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札記」,不無向大江健三郎致敬之意。他想成為不那麼日本人的日本人,而我又能否在格魯吉亞成為不那麼異鄉人的異鄉人?
格魯吉亞文學簡史與野心問題
首次到訪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是為了參與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這會議於1955年首辦,過去幾屆曾取址澳門、維也納、巴黎、首爾和里約熱內盧,2004年在香港。不固定,意味文學不應有一個中心、一個決定論,有意思的是,是次會議題為「再想像世界的文學:全球與在地、主流與邊沿」,正好呼應主辦地文學的尷尬處境,而我也因香港文學在華語文學中的角落位置而得以發表論文。
開幕,由第比利斯大學教授艾瑪.拉蒂安妮(Irma Ratiani)主講「格魯吉亞文學作為世界文學遺產的一部分」,她先謙稱三四十分鐘講完格魯吉亞文學史非常困難,續從中世紀開始訴說。
總結下來,格魯吉亞是繼亞美尼亞之後世上第二個以基督宗教為國教的國家,而文學也以此為起點。自十至十一世紀起,格魯吉亞修士把修道院轉化為神學與書籍中心,一方面在經濟與政治上聯繫西歐,另一方面建立了文化與文學名聲,是格魯吉亞的黃金時期,代表人物是但丁級詩人紹塔.魯斯塔韋利(Shota Rustavei;1160-1220之後) 。處於東西之間,拉蒂安妮認為格魯吉亞既帶著永恆的排逐心態又不斷對話,內部的必然性與外部的決定力量持續拉扯。文藝復興之後,肇岡-沙伯.俄比里阿尼(Sulkhan-Saba Orbeliani;1658-1725)的外交西遊與記錄對格魯格亞而言,大概有比《西遊記》之於中國更深遠的意義,以至十九世紀初,浪漫主義之風得以吹遍當地。此前,王子戴威玆.古拉米雪維利(Davit Guramishvili;1705-1792)已因參戰、經歷劫難而寫下帶浪漫傾向的詩歌,及至尼科洛茲.巴拉塔什維利(Nikoloz Baratashvili;1817-1845),在1801年俄羅斯帝國吞併全格魯吉亞之後,便以短促生命結合格魯吉亞浪漫主義和西方浪漫主義,藉詩覺醒民族、提振民族自尊。另外,伊利亞.恰夫恰瓦澤 (Ilia Chavchavadze;1837-1907)則著力為文壇注入批判現實主義的原則和實踐,讓格魯吉亞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秩序歐洲化(或許諷刺的是,生於格魯吉亞但掌權後並沒善待同鄉的史太林年輕時曾向他請教詩藝),而瓦扎.普沙韋拉(Vazha-Pshavela;1861-1915)則置道德與社會價值於分離主義之上。踏進二十世紀,格魯吉亞的文學主題仍離不開俄羅斯治下種種與自殺、行刑、迫害相關的疑懼,詩是常用載體,象徵是常用手法,高峰是格勒士安尼.提比撒(Galaktioni Tabidze;1892-1959)的詩集《藝之花》(Artistic Flower),此外,詩人安娜.卡蘭達澤(Ana Kalandadze;1924-2008)的創作,則標誌當地女性作家正在擴音。由俄羅斯帝國統治至蘇聯解體,格魯吉亞終於在1991年獨立,繼續以親西方的書寫方式博取西方注意,既運用批判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又指涉精神價值重估、社會的道德危機、知識分子的敏銳自覺和孤寂等二戰後流行的命題。不能忽略的是,阿布哈玆與南奧塞梯等地的戰爭,使戰爭成為當代格魯吉亞文學的重要組件。拉蒂安妮最後帶出,格魯吉亞文學在東西之間展現與歷史文化相關的獨特性,且渴望成為世界文學的中心(eager to be the centre of world literature)。
尾句特意連上英語原文,是要轉述他們的野心。這野心換個語境是特異的,My Little Airport〈再殺一個人〉有幾句意味深長的歌詞:「每個作家都覺得自己嘅作品最純粹最樸素 / 市面賣得好嘅一般都有危害社會嘅元素 / 無人會諗自己嘅才能係咪需要進步 / 但總會覺得自己嘅地位有待提高」。在香港,相信也有作家想衝向國際,不至英美,也至少打入其他華語區域的市場,在此,不是要調侃香港作家自視過高,因為國際級的創作人向來不乏,比如八九十年代的作曲填詞人使粵語歌紅遍中台、王家衛的詩性電影語言也已佔世界電影史的一席,即便不追憶good old days,香港作家還是具有走向世界文學中心的潛能,只是,「香港文學」作為一個文化記號也好、商標也好,從來只有少數學者、作家和文學雜誌工作者珍視,大家未必敢於對自己、對外說:「We are eager to be the centre of world literature.」當然,這是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使然,速食、重視影像的消費結構排斥耗時耗力的閱讀,而參與本地文學消費的人許多都是參與創作、希望提高個人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在缺少純粹讀者、缺少大局意識之下,香港文學往往以「塘水滾塘魚」方式延續,只能見香港作家獲得大獎,但不能形成氣候,不能引起普遍民眾的關注。
同是天涯邊沿文學
單憑一句話就批評是不公允的,我也想過,拉蒂安妮教授只因學術場域之限,而必須講好格魯吉亞文學的故事,若換在香港舉行同樣會議,可能主講人也會大談香港歷史如何塑造本地文學的歷史與普世性。
同日下午,有一場格魯吉亞文學紀錄片的放映會,早了五分鐘到,然後等,等了二十分鐘才開始,原以為會播放一段逾一小時的影片,然後邀請導演對談,結果,他們只播了一段十分鐘的短片,說其餘可在Youtube 上收看(如有興趣,可從第一集看起:Shota Rustaveli – Georgian Literature in 90 Minutes. Local and Global,搜了第一集,其他也會相繼彈出),接著便請參與製作的學者和有關人員說些客套話,沒有問答環節,便請大家去喝咖啡、吃水果。
不說文化差異,只說國際標準,這放映會對於推廣文學的作用實在令人懷疑,在撰寫此文之時,所有Youtube片段的播放次數都沒過二十,換句話說,不計這是個與會者數百的大會議,就是在場的數十人,也沒多少個回家親自點擊、了解更多(還沒有去算寥寥點擊當中,還有些出於測試……)。整個放映會表面上是堂皇的,取址於議會圖書館,還有媒體採訪,但成效如何呢?會否只淪為一個社交場合、一件在小圈子中刷光環的工具?
踏出門後,我想到,既然格勒士安尼.提比撒那麼重要,也許我可嘗試選譯《藝之花》中的幾首詩,引介給中文讀者。正想回去找拉蒂安妮教授攀聊時,我竟猶豫,想起昨天到開幕禮時跟大會的兩位本地工作人員說早晨但被漠視的情景,然後聯想到近日芝麻街主題樂園的扮裝人拒絕與兩位黑人孩童互動,情感雖沒因此而驟然大起伏,但腳步卻移往家樂福去。
確實不能以偏概全,我的旅舍的房東極好,隨時願意傾談與幫忙但不會喋喋不休(他還讀過《老子》),然而,當下的思緒與想法,確能影響最簡單的接受問題,若作品不被閱讀,多高深的文學價值也等於零。引以為鑑,究竟香港人及其故事又能否讓人產生對香港文學的興趣?還是香港人仍情願認為特殊的政治環境足以成為本地文化產物的賣點?又或,換個角度,其實主流、強勢文化底下的人都自我中心,無論風刮山搖都不會理會邊緣的他者?而邊緣的他者也只會向他們跪拜、鞏固其地位,使一切去中心、小敘事的理論淪為空談?
不那麼功課的功課
次日下午,到了我匯報的時段,兩位印度學者缺席,只剩我與一位美國學者。他以「故事重說:主流與邊陲」為題演講,說比較文學學者需把邊緣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的故事,其中需要三種敘事技巧:建構若干文化中心的力量、復興歷史上有影響力的邊緣文化和重寫全球文化以使大家隨心關注有價值的作品,第三點、也是他強調的一點是較後結構主義的倡議,即如德勒茲的「地下莖」理論,讓作品與讀者都切掉過去與將來,互相開放,有緣便旋繞。接著我分享了香港近代的文學雜誌史,或因過於深入、太多徵引,大家後續都沒有相關追問。在互動環節,我問美國學者:「邊緣文學群體大多都想擺脫邊緣位置,但人的閱讀能力與時間是有限的,就如我來格魯吉亞之前,也對此地的文學一無所知,那麼,是否無論如何改變現狀,始終有部分文學較多人閱讀,部分較少?」記得我對他的答案不甚滿意,但他啟發了我,便說:「也許文學就像旅遊一樣,最重要的,可能是要產業化,預備好自己,讓別人來參觀。」也許,我們不會說甚麼旅遊地點是邊緣,倒會包裝成「隱世景點」來推銷,推銷始終是需要的,不過即便無人島的內容也需讓訪客覺得值回票價。
互動時段結束,美國學者無意多談,我們都像兒時完成一份功課似的。然而,我的功課未盡完成,因曾答應總編關天林,回港要寫關於格魯吉亞的文章給他。這功課純屬自願,未必能計上學院的績效分數,但,彷彿這種額外的努力往往比外界慣性要求你付出的努力更有意義,雖然不知最終文章的閱讀量會否如剛才所說的影片般慘淡,但只能盡人事以安天命。
離開第比利斯國立大學,我到過兩間書店問有沒有格勒士安尼的《藝之花》,不知出於我的讀音還是甚麼,都說沒有。在離去那天,我到旅舍附近的商場內的書店作最後嘗試,幾次唸出Galaktioni,三位年輕的女售貨員都笑了,在我尷尬地掏出手提電腦、指出相關的維基百科頁面後,她們再次笑了,然後其中一位領我到書架,向我指出一本厚如全集的書,礙於背囊位置有限,我伸出拇指和食指夾出一個窄空間,苦笑問有沒有薄一點的,她查一查,沒有。最後,因膚淺的個人因素,我放棄購買那本偉大的書,蹲到另一個書架,拿出裝幀標緻的小本詩集,便問碰巧在旁整理貨物的售貨員:「這個詩人有名嗎?」她說不,然後解釋有名的格魯吉亞作家都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隨後便搬來四本厚書,說他們都是有名的。
或許大多數人都愛經典,這也是我在書架前糾結的原因,可悲的是,當代的格魯吉亞作家彷彿不再能製造經典,至少其中一個當地讀者如此認為,而香港會否也如此?我最後決定付五拉里(約十五元港幣;當地的書普遍便宜),買當初拿上手那本不明詩人的詩集。
付款的時候,出現了反高潮,店員說,現在打折,只需要兩拉里,還記得書展時在《字花》檔口,還稍驚異於原價出售以推廣「文字有價」的策略,如今是另一種驚異。
為讓這篇文章有個比較圓滿的收結,以下按原文與英譯,翻譯了格勒士安尼的一首短詩,以供淺嘗:
ათოვდა ზამთრის ბაღებს
ათოვდა ზამთრის ბაღებს,
მიჰქონდათ შავი კუბო
და შლიდა ბაირაღებს
თმაგაწეული ქარი.
გზა იყო უდაბური,
უსახო, უპირქუბო.
მიჰქონდათ კიდევ კუბო…
ყორნების საუბარი:
დარეკე! დაუბარე!
ათოვდა ზამთრის ბაღებს.
雪落冬天的庭院
雪落冬天的庭院,
他們搬出一副黑棺
和展開的橫額
在捲起散髮的風中。
此路荒渺、
無形與幽冥。
他們搬出另一副棺材…
渡鴉呱叫:
鳴鐘!有話好講!
雪落冬天的庭院。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後來,家人都說我長得很像阿爺。
我以為阿爺在我出生前已死掉。當童年的我拿著相簿,翻到某頁,看到一張他抱著還在襁袍的自己,笑得很燦爛的合照時,就會有人給我這個惋惜遺憾的回應。
那個年代,元朗常有一個叫餅叔的露宿者出沒。他紮著一個比薛家燕還要厚大的髮髻,全身深棕色,只穿著灰破的短褲與布鞋。家人經常恐嚇我:再曳,佢就會嚟捉你。餅叔這個露宿者令我感到不安,同時也奇怪地,於我腦海與「阿爺」這個早就逝世的親人連上關係——當家人發現藏在大馬路唐樓梯口窺看我們的他,就會突然很決斷地跟我說:佢唔係你阿爺,佢係乞衣公嚟。
孤苦無依,的確是阿爺一生的寫照——祖籍舟山,那個英國最初想佔領的地方,對出的一個不見經傳的小島。雙親早亡,他被同鄉的親友騙掉田地祖產,十來歲就離鄉別井,走上甲板當海員;來到香港,與同鄉成婚,結果還是無法落地歸根,終日飄流,一年半載,才回家數天,有時更只是託人送錢付信。這些都是在阿爺真正死後,家人才跟長大了的我說的。我出生不久,阿爺就因為無法修補也無從得知的撕裂,搬離了家,一個人住老人院,流連元朗街頭,搜索,記認自己後代的身影。
阿爺再次正式踏入家門,已是我八歲的時候。他開始可以與我有直接的接觸,甚至帶補過習的我回家,晚上留低食飯。那陣子我才看得清楚,居然還在世,真真實實存在的阿爺,皮膚確實如餅叔般澀黑,而且,還鼻毛外露,牙有點哨,背緩緩地駝,頭頂的短髮,也比合照裡的他,白了很多。
關於他的習慣喜好,講話內容,我腦裡都是一片空白。即使潛到記憶深處,於錯亂的時流游走,我也無法撈起,任何一幀跟阿爺完整地對話交流的片段。是因為他總在說夾雜濃厚上海話口音的粵語,我聽不進耳也無法跟他溝通?是因為他曾經在美國休航時受車禍撞擊,只剩右耳靈光的原因?還是因為比起我,他更疼愛小我五年的弟,所以不願意花更多的心力於我身上?
不是的。我應該相信。也許,我亦不過是嘗試在書寫敘述中,為童年的彷徨與無知,編織出能隱匿無悔的洞口。
有一次,他又接補過習的我回家。走了幾步,就發現我的鞋帶鬆脫,俯下身,嘮嘮叨叨,大概是說,咁大個人,綁條鞋帶都綁唔好。我沒有彎腰,沒變化地凝視他銀白色的頭。是的,其實我當時心裡在暗罵:真討厭,那麼多事幹麼?
他送過一隻非常土氣的藍色帶膠錶給我。大概是款式舊,戴一陣子錶帶就斷掉的緣故,我把放在某個不常記起的角落。我常跟自己講,還在的,沒有搬過屋,應該還在家的。這件可能是,他送過給我,我唯一一件有記憶又還保留的禮物。
在阿爺臨終前的幾個月,我們一家到醫院探過他一次。行程裡,有人因為病房太難找,又要趕探病時間,東奔西走,臉色動作都變得急躁蠻惡。到我們等到他出來,六個人便不知所措地看著彼此。一個還未平復心情嘈著怨「早知就唔嚟」,一個深重地說「我以為冇人會睇我然後就咁死咗去」,而我也非常不合時宜地,突然流起鼻血,哭了起來。
沒有葬禮,沒有最後一面。就連阿爺離開的消息,我也是在某個下課的午後,毫無心理準備地收到。
他一直在某處看著我生活吧?有時,我會如此不真實地怔想。然後我成人了,家人都說我愈長愈像阿爺,皮膚突牙駝背,看上去都十分相似。是不太好的徵兆,然而相比起那個我無法學好的鞋帶結,這種身體外形的重合,或許就是我和阿爺之間,最緊密而幸福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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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特邀記者:林凱敏
在電腦字體被廣泛使用的時代,我們該如何進入歷史悠久的手寫書法藝術,觸碰當中層次豐富的創作思維與生活感悟?書法藝術好像很難理解,聽過這場由香港藝術館舉辦的「漢字城韻」展覽講座,或許會對現當代書法有更深的理解。這場活動邀來中國古典文學學者黃梓勇博士和香港當代書法家徐沛之博士擔任主講嘉賓,本地藝術家兼藝評人阿三擔任主持,以「有形文學」為題,精選展覽若干作品,引領公眾由詩出發,匯通古典文學及現代生活,打開與書法之間的對話。
一、現代書法轉化古典詩詞
講座開始時,主持阿三即為講者拋下問題:「古代書法家同時是詩人,但到了現代,兩者多不集於一身,那麼現代書家如何挑選文本,轉化為書法創作?」黃梓勇博士選來馮康侯的《小篆集蘇軾詩句七言聯》作例,細談詩句「風流自有高人識/耿(通)介寧隨薄俗移」的背景,從了解詩的角度欣賞書法美學。黃梓勇說,烏臺詩案後被貶的蘇軾初到黃州時,許多人不願與他結交,當時幸得兩位沒有隨波逐流的知音徐邈與孟震關顧。於是,蘇軾在一個酒會上,即席寫下贈答詩,稱許兩位品格高尚的朋友。宋代即席戲作的詩詞潮流,及蘇軾巧妙地引典贈友兼抒發心中鬱結,均是該文本的獨特之處。緊接著,徐沛之博士以書法角度,指出擅長古篆的馮康侯,在這作品上運用近清朝人加入提按用筆的書寫篆書方法。而篆書一般被看作是較正經及嚴肅的書體,因此他推算書家希望透過詩句,表達其堅守傳統,不追隨時俗的創作觀。書體字跡與文本故事之間,留給觀眾不少可以細味的線索。
隨後,講者再與觀眾分享他們對另一件展品鄧爾雅《篆書詩》的想法。書法作品以扇面創作,由鄧爾雅贈予學生曾宗麟。黃梓勇指出,扇上文本來自清代中晚期詩人龔自珍的大型組詩《己亥雜詩》其中兩首。他坦言自己特別喜歡這位詩人,因此選來這件作品,也很好奇老師會寫什麼給學生?當年辭官離京的龔自珍,寫下這共三百多首的組詩,扇上兩首(第261及276首)皆取自「囈語」部分,有研究者認為是寫下詩人與妓女靈蕭之間的關係。黃梓勇認為,作品第一首隱含老師稱讚學生之意,第二首則寄語這位過於用功的學生,不妨留意身邊人,追求一下愛情。徐沛之認同黃對作品的理解,並笑言:「學生叻叻地有氣燄,老師見到就拍拍佢,叫佢收歛下,我以前(做學生時)都係咁。」因此,他也不無感慨,讀出鄧爾雅透過這件作品教學生做人處事。
二、源自日常生活的現代書法
講座進入第二部分,主持阿三把話題領到書法中較輕盈的部分。他問,現代書法作品,也有不少源自日常生活嗎?黃梓勇選來曾廣才的《行書武元衡詩》,文本來自唐代詩人武元衡記述春茶會的一首詩。他指出自唐代中期開始,詩人開闢了從日常生活取材的先路,「例如在宗教生活、品茶後寫寫詩,這種雅趣由中唐開始發展,具劃時代意義。」他也談到書法家曾廣才喜歡品茶,書家生活、詩文與書法本就是在同一個情境下產生。徐沛之也認同這首詩貼近書家的生活狀態,「曾廣才自年輕時代已開始定期與其他幾位書家一起雅集」,這件作品寫出了他一貫「較溫婉斯文」的行書風格,展現從生活趣味選取文本,再發展成個人書風的脈絡。
談到宗教生活,《心經》固然值得探究,講者選來馮明秋《黑白心經》與觀眾分享。活動當天,藝術家馮明秋剛好在場,他首先澄清自己非佛教徒,卻很喜歡佛學中的哲學思考。「我運用過不少方法寫《心經》,這張是其一。我並不懂寫詩,也不懂傳統書法,只是當文本是材料創作。」他再補充其創作理念,主要基於邏輯推理,並探索能運用幾多種方法書寫《心經》。主持阿三認為,這種創作方法與當代藝術不謀而合,「藝術家思考的不是文本背後的故事、源流或情緒,而是關注藝術形式,轉向了表達手法。」
接著,黃梓勇把書法家區大為先後於2005年及2018年創作的兩件作品《隷書《幽蘭詩》》與《篆書自作詩風格》並置討論。前者文本取自明朝李華日詩作,後者是區大為撰寫,兩者書寫幽蘭的方向似有互文關係,有種幽蘭情結。徐沛之認為兩者書體各異,但「一看就知道是區老師的作品」,風格鮮明。活動當天區大為同處現場,即時回應這兩件作品只是巧合,卻認同講者「蘭心自況」的分析。「蘭花予人孤芳的感覺,而我作這首詩(《風格》)很淺白,一看就知在發牢騷,在說我的作品不合時宜。」他也回應了書體部分,說自己採用「行書與草書的佈局,書寫隸書、篆書」,因此形成「篆隸一致」的風格。他又表示,自己寫的隸書並非漢隸,而是晉隸,「晉朝的隸書比較自由,寫法與規範化的漢隸不同。晉朝隸書很好玩,卻不受注意,一直被輕視。」在他眼中,寫書法最重要的是趣味,詩文與書體同樣需要有趣味。
三、跨越時空,緊扣現代生活
古代人引寫古典詩詞,現代書法家自有其他文本選擇,並把書法藝術帶到當代語境,連繫現代人的生活。黃梓勇討論徐沛之的作品《吾在山之谷之十二──弄清影》及《草書黃偉文陀飛輪》。前者來自蘇軾《水調歌頭》,曾變成流行曲,被鄧麗君、王菲等演唱過,後者直接書寫流行曲歌詞,轉化成草書作品。黃梓勇認為,陀飛輪是機械錶的關鍵部分,講求精密度,偏偏徐沛之採用了較肆意放縱的草書寫成,展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差與諷刺意味。徐沛之回應說,如有反差效果該歸功填詞人黃偉文,自己當年只是一直投身全職工作,生活轆轤感到迷惘,因此對這首歌產生強烈共鳴。「當時我已聽過這首歌數百遍,聽了數百遍後依然有感覺,便把它寫出來。起初四行為一直幅,後來想強調情緒,決定寫疏一點,以三行一幅擴闊書寫空間。」草書字體有固定的寫法,但字距、行距、字的大小及疏密等形式相對自由,因而較能體現書法家的情緒,及書寫與身體的關係。創作多是有感而發,但都需要有實際而切合的內容,讓書法家去抒發。文本,正好提供了內容,不論古典詩詞或流行歌曲,性質上都是書法家寄語生活的中介。至於另一件作品,徐沛之說「弄清影」三字給了他不少畫面及聯想。他使用當代藝術創作思維,強調了墨的滲化、以碳粉加強黑色的物料特性,回應文字的意境。
最後在問答環節,有人問到傳統書法,還有什麼結合現代的方法?也有人問到講者對網絡藝術字體的看法──似乎不少人關心傳統藝術如何跨越時空,連繫現代生活經驗。兩位講者與主持一致認同創作者需要不斷嘗試,並鼓勵大家抱持實驗精神。身為書法家,徐沛之樂見有同行者,一起努力將傳統緊扣現代,「一齊做大個餅」。
圖片由香港藝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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