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文本的裡與外

阿三

書法由字構成，文本無疑是其關鍵。不論書法家跟隨傳統風格或走當代路線，他們對漢字內容、造形及觀念等理解，影響作品的構成。但是，文本擔當了甚麼角色，不同書法家怎樣選擇、理解和運用它呢？不少文本亦是文學作品，文學藝術的要求有否及怎樣影響書法創作？我們於籌劃「書意——詩．文」部份展品回應及訪談錄像過程中，一直開放討論。

訪談錄像製作部份，我們邀請四位參展書法家現身說法，看文本談創作。他們的言談和自白，交代了不少創作背景與考慮，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文本與文學於其作品的位置。在撰寫回應六件展品的短文前，我們召開了作家交流會議。策劃團隊與作家一起仔細閱讀，從文本及文學角度理解書法；又詮釋作品風格與形式，回看書法家的取態，推敲他們的創作意圖。儘管我們無法引證種種詮釋與推敲之真確，但相信已觸及一些核心問題。

「漢字城韻——書法中的詩舞畫樂」展出作品逾七十多件，跨越不同年代，風格迥異，書寫情境不盡相同。本文希望再看一次策劃期間所選的十件展品，重新整理思緒，提出一些文本、文學與書法創作的參考。而本文立論與提問，主要從創作及文本導向詮釋出發，當中粗略可以分為：書法家選擇文本的原因，包括其創作動機。文本內容及其社會和文化情境、篇幅長短、句數字數，語氣和節奏等，與書法作品的關係。如屬嚴肅文學，如詩詞，書法家如何詮釋文學內容，其文學性如何導向書法創作？進入書法藝術形式後，選用的字體、風格、形式與裝裱等，與文本及文學有何關係？

一、
有些書法作品，創作動機來自文學素材的內容與意境。區大為偶然讀到明朝李日華的〈畫蘭〉，聯想到粵劇或京劇中戇書生的形象，更被詩句暗示的道理打動。他寫下《隸書幽蘭詩》，更為此作特製印章，可見對文本的鍾愛。曾廣才好茶，讀到《茶事茶話》中的茶詩有所感悟，遂以行書寫唐代武元衡詩句，演繹「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籠」生活中的佛教哲學。書法家各有自己的藝術功架，偶然遇到一些妙至心頭的文句，一拍即合便成作品。這種偶然契合促成書寫的慾望，之於書法世界相當普遍。「感悟」或「有感」之作，於作家雜文小品中亦甚常見。

李潤桓特意選擇大眾相對認識較少的《荀子．勸學篇》句子，既要勉勵自己勤奮勤學，亦希望帶出忠於書法者恆常習字之可貴。他身兼書法家及大學教授多年，選擇「勸學」內容，顯示出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使命。「書法家」與現在通行的「藝術家」概念略有不同，我們不能單純以西方藝術觀念或視之為獨立藝術形式角度理解書法。書法家承襲國學傳統主張修身治國，亦兼備藉教學或身教導引他人，傳頌中國文化。換句話說，書法不囿於藝術領域，更包含個人處世、為學修養，及回饋社會的人文意志。字如其人，二為一體；文字承載意義，書法家選擇及書寫的行為背後，與文本內容關係不言而喻。

二、
又有些書法作品，基於人際關係及商業賣字而作。鄧爾雅《篆書詩》以老師身份寫給學生曾宗麟，文本來自龔自珍《己亥詩集》三百多首的其中兩首。此詩集是龔自珍被貶南下顛簸路途之作，盡見內心掙扎及與現實的角力。鄧爾雅為何贈送？還是曾宗麟求字？無法得悉。但扇面形式典雅得體，本已象徵雙方關係良好。鄧爾雅書《己亥詩集》以寄情、勉勵還是勸戒？不同情況可有不同演繹，惟值得注意的是，贈或求背後顯示書法創作立於人倫關係的實際用途。而作品的文本、風格或形式，皆取決於獲贈者的身份。

談到書法的實際功能，招牌、鋪號、商店內的對聯橫幅，或學校校名校訓等字句不得不談。區建公擅寫北魏體，為當時著名「招牌王」。順行金鋪委約對聯，區建公度身訂造。區建公的答允，是否代表另一種的人際網絡關係？「順行」二字於聯首，金箋濃墨以示行業之貴氣；中國人相信發財要立品，對聯故提醒（後嗣子孫？）要「行仁履義」並「佩君子德」。華人社會的環境充斥文字，文本的文學特性及儒家文化的傳統一直在你我生活之中。區建公字體之大器、裝裱形式之得體、文本呈現的思想，及對聯的文學素質，多為一體地展現在十六字上。

區建公招牌字體

三、
區大為兼擅書、畫及篆刻創作，並偶爾寫詩以抒生活感慨。他謙稱及戲稱自己「發嚕囌」，實在反映其書寫及欣賞文學的能力。他覺得〈畫蘭〉鮮活地描寫出一位「神神化化」的角色，感覺過癮於是題上「作癡語既憨且禪，是為真趣」。他解釋說，首句「強主張」把幽蘭擬人化為敘事者「我」的一位朋友，花開了卻不與「我」商量。花開花落本按時節與氣候，不跟誰作對，「我」卻無原無故「嬲嬲豬」，深信自己被拒絕了。兩句，便具體地寫出一個「傻更更」的人。詩作後兩句，轉為描述蘭花香氣叫人享受，但你刻意去尋求卻找不著。因而，他讀出了「心清聞妙香」的道理。聽區大為解詩，同樣是種不能強求的享受。他採用的詞彙，說出來的語氣與節奏，體現了他的文學修養。對談藝術家洪強認為，區大為的字酷似表情圖像（emoji），從字形、筆劃與結體，充份體現出文字背後的情緒及戇書生的傻氣。儘管區大為晉隸為體，摻雜楷書與行書筆法，多年前已成形，不獨是該作品風格，但洪強指出字體與書風，可以通過文本衍生其他詮釋的可能。

書法家熟悉文學，可是他們始終不是作家，他們對文學的要求跟接受嚴肅文學訓練的人不同。馮康侯《小篆集蘇軾詩句七言聯》的文本源自〈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此雖為宋代時興之戲作，但蘇軾詩藝高超，隨手揮寫仍見功力。他引用孟嘉與徐邈典故，讚許當時兩位同歡暢卻不好酒的孟姓與徐姓朋友，既指涉前人，又議論當時，舉重若輕。原詩「通介」改為書法作品上的「耿介」，於文本及意思上均不太成立。可是，寫書法也有類似宋代即興戲作做法，隨意換字或拼湊詞語，算不上甚麼重大失誤。

另一方面，書法家或會自作詩文，羅叔重的《隷書五言聯》是為一例。該作品以仿拓碑高古的「黑老虎」形式寫成，全聯只有十字。「風流多士酒」似依循宋代江西詩派寫法，惟「士」字直解不通，得轉「士」為「仕」，再轉通為「事」才能合符古典詩詞原則。「一枝香」雖找不到出處，寫法該同來自宋詞，相信是羅叔重集取古意之結果。不過，到底「狼藉一支香」的意思何在，席間熟悉古典文學的學者均感疑惑。這裡彷彿揭示書法創作的另一現象：書法家有時候會採取較寬鬆的態度援引或自作文句，而把注意力集中於書藝之上。

「漢字城韻」展覽一景

四、
書法，絕不等同搬字過紙的抄寫。書法家需要熟讀文本內容，內化書體的結字、寫法及美學要求，到落墨一刻，所須一切盡在心中。創作箇中的情感或寄願，和書寫時的理性判斷，就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李潤桓和曾廣才的分享，都有類似的說法。這種心神身體合一揮灑自如的想像，多適用於較具表現性的行書及草書。寫古文字，或逐字不牽絲的隷楷，整個書寫情狀大為不同。不過，書法家需要熱身，準備合適氛圍讓身心進入狀態，同樣出現於容浩然的小楷創作。他的《小楷增廣賢文》全文四千多字，必須分階段完成，休息時他會「點注沉香，呷口清茶」。

小楷講求規整與統一，作品字數自然較多。容浩然每次繼續書寫，均須統一字體大小、保持中宮收緊的結體及無行無列的佈局。無疑，他此作較關心整體氣勢及配合形式，文本選擇及其內容相對次要。《增廣賢文》是明、清兩代的兒童讀本，結集為人處事之古訓民諺，故句子並無關連，鬆散非常。這種合成編纂的文本特性，或可對應該書法作品如亂石鋪街的視覺效果。誠然，這已屬觀者的發現，根據作品與文本的自我詮釋。不過書體運用和字數多寡，的確影響書法與文本的關係。同樣要求字小而量多的，還有王漢翹《章草李白詩》。該詩取自李白典型的歌行體，其劍走偏鋒的寫作取態，與不多見的章草相映成趣；文中「我師此義不師古」創作觀，亦跟王漢翹輕爽不拘謹字跡遊走於法度與無法之間的狀態似有共鳴。我們無法每次都找到創作者查根問底，但細看作品及細讀文本，尚能找到觀者自己的詮釋角度。

五、
如果書法家很有意識地以其擅長書體表現文本，想法或者跟書籍設計師替詩人設計排版詩集一樣。設計師（書法家）先要明白詩人，讀通其詩，再在書籍（書法）既定框架及現有電腦字款（書體）尋找最合適的表現形式。語言在我們心中，本無形相，同一首詩落到不同人的手上，定有不同演繹。而寫詩寫文章的人看到詩文重新設計排版，必然有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設計詩集的比喻或嫌不夠嚴謹，卻可說明文本撰寫與書法形式是兩回獨立的事。兩者必然有所關連？非也，互無關係的例子比比皆是。正如馮康侯為何使用其典型工整篆書寫蘇軾詩句？呂媞寫李白作品按《禮器碑》的隸書風格，不是王漢翹的章草，也不是區大為的晉隸。李白的《月下獨酌詩》為中學課本教材，「無情遊」指向莊子反對禮教回到真性情的主張。忘記世俗，回到真我，根本無法跟《禮器碑》字體拉上任何關連。

所以，哪管文本跟書法關係密切得很，卻非絕對的創作考慮；乃至欣賞，它也不一定是唯一導向。本文反思只從「漢字城韻」展覽抽取十件作品細讀，提出我們的討論過程，及看到的香港書法創作現象。文本與書法，定必有其他契合可能。書法藝術看似十分簡約，卻是個混合多種文化元素和藝術觀念的綜合形式。漢字的圖像特性、文字與聲樂的發展，或寫字與身體的律動，均是理解書法的可行切入點，這亦是香港藝術館策劃「漢字城韻」展覽的框架。

書法，隨漢字語言發展及日常溝通實際功能孕育出來，後其藝術觀念與形式漸漸發展成獨特系統。所謂傳統，本是過去每一位執筆寫字的人共同成構出來的生命體，它肯定不是包袱，而是活生生的文化遺產。我們籌劃「書意——詩．文」部份，努力尋溯文本、文學與書法的契合，卻不執迷於絕對的有，倒互相提醒對方坦誠面對作品。觀眾細看是次香港書法展覽時，不妨嘗試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說法，感受一下黑與白之間的文本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