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野豬與人】廖偉棠談商禽、呂樾談香港文學

《成為人以外的》

複雜交織的命運共同體：當代香港文學中被壓抑的人與動物
／呂樾

 

如同黃宗潔所觀察到的，在香港新世代作家的創作中，「動物」經常作為「城市寓言」的載體，動物的處境不只暗示了城市的命運，更隱喻了人們在這座高度發展的城市裡越發緊縮的生存樣態。但這是否意味了在香港文學中，動物本身已然被消音，且僅只是人類處境的折射？黃宗潔認為並非如此，在香港新世代作家筆下，人與動物間恐怕不能再以純粹的對立關係理解，反而呈現了兩者複雜而又交織的狀態。

 

韓麗珠《失去洞穴》可說是描繪人類與動物交織的最好案例。無論是〈渡海〉裡瞎眼的烏鴉、〈出走〉裡的動物占卜、〈飄馬〉裡會說話的貓，都在隱喻的層次中將動物與人相連繫。弔詭的是，這種連繫並非意味著共榮共存，反而指向了人類對於動物的壓抑掌控，正如同在城市中被生活壓抑的居民，或是在一段關係中被壓抑的感情雙方，故事中的角色彷彿再也無法與土地、城市、他人建立聯繫。但對韓麗珠而言，或許真正的救贖與和解，並不在互通有無的無礙交流中，反而是如〈假窗〉所寫到的，我們只能在不斷的錯置、混淆中，義無反顧的「誤認」下去，並嘗試在現有的錯誤與失敗之中找到另一種愛與關係的可能，正是《失去洞穴》試圖提供的救贖之道。

 

張婉雯〈打死一頭野豬〉呈現了人類跟動物被都市邊緣化的處境。在小說中，敘事者「我」本與南亞裔移民阿稔兩小無猜，直到有一天野豬因「入侵」都市而遭射殺，「我」在目睹一切後本想與阿稔分享，阿稔卻再也沒出現在學校中，隨後「我」才輾轉得知，原來阿稔患有精神疾病的父親也被警察射殺了。〈打死一頭野豬〉簡短但精準地描繪身處都市邊緣處境的群體，不只是野豬與阿稔一家，也包括了安養院中失能的老人。張婉雯更以「眼睛」的意象貫穿整個故事，對敘事者「我」來說，阿稔與野豬的眼睛是他必須謹記的視覺印象，正如同故事外的讀者也必須「看見」並「記下」這些被冷漠的都市空間排斥的「他者」。

 

 

程皎暘則在〈烏鴉在港島線起飛〉中，以更加魔幻寫實的筆法虛擬了人類與動物的混合生物。故事描述敘事者「我」在搭乘港島線的路程中聽聞了烏鴉的叫聲，在「我」一陣尋找後發現乘客間有位擁有黑色羽翼的少女，並突然開始不受控制的在車廂內鳴啼，故事唐突地結束在少女被父母帶離列車，而地鐵則飛快地重新駛入黑暗中。這篇故事乍看之下僅只描繪了一段魔幻的遭遇，但實則將香港日漸緊縮的政治空間，與因都市發展而被拋棄的「邊緣人、動物」一併揉雜入故事的背景與敘事結構中。

 

經濟與都市空間快速且高密度的成長，成為當代香港文學常見的題材來源，在這個極度壓抑的城市中，有什麼事物被名為「發展」的高速列車拋下了？而我們又要如何記憶？如何重新想像我們與動物的關係？這或許不僅是香港文學中的課題，也是臺灣這塊島嶼上的人們同樣必須審慎思索的問題吧。

 

呂樾／現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長年關注自然導向文學與生態批評等相關研究，近年則多思考人類世、新物質轉向等理論實踐於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研究的可能，並嘗試與表演藝術、數位藝術領域間進行跨領域合作。

 

 

且卑且亢，從蚊子到異獸──臺灣現代詩裡的動物隱喻一窺
／廖偉棠

 

說到臺灣現代詩裡出現最多的動物，許多人的答案或許都是：貓。當然，貓是最符合城市裡小確幸式柔腸萬轉的期待的，而不是在臺灣城鄉邊緣更為多見的狗、流浪犬。後者太現實主義，在閱讀期待中更像小說而不像詩。

 

不過真正的答案也許比狗更現實，乃是：蚊子。如果說狗是現實主義，蚊子就是「超現實主義」──最善於寫動物的商禽所定義的：超級現實主義，陳芳明稱之為：more realistic。因為蚊子的口器，就像臺灣尖銳的現實一樣深深地扎刺在敏感的詩人身上。

 

另一個生命的吸吮
就從商禽說起好了，他寫的〈蚊子〉是眾多「蚊學」最長的一篇，而且善用了散文詩裡敘事與抒情之間的曖昧性，他秉承魯迅的傳統，把若真若幻的一次與蚊子的戰爭寫得富有尼采主義的悲壯：

我所茫然有覺的，竟是一種生命的交易。可惜的是，這種崇高的感覺維持得不太久。當蚊子的腹斑完全消失而成為一種赭紅色，在我深深感覺出來牠的酣暢與沈醉之後，我幾乎可以聽得出來，自己心中的獰笑。

真的，這隻蚊子是醉了，飲人類之血而醉。
但當詩人終於捏死了蚊子後，他幡然有所悟：

我開始有些後悔：把人類帶有恨意的血去餵養一隻蚊蚋。若是牠再去叮別的人會不會傳播仇恨？若是生養了下一代，那些蚊蚋會不會也帶著恨意叮螫人類？當然，這些都是很無稽的。最合理的解釋或許是，即使當時我心中曾經一時充滿了恨意，然而經過另一個生命的吸吮，是否便應該化消了？

這裡的蚊子，頓時由最卑鄙底下的寄生蟲，轉變成超渡人類的可悲「我執」的菩薩，並且為著人類犧牲了。

 

 

這樣戲劇性的從動物反觀自身，商禽是拿手的。就以他最有名的動物詩來說吧，〈長頸鹿〉裡，長頸鹿其實並沒出現，出現的只有「瞻望歲月」的囚犯，和「仁慈的青年獄卒」。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

長頸鹿是一道虛幻的天梯，架在獄卒與囚犯之間，實際上也是架在被現實蚊子所糾纏的肉身和意圖化身有翼生物的靈魂之間的橋樑。而最終得到解脫的說不定是囚犯，他們因為瞻望而明瞭了歲月的深意，甚至成為了長頸鹿本身，繼而可能拯救下一代那些誤為獄卒的青年。

 

在這樣的大起大落之間，蚊子與長頸鹿之間還存在另一種有翼生物，有翼而不能飛，那就是雞，商禽自名為「禽」所最不欲為的「家禽」，他卻把牠寫出了那個時代中凡人最難超越的尷尬。〈雞〉：

星期天，我坐在公園中靜僻的一角一張缺腿的鐵凳上，享用從速食店買來的午餐。啃著啃著，忽然想起我已經好幾十年沒有聽過雞叫了。
我試圖用那些骨骼拼成一隻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我找不到聲帶。因為它們已經無須啼叫。工作就是不斷進食，而它們生產它們自己。
在人類製造的日光下
既沒有夢
也沒有黎明

幾乎用不著後來的推理，從詩一開始那張缺腳的鐵凳開始，已經隱喻著凡人如雞在這個功能主義的時代裡的寸步難行。這首詩處處可以指向現實的動物保護──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良心飼養這個概念的時候，詩人已經敏感地指出被虐養的肉雞生存的悲慘狀況；而同時，這些人類施加於動物的折磨，實際上也是人類在這個越來越非人性的時代中的自況。

 

在沉淪與覺悟之間，商禽還寫過火雞這種自矜於「孤陋」的禽類，作為不合時宜、特立獨行的詩人的隱喻：「……蓬著翅羽的火雞很像孔雀……但孔雀仍炫耀它的美──由於寂寞；而火雞則往往是在示威──向著虛無。向虛無示威的火雞，並不懂形而上學。喜歡吃富有葉綠素的蔥尾。談戀愛，而很少同戀人散步。也思想，常常，但都不是我們所能懂的。」

 

還有鴿子，隱喻著詩人通過文學的戰鬥去自救的命運：「在暈眩的天空中，有一群鴿子飛過：是成單的或是成雙的呢？……在天空中趾翔的說不定是鷹鷲。在失血的天空中，一隻雀鳥也沒有。相互倚靠而抖顫著的，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於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雀鳥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那個時候的商禽，是不甘於「快樂貧乏症患者」的單面向的。（未完，全文請見《成為人以外的：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像》）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二○一二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居臺灣。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