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退學之後,我從太古城的家搬去深水埗的劏房。住了半年。跟相識數個月的男人在同一條街合租百多呎的房間,住了兩年。鬧翻了,便一手挽著木結他、一手捧著幾本小説,半夜攔截的士回家。
那陣子我晃蕩於厭食和暴食之間,指甲的月牙痕都竄回皮膚裡去,瘦得脊骨都像一排雞蛋那樣稍有不慎就破碎。男友添兩碗白飯給我,我趁他下樓抽煙時,把糊成一團的米粒冲進馬桶裡,胃酸像一串爆破的炮仗從賁門往上燒到口腔,我撥通了家的電話,嘶啞地說,我快撐不住了。老爸說,回來吧。我們都在。當初的叛逆不過是自以為能違抗命運的妄念,日子久了,頓覺萬物果真自有定數。同居多久,還不免分離;離家多久,還是會歸來。
搬回父母家那陣子,我總是失眠。在外頭闖蕩了幾年回到家,老爸老媽看待我就像冤獄坐牢的人,事事提心吊膽的,生怕一不留神我又走掉了。我免得爸媽憂心,關於這兩年發生的舊事隻字不提,他們大抵以為我醒悟,終究斬釘截鐵地了結和男人的關係。我媽教曉我一組詞:撇脫。做人總要懂得適時撇脫,釐清一些雜沓的情感,割捨一些破爛的關係。
退學那年,抑鬱焦慮幾乎把我判了絞刑,基於愧疚和羞恥,我從父母家搬出來,白天躲在廚房、後巷,晚間躲進月租一千九百塊、用木板間隔的囚室。男人顰眉,不行,女孩子怎能跟曱甴床蝨共眠?
跟爸媽的關係鬧得很僵時,我盡可能在外頭找個依靠,尋些叛逆的快慰。男人是廚房大佬,年紀比我大些許,有時炒些小菜給我嚐嚐,有時跟我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我就不自覺地抽出掛在腰間的圍身棉布,在男人的脊背上畫了個壯麗的弧形,像漁夫一撒網便捕獲好多大魚,攫住我和男人的快樂。後來我把這些最快樂的時刻揉搓成鴨肉撻,晾曬成褪色的内褲,或是打磨成星期天的三倍濃縮咖啡。但我深知道,離家出走只不過意味著我找了男人作代罪羔羊,把那些難聽的話、難耐的脾氣,像熱油般淋到男人身上。
搬進這小房間是個濕漉漉的三月天。男人把床褥、吧桌吧椅、雙門雪櫃扛上七層樓,又匆忙趕 去街市買菜煮晚餐。我已經大半年沒吃過住家飯。搬家後的第一頓飯帶回甘。男人買來一尾活 的黃立鯧、一顆坑紋深邃的大丁、一排日本白雞蛋、一些蔥頭、青蔥和蒜,都是我愛吃的餸菜。男人平日工作每天都烹煮好多菜色,紅酒燉牛面肉、韃靼牛肉、番茜牛油焗法式蝸⋯⋯男人說,他只想為我下廚。我塞滿涼瓜炒蛋的唇邊不顧儀態地咧開來。
自幾年前患上飲食失調,我就沒怎麽好好地吃過一頓飯。我告訴男人,我很害怕獨自進食,沒辦法吃過一頓飯而隨後不嘔吐,沒辦法享受零食、甜點。於是男人為了陪我吃晚餐,辭掉了原來朝八晚十的西式扒房工作,另找了一份能偶爾提早下班的宴會餐飲工作。兩年以來,只要我和男人都在家,晚餐就必然由男人一手包辦,逛街市、烹煮菜餚、洗碗,我被拒於廚房門外,唯有依傍門框,看男人俐落地劏魚、砌蔥花、單手剝蛋,看他拋鑊像小孩玩劍球那般興致勃勃。只有手握刀柄或平底鍋,男人才變得跟我一樣年輕而活潑。
我和男人從單人床位搬到劏房,再住進小單位,以年為居所,以日子為家具。房子長在舊區,長在酒吧的閣樓,長在山澗海邊,還有的長在異國,玄關的木牌刻著我和男人都讀不懂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假日窩在關緊了窗戶風還是像後巷的曱甴老鼠那樣竄近來的房間裡,看一些吵鬧的影片,有時靜靜地彼此依偎著看書,有時聼談起去西貢大浪西灣露營白灼退潮後撿到的螺海星寄居蟹來吃、爬到以前工作的酒店的頂樓看國慶煙火看著同事摔下樓死掉、到日本青森縣攀白神山遇上月輪熊、到慕尼克參加十月的啤酒節第一次喝醉⋯⋯我隨著男人的步履在香煙、啤酒、女人之間逛了幾圈。這是你想要的生活嗎?
男人似懂非懂,反問我,你爸媽應該不會喜歡我吧?
又說,要是以後這個城市太糟的話,我們就移民。去哪?台灣嗎?或許吧,那邊有你愛的文學藝術。日本呢?也好,清酒米酒我都愛喝⋯⋯加拿大怎樣?加拿大嘛,我會想種南瓜、意瓜、薯仔、沙律菜、無花果,還有大麻。
只是我們沒有後來,後來沒有我們。每次爭執,哭得眼角膜要剝落似的時候,我總要翻舊帳,我聲嘶力竭地重提聖誕前夕交歡。要不是我多喝了點酒,我們根本不會走在一起。男人替自己辯護,是你嚷著要死,我把你從天橋上拉回來的。當時男人說要不我們一塊兒死掉。聽男人這麼一說,我忽然又沒那麼想死。死亡談起來豪不費勁,活著的痛苦和解脫的幻象共生共滅。
男人義正言辭地說,無論如何,我們要走下去,因為一切得來不易。
我常常回想到那些奔波於工作和喝酒之間、夾在廚房和劏房之間的時日,支離破碎的生活竟能如斯恬淡而哀傷。我窮盡藉口,讓自己的忘恩負義顯得合情合理。男人計畫將來,我密謀著怎樣離開。
男人嘆了口像墜機一樣有毀滅性的氣,說,所以你只是喜歡工作時的我。我想不透,我連自己也不喜歡,從何談起對別人的眷戀?
跟男人同住的日子並不快樂;男人抽著嗆鼻的駱駝煙,喝著我嫌苦的黑啤酒。我努力擠出魚尾紋跟男人做愛,大口大口地吞掉過量的飯菜,乘一個半小時的火車回男人在大埔的家,擼他家裡瘸腿的老貓,看他阿媽煎蛋角、紅燒白鱔,聽他阿爸談新中國的舊事。
有一次男人的阿爸上年底在小巴上跌倒,摔破了盆骨和右膝,摔壞了老人電話。他阿媽年事已高,還未推得到輪椅自己先扭傷腰椎。我找來些老人院、日間看護、聘請家傭的資料,男人像捽滅煙蒂那樣漫不經心地把單張放置一旁,冷冷地說,那是我家的事,與你無關。
我和男人爭辯了整個禮拜。那陣子他早出晚歸,我們見面的時間不過一頓放涼了的晚餐;沉默中起筷,沉默中離席。吃不完的餸菜就倒掉,彷彿留著沾染過彼此的指紋的東西,就會惹來厄運。
搬走那刻,我竟暗地裡竊喜。像是每天下班步出廚房,把食物渣滓、保鮮膜和剩菜丟進垃圾箱裡。我以為我終於從那個紛亂繁雜的市區逃了出來。
大半年後,我獨自回去那個單位收拾東西。房間的裝潢擺設如舊,兩張吧椅、兩個枕頭、兩隻陶杯,還有兩雙拖鞋,我卻記不起來何時扔掉蛀滿木蝨的床架、何時買來了塵蟎吸塵機,就連門牌號碼也轉換作機器碼般難以辨認,跑了幾幢唐樓才找對房門。
搬走的時候,像戰敗撤軍那樣踉蹌,除了幾本小説、木結他和塞進結他袋裡的幾件内衣褲,我幾乎甚麼也沒帶走。長裙和項鍊、手袋和尖頭鞋,原封不動地被我遺棄在房間裡,守著兩個人的記憶。彷彿那些物件與我無關,亦不曾屬於我。
我環顧房間,把晾乾的衣衫摺疊好,收進床底的抽屜,換掉沾上毛髮灰塵的床單被褥,擦了地板上的煙灰和花生碎屑,洗刷發霉的浴屏和馬桶,倒掉塞滿香煙盒、啤酒罐和咖啡罐的垃圾袋。下樓到雜貨店買了些杯麵、即食咖哩和罐頭,填滿櫥櫃。又替窗台上的盆栽換了水。草草地寫了張便條。我走了,保重。臨行前,我看了看這房間,看著掛在房門的字號簾上的繡花,看著那堆井然的蝙蝠俠和高達模型,看著黏在書架側的素描畫作,畫著一縷縷好不霸度的背影。我多看了一眼,看了最後一眼,就哭起來。
我幾乎看得見男人隻身一人,纏在焦躁的煙絲,死命地掙扎。對於男人而言,生活是一首安魂曲,老邁的雙親、失業的長兄、失散的友人、繁瑣的工作,每章節的愁緒都泛濫成河。
月曆繞了一圈,再一圈,又回到熟悉的季節。那樣的潮濕,那樣羸弱多病。像男人的阿媽患類風濕總是復發,根除不掉。像男人清晨咳出的濃痰帶酸、偏苦。
後來我跟男人見過一次面。男人傳來簡訊,他阿爸進了老人院,隨後住進了醫院。男人的阿爸接近八十九歲了,患老人癡呆症,快要認不得任何人,倒是能叫得出男人的名字來。每次男人去看他,他就叫來值班的護士,牽起男人的手腕,這是我二仔。我二仔最生性。我二仔最叻,是大廚。
男人說,阿爸問起你。阿爸連大哥都認不得了,卻還記得你。問我能不能陪我探望阿爸。
剛認識的時候,男人問我,愛一個人時你會做些甚麼?寫一首詩吧。不愛的時候呢?多寫一首吧。
送給他?
不,自己收藏。好自私啊⋯⋯男人一臉失落,微微扁嘴,嘴唇拉扯成濕潤不了的下陰,像是預知不久的將來,我會為男人寫上他永遠讀不到的詩作。
給男人的詩,一早就寫好了。只是,愛都是自私的;既然是自私的,談甚麼受傷和背叛呢?就像男人說過,只有打開焗爐、掀開錫紙,才知道羊架烤熟了沒。
我只想一直待在焗爐前,悲傷是烤成整遍金黃色的稻穗,每一縷都那麼亭亭玉立、那麼飽滿、那麼豐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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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對瑞士文學不熟悉,但只要讀過一些資料,便會注意到兩個常被提及的名字: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與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儘管兩人都是德語作家,且都常關注道德議題,但作品風格並不相同,尤其迪倫馬特擅長以犯罪情節引出嚴肅議題,更被稱作是「布萊希特之後最重要的德語劇作家」。可惜,弗里施的作品至今仍無繁體中文譯本問世,而迪倫馬特也只有中篇小說《拋錨》(Die Panne)在2001年被翻譯成繁體中文。連這兩位作家都是如此,顯然瑞士文學是一塊尚待開發的領域。
說到迪倫馬特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老婦還鄉》(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物理學家》(Die Physiker)與《法官和他的劊子手》(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終於,《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的繁體中文版2021年底在台灣問世,而這本小說無論對於瑞士文化或迪倫馬特本身的了解,都是相當理想的入門磚。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之前,並不需要做任何的功課,因為迪倫馬特會以自己的敘述方式「講課」。即使是對瑞士不了解的人,在讀完這本小說後,都會產生鮮明的瑞士印象(更不用說表面的湖光山色與田園風光)。
有概念的人,聽到瑞士應會想到「多語」與「中立」。「多語」指的是瑞士的四種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羅曼什語。每一種語言都有相對應的語區,而最多人使用的是德語與法語。造成此現象的,正是瑞士的地理環境。瑞士被德國、法國與義大利包圍,長久以來都在夾縫中求生,而他們的生存之道是不介入外部紛爭,亦即保持中立,即使在二戰期間面對納粹也是如此。由此可見,瑞士文化就建立在與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相似卻不相同」的基礎上,而迪倫馬特在《法官和他的劊子手》中,將此發揮得淋漓盡致。
小說故事由一起員警命案展開,而事故現場正好位於德語區與法語區交界的城鎮。為了調查命案,各個角色會在不同的城市間來回奔波,而讀者在對瑞士文化背景毫無概念的情況下,自然會對不同的地名稱呼感到困惑。迪倫馬特把握住了這種困惑,在讀者尚未失去好奇心前,透過角色解釋,許多稱呼指的其實是同一個地點,只是德語區與法語區的命名方式不同。藉此技巧,讀者產生了瑞士語區的概念,甚至角色的台詞還明示了多元文化下常見的認同問題。雖然對許多讀者而言,書中不少陌生的地名在閱讀上會造成困難,但這一方面關乎不同城市的行政階級設定,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架構下也難以避免。
除此之外,類似的細節還有書中提及的「德國新政府」。主角先前在德國警界擔任要職,卻因為賞了新政府官員耳光而丟了飯碗,只得回到瑞士。迪倫馬特看似是在交代主角的經歷,但敏銳的讀者一定能嗅出端倪。當然,迪倫馬特並不想出難題,因此往往會給出明確的線索,而這次是事發年份一九三三年。就算是不精通歷史的人,將這個年份拿去搜尋,也會得到明確的提示。因為這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希特勒正式成為德國總理。顯然,所謂的德國新政府官員就是納粹官員,而這也對主角「執著正義」的立場產生了襯托的作用。
即使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也不會影響劇情發展的理解,但迪倫馬特仍透過不同元素的層層堆疊,建立了鮮明的瑞士印象,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探討「正義」的犯罪劇情。在不大的篇幅下(繁中譯本還不到兩百頁),迪倫馬特幾乎將劇情的轉折與空間的利用發揮到了極限。儘管角色不多,但透過其中新仇舊恨的糾葛,使單純的故事沒有失去可看性,且能不斷地創造驚喜。然而,《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畢竟是犯罪小說,雖然或多或少有推理元素,但若抱著讀推理小說的心情,仍免不了會有些失望。
中文譯本的書名與原文相同,因此能直接看出作者的構想,亦即書中角色若不是有法官與劊子手,就是有象徵性的意義,而這本小說屬於後者。雖然法官常被看作是正義的裁判,但他手不沾血,將奪取性命的任務交給了劊子手,有借刀殺人的色彩。顯然,其中的關鍵是正義的定義,但眾所皆知的是,法律並非總能實現正義,而法官也往往是看證據說話。因此,相較於單純的依法判決,《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更像是在敘述一種私刑正義,只是非以完全違法的手段。雖然書中主角所採取的手段在法律上與道德上有可議之處,但其只是遊走於灰色地帶,並試圖將期待的結果在合法範圍內實現。因此,迪倫馬特並沒有完全地否定法律的功能與重要性,只是突顯出了其中的缺陷問題,並為合法地實現正義保留了可能性。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透過單純的劇情帶出了嚴肅的議題,而劇情的發展與結尾的餘韻使讀者在感嘆人性之餘,也對正義的定義與實現產生了進一步的思考。迪倫馬特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並提供了一種應對方式。這或許不是最佳解方,但每個人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否則只能認命地接受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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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有記憶以來就存在的洗衣機今天壞掉了。這是陳述句,不帶半點懷舊式的傷春悲秋;不鼓勵自己擁有等待黎明的希望,只是一杯水,是用透明玻璃杯盛載的那種。
這不是它第一次失靈,但以往失事時我總不在。有關洗衣機失事的領悟:「佢又漏泡泡水」和無限個「點算」、「唉呀真係好煩,周身唔得閒」,全是我從母親口中得到的,就像你也只能從我的文字裡知道這件事。
在近期的一次事故後,母親不斷重申十多年前洗衣機壞掉時用手洗衣服的慘況,我唯唯諾諾敷衍數句,她個人演講的話題從抱怨演變成自豪──我們使用東西的壽命很長,再進化成理解,感嘆長期服務我們的洗衣機是如此厲害。原來人在假溝通中可以來兩個180度U turn。
過了兩天,母親提出了「洗衣機理論」:衣服的重量是成敗關鍵。於是我們再試,我坐在沙發上等待,這個位置能不費功夫地遠距離觀察。母親卻是異常冷靜,坐在房間玩手機。我問她,不緊張嗎?你不用見證一下?萬一出事可以即時應對。她說,未到放水的時刻是不會出問題的。聽著聲音,知道放水了,這次沒有事情發生,成功了,母親氣定神閒,「佢可以頂到至少半年,之前都係咁」。
今天洗衣服,只剩我一人在家。我到廚房燒水時,內心沒有因由地出現了一種引力,使我停下端詳洗衣機。平常和洗衣機相處的日常一點也不享受。不像我對風扇的單向傾戀,就算跟它說話會變成無限斷句,我也未曾停止表達我的瘋狂。也不像我對母親床頭組合櫃的珍惜,就算發黃了的門整塊掉了下來我也會勸說母親,它鑲著鏡子有用呀!然後把它抬進自己的房間每天欣賞。
不,我和洗衣機的相處一點也不和諧。我討厭它運作時的打樁聲,在我腦中鑿洞,什麼靈感呀理性呀都漏走了,然後我會大力關上廚房的門,尋求撿回我所失的一點可能性。
今天我認真看著它,沒有發現美麗,但無可否認的是它真的很努力。一下緊接著一下,如果它是一個人,此刻就會在無間斷的做45分鐘大字跳,想想也覺缺氧。它把我的想像實現了,嘔出白泡。我保持蹲下的姿態,眼見白泡快吐到我那頭,要拔喉嗎?它依舊努力掙扎,不能洗衣的洗衣機將失去價值,我靜靜離開,留下半掩的廚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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