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中相遇——側記John Fung的攝影人生

昌明

一
與John Fung的一次交集

 

【按:六月份病逝的香港攝影師馮建中，人稱John Fung。】

 

 

和John Fung走得最近的一次，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交流，不是透過他的照片，或我的文字，而是我倆的肉體。別誤會，那是指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偶遇。進念二十面體在香港藝術中心有一場演出，演員在舞臺上和觀衆席到處走動。這種身法現在已見怪不怪，但那時還相當實驗前衛。可能當值的工作人員認爲是破環了公衆秩序，用廣播勒令演出中止。進念演員當然是有進無退，繼續演出，舞臺前端的防火閘忽然降下來，彷彿要鎮壓住一場「暴亂」（其實頂多是花多眼亂，因爲動作同時在不同角落進行）。這時，我和John Fung不約而同，從左右兩側衝上舞臺，用手托住防火閘。托住云云只是看上去如此，真的壓下來，兩副血肉之軀是托不住的。幸好，負責人畢竟是好人，沒有因爲堅決維護「場地」安全而草菅人命。我當時也只是血氣一湧上來，脚就動了，待我回過神來，就發現身旁不遠處多了一位同志。那時我倆早已認識，他是富有同情心的攝影師，從他早年的街頭照片就可看出。他默默地對我微笑，而當防火閘停止後，他就原地坐在舞臺邊緣，悠然地看演出，看演員不時做出空中小姐教人們緊急逃生的示範動作。我們就這樣逃過一劫，多活了幾十年。他是整天相機不離身的人，但當時他的第一個反應，不是舉起相機（幸好那時沒有手機），而是行動。我想起了戰地攝影師James Nachtwey，1988年印尼爆發了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宗教衝突，他曾在耶加達街頭跪下來，請求群衆別殺害一名男子。現在，John Fung 走了，而他留在我心中的，是那一刻的微笑，以及平靜坦然地做了該做的事。

 

（202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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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寫了下面那篇文章，談他的攝影展《茫茫十年》。之後我們有過不算多的交集。每次他碰到我，都會説説他的近作，然後叫我給他寫東西。有人為他首次出攝影集《茫茫十年》時，我也就寫了，自以爲很認真解釋他的作品，但他反而更喜歡我第一篇的寫法。經歷了數十年茫茫人生的洗禮，那篇文章對我真是很遙遠了，它的筆調現在連自己也模仿不了。以後，他還是繼續叫我寫，而我則開始婉拒。直到近幾年新冠期間，最後一次在銅鑼灣遇到他，他正與助手在街頭拍攝。他還是叫我寫，而我也還是婉拒。我想，有些藝術家不喜歡看別人解釋他的創作，難道還會有誰比他自己更清楚嗎？有時間何不細看其他藝術家用血書寫的作品，或乾脆直接細味人生？越解釋透徹，別人的想像空間是否也會越加縮少？除非，評論本身也是藝術。那就是一段人生與另一段人生的碰撞，一副血肉跟另一副血肉的遇合。而在這茫茫宇宙，有什麽能比這更可貴，同時也更渺小？先走的不用遺憾，後來的也不必擔憂，人世總有數不完的美妙交集，超越你我之間。

 

（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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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短夢生雲絮有情——看馮若漢「茫茫十年」攝影展有感

 

【按：馮若漢即John Fung（馮建中） 】

 

 

感情是疊積起來的，如果身在時間中的人攜著過去以奔赴未來，活在不忘情的現在。

 

雲絮般的現在本無定形，是過去及未來把它擠出一個短暫的模式。而活在街道上的人，其能夠有的模式，也許只是街頭巷尾的空虛和孤寂。

 

街上的繁華熱鬧確有動人之處，但城市的孤獨亦每每穿過洶湧人頭的縫隙吶喊而出。

 

一幅幅人生即影，縱或接連不斷地放在一起，把偌大的一堵牆塞得滿滿，也填充不了人與人間難言的隔閡。

 

我百無聊賴的走在茫茫人海之中，覓我靈魂之唯一伴侶。僥幸的還可以讓我尋回自己，不幸的就連自己也失落在人間的無底深淵。

 

來到藝穗會，看見John拍的照片，發覺無聊賴的大有人在。即或大家尋索的對象不同，伴侶的性質有異，對同情的渴求卻如出一轍。

 

 

同情也有弱者的同情，強者的同情；自高身價的同情，感同身受的同情；可以宣之筆墨，形諸外表的同情；無法啟齒，欲說還休的同情。

 

我渴望別人由同情而生的愛，就算附帶無可避免的恨，也勝於無動於衷。而為此，我又得預備去肩負因同情而可能產生的疚意和怨懟、抗拒和排斥——這些當然並不必然出現，只是不必然的事往往會偶然地無可如何的發生了。

 

日曆偶爾被風一吹，時間的泯滅及更生刹那間互相重疊。十年的茫然不會是空白的，縱使總離不開黑白，夢中不很分明的黑白。

 

一切都會過去：電車内的小孩不再笑了罷？在父親懷裏的孩子已經忘記了放風箏的那一天罷？也許歡樂並不長久，只有痛苦才要求永恆：那麼躑躅街頭的老伯如今安在？腕部繫著繃帶的相命老婦又預測到自己此刻的命運嗎？

 

是的，一切都會過去。然而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過法？……日子淡入，又淡出。

 

8/1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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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坐在電車樓上後排的座位，憑窗眺望街上景致，漠然地抽起煙來。隨後的電車迎上來，窗旁站著一名弱智小童，調皮地向我伸出窗外的香煙吹氣。我對他一笑，他也報以羞怯的笑容。突然覺得：弱智者的面容所以異於常人，乃因其身體已自蘊藏弱智的心靈。身心的異常渾成一體，無待於正常世界的干擾改造。畢竟弱智者和常人都是以不同形式的和諧，活於自身的限制中，各自朦朧地對著世界微笑。

 

視線從小童身上移開，瞥見他後面坐著一位少女。大家目光相接，若斷若續間，我已把不多不少的感情留在他的電車上，以回報她對我的留意。

 

之後我和她的電車親近了又分開。車子拐了個彎，只憑電纜的連繫，我知道彎角的那一頭有她，這一頭有我。待她的電車再度出現，我才醒覺，剛才牽引我的，不單是她的形象，而是人間的種種色相。

 

她的形象已消失於藏庇她的電車之內。此刻我恍然一悟：她之外有電車，電車之下有街道，街道之上有俯視人世的蒼空——我的視線相形之下已變得朦朧不清了。

 

 

電車再趨近時，她已不知去向，連那弱智小童亦不在車內。牽動慾望的少女和不知何所慾求的小孩一道消失了。只餘下我，冥頑地相信：一度存在的，永遠存在；也相信：凡存在的，無非過眼雲煙。我的想像僥倖得以馳騁於這兩重真實之間，幻化出種種美的形象。

 

倘若藝術生於同情，發自慾望，萌於眼神的激蕩，則人生除了眼角留情之外，復有何求？

 

「森羅萬象飛飛過，不許些微把眼穿。」一切既挽留不住，不若在夢中，繼續對著世界微笑。

 

第三次來看John的相片展，已無力再經受鏡頭下的有情眾生了。是淡漠了罷？也許熱情本不恆久，但冷卻的思念，未嘗不是「靜靜的記得」。重讀夐虹的詩句：「關切是問／但有時／關切／是／不問」，我又再次嚮往那不問的漠然了。

 

既云漠然，何不歸去？
不歸不歸，云胡不歸？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14/10/1986
原載《電影雙周刊》第199期 (1986年10月23日)，專欄《不歸集》。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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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以下是差不多事隔廿年後的第二篇。小心別讓我的解釋剝奪了大家的想像力就好了。】

 

成人的泡影，孩子的汽球

 

John近日有則電話留言，說頗認同「人生如夢幻泡影」這句話，聽得我笑了出來。但他接著說：「請留下你的話，因為這是最重要的。」不由得讓我想到《茫茫十年》攝影集的一張照片：寫著「禁貼標語」的牆上貼了一份廣告，有些字已褪掉，餘下有兩句格外觸目：「走人的路，說人的話。」在禁忌叢生的時代，真實的人才有這種勇氣。

 

 

看John七八十年代的照片，屢有控訴不公的時候。那幅銅鑼灣的街頭相片，一個老者跪地行乞，旁邊有一名年輕警察雙手撓在胸前，那種踞傲神態馬上把觀者的目光傾注於另一人身上。抗爭有時是相對的，越往頭上壓，越引起激烈反抗。但當敵人不是愚昧的同類，而是無情的歲月或不仁的蒼天時，那又怎樣？怕只有在有限的框框內盡量製造超越的條件。John的照片，正如我倆的好友婉玲所說：「除了有點兒孤獨寂寞，更多的是盛載着希望和尊嚴。總有許多路在指引我們走向更遼闊的空間，而廣大的生命就在其中流轉。」

 

人即使倒下，如一灘樹影，仍在不顯眼的角落默默生長；理想即使虛構，如廣告畫工人所繪的浮雲，仍能牽動人樂意尋覓﹔時光即使在舊樓上刻下「民生」的困苦，仍豎立出不塌的頑強；成人世界即使由一列破屋組成，男孩仍可推着妹妹踏單車嬉笑於自己的小天地。

 

固然，人在各自背景所突顯的形像，仿如命運一樣難以確定。那揹着紙皮箱的老婦，就像同時背負起身後的大廈，但前面還有路可行，她下一分鐘就可步出這雙重陰影，畢竟老婦側臉還有陽光在照耀。縱使日曆被風翻起一頁，兩天併作一天，低頭的少女仍在重疊的光陰下，細味未來的豐盛。伏在女子身後的小孩，牆上的招工紙限制不了他向更開豁的角度注視。

 

 

 

John照片中最能輕盈起來的是小孩心愛的汽球。斷線的風箏沒有在半空夭亡，卡着它的電線使人們的連繫以另一種波動重現；母親懷中的孩子握着汽球的線，易逝的影子清晰印在不見盡頭的大路；父親手抱的男童拿著玩具飛機，地面投下燈柱倒影，像躺臥的汽球。而最能體現生命交錯的一幅，是賣汽球的小販站在中央，右邊有一丐婦在地上移近，左邊則有一對交談的父子朝前。手中的一束汽球對過路人可以是一堆泡影或是一串憧憬，但能夠在當下凝定這場面的，卻是一對包容的眼睛。茶餐廳內小孩伸頭望向後座的吸煙男人，沒有責備﹔海邊女童雨中眺望，不帶苛求。

 

 

男孩在馬路中央牽着妹妹信賴的手，John在病床邊與父親臨終的手緊握，而伸出窗外的小手張開手指，想捕捉朦朧的未知。汽球緊抱不放很易壓破，最好還是珍惜手中的一線希望。

 

(2005.3.14)
原載於《香港攝影師系列:「茫茫十年」攝影集》，2005年，GOHO 出版社。作者授權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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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臨終前，也有人緊握你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