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有兩本自然書寫讓我印象深刻,一是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1976—)在結束「行路三部曲」之後,探究黑暗中交錯的地下世界,交織歷史、記憶、文學與地景《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二是年紀不到18歲的麥克阿納蒂(Dara McAnulty,2004—)結合了博物學家的視野與青少年的困頓《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初讀後者,除了讓我感受到麥克法倫繁茂與絢麗的洞察力,也讓我聯想到「近代地理學之父」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那種並非先行闡述理論,而是用抒情性的筆觸,將即景與科學觀察結合,在移情過程中,表現自身對世界的關懷。
一八〇二年,當洪保德站在欽波拉索山上,看著自己腳下蔓生的菌絲與頭頂上攀緣於樹枝的蘭花時,一種被後世津津樂道的學說「生命之網」(web of life)便悄然成形──隱形的,秘密地,如同他發明的氣象圖等壓線,在肉眼之外的地方,持續成為我們理解萬物的方式。在這之後,Henry Thoreau《湖濱散記》、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Aldo Leopold《沙郡年紀》相繼問世,它們看似是科學與文學之間的一個點,但實際上更像一張無限向下延展,自成體系的樹狀圖。也許,讀者在閱讀《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時也可以將其視為一張網──並非線性的單向道或結果論,而是彼此交織,無限互文的抒情生態系。
麥克阿納蒂擅長將內心敏感的一面藉由自然物件展現:教育、自閉症、人際關係,在繁瑣的現代社會中藉由自然與各類文學讀本找到失落的連結,令人聯想到Diane Ackerman《艾克曼的花園:栽培喜悅之旅》或是Annie Dillard《汀克溪畔的朝聖者》在定點之中觀察細節;作者實以一年的時間為限,觀察四季變化中的花園、鄉間、物種遷徙,且會跟隨著時令,與各種人事物交錯。每一個季節(章節)之初,麥克阿納蒂便會先描述該季節的光線、氣味、聲響,進而描述這個季節中會有的生物,當作情緒與各事件的引子:
我躺在地上,仰望一棵橡樹的枝枒。斑駁的陽光穿透樹冠閃耀著,葉子低聲誦唸古老的咒語。在其有生之年,這棵樹扎根於我永不知曉的景色與音響,曾目睹滅絕與戰爭,愛戀與失喪。但願我們能翻譯樹木的語言──聽他們說話,了解其故事。它們款待了數量驚人的生命:成千上萬的物種藏身於這雄偉的內裡,表面和底下。我相信樹木跟我們一樣,或著應該說,它們激發了人性較美好的部分。要是我們能像這棵橡樹一般,與自己的生命息息相聯就好了。
——Dara McAnulty作,楊雅婷譯《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夏〉P.82
「樹冠」在麥克阿納蒂的筆下不但是一種古老的庇蔭,枝枒的連結也成為校園人際的隱喻──夏季六月之後便是暑假與畢業季,當同學們彼此交換聯絡方式,互相擁抱哭泣時,麥克阿納蒂發現了駭人的現實:自己想要歸屬,但是又對歸屬感到矛盾,因為歸屬是一件如此「自然」之事,為什麼到了人類手裡,變得比樹冠更複雜呢?而作者也發現了人類對於自然之物價值判斷上的毀滅:嫌棄漂亮的羽毛骯髒。失去了觀賞的距離,美也旋即消逝──但真正熱愛此物的人,是否根本沒有距離可言?面對內心的苦痛,麥克阿納蒂也不會吝嗇於展現敏感,鉅細靡遺地描述出悲傷的過程。例如曾有一次,當他在花園中觀察一隻騰空彈躍的蚱蜢,儘管一切耀眼如彩虹,但焦慮突然造訪,將壞念頭勾引了出來,不慎踩死蚱蜢,萬物好像陷入紅霧一般的情緒:
但此刻我被淹沒,完全喪失理智,仍口齒不清地嚷著要挖起花園裡所有的植物:「我要帶它們一起走。」某人回答:「我們會盡力而為。」但這明顯不夠啊,我睜開眼,喊到虛脫且寒冷,儘管天氣這麼熱……彷彿一陣浪打上來,再度吐氣時,陰鬱盡散……當我想起新家,那念頭也變得輕亮許多,因為它意味著將有新的地方可以探索,不同的風景、棲地,這些地方會有形形色色的動植物,根本不必把花園挖過去。
──Dara McAnulty作,楊雅婷譯《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夏〉P.104
安全空間(例如花園或房間)對於一個自閉症患者,乃至於現代人類都是必須的,儘管科技將我們的時間切割成零碎的斷面,但藉由空間的營造來確保「與萬物之間的聯繫」卻是一種不可被忽視的生存方式。身為「Z世代」,剛出生就擁有發達科技網路的麥克阿納蒂認為,如果真的要探討教育問題,那麼便不能以科技習慣來斥責青少年,反而要「提供探索的機會與空間」。唯有將自然的邊界視為理所當然,將自然也當作老師,才能使人們重新獲得感受的能力。
《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的迷人之處在於,它並沒有過多環境倫理上的批判,更多是面向內心的自省與和諧。如同作者於書中舉例:吳爾芙(Virginia Woolf)是在倫敦慢行,才將《戴洛維夫人》中的人物牽起連結;自然本應該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同故事藏身於日常,一切事物都得靠著自身探索,才能發掘可能的契機。神經科學家Shane O’Mara於《走路的科學》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當「海鞘」的幼蟲發育成為成蟲後,會固定在岩石上,並且吃掉自己的大腦——因為,再也用不到了。也許讀者可以藉由《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重新喚起我們大腦對於探索萬物的必要與渴望。心靈的觸發也必先經過大腦,大腦的震撼也必須藉由五感,而真正接納與震撼五感的,必定只有自然。
攝影:Kate Peters/Th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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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對瑞士文學不熟悉,但只要讀過一些資料,便會注意到兩個常被提及的名字: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與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儘管兩人都是德語作家,且都常關注道德議題,但作品風格並不相同,尤其迪倫馬特擅長以犯罪情節引出嚴肅議題,更被稱作是「布萊希特之後最重要的德語劇作家」。可惜,弗里施的作品至今仍無繁體中文譯本問世,而迪倫馬特也只有中篇小說《拋錨》(Die Panne)在2001年被翻譯成繁體中文。連這兩位作家都是如此,顯然瑞士文學是一塊尚待開發的領域。
說到迪倫馬特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老婦還鄉》(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物理學家》(Die Physiker)與《法官和他的劊子手》(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終於,《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的繁體中文版2021年底在台灣問世,而這本小說無論對於瑞士文化或迪倫馬特本身的了解,都是相當理想的入門磚。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之前,並不需要做任何的功課,因為迪倫馬特會以自己的敘述方式「講課」。即使是對瑞士不了解的人,在讀完這本小說後,都會產生鮮明的瑞士印象(更不用說表面的湖光山色與田園風光)。
有概念的人,聽到瑞士應會想到「多語」與「中立」。「多語」指的是瑞士的四種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羅曼什語。每一種語言都有相對應的語區,而最多人使用的是德語與法語。造成此現象的,正是瑞士的地理環境。瑞士被德國、法國與義大利包圍,長久以來都在夾縫中求生,而他們的生存之道是不介入外部紛爭,亦即保持中立,即使在二戰期間面對納粹也是如此。由此可見,瑞士文化就建立在與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相似卻不相同」的基礎上,而迪倫馬特在《法官和他的劊子手》中,將此發揮得淋漓盡致。
小說故事由一起員警命案展開,而事故現場正好位於德語區與法語區交界的城鎮。為了調查命案,各個角色會在不同的城市間來回奔波,而讀者在對瑞士文化背景毫無概念的情況下,自然會對不同的地名稱呼感到困惑。迪倫馬特把握住了這種困惑,在讀者尚未失去好奇心前,透過角色解釋,許多稱呼指的其實是同一個地點,只是德語區與法語區的命名方式不同。藉此技巧,讀者產生了瑞士語區的概念,甚至角色的台詞還明示了多元文化下常見的認同問題。雖然對許多讀者而言,書中不少陌生的地名在閱讀上會造成困難,但這一方面關乎不同城市的行政階級設定,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架構下也難以避免。
除此之外,類似的細節還有書中提及的「德國新政府」。主角先前在德國警界擔任要職,卻因為賞了新政府官員耳光而丟了飯碗,只得回到瑞士。迪倫馬特看似是在交代主角的經歷,但敏銳的讀者一定能嗅出端倪。當然,迪倫馬特並不想出難題,因此往往會給出明確的線索,而這次是事發年份一九三三年。就算是不精通歷史的人,將這個年份拿去搜尋,也會得到明確的提示。因為這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希特勒正式成為德國總理。顯然,所謂的德國新政府官員就是納粹官員,而這也對主角「執著正義」的立場產生了襯托的作用。
即使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也不會影響劇情發展的理解,但迪倫馬特仍透過不同元素的層層堆疊,建立了鮮明的瑞士印象,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探討「正義」的犯罪劇情。在不大的篇幅下(繁中譯本還不到兩百頁),迪倫馬特幾乎將劇情的轉折與空間的利用發揮到了極限。儘管角色不多,但透過其中新仇舊恨的糾葛,使單純的故事沒有失去可看性,且能不斷地創造驚喜。然而,《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畢竟是犯罪小說,雖然或多或少有推理元素,但若抱著讀推理小說的心情,仍免不了會有些失望。
中文譯本的書名與原文相同,因此能直接看出作者的構想,亦即書中角色若不是有法官與劊子手,就是有象徵性的意義,而這本小說屬於後者。雖然法官常被看作是正義的裁判,但他手不沾血,將奪取性命的任務交給了劊子手,有借刀殺人的色彩。顯然,其中的關鍵是正義的定義,但眾所皆知的是,法律並非總能實現正義,而法官也往往是看證據說話。因此,相較於單純的依法判決,《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更像是在敘述一種私刑正義,只是非以完全違法的手段。雖然書中主角所採取的手段在法律上與道德上有可議之處,但其只是遊走於灰色地帶,並試圖將期待的結果在合法範圍內實現。因此,迪倫馬特並沒有完全地否定法律的功能與重要性,只是突顯出了其中的缺陷問題,並為合法地實現正義保留了可能性。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透過單純的劇情帶出了嚴肅的議題,而劇情的發展與結尾的餘韻使讀者在感嘆人性之餘,也對正義的定義與實現產生了進一步的思考。迪倫馬特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並提供了一種應對方式。這或許不是最佳解方,但每個人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否則只能認命地接受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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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有記憶以來就存在的洗衣機今天壞掉了。這是陳述句,不帶半點懷舊式的傷春悲秋;不鼓勵自己擁有等待黎明的希望,只是一杯水,是用透明玻璃杯盛載的那種。
這不是它第一次失靈,但以往失事時我總不在。有關洗衣機失事的領悟:「佢又漏泡泡水」和無限個「點算」、「唉呀真係好煩,周身唔得閒」,全是我從母親口中得到的,就像你也只能從我的文字裡知道這件事。
在近期的一次事故後,母親不斷重申十多年前洗衣機壞掉時用手洗衣服的慘況,我唯唯諾諾敷衍數句,她個人演講的話題從抱怨演變成自豪──我們使用東西的壽命很長,再進化成理解,感嘆長期服務我們的洗衣機是如此厲害。原來人在假溝通中可以來兩個180度U turn。
過了兩天,母親提出了「洗衣機理論」:衣服的重量是成敗關鍵。於是我們再試,我坐在沙發上等待,這個位置能不費功夫地遠距離觀察。母親卻是異常冷靜,坐在房間玩手機。我問她,不緊張嗎?你不用見證一下?萬一出事可以即時應對。她說,未到放水的時刻是不會出問題的。聽著聲音,知道放水了,這次沒有事情發生,成功了,母親氣定神閒,「佢可以頂到至少半年,之前都係咁」。
今天洗衣服,只剩我一人在家。我到廚房燒水時,內心沒有因由地出現了一種引力,使我停下端詳洗衣機。平常和洗衣機相處的日常一點也不享受。不像我對風扇的單向傾戀,就算跟它說話會變成無限斷句,我也未曾停止表達我的瘋狂。也不像我對母親床頭組合櫃的珍惜,就算發黃了的門整塊掉了下來我也會勸說母親,它鑲著鏡子有用呀!然後把它抬進自己的房間每天欣賞。
不,我和洗衣機的相處一點也不和諧。我討厭它運作時的打樁聲,在我腦中鑿洞,什麼靈感呀理性呀都漏走了,然後我會大力關上廚房的門,尋求撿回我所失的一點可能性。
今天我認真看著它,沒有發現美麗,但無可否認的是它真的很努力。一下緊接著一下,如果它是一個人,此刻就會在無間斷的做45分鐘大字跳,想想也覺缺氧。它把我的想像實現了,嘔出白泡。我保持蹲下的姿態,眼見白泡快吐到我那頭,要拔喉嗎?它依舊努力掙扎,不能洗衣的洗衣機將失去價值,我靜靜離開,留下半掩的廚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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