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在寫作」 ──《遠方的爆炸聲》新書創作分享會

蔣柏兒

年近歲晚，於界限書店舉行的一場新書分享活動，讓大家從忙碌的生活中抽離片刻。安坐下來，三位還在寫作的人——李顥謙（阿餅）、梁莉姿（枝哥）和新書《遠方的爆炸聲》作者李昭駿（昭仔）先後作自我介紹，隨即開始圍繞新書討論文學、寫作和出版，也談及近年各人在創作上的迷茫、思考和成長。

 

多年前，三人在某項文學奬的頒獎禮上互相認識，後來合作主持香港電台CIBS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他們笑稱這次活動算是敘舊，默契依然。接近兩小時的分享會，完全沒有悶場，一來一回，一問一答，說罷又再回應，回應然後補充。三人時而講授「文學1001基礎課程」，時而爆出是日金句，時而抽吓水搞吓爛gag，時而又認真地掏出創作者的心肺，袒露內心掙扎和煎熬，告訴你：「我曾經想過放棄。」

 

 

十年磨一劍，不過是剛巧走到這一步

 

簡單寒暄過後，枝哥向昭仔拋出第一個問題：決定出版小說集的契機是甚麼？如她所說，二人相識十年，昭仔的文學作品早已多次獲得肯定，然而他一直不急於出版，直至今年年初出版首部小說集《遠方的爆炸聲》（下簡稱《遠》）。是十年磨一劍的決心，抑或有其他原因？昭仔的答案很簡單：「因為終於找到合適的框架。」在他心目中，出版不是一件「儲夠數就出書」的事情，他不希望貿貿然出版一堆零散作品的合輯，所以一直尋找合適的框架去編排合適的作品。新書分為「之後」和「之前」兩輯，共收錄了八篇短篇小說，「之後」四篇是近年就香港政治、社會事件而寫的新作，「之前」四篇則寫於大學時期至2019年前。

 

這種以時間劃分的框架，枝哥形容為「書寫分水嶺」，即以某個時間點區分創作美學或技藝。正如她的「香港三部曲」，2022年出版的《日常運動》是錨，指認當下，2023年《樹的憂鬱》講述「之後」的故事，而仍在創作中的第三部則書寫2019年「之前」的事。昭仔分享道，其實新書框架的靈感正源於此。他非常欣賞和佩服像枝哥這樣以書作為創作單位的作家，心中有明確的問題意識；相反，自己創作時往往抱著「見步行步」的心態，沒有太多規劃或野心，正如決定出版《遠》也只是剛巧找到合適的框架，剛巧走到這一步，剛巧覺得「是時候可以多行一步了」，之後再細想下一步應該怎樣走。

 

很多時候，我們習慣為文學作品賦予時代或社會意義，但回歸創作者自身，寫作、出版的意義又是甚麼呢？昭仔說：「對我主觀而言，出版就是在這個時代創作一份禮物，然後與大家分享。而寫作，則為了享受愉悅。」在他看來，愉悅不同於快樂，快樂講求外在事物帶來的官能刺激，而愉悅則在於內在的流動感，一種「文字從指尖流瀉而出」的感覺，「那是文學帶來的最大獎勵。」

 

 

「之前」和「之後」，敘事方式的轉變

 

《遠》收錄了昭仔不同時期的作品，枝哥分享自己讀後的觀察，提到兩輯小說的敘事方式存在明顯分野——「之後」較多對話，而「之前」則以敘述為主。這種轉變是否也反映了昭仔這些年來創作上的成長或轉變？

 

枝哥認為昭仔早期的作品偏重沉穩、日常的書寫，擅於精準捕捉細節，營造空間感。相應地，她用「聚焦式寫作」來形容新書輯二「之前」，文字如「跟拍鏡頭」般尾隨小說中的人物角色，帶讀者一同經歷他們的故事。談及後期的創作，枝哥感覺昭仔變得從容自在，文字間呼吸和節奏都放慢了很多。她以收錄於輯一「之後」的作品為例，指出敘事幾乎摒棄了早期的空間書寫，實際卻將細節隱藏於文字當中，不期然出現帶來驚喜，然後再歸於平淡。「就如爆炸糖一樣」，枝哥說笑道，「我們常說這本書該改名為《遠方的爆炸糖》。」

 

枝哥在書頁間貼上不同顏色的貼紙，說罷翻開其中一頁，讀出那些令她印象深刻的例子。同名篇章〈遠方的爆炸聲〉中描寫兩個人再無交集：「那次喪禮過後，我和莊便沒有見面，各自滑進了不同的處境，彷彿粗大的金屬喉管給安裝了分岔的零件，湍急的水流自然流到相反的方向。」又如描寫一種難以言說的狀態：「此刻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言說，彷彿是突然需要使用透明膠紙時，無論如何用指甲輕刮表層，總是沒能找到開端。正確的入口一旦遺失了，透明的事物就變成一個封閉的圓環。」

 

這種轉變，枝哥形容為由初初習武、奮力使盡「降龍十八掌」的少年，變成了揮灑自如、彈指間使出奇招致勝的黃藥師。昭仔回應道，這幾年的確因為吸收的養分不同、身處社會環境的轉變，而在創作上有所成長。其中，濱口龍介的作品就是他的重要養分，濱口龍介往往以對話作為敘事核心，而電影《Drive My Car》更巧妙地將一套劇作融合為電影的核心，令他印象深刻。

 

昭仔談到小說中「對話」的重要效果。其一為推進情節，帶出故事發展；其二則為刻劃人物，因對話可以反映一個人的階級、性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而美學上，對話可以令敘述出現更多變化，建構出多層交疊的矛盾衝突。第一層敘事由敘述者描繪，第二層則由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呈現，加上讀者的理解和詮釋，已然構成三層互相交織的敘事，由此建構出來的故事就不會
過於單一而沉悶。

 

輯錄於「之後」的四篇作品，由「聚焦式」變為「桌球式」書寫，在其他角色一來一回的對話之間，建構出若隱若現、若虛若實的中心人物。透過他者不連貫、碎片化的敘述所堆疊、交織而成的人物，讀者甚至無法判斷那些敘述是否屬實、或自己是否真正走近角色。這種建構人物的方式，枝哥形容為「創作者敘事權力的下放」，比起步步逼近人物，現時她也會不時反問自己，「你真的了解你的人物角色嗎？」所謂「敘事權力的下放」，其實是讓讀者一同進入文本和故事，將詮釋和理解人物的「權力」交予讀者。昭仔聽罷補充，「這其實是程度的問題，關乎下放了『多少』權力。」

 

 

迷茫地創作，沒有甚麼徒勞無功

 

談到創作上的轉變，阿餅提起昭仔在後記中寫道：「早年曾寫新詩，大概不合氣性，漸行漸遠，反倒和小說結緣至今。」問他何謂「不合氣性」？由寫詩到寫小說，是否只是語言形式上的轉換？昭仔想了片刻，說道：「較少寫詩，是因為寫著寫著，便發現自己有明顯的敘事傾向。於是覺得，想寫故事不如創作小說？」他稱詩為「日常語言的罷工」，語言是詩的基本單位，然而在「語言」以外，他更關心人物、情節和意義本身，於是轉為寫小說。

 

同樣寫過新詩，現時創作小說的枝哥表示認同。最初喜歡詩的美感，被「語言的魅惑」所吸引，覺得寫詩好玩、夠特別，但後來的轉變大概與昭仔相似，比起凝鍊語言，更喜歡敘述故事。然而，近年在台灣讀書的她有了新的想法。在研究所吸收了更多不同的文化和文學養分，亦衝擊了她對詩的邊界的理解，「我喜歡邊界的模糊，發現對詩的容讓度其實可以很大。有些敘事用詩來表達才更有趣。」然而，大量閱讀有時又會令她感到焦慮：「到底甚麼才適合自己？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她坦然仍在摸索和嘗試不同的創作方式，「我正迷茫地創作。」

 

「這些都是要去試、去找的，像是敘事的語調和風格，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到，但探索的過程才有意思。那都是要花費的力氣呀。」昭仔回應道。過程中所經歷的，最終都會變成創作的養分，成就現時和未來的自己，從來就不存在所謂「徒勞無功」。

 

三人之中，阿餅仍然堅持寫詩。與枝哥和昭仔不同，對他而言，敘事是困難的，尤其是近幾年，反而是詩容許他借助意象敘事，處理不同層次的情緒，幫助了他許多。所謂氣性不合，大抵就如阿餅所說，各人因不同性情而選擇了不同的敘述和創作方式。

 

「或許大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處理這幾年發生的事情。」枝哥如此補充。她對比《遠》和自己的作品嘗試解釋：「讀《遠》就如食流水麵，而我的作品，則如十級辣拉麵。」她形容《遠》塑造了一種距離感，你望見遠方的動盪，思考自己應該如何面對；而在她的小說裡，你被置身於動盪當中，她的作品曾被質疑會否太過激動，取態會否太極端、太過尖酸刻薄？她觀察到近年關於香港的書寫似乎進入了另一種狀態，進入了「後運動」、「離散」時代。

 

昭仔則說，《日常運動》營造出一種即時感和即場感，正面處理「what」，描寫集體中的個體差異；而《遠》處理的是「how」——事情發生後，我們如何生活下去。「那是兩個不同的創作方向。」

 

 

遠方的爆炸聲，你聽見了嗎

 

由寫詩改為寫小說，昭仔的另一個原因關乎創作的原初觸動。「寫詩最初是受語言吸引，但最近幾年的創作源於痛苦。」他舉例分享，〈關於那些空蕩蕩的〉源於一個「兒子無法出席同學婚禮」的想像，而創作〈遠方的爆炸聲〉則因為突然過世的大學朋友。或許透過小說創作，能為這些痛苦找到某種存在的理由和意義。

 

創作源於痛苦，那麼要如何處理真實和虛構的距離？書寫或閱讀痛苦時，會帶來更大的傷害嗎？現場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阿餅最先解答：「我會用詩的意象去處理，但最近也嘗試寫之前發生過的、真實的故事和感覺。」他期望可以用真實的方式記錄近年發生得太快的變化。昭仔則認為小說其實是很好的載體，透過任意變形和扭曲，可以製造與現實的距離，從而減低傷害，不同視角所闡述的故事，往往可以帶出不同的距離。枝哥最後給出的答案是，「我會選擇與之共存。」她用「一顆三尖八角的石仔」來形容痛苦，過去若然踩到這顆石頭，她會生氣地將其擲掉，但現在的她選擇任由石頭刺痛腳板，繼續行下去，靠自己慢慢磨平石頭的菱角，然後將變形後的「石頭」融入寫作。

 

另一位讀者又問，假若再沒有痛苦，你們還能創作下去嗎？阿餅自言是個悲觀的人，「不同時代需要面對不同的痛苦，始終都會有種不安全感，永遠會不安、不滿、不甘心，所以還是會繼續寫下去。」昭仔則笑道，「從佛家角度而言，人生就是痛苦的。創作雖源自痛苦，但過程卻是滿足和愉悅的。」近年在台灣生活的枝哥，則想起過去幾年經歷的創傷。「離開了香港才發現，其實最大的connection還是香港。」背負著出版的壓力、書寫的痛苦、離鄉別井的情緒，各種原因交疊令她身心俱疲，她坦言過去幾年一邊創作，一邊承受著「沒有想像過的痛苦，現在回想仍覺得是trauma，真的有想過放棄不再寫。」坐在一旁的昭仔聞言便戲謔道：「你會放棄？」然後，他突然認真地分享：「近來我領悟到，文學其實是種『被動的信仰』。信奉某個宗教是主動的信仰，例如你主動去相信神的存在；但文學是被動的信仰，意思是你必須將文學放在某個核心位置，你要有這樣的覺悟，否則很難創作下去。」

 

「你們有看《葬送的芙莉蓮》嗎？」昭仔問大家，然後他轉向枝哥，半安慰半玩笑地說，「放心吧，文學之神總有一日會稱讚我們的。」新年之始，就將這句玩笑當成祝福，聽見遠方傳來爆炸聲響，懷著被動的信仰，繼續寫下去。

 

攝影：沈旻靜／地點：界限書店／日期：2024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