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獅城，我街道》序】街道與時間

董啟章

我對新加坡不算陌生，但也不敢說熟識。有幾年時間，因為弟弟在新加坡工作，兒子又很喜歡新加坡，所以我頻密地來過幾次旅行。二〇一八年我在南洋理工大學當駐校作家，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後來寫了一本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小說，從一個旅客的角度描寫了這個城市的一些場景，在當地人看來肯定要見笑。如果當時已經有《我獅城，我街道》（以下簡稱《我獅城》）這本書，肯定大大有助於我了解新加坡的地道生活經驗。

集合一群作家書寫街道生活，起始於香港文學館，為時三年的「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計劃，成果於二〇二〇年結集成《我香港，我街道》［註1］（以下簡稱《我香港》）。這個計劃的特別之處，在於通過街道去寫城市，從個人經驗（我）連結集體意識。好意念自然會到處開花，繁衍出新的果實。後來台灣作家按照相似的模式書寫台北，編集成《我台北，我街道》［註2］。兩地書互相發明和參照，是延伸也是反饋。當我知道新加坡也即將有一本《我獅城，我街道》時，我一點也不驚訝，甚至覺得理應如此。有幸為這本書寫序言，也延續了我和新加坡的緣分。

街道明明是空間，但當我們寫下街道生活經驗的時候，呈現的卻往往是時間。街道是需要時間來經歷的，無論只是走一次，還是反覆地走無數次。就算住在一條街上很多年，在地理上相對固定，在時間上依然移動不居。有移動，就有流逝和變化。個人在成長，城市也在發展。在這雙重軌跡的交錯中，難免有生命一去不返的感嘆。許多珍貴的記憶，都遺留在大小街巷的角落，等待我們回頭去撿拾。以街道為題的個人書寫，正是重新打通記憶路徑的契機。因為街本身，就是時空通道。

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城市，回溯街道記憶的欲望尤其迫切。這一點新加坡和香港相似，都在二十世紀下半經歷了面目全非的改變。縱使以物質條件和便利程度而言，今天比從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街道的意義也完全變質了。從前的街道是生活的場所，人們在當中交往、互動，甚至衝突，現在的街道卻只剩下交通的功能。對於今天的新一代來說，如果叫他們寫一篇以「我街道」為題的文章，他們很可能抓破頭皮也寫不出一個字來。因為「街道」已經不是他們生活經驗的核心了。（如果實體空間對他們還有意義，他們可能會寫「我商場」或「我組屋」吧。）

《我獅城》裡面的文章，完全印證了何調「街道生活」，也即是與個人經驗密不可分的場所。不少作者憶述了自己童年時生活的街區，那裡有集體的歷史經驗，有家庭和個人成長故事，也有色香味俱全的感官記憶（以地道美食為最）。對像我這樣的外人來說，讀來都質感豐富，興味盎然。再拿來和香港街道經驗作對照，會發現很多異同之處。《我香港》的年輕作者比例較高，憶舊的文章相對較少，虛構創作的成分較多。相對地《我獅城》側重舊事的記憶，記錄了城市景觀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當然這也是有理由的。新加坡的市區開發和重建，比香港來得更高效、更徹底。經驗實體的消失速度也因此更快，更無可挽回。

所謂的「懷舊」（nostalgia）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懷舊會有不同的形態和意義。而懷舊是有時間限度的。我們不能懷古代的舊，只能懷在世的人所曾經歷過的舊，也即是最多三代人的五十年之內。作為一個年輕國家，新加坡的歷史剛好就落在懷舊的通常幅度裡。但是，「當代」亦逐漸跟「起點」拉開，現在所能懷的最早的舊，差不多已落入遺忘的邊緣了。再過一陣子，五〇、六〇，甚至七〇年代，便會變成沒有人能親眼見證、親口講述和親筆書寫的時代了。而那些，正正就是「街道」這個生活場所還活活潑潑地存在的時代。可以說，到了以千禧年為懷舊的上限，就該不會再有「街道書寫」的可能了。（是否還存在任何場所書寫也成問題。）現在似乎是「街道書寫」的「最後時機」。

讀新加坡的街道書寫，令我聯想到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的《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這部奇異的作品包羅了城市想像的眾多可能性。其中有一個叫做優薩匹亞（Eusapia）的城市，被形容為「傾向享受生命而躲避憂慮」。為了減緩從生存到死亡的跳躍，居民在城市下方造了一座完全一樣的翻版地下城。屍體經過乾燥處理後，會被運送到地下城，安排他們繼續進行生前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是死者們人生中最感惬意的時刻，例如圍坐在食物豐盛的桌前、擺成舞蹈的姿勢，或者吹奏小喇叭；也可以讓死者從事自己在生前喜歡的工作，無論是鐘錶師、理髪師、演員，或者擠牛乳的女孩。他們甚至可以選擇實現夢想，當上獵人、次女高音、銀行家、小提琴家、公爵夫人、高級妓女、將軍等。運送死人以及布置他們扮演指定角色的工作，由戴頭巾的兄弟會成員負責。只有這個組織的人能來回於兩個城市之間，告訴上面的人下面的情形。有謠言說其中一些成員其實已經死了，但他們還是繼續上上下下。

這則故事題為（城市與死者之三） ，但我覺得它談的不只是死亡，也同時可以是過去和記憶。擺放在地下翻版城的，是過去的記憶，而優薩匹亞人（和大多數人一樣）選擇安置當中美好的部分，甚至加以美化。而進出於地下城的兄弟會成員，角色就如同寫作者。書寫過去，就是根據現實經驗構造一個模型，把經過處理的記憶放進去保存。與此同時，書寫者也把他們所親手處理過的經驗，講述給現實中的讀者知道。（而《我獅城》中有兩篇談到「死人街」，也可以同時作字面和隱喻的閱讀──歷史上的「死人街」是碩莪巷（Sago Lane）的別稱，但從今天回顧，所有過去的街也是死人街。）

不過，事情並非這麼簡單。卡爾維諾繼續說，地下的城市慢慢發生變化，「死人在他們的城市裡有所創新」。「在一年的時間裡，死人的優薩匹亞就認不出來了。而活人為了跟上死人的腳步，也想要做戴頭巾的兄弟會員所說的死人的一切創新事物。因此，活人的優薩匹亞開始模仿它在地下的翻版。」如果延續寫作的隱喻，這裡說的是：以記憶為材料的書寫，經過時間的沉殿，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甚至出現了當初未曾意識到的創新。假使記憶書寫能帶來新意，便可以反過來影響現實中的後來者，令他們向前人學習，跟隨前人的足跡，模仿前人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死與生，過去與未來，因此而倒置，並且相得益彰。

我想說的是，懷舊究竟只是依依不捨的情懷，或一廂情願的痴想，還是可以給後世帶來創新的角度、視野和感受性，有賴於書寫者對於時間的觸覺和領悟。打造一座記憶博物館或者抒情咖啡店，當然也有其價值。但如果想街道精神不至被遺忘，而能在實體消失後，通過書寫重新在新一代讀者之中保存它的象徵意義──在共同生活空間中互相連結──「街道」這一形態就能夠在人類共同體中繼續發揮作用。無論這共同體叫做香港、台北，還是獅城。

註1：參閱香港文學館主編《我香港，我街道》（台北：木馬文化，2020）；後出版了第二冊，香港文學館主編《我香港，我街道2:全球華人作家齊寫香港》（台北：木馬文化，2021）。
註2：參閱胡晴舫主編《我台北，我街道》（台北：木馬文化，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