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家的主觀視角，追溯歷史的起源：與董啟章對談《香港字》與《夢華錄》

黃怡

過去幾年，香港讀者、作者與出版社對香港歷史非常感興趣。關於教科書沒詳談的殖民地歷史人物、社會大事與舊物的新書大量出版，並長期於獨立書店的銷售排行榜佔一席位。新近發現的殖民地古蹟、即將拆卸的舊建築，例如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見證外國海軍來港的灣仔分域碼頭，亦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場參觀，用照片、文字、繪畫等形式記下香港曾經的面貌。整體而言，在經歷了許多史無前例的巨變之後，香港人近年對香港從何而來、曾經是什麼樣子、怎樣一路走來，有了一種新鮮的好奇。

新書出版後，我和董啟章相約在鬧市巷裡的英式餐廳，邊吃brunch邊討論他以小說形式處理香港歷史題材的方法。他在點餐之後沒有把方形的老花眼鏡換回平常的圓眼鏡，因此每當他因應我的問題組織答案時，眼睛在扁狹的鏡框裡瞇起，比平日閒聊時更像睿智的狐狸。即使是疫情期間的週六早上，嚴守香港政府防疫規定的餐廳裡還是聚集了一些家庭和情侶，他邊幫我把正在錄音的手機移近自己，邊輕柔地問我怕不怕附近的雜音也一起錄下。不怕啊，那和小說一樣，也是見證時代的聲音。

黃：為什麼你會在《香港字》中寫一個歷時這麼久、跨越世紀的時間維度呢？

董：這其實很自然，也很難不這樣寫。我想寫「香港字」這套鉛字，但沒理由只寫它的歷史吧。

黃：為什麼沒理由呢？有些作者的確只寫歷史小說。

董：嗯……因為我覺得那很假。我覺得一定要從今天的角度去看歷史：歷史不是已經過去、割裂開來的東西，而是永遠都需要從今天的角度去觀察、發掘、思考的事，我覺得對文學創作來說，這個「今天」的角度不能消失。對歷史學家來說，當然沒有必要突出他所在的「今天」，雖然他一定有來自「今天」的觀點。歷史學家寫的過去，其實是由現在所形成的他寫出來的，但他一般都隱藏了這個「現在」的部份，讓你覺得他只不過是在研究過去。我覺得創作不是這樣的。創作永遠是一個人的主觀，當然你可以隱藏自己的主觀來寫一個歷史小說，但我覺得那就沒那麼大意義了。我認為更有意義的做法是把主觀表露出來，說明我是用今天的我的主觀去言說這件事。因此我一開始就覺得《香港字》不能只說古代的故事，一定也要說今天的故事。

黃：讀《香港字》時，看見書中描述的家族史和香港的發展重疊，感覺過去和現在很近：原來鴉片戰爭和香港的開埠等，沒有想像中那麼久遠，也不過是書中那三代人的家族史那麼久。

董：變得具體了吧。有時候歷史好像很遠古，甚至連19世紀的歷史也彷彿和我們無關，但如果我們用小說建構一個家庭和它的承傳，你就會覺得歷史其實很直接、具體地一路傳下來。

黃：你有想過自己這種看歷史的角度，是從何而來的嗎？

董：唔……我不算很有意識，當然在學校修讀過歷史可能有關，但我也沒有讀得很深入，到大學就放棄了。不過，至少歷史不是我會抗拒，或者完全一無所知的事。其實重要的不是歷史資料的知識，而是歷史感。有歷史感的話，你才會覺得所有當今的事都經過一種歷程才到達現在的模樣，並覺得這歷程是重要的，想追溯這歷程，這就叫歷史感。很多人沒有歷史感，就會覺得歷程不重要：點解要追溯歷史啫，我阿爺做乜關我鬼事，甚至對阿爸的成長都沒有興趣。「當下」被割裂出來，只知道自己，那就是沒有歷史感。

這樣想來，也許重點不是我對歷史的知識或者訓練有多少，而是歷史感一早存在，因此寫小說時自然會尋找這種題材，從這樣的角度去追溯。我覺得事物的源由很重要，我很重視事物從怎樣發展成什麼樣子，純粹想追溯出一個源頭。當然這個絕對的源頭是不存在的，但它是一個目標，讓你尋找有哪些事件的串連讓事情如此發展。我想我對這方面特別有意識，所以後來不直接寫香港歷史時，我就會用科學的題材：《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始轉進歷史與科技、科學的關係，後來《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提到演化論、宇宙物理學，背後的意識同樣想追溯源頭，為什麼會出現人類、生物、細胞，細胞怎樣演變成後來這麼複雜的樣子呢？這都是我看相關的書時想追問的事。物理學不也就是這樣嗎：粒子是什麼呢？由粒子追溯到最後，有沒有最終極的東西？粒子又怎樣形成能量、物體之類？這些都是廣義的對歷史的追溯。我思考事情的架構就是這樣。

黃：我猜小說家不會抱著想寫一種官方、權威、唯一的歷史敘述的目標去寫作，你覺得讀者以怎樣的心情去理解《香港字》裡描寫的香港歷史，會比較接近你的意願？

董：我不會預計別人一定要怎樣看，你鍾意點睇咪點睇囉，哈哈，這是讀者的自由嘛。 對我來說，所謂歷史不是一件純粹和客觀事件有關的事，而是從某種角度、心情、意識或者精神狀態之下變現出來的一種面貌。《香港字》的面貌很大程度取決於主角賴晨輝的精神狀態：如果我把她設定為一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狀態，例如像我這樣的研究者，故事的面貌就會不同。她的性別、年紀、性格、心理狀況，都會讓事情變得不同。雖然當中嵌入了客觀的、曾小心查考的資料，但最終這絕對是一個主觀的故事，不需要覺得「呢個就係香港歷史啦！」，因為沒有一種事物「就係香港歷史」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心裡的香港歷史。我覺得這樣更重要：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香港歷史，不是只有一個官方的、一致的香港歷史。

董啟章過去曾以不同的小說作品回應香港與自己家族的歷史。在1997年前後、面對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國的歷史性時刻，他開始書寫關於香港歷史與文化面貌的「V城系列四部曲」， 從古書、香港舊地圖集、流行雜誌等不同時代的文本取得靈感，以小說方式紀錄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主權移交後不久的流行文化與生活面貌。這系列的四本書在回歸十多年後再版，並於陸續以不同形式發表英語及日語等外譯。其中《夢華錄》全書近日由Bonnie McDougall及 Anders Hansson 翻譯成英語，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夢華錄》寫於1998至1999年期間，董啟章以當時最當紅的消費品作主題，寫下了99篇短於一千字的小故事。我在超過二十年後的今天重讀這些帶有荒誕幽默感的極短篇小說，居然會在如今早已過時、但當時無比流行的物件之中，找到一種注視繁華之景因時間而衰敗的趣味，以及小說人物從沒消退的活潑生命力。

黃： 當時為什麼會忽然想用流行雜誌裡的事物寫小說？

董：在寫《夢華錄》之前，我已經嘗試過用城市筆記小故事的方法寫作，例如《繁盛錄》就是以很短的小故事組合成城市眾生相的寫法。寫《繁盛錄》的時候，我就想到下次可以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去寫小說。當時不少潮流物品冒起，例如手提電話等電子產品，它們很有那個時期的氣氛，於是我就看流行雜誌當時寫什麼物品、明星、icon，只要我能找到焦點、可以承載當下那一刻的感覺， 就寫成小說。其實物件的選擇相當隨機，覺得有趣或者常常在雜誌裡看見，已經足以讓我寫它。

黃：聽起來這像是一種「給未來看的歷史資料」的概念，未必每一項物件都最精美、最有代表性，但只要把99項集合在一起，總有一個時代的面貌出現。

董：是啊，這個面貌要有很多組件才會出現。像是砌一幅拼圖，把每一塊獨立拆出來看，不會有什麼特別，但拼在一起就很可觀。 我也沒有特別想記錄什麼，因為我選取物件作小說題材時也相當隨機。如果是要記錄的話，大概需要經過一番分析，看看一年之中什麼東西最有代表性，某類物件會不會太多，有沒有遺漏了哪個類別？如果是從歷史思考的角度來看，可能要做這種綜觀的整理，寫完之後再補遺。但我覺得寫《夢華錄》不需要這樣做，因為它不是一次抱著鮮明的理念去做的歷史考究。如果另外一個人去寫同一個時代，他應該會用一堆完全不同的事物去代表那一年的生活。

黃：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框架，像是你的個人觀察：一個當時決定寫小說的人，以他的個人趣味，從他看見的流行雜誌中，選擇了哪些東西作題材。現在重讀這本書，我覺得它是一種認識那一個時代的可能性。

董：其中一個可能性吧。你寫一部小說，並不會覺得自己最有代表性，或者最能代表當時的一切觀點，你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觀點吧。文學和歷史整理不同，我覺得對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從個人的取向出發，這就和歷史研究者的角度有分別。歷史研究者應該盡量在做資料搜集時放下自己的主觀，像是你覺得是垃圾、很不喜歡的東西，如果很有代表性，作為歷史學家你也要搜集、整理，讓人看見當年有過這些東西。但對於一個作者來說，我不需要這樣做。我不喜歡的，就不去談它吧。

黃：這好像就是小說的力量：歷史研究者要排除個人的偏見和愛好，但小說家或藝術家可以把自己的角度，包括所有的偏好或限制都攤出來，說這就是我的角度，並不代表一切。

董：其實歷史和文學是在做兩樣性質不同的事。文學一定是基於想像，作者自由的想像，這是排第一的。作者利用歷史或其他題材去發揮想像，那是第二層的事。我覺得小說無論如何都不是想取代歷史，或者顯示更真實的歷史。

歷史是對往事的一種紀錄，也是一種解讀。即使是基於歷史敘述寫成的文學作品，也是多種可能性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這些想像的可能性，可以啟發我們看歷史的角度，但不能取代歷史本身。歷史雖然永遠開放讓人詮釋，但在事實的層面已經鎖定了，不能時光倒流，改變事情的發展。相反，文學是開放而沒有限制的。有時候，它能彌補過去的失喪與遺憾。

小說是主觀、屬於精神層面的事，不是事實層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