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

畢可思

第五章：香甜香港（節錄）

少有商品對十九世紀歷史的影響能夠勝過糖。(註1)糖的生產、加工、交易和消費，塑造了農業、商業、國際航運網絡、政治、飲食和健康。糖曾是密集的技術研發焦點。蒸汽動力和鋼鐵在十九世紀初對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鮮血、汗水和奴役束縛，也始終和糖糾纏在一起。糖的世界與奴役非洲人、非洲後代以及其他人等，密切相關，而且在後奴隸制經濟以及將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中國）送到種植園的新運輸形式中，仍占有核心地位。施懷雅兄弟在充滿加勒比煉糖財富和糖業經貿興盛的世界長大，那是他們父親的事業重心，而且曾是他們獨有的特色商品。甘蔗在熱帶地區是一種適應力良好且普遍種植的作物，而特別的是，歐洲的技術發展也能從成長在溫帶氣候的甜菜根中提取糖。糖有多種形式取決於提取過程以及消費者的口味、習慣和財富。消費者的口味可能會變，而且變化劇烈又迅速。綜觀十九世紀，糖的人均消費增加，生產增加，價格下跌。一個菁英的炫耀性消費產品脫胎換骨，成為人們飲食中的主要商品。而且，糖或許比任何其他食品都更重要，從來不僅只是一種食品而已。

個人、社會、經濟和國家都被一個甜蜜暴政迷住了。如同美國內戰期間，棉花的生產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糖的生產也對全球市場的變化極其敏感。歐洲在一八七○年代出現甜菜根生產危機──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法國的甜菜根歉收──相應而生的歐洲需求，吞食了來自亞洲汕頭、爪哇和印度的進口糖。為了回應這個需求，怡和接手從一八六八年起在香港開業、擁有華資的糖廠「華熙史密斯公司」（Wahee, Smith & Co.，後來的中華火車糖局〔China Sugar Refinery〕）。到了一八八一年，中國商人又興建了第二家糖廠，即利源糖廠（Lee Yuen Sugar Refinery，音譯）。(註2)這些廠房主要處理從東部沿海汕頭運來的原糖，那裡的甘蔗田用從華北（搭乘太古和其他公司的輪船）運來的豆餅施肥。對香港這樣的地方而言，兩家煉糖廠似乎就足夠了──事實上，香港一度有三家煉糖廠，但由於資金不足，第三家落入怡和的手中。但誠如某個澳洲觀察家在一八八五年所言，「太古公司如今最出名的，就是他們『一頭栽進去』的政策」，這也使他們成為「東角巨頭，在中國沿海地區幾乎各項事業的競爭對手」，香港某報紙的社論如此評論。於是太古也就這麼栽進去了。(註3)

新糖廠的規畫、融資和經營是研究太古集團營運方式、不停改變在華英商性質，以及全球經濟持續進化的實用案例。自從一八七九年，約翰．森姆爾請在香港的合夥人麥金托什研究開設糖業或保險業的機會起，計畫就在隨後近兩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地形成。「如果我們與怡和起爭端，而這可能性似乎很高，」他寫道，「我們就必須在各方面都與他們對抗。」(註4)在煙硝味不那麼濃的時候，他承認，競爭對手的「老牌地位、社會和個人影響力」可能代表他們的實力只會越來越強，投資組合裡的代理項目只會越來越多。儘管如此，「我們應該要扮演受人尊敬的小老弟」──默默把重點放在「受人尊敬的」幾個字上──在探索和打消了在香港成立棉紡織廠或造船廠等選擇之後，他決定開發煉糖廠。投入這個行業需要土地、水、高效廠房設備、經驗豐富的員工、打點這一切的資本，以及生產開始後取得原物料的營運資本，一個管理機構和進入市場的管道。這將是一項複雜又昂貴的商業開發，而且過程中不時遭遇挫折。

一八八一年六月，約翰．森姆爾寫了一封親筆信給他的通訊圈──主要是太古輪船公司的股東──信中附上新事業的招股說明書，邀請他們投資。「我們可以為任何有亮眼成績的公司取得英國資本，」他在一八八一年早些時候曾這麼說，太古輪船公司的收益和股息也充分證明，那些手上有「閒錢」的人大可對他有「信心」，等著拿百分之十的回報，在他們的「遲暮之年」「安享富足」。(註5)這封信的收件人包括霍特兄弟和巴特菲爾德兄弟、弟弟的岳父塞繆爾．馬汀，以及其他利物浦老友，如約書亞．狄克森、羅伯．托帕罕．斯蒂爾（Robert Topham Steele，他弟弟在一八六六年到上海擔任太古代理人的職涯因猝逝提早劃下句點）、史考特家族、保險經紀人羅伯．戴爾（Robert Dale）、湯瑪斯．伊斯梅和威廉．伊姆里（William Imrie）。收件人都是太古經常尋求投資的對象，像是投資茶葉運輸、個別船隻或太古輪船的擴張。研究商業史的學者總是強調施懷雅─霍特─史考特網絡，及其對太古集團各項業務的參與，但這個通訊網絡延伸的範圍遠遠超越施懷雅─霍特─史考特網絡，而且在與霍特、史考特建立合作關係之前的人脈，對太古同樣重要。(註6)

「老董」寫信邀請朋友和合作伙伴投資各式事業的檔案多不勝數，有時他的邀請口氣非常不客氣，他會宣告結果，讚美或捍衛他在中國的茶師和經理的品味和判斷力，然後說，只有蠢蛋才會拒絕投資，並以其他方式勸誘或安撫他們。亨利．艾薩克．巴特菲爾德是這個人脈網中財力最雄厚的其中一人，他對這些投資邀請抱持的態度特別謹慎。謹慎是巴特菲爾德家族的特色，約翰．森姆爾心想──理察．夏克頓．巴特菲爾德的幽靈一直與他同在──不過，他還是在一封信裡向艾薩克．巴特菲爾德保證，沒錯，他的船可能會失事；沒錯，這是一個風險；沒錯，船很可能被船長偷走，但這種行為叫作劫持，在國際上都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又或者，你的輪船在事故中害死了主教或其他有頭有臉的人物，由於「有過失責任」，巴特菲爾德個人可能會被要求賠償，但一般來說，這種責任對船東不是問題。(註7)經歷過科利一八七五年倒閉，連帶對生意造成衝擊，還有一八七八／七九年的景氣低迷之後，如果太古希望透過這個網絡取得資金的渠道能維持暢通，維護公司以及他個人的聲譽則是重中之重。

糖廠的資金即將到位，投資人全來自英國本土。(註8)新公司於一八八一年六月正式成立。但太古和他的合夥人對糖仍一無所知。太古輪船公司成立之際，他已經投資航運或為其他航運公司做代理超過二十年了。自從他在一八四○年代入行經商以來，棉花商品一直是公司的主力產品。他對澳洲的飲料市場也累積了足夠的知識，可以就新品牌的波特黑啤對洛里默提供建議，而糖雖然長期以來都是公司進口的主要產品之一，自己開糖廠卻是截然不同的事業。為此，約翰．森姆爾再次動用合作伙伴和親戚網絡的協助。他第一任妻子海倫的兄弟亞當．J．費爾里（Adam J. Fairrie）在利物浦經營歷史悠久的家族糖廠。太古的航運合夥人湯瑪斯．伊斯梅把他介紹給詹姆斯．巴羅（James Barrow）──在利物浦經營糖廠，也是英國製糖業的知名人物。(註9)約翰．森姆爾請巴羅幫忙看平面圖和預計的建造規格，面試他有意任用的經理和他挑上的工廠營造公司。巴羅隨後也加入了新事業的經營。

他們聘請資歷豐富的蘇格蘭人約翰．麥金泰爾（John McIntyre）擔任經理，他曾在日本、香港工作，最重要的是，他曾任職華熙史密斯，然後再到馬尼拉，但自從工廠在一八八○年一次大地震中毀損後，他就被公司解僱了。他們仔細研究近期興建和最現代化的糖廠平面圖，然後邀請布萊克巴克萊公司（Blake, Barclay & Co.）──負責李察遜公司（Richardson）在格里諾克的羅克斯堡糖廠（Roxburgh Refinery）的設備──設計一座「現役糖廠或正在興建的任何糖廠都比不上的」糖廠。公司在香港維多利亞城以東五哩處的鰂魚涌買到合適的土地，雖說地價因為怡和精心策畫的操弄，在最後一刻大幅飆漲。(註10)鰂魚涌當時是一處鄉下，和城市只有一條道路相連，這條路經過東角的中華火車糖局，通向在港口東邊的軍營。這一路感覺很遙遠，在過去流行乘坐馬車外出兜風時，這裡是維多利亞城居民足跡所至最遠的地方。(註11)

這塊地需要填土整平，加固斜坡，並在靠港口側築堤。照片呈現了基地的開發情況，興建碼頭，鋪設地基，九層樓高的鍋爐房拔地而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當時殖民地最高的建築──從格里諾克運出的大量設備正在安裝。「一座宏偉的建築，」約翰．森姆爾寫道，「沒有在裝飾上浪費一毛錢──樸素又結實。」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七日，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他人在福州，怡和的強森則是在香港殖民地，即將離開待了三十三年的中國。看到自己的告別演說、讚美評論的相關報導，和太古糖廠開始生產的消息出現在同一頁，肯定是他離開前的汙點。「每個人都很驚訝，」約翰．森姆爾沾沾自喜地說，「強森當初估計要六年才會蓋好。」。(註12)

不到三個月，強森或許已經放聲大笑了。就在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世界糖價暴跌。約翰．森姆爾開始極度懊悔這個商業布局。國際間只有哈維邁耶公司（Havemeyers & Elder）碰巧在同一時間於布魯克林興建的工廠，在規模和產能方面超越太古糖廠，這份成就和莫大寬慰，都因生產頭兩年遭遇的一些重大問題而蒙上陰影。除了歐洲和亞洲生產過剩導致的價格空前暴跌，公司在尋找市場、維持生產品質、維護員工福利和取得資金方面也遇到了阻礙。(註13)首先，麥金泰爾很快就被解僱了。他「資歷豐富」，但這位五十五歲經理的專業訓練和實際經驗，在技術發展迅速的這一行已經落後了好幾年。他第一個留有紀錄的職位，是香港一家百貨公司的助理。他「蒙昧且見識淺薄」，是一個仰賴「經驗法則」的人，可以大略估計一種糖的產量，但幾乎沒有其他實作經驗。他部門底下的兩個主管很快跟著被解僱，喝酒對他們的判斷力沒有太大幫助，而隨後前來拯救太古糖廠的，是年輕的德國化學家費迪南．海因里希．科恩博士（Dr Ferdinand Heinrich Korn）。這個人不僅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他帶來一種有別以往的生產思維。「科學必須帶頭，」麥金托什寫道，海因里希．科恩將科學帶到了鰂魚涌。

科恩博士成為糖廠的總負責人，逐步改善並穩定品質。產品的品質也因為在一八八六年引發合約糾紛，而在法庭上遭檢驗、質疑。不久，對糖廠的規畫至關重要的中國消費者也開始「買帳」。「開始的時候，」麥金托什後來寫道，「事實上，我們並不清楚……要到哪裡找販售產品的現有市場。」其挑戰在於，中國消費者習慣食用主要來自汕頭中國生產者的各種糖。約翰．森姆爾本人在一八八四年寫道，「我們現在必須教育中國人愛上精煉的糖，而不是粗糙的糖，我擔心這工作得靠時間來完成。」(註14)事實上，中國消費者已經準備好接受「現代的」糖，就像他們也很願意搭輪船旅行、乘坐吳淞鐵路、使用電報，和接受其他舶來品。他們的文化是開放的。糖和現代性有一種額外的共鳴點，將會成為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消費文化的一個獨特元素。(註15)愛吃甜食是很時髦的事。

對生產者而言，一八八四年的價格暴跌對糖的消費產生了長期的、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為它將工業生產的糖帶給了更多如今買得起糖的大眾。(註16)只是中國消費者也漸漸遠離非工業生產的有色糖，買起廉價的「工廠白」糖，這是經過漂白而非精煉的產品。這種白糖後來成為人們可以接受的精煉糖替代品。當工業生產的白糖價格走跌時，消費者也已經準備好換換口味：過去兩年的低廉價格，「使糖廠的產品打開了過去他們不曾進入的市場，」麥金托什表示，而這「讓以前食用的糖遭受汙名」。新糖廠的新產品和現代性與健康的關聯，也益發推動了消費面的變化。白糖是「純淨的」，透過自動化和可靠程度日增的衛生工業過程生產。若要延續這樣的生產，「我們務必接受化學家的領導，並與他配合，」麥金托什寫道。(註17)

太古糖廠被徹底整合到太古的航運利益裡。唯有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隻有權載運糖廠提煉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運往鰂魚涌。用豆餅為供應香港精煉廠原物料的爪哇種植園施肥的需求，也意味著太古輪船營業額增加。糖搭乘剛載著豆餅南下的太古船隻，從香港運往北方。作為代理商，太古洋行透過在中國和日本的分行經銷太古糖廠的產品──這就是橫濱辦事處沒有關門的原因。香港的太古洋行是糖廠本身的總代理。太古集團是重要股東。儘管提供經營資金的問題教人望而生畏（這迫使公司尋求過去前所未見的資本規模），儘管市場變化無常和來自怡和所屬糖廠的競爭，太古糖廠還是在一八八四至一九○○年間，創造出可觀且穩定的利潤，和總計超過一百萬英鎊的股息。(註18)

而這些也都是公司不曾遇過的新困境。在工廠興建期間及之後，中國勞動力帶來的那些困境也是如此。因為，太古集團赫然意識到，公司僱用的中國員工人數，比英國或任何其他國籍的員工都要多。利物浦網絡漸漸在太古的故事中失去能見度，此時的太古反而越來越融入倫敦。先前的航運，以及現在的糖業，為太古帶來了許多蘇格蘭員工。公司有葡萄牙和印度的警衛、葡萄牙職員和簿記員，當然還有科恩博士，而他只是太古糖業招募的眾多德國員工的第一人。然糖廠的建設為公司另開生面，工廠直接聘僱大量的中國人，因此這揭開了各種新互動的舞臺，可是並非所有互動都是令人愉快的。首先，原來的建築承包商低估了業務的規模，當麥金托什想僱用另一個人取代他時，公司卻遭到他的同行抵制。誠如約翰．森姆爾所說，「行會禁止我們做中國史上第一個大規模工程。」(註19)他指的，是英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史。公司的反應是索性直接僱用工人，儘管一八八三年七月關於大批工人罷工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這麼做並沒有讓問題好轉。但「建築只花一半的時間就蓋成了，」約翰．森姆爾寫道，而且這些工人拿到更多工錢，因為他們直接受僱於太古糖廠，不用被承包商抽佣。

勞工成為間歇性緊張局勢的根源。一八八六年，太古從汕頭招募了一百七十人到糖廠工作。考慮到糖業生產在汕頭地區經濟的角色，太古可能假設他們對糖廠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沒想到，新問題便由此而生。一八八○年代，華洋互動出現了新的現象，尤其是工人和其他人因為一八八四／八五年中法戰爭而採取的的民族主義行動，以及先前因法國奪取東京（Tonkin，按：歷史地名，指越南北部）而引發的緊張局勢。一八八四年的九月和十月，香港的碼頭工人和船夫抵制駛進港口的法國軍艦。裁判法院應雇主要求，對違反合約的工人處以罰款，引發香港各界華人的示威和暴力事件。(註20)一八八四年之前的華洋衝突向來伴隨著華人群眾動員的因素，不過為外國勢力工作或供應外國勢力的清朝人民，人數也不相上下。但當太古洋行這樣的公司隨著業務發展和擴張跨足製造業，製造業成為新的衝突場域，揭開抵制和罷工時代的序幕。

節錄自《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麥田出版)

註1.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註2.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0; Hongkong Daily Press, 17 July 1869, 28 January 1868.
註3. ‘The sugar industry in Hongkong’, China Mail, 26 November 1886; Hongkong Telegraph, 31 March 1882.
註4. J. S. Swire to Mackintosh, 23 July 1879: JSS I 1/4; J. S. Swire to Lang, Scott and Mackintosh, 11 February 1881: JSS I 1/5.
註5. J. S. Swire to Lang, Scott and Mackintosh, 11 February 1881: JSS I 1/5.
註6. Geoffrey Jones, Merchants to Multinationals: British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7–56; Gordon H. Boyce, Co-operative Structures in Global Business: Communicating, Transferring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cross the Corporate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Chapter 3, ‘The Holt–Swire–Scott connection, decision-support systems and staff development, 1860–1970’, pp. 35–53.
註7. J. S. Swire to H. I. Butterfield, 7 May 1875: JSS I 1/4. R. S. Butterfield’s estate was still a subject of dispute.
註8. The claim that significant amounts of Chinese capital were invested in the refinery has become entrenched in the literature, but is mistaken: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China, p. 255, fn. 66.
註9. J. S. Swire to A. J. Fairrie, 17 March 1880; J. S. Swire to Mackintosh, 9 April 1880: JSS I 1/5; New York Times, 22 June 1880, p. 8.
註10. J. S. Swire to Lang, Scott and Mackintosh, 29 April 1881; John Swire & Sons to Blake, Barclay & Co, 8 July 1881: JSS I 1/5.
註11. [Bruce Shepherd], A Handbook to Hongkong…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3), p. 111.
註12. J. S. Swire to Gamwell, 4 March 1884: JSS I 3/2; Hongkong Daily Press, 19 March 1884.
註13. 參考許多信件，還包括Mackintosh to JSS, 3 July 1884, 14 August 1884, and 14 October 1884: JSS I 2/4.
註14. China Mail, 26 January 1886, 28 January 1886, Hongkong Daily Press, 27 January 1886; J. S. Swire to Gamwell, 4 March 1884: JSS I 3/2.
註15. Frank Dikötter, 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London: Hurst, 2007);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16. 這個段落參考G. Roger Knight, Commodities and Colonialism: The Story of Big Sugar in Colonial Indonesia, 1880–1942 (Leiden: Brill, 2013), pp. 19–23.
註17. E. Mackintosh to J. S. Swire, 26 January 1886, 31 March 1885: JSS I 2/4.
註18. Marriner and Hyde, The Senior, pp. 109–12.
註19. Tai-Koo Sugar Refining Company, Ltd, Minute Book: JSSV 7/1; J. S. Swire to Gamwell, 4 March 1884: JSS I 3/2; Hongkong Daily Press, Supreme Court reports on 14, 20 and 25 July 1883.
註20.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