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備忘錄（節錄）

李歐梵

前言：世紀末囈語

我生於1939年，在二十世紀活了六十年，到了「耳順」的年紀，二十一世紀降臨了，我反而感覺天命已逝，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即使活到一百歲，也不過在二十一世紀活了四十年，而在二十世紀卻活了六十年，所以我算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

當然，世紀的意義不能用時間的長短來衡量，對我而言，時間的觀念是主觀的，甚至是憑自己的感覺。二十世紀對我的意義重大，因為我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創傷，到了六十歲以後，才感到一切平靜了下來，可以和我妻子李子玉快快活活在香港「過平常日子」。似乎2000年把我的一生分成了兩段：前一段是生命體驗，後一段是生活、回憶和反思。我的學術生涯似乎也分成兩段，前一段在美國，後一段在香港；在美國用英文教學和寫作，在香港用中英雙語教學，但寫作以中文居多。我的英文學術著作只有三四本書，加上數十篇論文，大多以中國現代文學為領域，尚可以連成一氣；中文寫的以雜文居多，收集成書，竟有二十多本。雙語寫作，成了習慣，甚至在寫作時，不論是用中文或英文，下意識之間都在用兩種語言。在美國學界我只有一個身分：學者，然而在香港則刻意作「兩棲動物」，遊走於學院內外多年，最後還是回歸學府，直到2020年才從香港中文大學正式退休，這是繼2004年從哈佛提早退休之後的第二次，所以我也有兩條學術生命。從來沒有料到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竟然長達16年，比在美國任何一間大學任教的時間——例如哈佛十年、芝加哥八年——都長。我這一生似乎都是「一分為二」，沒有統一的可能，甚至我的生命旅程也被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分開，雖然現在已在二十一世紀活了二十年，但依然覺得自己還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寫這一本回憶錄，當然免不了從二十一世紀來回顧和反思二十世紀的意義。

我把二十世紀視為「現代」，它的上半葉是我研究的題材；而二十一世紀是「當代」，是我當下生活的現實，二者的意義不盡相同，有時候在我的心中也會混在一起。我總覺得二十世紀還沒有過完。我心中也有兩個「世紀之交」：一個是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接點（1899–1900），另一個是二十到二十一世紀的轉折點（1999–2000），這兩個關鍵時刻，我都稱之為「世紀末」，而非「世紀初」，因為我感受到的是過去對現在的壓力，和一種時不我予的焦慮感，然而「焦慮」的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生命的「大限」即將降臨？或者還有其他的因素？

記得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即1999年，我就感到一種無名的焦慮和不安。當時在哈佛教書，我趕著把我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在千禧年（2000）前出版，因為我認為這本書屬於二十世紀，它探討的是二十世紀中國都市文化的一個現象，當年顯得很「摩登」，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過時了。我當時就感到「現代性」（modernity）是一個時間的觀念，它是有期限的，到了二十一世紀就終結了。在這個世紀之交，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精力，除了《上海摩登》之外，也寫了大量的雜文，敘述我的困惑和不安，後來收集在一本書裡，題名為《世紀末囈語》，內中有一篇叫做〈二十一世紀：冇眼睇〉，借用一句廣東話：「冇眼睇」，直譯就是沒眼看，也就是說，我對於二十一世紀不忍卒睹。 全文開頭就引了本雅明「歷史的天使」的形象：那個天使背對將來，面對的卻是進步的風暴所捲起的廢墟殘骸，也許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意義，它像是一場惡夢，夢醒的時候發現這個世界已經毀滅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摧毀了十九世紀科學文明的進步之夢，本雅明更懼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然而戰爭終於在1939年爆發了，次年他匆匆自法國逃到西班牙邊境，最後過不了西班牙的關口，一時想不開而自殺。這一段故事，盡人皆知，但對我的啟示是，本雅明留下的這個「沒眼看」的二十世紀廢墟，是否應該由我們這一代重新審視？

反思二十世紀

其實不用我費心，為二十世紀歷史作傳的西方學者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是兩位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朱特（Tony Judt）。前者是英國左翼史家的王牌人物，寫了四本近代史的書，第四本敘述二十世紀，題目叫做《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後者是暢銷書《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的作者。二人的政治觀點不同——一位是英國的共產黨員，另一位是堅信歐洲社會民主制度的自由主義者，然而二人不約而同地對於二十世紀歷史極端關注，不僅為之著書立說，而且把二十世紀作為個人回憶錄和自傳的框架。我盡可能瀏覽了他們的著作，不禁感慨繫之，特別對朱特鍥而不捨的精神十分敬佩，他晚年患了絕症，全身癱瘓，只剩下腦筋無恙，但依然坐著輪椅演講，並且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幾本自傳形式的書，其中一本就叫做《思考二十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他生前和另一位史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對話錄，當時他已經無法動手寫作或查找資料，只靠記憶和口述，此書也是他最後的遺作。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朱特（Tony Judt）

霍布斯邦比朱特年長三十歲，一生幾乎橫跨二十世紀，他寫的一系列四本的近代史暢銷書，前三本描寫的是十九世紀，分別是《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和《帝國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最後一本的名稱比較特別——《極端的年代：一個世界史，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極端的意義何在？如何極端？為何極端？二十世紀有兩種意識形態：一個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個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二者的起伏，變成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主流，在後半葉二次大戰後，民主制度終於抬頭，但漏洞百出，霍布斯邦是左翼分子和共產黨員，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掛勾的民主制度採批判態度。這本書原來的副標題是：「短的二十世紀」（A Short Twentieth Century），因為在他心目中，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國的大革命（1917），然而這個革命的偉大理想經過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極權統治而逐漸變質，蘇聯終於在1991年解體，算起來總共只有74年（如果從1914年算起，則有77年），所以二十世紀很短。對霍氏而言，二十世紀是當代史，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個見證，因此這本書的可讀性就在於他如何把客觀的敘述與主觀的經驗和意見融合在一起。

霍氏還寫了兩本關於二十世紀的書：《斷裂的年代：二十世紀的文化與社會》（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和《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前者可以作為《極端的年代》的姊妹篇，縱覽二十世紀西方的文化風景，讓我們感到二十世紀文化生命更短，四分五裂，無甚可觀。我對於他的這個看法不能完全同意，反而覺得他的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更有趣，充滿了激情，而且十分誠實，特別對於自己作為共產黨員的辯解更是毫無掩飾，原來他的少年時代是在柏林度過的，時當德國威瑪（Weimar）時代（1919–1933）末期，他被捲入革命的狂潮，激烈反抗當時剛興起的納粹主義，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共產黨的。這兩種潮流——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對峙是三十年代歐洲文化的特質，霍氏在書中花了兩章（第四、五章）描寫，熱情澎湃，他再三告訴讀者：你必須在歷史現場，才能感同身受。霍氏從來沒有脫黨，他明知斯大林大屠殺的事實，以及東歐（特別是匈牙利）反抗蘇聯的狂潮，都不為所動。我很佩服他的堅定信仰，然而也不免為他慶幸：幸虧他早已隨家移民到了英國，如果留在德國的話，命運不堪設想，因為他是猶太人。

霍氏一生享盡學術榮耀，他在書尾自稱此生沒有白過，二十世紀雖然多災多難，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也有待實現，但還是一個「趣味橫生」的時代。而朱特同樣是有歐陸背景的英國猶太人，他的視角就和霍氏不同，幾乎是全盤肯定二十世紀的意義。他把自己對二十世紀的看法，以對話方式（和另一位史家提摩希．史奈德）寫出《思考二十世紀》，並以獨白式的口述寫出《記憶小屋》（The Memory Chalet），又把在各種雜誌發表的雜文結集出版，定名為《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二十世紀》（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朱特認為：我們不能因為理想幻滅而遺忘二十世紀的一切痛苦與災難以及它的建樹。他的暢銷書《戰後歐洲六十年》顯然也是以此為觀點，在書中他用了大量史料來分析西歐和東歐各國在戰後的復原經歷，似乎要證明歐洲各國雖然四分五裂，但基本上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不讓美國霸權獨領風騷。可惜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二十世紀已經被遺忘了，現在的西方人安於淫樂，把歷史放進博物館和紀念堂藏著，不願意反思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因為這個回憶太殘暴了：世紀上半葉的標誌是戰爭和革命，希特拉（Adolf Hitler）和斯大林的大屠殺，還有內戰和冷戰，充斥著暴力，導致無數的生靈塗炭。到了下半葉，資本主義抬頭，「綁架」了自由主義，一切以利潤和市場為依歸，但世界並沒有變得更民主，資本主義反而助長了各種民族主義掛帥的強權政治（authoritarianism）。到了2001年，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九一一」事件突然爆發，全世界又被一股新的勢力籠罩——恐怖主義（terrorism），導因是宗教（中東國家）和世俗文明（西方世界）的衝突，當代文明似乎走上了絕路。於是朱特為此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源自西歐的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制度，它既能維護民主和自由的價值，又能增進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朱特死後，有人在追悼文章中指出，他的一生也充滿矛盾：作為一個歐洲人，他後半生卻生活在美國（他是紐約大學的名教授，我曾見過一面）；作為猶太人，他卻處處批評以色列；他在法國留過學，卻對法國的激進派哲學家——特別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嗤之以鼻，他對法國的文化理論瞭如指掌，卻不贊同。在不少美國學界的左派學者眼中，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反而佩服他的特異獨行精神。

巴迪歐（Alain Badiou）

另一位關心二十世紀的名人是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他的一本書《世紀》（The Century），寫的也是二十世紀，作為一個哲學家和左翼分子，巴迪歐當然不同意歷史學家的定義。如果以歷史上的大事件為劃分標準，可以有兩種分期法：一種是霍布斯邦的「革命世紀」，二十世紀從1914年（第一次大戰）或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僅有七十多年；如果從1917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到1976年中國文革結束、毛澤東逝世，便不到六十年。所以這兩種算法都無法界定二十世紀的意義。作為哲學家，巴迪歐採用的方式是「讓二十世紀自己思考」，它反映在這個世紀出版的關鍵性文本——大多來自文學和哲學——布氏以之作為思考的來源。當然，文本的詮釋者還是巴迪歐自己。他認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文化成果輝煌，獨創性的人物輩出，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時代，為了追求終極的「真實」（the Real），不惜與傳統割裂，不停地創新，在此過程中處處展示出「一分為二」的衝擊（斷裂的二元對峙，而非辯證）；他又把殘暴、性危機、先鋒、無限、人神並滅等題目分章論述，並在書中特別以專章論述「先鋒派」（avant-garde），認為這種藝術代表了二十世紀的真精神，並特別在第二章的開頭舉出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一首詩〈世紀〉 作為二十世紀的象徵。開頭的幾句如下：

我的時代，我的野獸，誰能夠
直瞪你的眼珠
以他自己的鮮血
黏住兩個世紀的脊梁？

巴迪歐從哲學的立場發問：這個能夠直面二十世紀的「野獸」指的是什麼？原詩的英譯似乎有點朦朧，巴迪歐把這個「直面」解釋為一種可以勇敢面對這個世紀的「主體性」，足以使年輕的「野獸」（二十世紀初年？）以鮮血的脊梁頂住。他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語言，把二十世紀的精神稱之為追求「真實的激情」（the passion for the Real），一種超越模擬（semblance）寫實主義的藝術純化的破壞衝動。不論我們是否了解或同意他的觀點，我們還是感受到他對於二十世紀經驗——特別是藝術經驗——的執著。然而到了全詩的結尾，這隻野獸的脊梁斷了，牠奄奄一息：

用一個無聊的微笑
你回頭看，殘忍而虛弱
像一隻野獸，以前很靈活
看到你自己鱗爪的蹤跡

到了二十世紀末，這個野獸在生死存亡之間掙扎，最終牠的脊梁斷了，是被什麼打斷的？又如何活到二十一世紀？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巴迪歐不出所料，引用了薩特、福柯、拉康和阿爾都塞——都是清一色的法國左翼思想家，預言這個人文主義的野獸已死，將來必須從「非人文主義」或「去人文主義」（in-humanism）開始。然而他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如此？馬克思曾經說過：過去的哲學家從各方面解釋世界，可是關鍵在於改變這個世界。我覺得當今西方的哲學家——無論是左翼的巴迪歐或前納粹黨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依然在解釋這個世界，它一直在改變，而且越來越快，恐怕連哲學家也跟不上了。

格拉斯（Günter Grass）

那麼，文學作品是否更能反映二十世紀？張歷君提醒我看一本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小說：《我的世紀》（My Century），我看的是英文譯本，出版於1999年——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雖然是一本小說，其實是一百篇短篇小說的集錦，從1900到1999年，每年一篇，主角或敘事者都是小人物，從他們的眼中看世界，並以此反思德國歷史。格拉斯花了不少工夫，雖然並非每一篇都能引人入勝，但是幾乎每一篇都在反省德國歷史。我從二十世紀第一年（1900）看起，赫然發現描寫的是八國聯軍，卻從一個德國遠征軍青年士兵的視角看這個歷史上的大事件：他隨軍遠渡重洋，佔領北京，看到日本士兵在北京斬首義和團分子，他竟然把一條死人頭上的辮子帶回去送給他的未婚妻，作為結婚禮物，這使我不禁想到魯迅的阿Q。 這是大手筆，不僅把一個毫無知覺的小人物帶進歷史，而且暴露了二十世紀德國的「原罪」，難怪格拉斯被視為德國的良心，「他戲謔的黑色寓言繪出被遺忘的歷史」，「他竭盡全力反思當代歷史，回顧被捨棄和遺忘的人物」——這是諾貝爾文學奬的讚詞。 眾所周知，格拉斯著名的小說《鐵皮鼓》（The Tin Drum），就是寫一個小孩子拒絕長大，因為他看不慣他生活的世界。

格拉斯的《我的世紀》就是一本別開生面的德國現代史，內容五花八門，我讀此書並非從第一頁一路看下去，而是先挑選幾個我認為關鍵的年代，再看格拉斯用什麼人物和方式來描寫。看完1900年的八國聯軍，就跳到第一次大戰的敘述，格拉斯從兩位著名作家數十年後的見面和對談開始：一位是極端反戰的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他的《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出版後立刻被拍成電影；另一位則是以參戰為榮的榮格爾（Ernst Jünger），二人的經驗在很多細節上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士兵頭上戴的尖頂鐵鋼盔，其實都不怎麼光榮。對二次大戰（1939–1945）的德國軍事行動，從佔領波蘭到最後節節敗退，格拉斯則用隨軍新聞記者的方式來報道，故作庸俗，更語帶諷刺。作者對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歷史，幾乎沒有一句讚揚的話。當我讀到全書的後半部，描寫的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興味反而提高了。格拉斯似乎對於戰敗後的德國情有獨鍾，因為來自個人體驗。他本人就是戰後崛起的一代作家的中堅分子，親身經歷了東西德的分裂、柏林圍牆的豎立（1961）和倒塌（1989），當然還有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甚至以第三人稱提到自己作為作家的名聲（例如參加西德的一個作家團體和東德作家定期交流，以及法蘭克福書展的報道），就是沒有揭露令他悔恨終身的一段密史：在1944年他加入納粹黨的武裝黨衛隊（Waffen-SS），直到他逝世前幾年，才自己報了出來，可能是受到良心責備。格拉斯的回憶錄《剝洋蔥》（Peeling the Onion），我至今未讀，也許讀後會有新的收穫。

一個世紀一百年，可以記載的何止一百個故事？格拉斯把很多資料濃縮成眾多細節和小人物，並用一種通俗的語氣（至少在英文譯文中是如此）描述出來，完全沒有「大敘述」的空洞和陳腔濫調，這是這本集錦小說最出色之處。內中大部分的細節都是事實，並非假造，譬如描寫柏林愛樂新音樂廳的設計，詩人策蘭（Paul Celan）和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見面，只有敘述者是虛構的人物。在我看來，這是一本格拉斯特意為他的世紀和他的祖國寫的一本文學備忘錄。如果必須從一個——而不是多個——小人物的眼光來看歷史，我認為德國最偉大的小說毋寧是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從一個剛出監獄犯人的經歷，勾畫出整個威瑪時代的社會和文化景觀。哲學家超越歷史，或把文學挪為己用，變成了抽象的觀念，只有文學家才會關心生活的命脈，把人物和時代作對等的處理。

摘錄自《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
李歐梵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