚的木糠，其間不斷滴水如落淚。

 

黃立在木廠鐵皮蓋頂篩下的一柱陽光中，遠遠的看著鄭伯。金光中糠塵紛揚，似雲似煙。雲煙稍稍消散處，我忽然看見黃的嘴裡原來叨著煙，正想喊叫，便傳來一把惡狠狠的聲音：

 

「喂，兄弟，這裡是禁煙的！」

 

木廠簡陋的辦公室裡走出一個約莫四十來歲、穿汗衣的黝黑粗漢。他瞪著眼，指著牆上 No Smoking 和「嚴禁吸煙」四個大字。

 

黃沒有理會他，也沒有轉過頭來。粗漢正想上前理論，我把他攔住。

 

「看清楚些，我的朋友其實沒有點火，他只是叨著。」

 

粗漢笑了，說：「嘿，原來是這樣。有時，我也是這樣。」

 

粗漢說自己是鄭伯的兒子，以前不常來木廠幫忙，但木廠即將結業，剩下的幾個工人都遣散了，他便每天都來這裡，為年邁的父親打點大小雜務。其實也沒有甚麼可做，他說，不外是把剩下的木鎅完，替它們找個好歸宿而已。

 

他指著那邊堆疊到足有兩層樓高的木，說有些是從灣仔舊碼頭拆下來的防撞木樁，有些是電力公司換上金屬燈柱時棄置的原木燈柱。

 

「都是老爸救回來的，浪費了多可惜啊。這些木樁和燈柱，硬得很呢——嘿，像我們的命，送到堆填區是很難分解的，不環保，還是讓它們繼續在塵世裡散發最後的餘暉吧。」粗漢說著，又笑了。

 

「我們可以跟鄭伯說說話嗎？⋯⋯我是說，在他鎅完了木之後。」

 

「恐怕他一時三刻是鎅不完的。」

 

「他鎅了多久？」

 

「我上午十點來到這裡，他已開始鎅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等。」

 

「恐怕他鎅完了木，也不會跟你們說話。」

 

「平日鄭伯都是這樣的嗎？」

 

「地政署來覆尺之後，他便是這個樣子了。」

 

黃還在那裡呆立著，眼瞪瞪看著鄭伯每一下緩慢卻莊嚴的操作。他嘴裡還叨著煙，好像早已渾忘了自己當初為甚麼要把煙叨在嘴裡。我不知道是甚麼讓黃那麼專注。他在這剎那全副心神投入的，究竟是眼前鄭伯以糠煙鋸響推開的時空呢，還是另有一個甚麼時空？我不知道。

 

黃沉默著。鄭伯也沉默著。鋸聲充斥著這個碩大的沉默。

 

突然，黃轉過身來，眼睛好像追隨著空中的甚麼。他拖著肥大的身軀踉踉蹌蹌地走到堆積著原木燈柱的地方，停下來。我走到他身旁，問他發現了甚麼。他指著原木燈柱。我看著他指著的原木燈柱，沒有異樣。他再指了指。我才在他指著的地方，看見一隻幾乎完全埋葬在原木燈柱色裡的枯葉蝶。

 

啊，竟是久違了的枯葉蝶！

 

當我和黄離去的時候，聽見背後響起了鄭伯兒子哭腔似的粗嘎聲音：「夠啦，老爸，夠啦⋯⋯」然後是鄭伯當天唯一發出的聲音：「還沒有完呢！」

 

「還沒有完呢——」這聲音直至之後的一個星期，還不時在我腦海裡轟鳴。

 

 

2

 

其實我跟黃平日接觸不多。我早已搬到市區去，他還住在元朗，見面就要繞大半個香港的車程，所以大家平時都是靠電話聯絡，談些近況。後來不知怎的，可能是不想沒話找話吧，連電話聊天也漸漸少了。要不是社工汪先生打電話來，我還不知道黃的情況已去到這個地步。

 

汪在電話上說，黃好像沒有甚麼朋友，問過他，只寫上一個號碼，因此試著打來。

 

「打擾你不好意思，曾先生，」聲音顯得很年輕的汪說：「你，你是知道黃有那個病的嗎？」

 

「知道的。我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事情是這樣的，黃的情況實在有點不妙，不但沒有按時服藥，還足不出戶，有時甚至關在屋裡幾天，沒有出去過一次。」

 

「噢，是這樣嗎？」

 

「我怕情況會惡化下去。前幾天到他家裡找他，門只是虛掩，一開門便見煙霧瀰漫，差點以為是失火。原來他把自己藏在一個用書堆成的圍牆裡，跟我半句話也不說，只一味翻書，一本接一本的翻，也不知道有沒有去讀裡面的內容，旁邊煙灰碟裡的煙蒂都堆成了山。我還嗅到異味，走進廚房，打開冰箱，立時臭氣熏天，原來裡面的食物全壞掉了，連我之前買給他的油雞飯盒還是原封不動，也不知道他這幾天吃些甚麼⋯⋯」

 

「他還是很胖嗎？」

 

「不知道你上次見他是甚麼時候？」

 

「大概，大概去年吧⋯⋯」我有點不好意思。

 

「應該更胖了。好像不吃幾天，也沒有怎樣消減脂肪，嘿嘿。」

 

我想像得到電話那頭的苦笑。

 

「你最好去看一看他。你知道，這個情況，朋友跟他說說話，或帶他出外走走，會對他的病情有幫助。」

 

我真是沒有料到事情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事實上，這幾十年來，要不是有甚麼特別的事，或好像這次，社工的突然來電告知黃的近況變化，我真的以為黃的情況會是天長地久的。

 

都是這個樣子吧，我是指，黃。

 

許多年了，都是這個樣子吧。

 

還是，我平日都沒有怎樣去想這個問題。都習慣了，一切。都好像沒有甚麼變化。少許的變化，都是以年來計算的。變得很慢，很慢，像蝸牛的步伐。而一轉眼，才發現蝸牛已然蠕蠕爬過了好多個年的門檻；而這些門檻都是一模一樣的，沒有絲毫差別。

 

我努力回想，除了起初黃發病時的變化讓我大吃一驚外，這麼多年來，真的讓我感到事情有甚麼重大或稱得上有意義的變化的，不過是寥寥可數，有時連自己也慢慢淡忘而至回憶時變得模糊不清甚或已然不知真偽的幾樁事而已。

 

黃發病的消息確是讓人感到意外。那時我們大學畢業後都執起教鞭。於我，只是因為當時經濟不景，在沒有甚麼好出路的情況下才暫時走去教書混日子。但對黃，教書卻是他早在讀中學時許下的畢生志業。記得我們教中學的頭一年，他緊張到不得了，簡直廢寢忘餐地備課，改作業，做輔導，補課，帶課外活動，星期六、日和大小假期也不用來休息，唯恐做得不夠好。有時我們一群舊同學叫他出來玩，他都拒絕了。不用那麼緊張，放鬆點，長命工夫長命做，我們都勸他。學生是有要求的，學校是有要求的，而最重要的，是我對自己是有要求的，何況，我不想只是教課本上的東西⋯⋯我記得那時他這樣說。我們都無話了。記得他那時很瘦，肩胛，臉上盡是棱角，說起這些話來忽爾低頭沉思，忽爾又揚起眉毛，望著不遠半空的不知甚麼。

 

然後，就從舊同學處聽來一些不好的事情了。黃教的中學是 Band 1名校，學生開始向校方投訴他。也不知道是他教得不好，還是他不跟課程教，影響了學生的公開試準備進度和成績。學生不滿，便跟家長說，家長又跟校長說，校長召了他訓了一頓，從此他上課便開始患得患失了。有甚麼大問題呢，大不了不教，記得那時有舊同學這樣說，黃，就是甚麼也放不下，就是喜歡鑽牛角尖，自己找自己麻煩。哈，我教 Band 3 學校不用面對這個，放輕鬆些，這個不難，就是把期望降低一點，relax，大家都好過，記得那時我這樣說，雖然，事實上我的日子也不見得好過，主要是因為自己的心不在那裡，所以，我教了一年便毅然辭職，開始自由浮蕩四處流離的職業生涯，然後，再過一年多，便聽到黃出事了。

 

我再見到黃的時候，他穿上了青山精神病院的院服，院服的顏色跟他的臉色一樣蒼白。

 

「你知道嗎？那邊，那個人，」他壓低了聲音說：「他是假裝成院友的。」

 

「他為甚麼要假裝？」我看了看他所指的那人，在一個角落裡不斷繞圈。

 

「為甚麼？不就是要監視我嗎？」

 

「為甚麼要監視你？」

 

「為甚麼？」他好像奇怪我竟不知道。「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秘密。」

 

「甚麼秘密？」

 

「我知道他們教育部門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知道我知道，怕我洩漏出去⋯⋯」

 

「那你告訴我吧，我會⋯⋯」

 

「噓——」他急忙地用食指按嘴。

 

然後黃不再說話了，偶然偷偷瞥了瞥身旁四周，又假裝若無其事地繼續坐在那裡，不動如山。

 

那次我們都避談那天發生的事。我是從他的同事那裡聽到事發經過：一個下午，黃應該在上課的時份，出現在元朗大馬路的安全島上，把身上的衣服全脫掉，然後挺著嶙峋的胸骨，向天不斷駡著髒話，在夾纏不清語無倫次的話語中，出現了幾次校長、教學主任、教育署督學和家教會主席的名字。不知是誰報了警，因為警署就在馬路對面，所以警察很快就來了。兩個警察合力把他按到地上，黃還在不斷喊叫和掙扎，有人看見一個警察單膝跪在黃的頸背上，黃的嘴巴因被緊壓在燙熱粗礪的瀝青地上而不斷淌血⋯⋯

 

我看見黃的嘴角還留有一道疤痕，像一條拉上半邊的拉鏈。

 

「你知道嗎？站在那邊的男護士其實不是護士，」黃忽然神經質地伸過頭來，拉著我的衣領悄聲說：「他是 CID。」

 

「是嗎？」

 

「絕對是。」

 

「警察也是來監視你？」

 

黃顯然因為我的開竅而有點欣慰，說：「現在時機還未成熟，他們在等著。」

 

「等甚麼？」

 

「等一個機會向我報仇。」

 

「為甚麼要向你報仇？」

 

「因為我的反抗。」

 

「你反抗過他們？」

 

「反抗過。」

 

「甚麼時候？」

 

「就在那天，我打了警察一下，大概很用力。」

 

「就是那天？⋯⋯」

 

「那天。那天我打了警察，很用力。他們伺機要向我報仇。」

 

「他們要報仇還用等嗎？」我剛要失笑，止住了。

 

「要的，他們是一黨的，他們全都是一黨，因為他們還要提防著我⋯⋯」

 

「因為你知道他們很多秘密？」

 

「噓——」

 

那天的探訪就這樣結束。後來，黃出院了。又過了幾個月，黃又重新回到中學教書，不過，轉了另一所中學，不是 Band 1，據說工作輕鬆了許多。我和一群比較關心他的舊同學都放下心頭大石，以為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大家見面，也絕口不提那次發生的事。又過了幾年，開始聽到黃的抱怨，怨校長，怨主任，怨督學，甚而開始怨起學生來——這在以前，是不該有的事，因為我們都以為他最在意的，最想保護的，就是學生。是甚麼讓黃有這個轉變呢？我們都不清楚。大家見面，談的多是吃喝玩樂的事情，偶然互相挖苦，笑笑鬧鬧過；聽到黃的抱怨，多是大家都靜下來，或是他與誰單獨相處的時刻，那時黃便有一句沒一句的訴苦，怨這怨那，大家都因為覺得幫不上忙，很多時回應了幾句便無心再談下去，只讓黃繼續在那裡不斷獨白。

 

然後再過幾年，我們與黃見面的機會越發的少了。有一次，我們發覺黃忽然變得很胖了，腰圍都粗了一圈。我們取笑他心廣體胖，他只一味吃吃的笑，眼神左右閃躲，好像忽然飛到遠方，又忽然飛了回來。在越來越少的見面機會中，黃總會在最後時刻透露他又轉校了。轉好，轉好，他總是說，轉，便是個新開始。但我們從別處聽來的消息是：他終於又被上一個校長逼走了，校長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把問題轉給另一所中學的校長。問題是甚麼？我們聽說，黃上課時經常伏在教桌上睡覺。為甚麼會睡覺？因為他吃了藥，那是藥的副作用。而體型的轉變，據說，也是藥的副作用。而因為睡覺，因為偶然的講課魂遊，黃受到來自學生、家長、校方的更多壓力；因為這壓力，黃便痛苦地徘徊在吃藥與不吃藥之間——這種不按規定，不按時序，令黃的處境從此便陷入惡性循環中，不能自拔了。

 

轉好。轉好。不用再面對從前。過去了就是過去了。這真好。黃說。

 

於是，我們都漸漸習慣聽這種每隔幾年便會重複一次，像永刧回歸的故事，也習慣了黃的胖，以為他打從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的。

 

直至有一年，黃對我們說，他提早退休了。退休？那麼早！你生活上搞得定嗎？沒問題，黃說，我有一些退回來的公積金，還有些微積蓄，幸好老家村屋因政府收地發展而清拆了，得以住上公屋，加上沒家小，開支不大，有問題的話，大不了考個保安牌，做保安也不錯。我們都不相信黃會去做保安，但後來發現他真的考了牌，做了保安。而後來，我們都習慣了他做保安，以為他從一開始便是個做保安的。然而，黃在固定地方做保安的日子也不長，因為每一幢大廈，都有住戶投訴他在上班時打盹。後來他轉做貨倉的夜更保安，因為貨物不會投訴。我說，做夜更保安好，夜闌人靜，沒人管你，可以看書，可以寫作，一個月下來，不要說可讀完幾部長篇，就是一部小說也可以寫出來。

 

黃吃吃的笑，說：我不寫作，我光看書。

 

看書好。看有趣的書不會讓自己睡著。

 

然而黃最後還是給貨倉經理炒了魷魚。看來黃看的書都很悶。

 

黃領綜援的事情我實在是很後期才知道。知道了也沒甚麼，覺得這也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事。黃在我面前或在通電話時對這事絕口不提。我是從哪裡聽來的？早已記不清楚了。黃在偶爾打電話來時，只會跟我聊起他新近的癖好，例如收集一些古靈精怪的石頭、木器，各種奇型怪狀的煙灰碟⋯⋯看來他實在是太有閒了。每次我都是敷衍著他，讓他自己一個勁兒說下去。讓他多說話是好的，這是朋友之道，我是這樣想。

 

後來黃漸漸不打來了。我也開始習慣了他的不打來，以為我們打從一開始便是這種疏離的關係，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嘛。直至這次汪先生打電話來。

 

「你最好去看一看他。」汪的聲音很年輕，稚嫩中透著一股初出社會做事的年輕人的熱忱。

 

我忽然記起來了。在收線前，我問汪：「你前幾天去看他時，有沒有看見蝴蝶？」

 

「蝴蝶？」

 

「對，蝴蝶。」

 

「沒有。一隻也沒有。他的家裡只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