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戀歌──聶魯達詩評介

年輕時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詩人，而今以寂靜的語言向世界訴說，要我們「聆聽無聲之音」， 「細察不存在的事物」。晚年的聶魯達將語言溶解成寂靜，用否定語言來實現語言。

*此文獲九歌出版社授權轉載自《我述說一些事情：聶魯達詩精選集》

 

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智利大詩人，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拉丁美洲詩人。他的詩作甚豐，詩貌繁複，既闊且深，不僅廣受拉丁美洲人民熱愛，並且因屢經翻譯而名噪世界。儘管許多批評家認為聶魯達的詩作受到超現實主義、艾略特（T. S. Eliot）以及其他詩人的影響，他詩中那種強烈而獨特的表現方式卻是獨一無二聶魯達的；他的詩具有很奇妙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他拒斥理性的歸納，認為詩應該是直覺的表現，「對世界做肉體的吸收」：「在詩歌的堂奧內只有用血寫成並且要用血去聆聽的詩。」

 

 

聶魯達於一九○四年出生於智利中部盛產葡萄的帕拉爾（Parral），父親是鐵路技師，母親在生下他一個月後死於肺結核。他兩歲時就隨父親搬到智利南方偏遠的拓荒地區泰穆科（Temuco），聶魯達最親密的童年伴侶是樹木、野花、甲蟲、鳥、蜘蛛，也就是在這塊未受社會、宗教、文學傳統干預的地方，他詩人的根誕生了。十歲左右，他寫下了他最早的一些詩。在將近六十歲所寫的一首名叫〈詩〉的詩裡，回憶那段歲月他如是說：

某樣東西在我的靈魂內騷動， 狂熱或遺忘的羽翼， 我摸索自己的道路， 為了詮釋那股 烈火， 我寫下了第一行微弱的詩句……

一九二一年，他到首都聖地牙哥讀大學，初見城市的內心衝擊供給了他更多的創作激素，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霞光集》（Crepusculario），立刻受到了矚目。一九二四年，《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的出版，更使得他在二十歲就受到了全國的重視。這本詩集突破了拉丁美洲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窠臼，可以說是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現代情詩，如今早已被譯成多國語言；在拉丁美洲本地，這本詩集更像流行曲調或諺語般家喻戶曉地被傳誦著。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是一名青年的心路歷程，記錄著他和女人、世界接觸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疏離感。為了排遣城市生活的孤寂，聶魯達只有把自己投注到喜愛的事物和女人身上。在詩中，他把女人融入自然界，變形成為泥土、霧氣、露水、海浪，企圖藉自然和生命的活力來對抗僵死的城市生活，企圖透過愛情來表達對心靈溝通的渴望。然而女人和愛情並非可完全溝通，有時候她也是相當遙遠的。在一些詩（譬如〈思想著，影子糾纏於〉）裡，我們可以找到像這樣的句子：

你的存在與我無關，彷彿物品一樣陌生。 我思索，長時間跋涉，在你之前的我的生命。 在任何人之前的我的生命，我崎嶇的生命。 面對大海，在岩石間的吶喊， 自由、瘋狂地擴散，在海的霧氣裡。 悲傷的憤怒，吶喊，大海的孤獨。 脫韁，粗暴，伸向天際。

 

或者—

 

所有的根在搖撼， 所有的浪在攻擊！ 我的靈魂無止盡地滾動，歡喜，悲傷。

 

思想著，將燈埋進深深的孤獨中。

 

你是誰，你是誰？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情詩始終是在愛的交流、企圖溝通以及悲劇性的孤寂三者間生動地游離著。

 

 

一九二七年，聶魯達被任命為駐仰光領事，此後五年都在東方度過。在那些當時仍是英屬殖民地的國家，聶魯達研讀英國文學，開始接觸艾略特以及其他英語作家的詩作。但在仰光、可倫坡和爪哇，語言的隔閡、文化的差距、剝削和貧窮的異國現象，使他感受到和當年在聖地牙哥城同樣的孤寂。他把孤絕注入詩作，寫下了《地上的居住》（Residencia en la tierra）一、二部中的詩篇。這兩本詩集可說是精神虛無期的產品。詩中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在永恆腐蝕狀態下的恐怖世界，一個無法溝通，逐漸瓦解，歸返渾沌的世界。儘管詩人企圖在詩中追尋個人的歸屬，但時間卻不停地摧毀現在，帶給他的只是過去自我的蒼白的幻象，這現象始終困擾著詩人；〈無法遺忘（奏鳴曲）〉這首詩可以作為說明：無法超越時間的挫敗感為全詩蒙上了淒冷和孤寂的色彩。人類既然生存於時間的軌道內朝腐朽推進，人類經驗—對聶魯達而言—因此也即是荒謬的，而世界唯一的秩序就是「紊亂」。聶魯達否定秩序，描寫混亂的現實，但他的寫作技巧卻有一定的脈胳可尋，這種秩序不是建築上的工整，而是一種浪濤拍岸式的秩序，在鬆散的結構下，現實被展衍成一連串毫不相連的夢幻似的景象，因共同的情感核心而彼此相通。例如在〈獨身的紳士〉一詩裡，性意象一個接著一個地迅速閃過，堆砌而成的效果成功地把獨身男子的慾望和心態襯托出來。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任駐馬德里的聶魯達詩風有了明顯的改變，從他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詩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為不純粹的詩辯護，認為詩不是高雅人士的風雅品，而應該以一般民眾為對象，記載勞工的血汗、人類的團結以及對愛恨的歌頌。在〈我述說一些事情〉一詩中，我們可以找到他對詩風轉變的宣告：

你們將會問：你的詩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夢或者樹葉，不告訴我們 你家鄉偉大的火山？

 

請來看街上的血吧！ 請來看 街上的血， 請來看街上的 血！

而一九三九年，他更明白地寫下這些句子：「世界變了，我的詩也變了。有一滴血在這些詩篇上，將永遠存在，不可磨滅，一如愛。」因為對詩本質的觀念改變，詩的功用也有所改變，由個人情感的記載演化成群體的活動，詩不再只是印在紙上的文字，對他而言詩成了新的表現形式，成為一種見證：「當第一顆子彈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來的不是音樂，而是血。人類苦難的街道湧出恨和血，我的詩歌像幽靈一樣頓然停步。從此，我的道路和每個人的道路會合了。忽然，我看到自己從孤獨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拿自己謙卑的詩當作他們的劍和手帕，去抹乾他們悲痛的汗水，讓他們得到爭取麵包的武器。」毫無疑問地，他在寫這些作品時是一方面假想有聽眾在聽的。

 

 

聶魯達把這種「詩歌民眾化」的觀念延伸到《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以後的詩作上去，於一九五○年出版了不朽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一般之歌》是一部龐大的史詩，由大約三百首詩組成，長達一萬五千行，分成十五個大章，內容涵蓋了整個美洲：美洲的草木鳥獸、古老文化、地理環境、歷史上的征服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它們和詩人自傳式的敘述交織在一起；全詩在對生命及信仰的肯定聲中結束。儘管《一般之歌》是針對一般聽眾而寫（聶魯達喜歡在貿易工會、政黨集會等許多場合為一般民眾朗誦他的詩，他後來表示：朗誦詩歌是他文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實），但這並不表示這些詩作是簡單淺顯的。就拿〈馬祖匹祖高地〉這章詩為例，全章共分十二個部分，具有一個複雜而嚴謹的結構。詩人先陳述個體在文明城市中的孤離、不安，使前五部分的詩成為一種「下坡」，下沉到個體認知了生命的挫敗為止：想在人類身上尋找不滅的因子的企圖只會把詩人更加拉近死亡。從第六部分起，「上坡」的結構開始開展，他攀登上「人類黎明的高地」，那使高地上碑石有了生命的諸種死亡縈繞著他，他想到那些建築高地的苦難的奴隸，最後瞭解到他的任務是賦予這些死去、被遺忘了的奴工新的生命，恢復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至此，詩人把全詩帶入全人類認同一體的新境界。詩人以見證者的姿態出現詩中，透過詩的語言，美麗且有力地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接觸到的經驗、真理傳達出來。

 

 

《一般之歌》出版之後，聶魯達更加致力於詩的明朗化，貫徹他「詩歌當為平民作」的信念，一九五四年出版了《元素頌》（Odas elementales）。在這本詩集裡，聶魯達不再採用禮儀式、演說式的語言，而用清新又簡短的詩行，使得一首詩自然得像一首歌謠。他禮讚日常生活的諸多事物：書本、木頭、番茄、短襪、字典、集郵冊、腳踏車、鹽、地上的栗子、鄉間的戲院、市場上的鮪魚、海鷗、夏天……，他歌頌最根本的生命元素，他歌頌愛、自然、生命，甚至悲傷、慵懶。聶魯達說：「我喜歡變換語調，找出所有可能的聲音，追求每一種顏色，並且尋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當我探向越卑微的事物和題材時，我的詩就越明晰而快樂。」這些詩印證了他在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獎得獎致答辭中所說的：「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麵包的詩人。」在一首詩裡他曾如是描述他心目中未來文學的風貌：

又一次 有雪或者有青苔 能讓那些腳印 或眼睛 去鐫刻 他們的足跡。

換句話說，他肯定未來的詩歌會再一次和人類生命緊密相連。我們此時所看到的聶魯達已不再疏離、孤寂了，他將自己投到工作、活動之中，這些詩中所流露的對生命，對事物的喜悅正是最好的說明。

 

即使聶魯達如是強調詩的社會性，他卻一點也不限制自己寫作的範圍。他個人的經歷和私密的情感生活一直是他寫作的重要題材，在《狂想集》（Estravagario, 1958）中的一些詩裡（如〈美人魚與醉漢的寓言〉），他更應用了神話與寓言。一九五二年，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船長的詩》（Versos del capitan），這是他對瑪提爾德．烏魯齊雅（Matilde Urrutia）的愛情告白，直到一九六二年他才承認自己是作者。一九五五年，他娶烏魯齊雅為妻，一九五九年出版《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Cien sonetos de amor），獻給妻子。之後，他的詩歌又繼續經歷另一次蛻變。他把觸角伸入自然、海洋以及他們所居住的黑島（Isla Negra），像倦遊的浪子，他尋求歇腳的地方，企圖和自然世界達成某種宗教式的契合，《智利之石》（Las piedras de Chile, 1961）、《典禮之歌》（Cantos ceremoniales, 1961）、《黑島的回憶》（Memorial de Isla Negra, 1964）、《鳥之書》（Arte de pajaros, 1966）、《沙上的房子》（Una casa en la arena, 1966）、《白日的手》（Las manos del dia, 1968）和《世界盡頭》（Fin de mundo, 1969）等詩集相繼出版。在這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詩作裡，聶魯達探尋自然的神祕，從一石一木中汲取奇異神聖的靈感。在他看來，一塊石頭不僅僅供人建築之用，它是神祕、空靈的物質，述說著一個不為人知的宇宙。他不想為所有的事物定名，他希望所有的事物能夠混合為一，重新創造出更新的生命：

我有心弄混事物， 結合他們，令他們重生， 混合他們，解脫他們，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地圓一， 一種慷慨、碩大的完整， 一種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太多名字〉

雖然聶魯達晚年並沒有停止創作他政治和歷史性的詩作，但在寫作「自然詩」的同時，他似乎也有某種回歸自己根源的渴望。聶魯達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時間水流中行船的船夫，而在晚年不時瞥見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把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一本選集命名為《船歌》（La barcarola），追述一生的際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諸般愉快之事。他優雅平和地吟唱自己的天鵝之歌，然而很不幸地，他的死亡並不曾如他詩中所繪見地那般平和。一九七三年，當他臥病黑島時，智利內亂的火焰正熾烈。九月二十三日，聶魯達就在這種內外交攻的苦痛下病逝於聖地牙哥的醫院，他在聖地牙哥的家被暴民闖入，許多書籍、文件被無情地摧毀。

 

 

聶魯達死後，八本詩集陸續出版：《海與鈴》（El mar y las campanas, 1973），《分離的玫瑰》（La rosa separada, 1973），《冬日花園》（Jardín de invierno, 1974），《黃色的心》（El córazon amarillo, 1974），《二○○○》（1974），《疑問集》（Libro de las preguntas, 1974），《哀歌》（Elegía, 1974）以及《精選的缺陷》（Defectos escogidos, 1974）。在這些晚年的詩作裡，我們看到了兩個聶魯達：一個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情感豐沛、積極樂觀的聶魯達，用充滿自信的宏亮聲音對我們說話；另一個是充分感知生命將盡的「夕陽下的老人」，對孤寂、時間發出喟歎，並且企圖攔阻歷史的洪流以及生命流逝的軌跡。從詩集《在我們心中的西班牙》（España en el corazón, 1938）以來，即不斷發出怒吼、譴責前輩詩人只知耽溺於自我的這位民眾詩人，如今也讓他的詩迎向親密的自我，迎向沉默的孤獨，迎向神祕之浪不可思議的拍擊。這是一項回歸，終極的回歸，回到老家，回到自我的老屋：

有一個人回到自我，像回到一間 有鐵釘和裂縫的老屋，是的 回到厭倦了自我的自我， 彷彿厭倦一套千瘡百孔的破舊衣服， 企圖裸身行走於雨中……

這些「回到自我」的詩作可視為聶魯達個人的日記。他向內省視自己，自己的現在和過去，以及等候著他的不確定的未來；他發覺到有許多是他所愛的，許多是可歎而欲棄絕的，有光，也有陰影，但總有足夠的奇妙力量得以抵抗陰影，維持寧靜之希望。聶魯達彷彿一位先知，一位年老的哲人，思索人類生存的意義，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生命永恆的問題。這些詩作，讓我們看到了聶魯達憂鬱哀傷的一面，捕捉到詩人更完整的面貌。

 

　 《海與鈴》中另一首〈原諒我，如果我眼中〉，聚合了聶魯達晚年詩作的幾個重要主題：孤寂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大海是隱密自我的象徵，死亡是另一種諧和。這是一首和大海之歌相應合的「沉沒的歌」。從這些主題，我們又可衍生出第四個主題—寂靜。年輕時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詩人，而今以寂靜的語言向世界訴說，要我們「聆聽無聲之音」， 「細察不存在的事物」。晚年的聶魯達將語言溶解成寂靜，用否定語言來實現語言。

 

 

此種「消極能力」同樣見諸《疑問集》。這本詩集收集了四百個追索造物之謎的疑問；詩人並不曾對這些奧祕提出解答，但他仍然在某些問題裡埋下了沉默的答案的種子：「死亡到最後難道不是／一個無盡的廚房嗎？」「你的毀滅會熔進／另一個聲音或另一道光中嗎？」「你的蟲蛆會成為狗或／蝴蝶的一部分嗎？」死與生同是構成生命廚房的重要材料。聶魯達自死亡見新生的可能，一如他在孤寂陰鬱的冬日花園看到新的春季，復甦的根。通過孤獨，詩人再一次回到自我，回到巨大的寂靜，並且察知死亡即是再生，而自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週期的一部分。

 

有論者認為：「聶魯達在人生的最後四十年，拜寫詩之賜，讓自己成了危險人物。……他將詩視為一種兼具個人與社會責任的道德行為。」但在他晚年詩作裡，我們不時看到一個恣意展現戲謔與玩世不恭態度的聶魯達，不管寫作的是頌歌、寓言、情詩、哀歌或自嘲之詩，強烈的即興色彩鮮明在焉—〈情歌〉、〈要讓你煩的悲傷的歌〉、〈大尿尿者〉等詩即是顯例。唱出「洗腦歌」式空洞而「呆呆的」情歌以及繞口令式〈要讓你煩的悲傷的歌〉的聶魯達，和《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裡深情款款的聶魯達很不一樣；拋下一句「再見！打聲招呼後我要到／一個不會對我發問的國家」，將讀者帶入「大尿尿者所指為何」的困惑之中，自己卻一走了之的聶魯達，和以童真又誠摯的口吻邀請讀者歡喜地進入《疑問集》的聶魯達，判若兩人。不一樣的聶魯達，不一樣風格的詩作，對喜歡聶魯達的讀者而言，是不一樣的享受。

 

聶魯達死後五十年間，許多討論他作品的論文和書籍相繼問世。毫無疑問，他對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學的影響力是歷久不衰的。他的詩作所蘊含的活力和深度仍具有強烈的爆發力，將持續成為後世讀者取之不盡的智慧和喜悅的泉源。聶魯達說：「文字和印刷術未發明之前，詩歌即已活躍大地，這即是為什麼我們知道詩歌就像麵包一樣，理應為眾人所享—學者和農人，不可思議而且絕不尋常的人類大家族。」的確，這位詩作質量俱豐的拉丁美洲大詩人，在死後半個世紀仍源源不斷地供給我們像麵包和水一樣的詩的質素。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曾說可愛的語字是浪花，是絲線，是金屬，是露珠；它們光潔如象牙，芳香若花草，像鮮果，海藻，瑪瑙，橄欖。讀他的詩我們感覺自己又重新回歸生命最質樸的天地，跟著人類的夢想和情愛一同呼吸，一同歌唱。

 

* 這本《我述說一些事情：聶魯達詩精選集》收錄聶魯達各階段詩作一百二十多首，是四十多年來我們譯介聶魯達詩歌的辛苦小結晶，有些詩作在這次選集裡，我們提供了新譯，希望跟歷久彌新的聶魯達的詩一樣，依然能「翻」生出一些新趣味。《我述說一些事情》一書敘述了聶魯達一生對世界的愛，對自然的愛，可謂一闕綿綿不斷，對詩、對所愛的人以及大地與生活的深情、動人戀歌。

 

陳黎、張芬齡 2023年3月　台灣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