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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期
【白樵X沐羽】我們本身就是歧路
講座報導
【講座報導】白樵 X 沐羽：傾斜博物館
攝影、記者：鄺鉅裁
小說就像一座博物館，作者收集和拼湊現實的碎片，變成一系列展覽——故事。小說彷彿能包容一切事物，在廣大的版圖中，讀者沿著主線找到岔口，意外地發現異質的風景。這次講座岔出台北，來到位於新竹的江山藝改所，邀請了白樵和沐羽，從閱讀出發，分享他們對小說、博物館和歧路的想像。
異質書寫：歧路的開發和封堵
畢業自斯拉夫語文學系的白樵，去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末日儲藏室》，曾到巴黎和俄國留學的他，讀閱路徑跟大部分台灣讀者不一樣，喜歡重口味和驚慄的作品，如俄國作家沙羅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的小說集《盛宴》，寫到接待賓客的夫婦肢解女兒，把排泄物製作成餐點。
白樵最近主要在閱讀1990年代後的法國當代文學，讓他印象深刻的有Camille Kouchner和Christine Angot。她們分別書寫親人與自己被父親或繼父性侵，當中有大量的性描寫。他認為，這些作品比華語文學來得更直白，更能觸碰禁忌，提供了另一種切入世界的角度，進而讓他思考現實和文學的互涉關係。
性作為書寫的歧路，是特別容易被發現的。沐羽讀了大量歐美白人男性小說家的作品，如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奧斯特（Paul Auster），以至村上春樹的作品。他發現性愛場景的穿插對小說的敘事結構沒有什麼幫助，僅以一種「刺點」的形式觸發讀者的快感。沐羽認為，當性書寫從歧路變成套路，便失去挑戰禁忌的意義。
當異質變成了主流，回到日常會否發展出新的歧路？這是沐羽近年所探討的問題，亦反映在他的小說集《煙街》中。歧路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它會隨著文學的發展及讀者的閱讀習慣而改變。「看一個東西是不是歧路，只取決於我現在站在哪裡。」
在《末日儲藏室》中，白樵寫了大量的性場景，但對他來說，情色書寫絕不能僅停留在趣味的層次。白樵一直在探討，情色可以被拉到多高的層次，如何鬆動原有的社會體制。他以法國作家Paul B. Preciado的《睪酮素毒蟲》（Testo Junkie）為例，作品以雙結構的形式一邊書寫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一邊記錄作者的變性過程。當中的性場景凸顯了作者變性後混亂的身心狀態，以及對亡友的哀悼。Preciado以情色書寫表現了性別的流動性，抗衡傳統的性別觀念。這就是白樵所追求的，情色書寫的昇華。
博物館：歇斯底里寫實主義
90年代的台灣出現了大量以歧路組成的長篇小說，白樵列舉的代表作家有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和蘇偉貞等。他們書寫的風格和關注的主題都非常接近，把大量的生活素材轉化到作品中，囊括不同領域的知識，有去敘事化的傾向。這些作品與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和艾可（Umberto Eco）的書寫方式作對照，被稱為「博物館／百科全書式書寫」。沐羽表示，在香港和馬來西亞也曾有類似的書寫，如董啟章和黃錦樹的小說。
博物館式書寫曾被批評為「意義礦工」和「在廢墟中挖寶」，彷彿只要有獵奇元素就是好作品。沐羽引用了黃錦樹的批評：從西方後現代主義脈絡移植過來的寫法。博物館式書寫源於台灣作家「對重塑意識的焦慮」。解嚴後，台灣作家希望能去中心化，奪取話語權，重新建立敘事，便透過書寫大量的資訊，重塑人們對社會的理解。在這種操作下，小說失去了敘事的功能，只能歇斯底里地書寫瑣碎的現實。沐羽認為，這種破碎化、去敘事化的作品終會構成閱讀的阻礙。
抵抗歇斯底里寫實主義的一種方式是「平原式」寫作，白樵把它形容為「路上沒有一顆石頭，一望無際」。如台灣作家陳淑瑤的作品《雲山》，書寫女主角和母親在山區的日常生活，沒有傳統小說結構中的高潮，卻能堆疊出生活的質感。而同志文學到近年亦有書寫日常的趨勢，如李桐豪的〈養狗指南〉則從激進的寫法過渡到對同志的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
沐羽則認為，歇斯底里寫實主義與日常並非全然對立，關鍵在於故事和意象之間的平衡，以及高潮的鋪排。這能對應駱以軍的《降生十二星座》，朱天心在再版序中批評90年代的後現代小說賣弄技巧，結構臃腫，駱以軍則能把繁雜的意象連接到故事的主線，不本末倒置，使小說獲得成功。
除了劇情的設計方式，白樵提出了兩個讓小說構成歧路的面向。第一，整本小說都是以塑造氛圍為主，沒有明確的主線，如法國的新小說，西蒙（Claude Simon）的作品，專注在人物的內心獨白，形成有機的長篇架構，「像描著靈魂的邊去寫」。第二，語言策略的操作。創作者首先要探討的是語言的問題，如何能偏離常規，發展出獨特的風格和美學。例如日本作家李琴峰的《彼岸花盛開之島》，她在書中發明了三種不同的語言，如以羅馬字母拼成中文去寫作。雖然閱讀時會不習慣，但白樵認為這是有趣的。除此，白樵亦觀察到很多馬華作家有挑戰語言權力位置的傾向，如李永平、張貴興和鄧觀傑等。
作者已死：我們本身就是歧路
「用文學語言來書寫本來就是一條歧路。」沐羽說。文學與日常語言的差異在於實驗性，藉著發現不同作品，閱讀本來就能指向歧路，「所有人都在作品中挖掘屬於他自己的意義」。自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作者已死」論，沐羽認為我們應追問：「從作者的屍體獲得了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路徑，如沐羽自己喜歡書寫日常的作品，白樵喜歡情色書寫，透過討論和分享，便能互相提醒歧路的可能性。
白樵常常去思考文學作品的理想讀者到底是誰。「在21世紀，有人願意拿起一本書，認真的把它看完已經是莫大的功德了。」他說。當作者都在挑戰寫作的機制、結構和操作策略等，也許我們應該回去思考如何「很誠懇地講一件重要的事情」，主動地跟讀者作出連結，而不單純是為文學而文學。白樵觀察到當代的法國作家比較沒有台灣作家對形式的焦慮。
博物館是十九世紀國家主義的產物，需要以「掠奪他人的東西，去拼湊出我們是誰」。白樵認為這種絕對的強權就如作者的個人本位主義。比起過度激進，他更希望在現有文學機制下，在讀者容許的「守備範圍」中慢慢把界線推進。在投稿前，白樵經過考慮，把《末日儲藏室》中過於露骨的片段刪掉。不是因為白樵不敢寫，而是因為他希望台灣讀者能進入他的作品，而不至於反感。
「作品可以有很好的想像，也可以建立一個博物館，但到底要怎樣導覽人走進去，這正是小說要反思的事情。」沐羽說。
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提出了先知和娛樂的概念，他指作者兼具先知和表演者的身份，用娛樂性的形式書寫對未來的預見。沐羽認為寫作就如鐘擺，擺盪在娛樂（形式）和先知（內容）之間取得平衡。小說家最重要的能力是如何把故事好好的講出來，如實地反映世界，而不是套用理論。
1990年代的台灣作家曾認為自己是「經驗匱乏的一代」，但白樵認為，即使是身處於「二手時代」，從個人的角度記錄、描繪和呈現這個世代依然是重要的。他舉李琴峰的《倒數五秒月牙》為例，書中敘述了一對台日女同志的跨國戀情。有台灣的文壇前輩認為，這不是獨特的故事。但白樵提醒我們，需要從日本文學傳統的角度去看這部作品，它能以同志書寫獲得獲芥川龍之介獎，進入主流出版社，這些都不容易。
「就算站在原地，也看到我，我就是上一代的歧路。」沐羽說。他認為，我們應破除經驗和想像之間的對立關係，不需要活在上一代人的影子之中。博物館不僅是一個收藏的空間，它亦是隨著時代生長、擴張的有機體。因此，歧路始終處於一個流動的狀態，存在於所有讀者之中，等待被不斷發掘。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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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風眼還未消失】詩三首
周昭亮
游魚
陽光勉強照耀魚腥味，彌留香港仔。岸上小孩在朗讀狂人的日記，一句又一句吃人，是科幻電影。我一口一口吸水，呼出寒末的刺骨。那年，躺在廣場上的春雪，長大後，我的志願是吃人。
聽說，這樣才不會讓人吃魚。後來到了青衣，是個海島：奔跑掉了午飯後的汗水，我們都忘記，吃魚還是吃人，血都不及錢腥。四大天王的海報，鄰班的馬經，是霓虹舞步，我們一起游到世紀末的雨天，無比寫實，狂人亦再度回歸孤寂。
吐露港涼了，游弋百年。圖書館是浮城，是孤島，是三島由紀夫的寺院。殘餘的書頁，輪迴的海水，不容易轉身。大學生手上的革命小說，墜落馬料水站的彎型月台空隙，從此火車和路軌之間，磨擦聲響消失——我給他重讀自盡的情節，他給我解釋最新移植靈魂的方法。
鯨魚始終吃素，始終無家；小島的人始終遺散，始終移居。一直同游，一直吶喊，一直遊說，留在兩極和赤道的痕跡，仍然尖刻，仍然平上去入。下一站，鯨魚有落，肉身衰敗，擱淺水灣；除夕已經在倒數，冰冷靈魂與國魂，從天國，重新移植到這個島嶼。
全屍
我都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例如蹲坐了一個小時
馬桶內的水面依舊平靜如鏡
又或者，昨日把玫瑰的尖刺
逐個磨平，以討歡心
今天卻換來一片血肉模糊
更無能為力的世代
就是處身於十級颱風的風眼——
陽光是如此明媚
無聲無息
世事竟然五十年不變
——你卻無法轉身
那是千噸重量的低氣壓
你獨力站直身軀
然而風眼的邊緣正在逐漸縮小
你一伸手，就將要觸及
那股號稱比上帝更偉大的旋風——
「衪」足以粉碎人類的語言
令你脫胎換骨
從今以後
用咬人的聲韻去説話
我們最無能為力的時候
正是填寫任何表格，總有國籍一欄
既不是殖民我的皇冠下的子民
又不是割讓我的龍袍下的庶民
而家鄉雖然有自己的名字
卻沒有獨立的籍貫
我們惟有在風眼中一直向上爬
趁著風眼還未消失之時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另一本䕶照
像法老王保存鮮血和肉身
在他鄉以南音還魂
血痂
有些事，有人總想抹走
走進昏暗的平台
圍屏裡的物件默立
就瞬間漆黑了
彷彿從未出現
無論多輕手
空氣也會被振動
耳膜仍會被共嗚
只是黑手也懶於
製造真空
這樣的氛圍
盜鈴也無所謂掩耳
夜色陰寒
有些事，總是不見得光
趁在平安夜之前殺人
如鐵鏽的血液
快速乾涸
以免伯利恆之星的復活
喚醒從前的冤魂
褪光的定格
偷竊記憶也無所謂關燈
我們一直睜開眼睛
目睹血肉變成整片虛無
此刻，曾經流著血液的星孔
邊緣的結痂刺手
繼續提醒我們
旁邊看不見的黑暗物質
冥冥中確鑿存在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轉注
翻譯香港──筆訪譯者Jennifer Feeley
香港文學開引號
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博士是美國翻譯家，多年來翻譯了不少香港作家包括西西、梁秉鈞、黃怡、梁莉姿、劉綺華等的作品，近年出版的香港文學翻譯包括西西詩集《不是文字》、《動物嘉年華》等。香港文學開引號領航員特別筆訪這位熱愛香港文學的譯者，探索她眼中所見的香港文學英譯境況。
（一）依你所見，外國讀者希望從香港文學中找到甚麼獨特之處？
老實說，我覺得特別是現在，很多外國讀者與出版社想在香港文學當中尋找政治元素。這並非好事，因為香港文學會因此被簡化成某種政治民族誌（political ethnography），優先考慮政治而非文學質素。許多人讀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時也有類似的、只著眼政治的壞習慣。當然，不是所有讀者都是這樣的。我最近在Twitter讀到一位美國朋友說，有些香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被簡化為政治比喻、總是吃著千篇一律的食物，讓他讀到非常厭倦了。
此外，韓麗珠、謝曉虹等人的作品在翻譯世界獲得成功，亦使許多外國讀者以為香港文學都是超現實風格。有些作品的確是超現實的，但絕對不是全都如此。再者，不少讀者對香港的認識並不足以使他們明白哪些作品是超現實、哪些作品是寫實的。和我一樣同是譯者的Andrea Lingenfelter說過，香港文學在西方讀者眼中有一種容易親近的假象（deceptively accessible）：人們自以為了解香港文學，特別是因為不少香港作家吸收了許多來自西方文學的影響，但讀者往往錯過許多地道的香港細節。我想起有一位美國編輯說黃怡的短篇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對他來說不夠超現實。對熟悉香港的讀者來說，作者很明顯將香港城市生活的一些面向誇大至荒謬的程度，但沒那麼熟悉香港的人卻很容易誤以為那些情節都是香港人生活的真實常態。
（二）在選擇翻譯哪些香港作家的哪些作品時，你會考慮甚麼因素？怎樣的作品最能吸引你把它翻譯成英文？
我有興趣翻譯的都是一些會讓我感到好奇的作品，無論是身為讀者或作者的那一個我。翻譯西西的作品很好玩，因為她作品中的文字遊戲對我來說是一種寫作挑戰。我最喜歡翻譯一些看起來無法翻譯的作品，對我來說，沒有甚麼是真正無法被翻譯的，你只要有創意和玩心就可以了。最近我翻譯劉綺華《失語》樣本亦是很愉快的經歷，因為那是一部引人追看的心理懸疑小說，我想一直翻譯下去，看看後面的情節怎樣發展！此外，有些長篇在部分對白中故意使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讓我必須尋找獨特的方法，以英語重現那種特異感。文學翻譯是一種創意寫作，而我喜歡翻譯一些會讓我的寫作進步的作品。
我也很享受翻譯一些能呈現西方讀者較少看見的香港面貌的作品，特別是描述平凡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這也是我喜歡翻譯西西、黃怡、劉綺華的原因。
我很少讓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左右我選擇翻譯對象的決定。翻譯香港文學這件事本身已經像是一種政治行動，因為相對於其他華語文學來說，香港文學在翻譯世界中實在是被邊緣化得非常厲害。
不過，我也想提出一點：譯者並非總是選擇翻譯哪些作品的人。有時候人們會主動找我，邀請我翻譯一些東西，而我答應與否，取決於我有沒有時間、那些作品能否說服我。在我的翻譯生涯中，現在的我終於懂得拒絕我不感興趣或稿費太低的工作邀約。最後，我很欣賞好幾位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會翻譯他／她們，因為他／她們已經和我尊重的譯者們建立了合作關係。
（三）你覺得將香港文學翻譯為英文，有哪些趣味和挑戰？
如我剛才所說，我很喜歡香港作家常用語言玩遊戲，翻譯起來既開心又有挑戰性。此外，翻譯和食物有關的詞彙是一種獨殊的挑戰，而那麼多香港作家（例如也斯、黃怡）都愛寫食物。其中一個常見問題是，我應該將那些食物的中文名字用拼音呈現，還是照字面意思翻譯成英文，還是在英語中尋找相等的名字？例如「叉燒」應該怎樣譯才好呢？如果我說「BBQ pork」，美國讀者可能會以為那是手撕豬肉（pulled pork）——一種常常夾在三文治裡吃的美國南部燒烤菜式，和「叉燒」完全不同。因此，我通常會說「char siu pork」，這樣還能將粵語和「香港風味」帶入譯本之中。如果讀者不知道「char siu」是甚麼意思，他們總可以上網查找答案。當然，我每次都會因應文本的特殊情況來選擇我的翻譯策略。
梁秉鈞詩集《蓮葉》（中文大學出版社）
另一項我已經提過的挑戰，是香港文學那種平易近人的假象。翻譯一整本書時，我總可以加入一篇導讀或後記來解釋書中的一些特殊文化背景，但是為期刊或文集翻譯新詩和短篇小說時就難以這樣做。
不過，最大的挑戰也許還是錢。文學譯者需要收取稿費，因此我們需要有更多資金投放在香港文學翻譯之上。我們還要引起更多編輯對出版這些譯本的興趣。
（四）香港文學獲得外譯的機會，沒有中國、台灣文學那麼多 ，你認為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剛才也說過，錢是其中一項主要因素。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較多本地作品外譯的經費可以申請，有些出資者甚至本身經營英語刊物供發表譯本。此外，我發現香港不少本地文學外譯經費只容許香港居民申請，這代表身處香港以外的譯者都不合符申請資格。我很鼓勵更多香港人翻譯香港文學，但這些規定無疑限制了誰人有機會翻譯香港文學，以及減少了香港文學在香港以外地方流傳的機會。同樣地，我發現很多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學譯本缺少全球發行的渠道，讓身在外地的人難以接觸到這些譯本。例如西西《我城》的英譯本，如果你不在香港的話，其實並不容易找到。
廖偉棠英譯詩集
再加上香港的前殖民地背景，有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移居香港的外國人以英語寫作。在英譯本和直接以英語寫作的作品之間，不少英語讀者比較喜歡後者，而這些直接以英語寫成的作品，亦因為預期讀者群的不同，更容易接觸到外國讀者。
另一個重大原因，是因為相對香港來說，中國大陸（較大程度）和台灣（較小程度）比香港強勢。這不只是指地緣政治上的強勢，文學界亦是如此：有時候我覺得香港文學不是在人們談論中文文學時會第一時間就想到的板塊，這一點不只顯現在翻譯裡，在學術研究、大學的中文文學課程會以甚麼類型的作品當教材等範疇亦如是。
我希望這些現狀能夠改變，讓更多來自香港的華語文學獲翻譯成英語及其他語言。目前已經可以觀察到這方面的一些變化，讓人相當鼓舞。我想，出版社和讀者終於開始醒覺，發現香港文學的重要性。
韓麗珠《風箏家族》英譯本
（五）如果由你作主，未來你希望看見哪些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
首先，任何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對我來說都是好消息。當下的香港有那麼多有活力、使人興奮的文學作品正在出生，而在年輕一代的作品以外，那麼多來自上一代作家的重要作品仍被人忽略，連中文原文都不被重視。如果我們討論魯迅和其他內地作家的作品時，同時並讀香港作家同期的創作，我們理解五四文學的方法會有哪些變化呢？
此外，我希望更多香港流行文學得到翻譯，像是懸疑小說、科幻小說、亦舒的愛情小說、兒童文學、圖像小說等。最後，我們需要更多香港詩作的譯本。我翻譯過西西、也斯、吳美筠、鄧小樺、羅樂敏的詩作，未來我亦會繼續翻譯香港詩人，但還有那麼多出色的詩人未獲得任何或者足夠的翻譯機會。
我也想看見更多不被關注的聲音獲得翻譯，包括LGBTQ+作者、工人階級作者、精英文學圈以外的作者、粵語文學作者，以及不使用中文創作的人，例如外籍家務工。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翻譯好幾位我希望有英文譯本的作家，包括西西、黃怡、劉綺華及其他。我也很喜歡謝曉虹、韓麗珠、董啟章、洛楓的作品，他／她們已經和Natascha Bruce, Andrea Lingenfelter, Bonnie McDougall, Yau Wai-ping, Eleanor Goodman等優秀譯者建立了合作關係。我希望這些作家的譯者們能繼續將他／她們的作品帶進英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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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關於香港文學英譯
香港文學作品以中文寫成後，有幾種機緣獲得英譯的資金或發表機會。不少文學雜誌透過翻譯促進文學交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自 1973 年起出版的半年刊《譯叢》（Renditions），多年來以英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並出版西西、劉以鬯等的作品英譯選集；《字花》於2013年推出與世界文學網上雜誌《漸近線》(Asymptote) 的互譯計劃，第一篇由《漸近線》英譯發表的香港作家作品為李維怡的小說〈遊園〉 ，《字花》亦譯入《漸近線》發表過的外國作品。香港作家參加國際交流活動，亦是製作英譯小冊的契機：每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出版的作家譯本小書叢總有香港作家的選集，洛楓往澳洲文學節交流時亦製作了中英對照的個人詩選《愛在創傷的城》。獲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作家有作品譯本小冊隨行，水煮魚文化亦曾為參加新加坡作家節的洪曉嫻、羅樂敏、游靜、黃怡等製作英譯小冊，然而這些交流小冊不一定作公開發售，有緣才能讀到。
比較大型的翻譯叢書，則多由各地官方組織、大學或商業出版社資助出版。香港藝術發展局是Hong Kong Atlas香港文學英譯系列叢書主要資助方，系列由Christopher Mattison策劃，出版吳煦斌、也斯、西西、廖偉棠等人的英譯專書。中英對照的《游詩：梁秉鈞詩選》由澳門基金會資助；獲得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ellowship的英譯者，近年翻譯的香港作家作品包括西西《哀悼乳房》（Jennifer Feeley譯）、飲江詩集《搬石：飲江詩選》（Dorothy Tse及James Shea譯）、韓麗珠《風箏家族》（Andrea Lingenfelter譯）。中文大學出版社近期由著名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擔任系列編輯，出版了一共六冊的香港文學翻譯系列，包括劉以鬯《酒徒》、西西《縫熊誌》、也斯小說集《龍》、梁秉鈞詩集《蓮葉》、李歐梵李玉瑩散文集《過平常日子》、《最好的中國：香港散文選》；董啟章的不少小說英譯本由香港或外國的大學出版社出版。
外地商業出版社近年亦對香港文學有所關注，老牌文學出版社Penguin Specials: Hong Kong Series叢書中包括許素細和董啟章作品選集，Fitzcarraldo Editions在與另外六間出版社的競爭之中贏得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的出版權，年輕作家劉綺華的處女作《失語》亦已與英國Profile Books 旗下的出版社Serpent’s Tail簽約出版外語版本。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