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排練室,看到面前桌子上堆滿了關於教育劇場的小冊子,除了2016年起計兩年的教育劇場年報外,還有劇團過去眾多教育劇場的演出手冊。桌子前放著八張椅子,六位演教員,兩位總監。演教員主動把椅子拉前,「不然好像面試一樣。」我們的距離馬上變近了。「教育劇場把主流劇場中帶有教育意味的元素,化為『強調以劇場媒介來製造學習機會』的狀態。」分別為劇團藝術總監和行政總監的陳恆輝和陳瑞如曾在2000年往英國修讀教育戲劇,把經驗帶回香港。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簡稱TIE)包含了「觀賞藝術」及「在藝術中學習」兩個部分。學生透過參與劇場,產生學習經歷。在教育劇場中,甚至數學也可成為學習內容。
教育劇場不只是巡演
教育劇場在香港的發展難能可貴。早在40年代,英國奉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策略;50年代,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團隊在英國播下了陌生化效果、史詩劇場等種子,教育劇場理論逐漸豐富。但是,到了80年代中後期,教育劇場在歐洲的影響力卻漸漸縮小。陳恆輝一口氣講解了教育劇場的源起,又將眼光放回香港:「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教育劇場可能只會有一個演教員帶領一群學生。在香港,我們希望可以將教育戲劇還原至最原本的概念。例如我們選擇小班教學,這都是很早期的教育劇場運作模式。」在外地都難以持續發展的教育劇場,卻能在香港得到資源。陳瑞如回憶千禧之際,政府設立的優質教育基金成為了他們得以嘗試在港發展教育劇場的契機。2016年開始,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更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捐助,策劃了以高小、初中學生為對象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這個為期三年的計劃不單以發展富香港特色的教育劇場節目為目標,同時亦希望從中招攬一群全職演教員,建立優秀的演教員團隊。「以往因資源有限,我們最多一年便要轉換團隊,很難建立下去。」多次參與教育劇場的演教員Eric(梁智聰)道出是次計劃與一般學校巡演的分別,「除了藝團造訪外,我們還有『前置戲劇教學』與『後置戲劇教學』的部分,分別在演出前後補充歷史背景、支援校內老師。」例如在以戰國時代燕國公主姬明抗秦為主線的高小教育劇場《姬明傳》的前置戲劇教學中,演教員補充了當時分封制度的背景,又講解了愚公移山等周邊故事,讓學生踏在較穩固的階梯上走進戲劇世界。
沒有焚書坑儒的秦始皇
中國哲學思想是「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的關鍵內涵。「這是1987年出版的,那時我好像只有中四。」陳恆輝向我們展示手上發黃的書,書頁右邊展示的是莊子的《養生主》(庖丁解牛)。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過去多次以中國歷史為教育劇場主題,例如《鴉片戰爭》(2007)、《走向共和》(2008)、《三國劇場》(2011)、《香港日佔時期》(2013),歷史在劇場裡轉動一圈又一圈。在是次計劃的《姬明傳》(高小)和《3016》(初中),學生則需要以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為籌碼,與演教員展開多場辯說舌戰。「在劇中,我們創造了改變的可能。」改變,演教員之一阿強(簡立強)把這二字說得鏗鏘,「歷史上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但在劇場的當下,我們真的無法改變嗎?」若果說劇場是「當下」的藝術,教育劇場就讓學生體驗了在當下行動的力量。學生的花招遠比我們想像要多,演教員笑著憶起過去學生為遊說高高在上的皇上,遞紙巾、送涼茶、按摩多管齊下。入了戲,學生不再是局外人。去年才加入演教團隊的Cindy(張家瑋)分享,《3016》劇情安排她面對一大困難,她以角色身份呼籲在場同學幫忙,想不到一直冷淡抽離的組員立即進入劇情,同情Cindy而投入以諸子百家的思想協助解難。3016年的未來、姬明身處的戰國或者都太過遙遠,但在共同建構的劇場中,學生卻透過角色和演教員產生了情感連結,一切古老的學說思想不再冰冷。
教育還有哪條路?
教育劇場提供了在傳統單向授課以外的另一學習路徑。演教員既是演員,亦是教者。演教員每次只需要面對四十多個同學,比一次帶動數百人的學校巡演方式更能與同學近距離互動,也更能承擔純娛樂以外的角色。「在教育劇場中,教與學的位置改變了。」從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啟動時便參與其中的演教員Amanda(梁佩儀)觀察到演教員與同學在劇場中的微妙關係,「透過角色,在劇場的同一空間,同一時刻,同一事情,我們與同學同步了。」去年才加入的演教員阿Lu(賴曉珊)亦感到演教員一職充滿挑戰,「我曾在劇中被學生問到口啞啞,只能用上之前排練過的刻板答案。但是,教育劇場需要更強流動性,互動程度也更高。」學生形容參與教育劇場是在「實踐自己」。曾有一位同學,在劇場裡既集中又投入,最後更獲選為得獎大使。但他後來坦誠告訴演教員,其實他因被診斷為過度活躍一直要食藥,平日更被視為壞學生,同學都討厭與他說話。但他由於對戲劇很感興趣,一貫的失控現象都沒有發生,甚至當天沒有食藥他也可以集中精神。每個同學或許都正等待著自己合適的學習模式。教育劇場並非把教室搬到劇場,而是要搭建一個學生日常所缺乏的平台,讓他們獨立思考、表達自己,體驗行動為自身和環境帶來的改變。「在沒有可能的事上找到可能性,這很珍貴。」陳瑞如在訪問結束前道出的這番話,同樣珍貴。
攝影:張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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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紛紜現象,尋找解析距離。
時光所聚,焦點成形。】
小時放學逛屋邨文具舖,大了逛無印;文具好像纏繞得更甚,但我們和文具還有那麼親密嗎?
文具在辭典的定義是一種工具,但在我們的生活裡,文具當然不止是工具。卡夫卡說:「筆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我們不是作家,但我們會轉筆、咬筆頭的橡皮、比賽誰刨得尖、用斷掉的筆芯比賽誰滾得遠、與橡筋搭配成遠程武器,也會在考試用光最後一滴墨之後埋進金屬筆盒的底層墓地。很久之後,我們才讀到,原來鉛筆的石墨曾矜貴得叫生產商不惜水淹礦床,由重兵護送拍賣場。(可參看詹姆斯‧沃德《文具盒里的時空漫游》)
或者到最後,萬般帶不走,唯有手帳隨身,正所謂「一個人跋涉人生,總不能只帶著病變腐爛的心肺走出時間的黑暗的荒野和深淵。他總得隨身攜帶某件物品,當然也可以是這種黑色的小筆記本。」(沃倫《國王的人馬》)但我們還會用橡皮擦,擦去時間的字跡嗎?寫字和擦字的會不會已不是同一隻手:「時間是鉛筆,/在我心版上寫許多字。/時間是橡皮,/把字揩去了。/那拿鉛筆又拿橡皮的手/是誰的手?/誰的手。」(木心14歲寫的詩)
文具可分為書寫、塗改、剪裁、黏貼、存儲等類別,但熒光筆也好、圓規也好、釘書機也好、剪刀也好,文具總是靜靜地留下痕跡。它們就是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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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如流,言論輾轉衍變。
接通明暗,激活注解空間。】
I.
我讀武俠小說的時間很晚。生於八十年代,長於九十年代,我首先看的是在無線放映的金庸武俠劇。所以我的楊過是古天樂、張無忌是馬景濤(台灣製作,卻在九十年代無線播映)。聽說這是世代劃分的客觀標準,上一代的張無忌是鄭少秋,再遲幾年的沒看過電視劇,倒是知道那是「金庸群俠傳」的角色。
自少我就痛恨那些「中學生必讀十本書」之類的指南,我已經吞噬太多教科書,課外的還要你來指導?湊巧金庸武俠小說在我的世代已經榮升為「經典」,立即沾染幾分俗氣,就沒有翻書的動機。直至中五,情竇初開,愛上了同班女生,而我這個讀死書的書蟲不是單刀直入向人示愛,而是……到圖書館借閱《神鵰俠侶》,感受至真至誠的愛情。一般愛情小說好像只是寫給少女看的,難得《神鵰俠侶》是金庸唯一以「愛情」為主題的小說,那不如試讀一下。讀小說的經驗果然跟看電視的不一樣——電視的武功招式比較好看,畫面亦較流動,但關於情感的描述明顯相形見絀。其一,電視沒有角色第一身的主觀感覺描述,即使有時用到獨白來彌補不足,也顯得造作生硬;其二,電視也沒有作者第三身的上帝視角解釋事情,用旁白交代劇情是拙劣的表達手法。在斷腸崖上刻下的「十六年後,在此相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文字閱讀的感受遠比電視畫面呈現來得震撼,而楊過十六年後沒有重遇小龍女的悲愴,也不是古天樂的口水鼻涕可以演繹出來。
我的經驗告訴我,不用害怕其他媒介摧毀經典,反過來說推廣經典也避免一本正經。我這一代會翻閱《三國志》的,起點大概都是光榮的「三國志系列」吧?每種媒體,演繹經典都有其特色,當然也有其局限,遊戲的角色扮演、電視的視覺感官、小說的文字質感,恰好彰顯經典的層次多麼豐富。所謂「武俠已死」(以至「文學已死」),可能只是未找到連結其他生活經驗的方式。
II.
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經驗是相當愉快的。事後回省,這種愉快的經驗是如何得來的?
由此問題出發,金庸武俠小說再不是直接的娛樂作品,而轉向所謂「金學」的研究。也就是說,從第一身的感受,轉向對於這種感受的反省。
關於金庸小說的魅力,印象最深的始終是張大春的評價。華語世界學力與文字兼善的不多,張大春肯定是少數的幾個。他寫過一篇文章談論武俠衍生的中國小說敘事傳統。 這篇文章大開我的眼界,解釋了我閱讀武俠的愉悅緣何而生——武俠小說作為一個類型,在於它建立了一個「系譜」,讀者看到這個系譜,就能夠辨識「這是一本武俠小說」。根據張大春的考據,這個系譜始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
「在《江湖奇俠傳》問世之前,身懷絕技的俠客之所以離奇非徒恃其絕技而已,還有的是他們都沒有一個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來歷;也就是辨識座標。俠客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絕頂離奇的遭遇、一個無法解釋的巧合。……不肖生非另闢蹊徑不可。這一條蹊徑是俠客的身世、來歷;俠客的辦認座標。一個系譜。俠不再是憑空從天而下的『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e)裝置;俠必須像常人一樣有他的血緣、親族、師承;交友或其他社會關係上的位置。」
一句說話,put things into context。而這個context,就是所謂的「江湖」、「武林」。江湖秩序,武林規矩,構成了武俠小說的骨架;俠客與門派的出身來歷,交往對戰,構成了武俠小說的血肉。用現在的說法,所謂系譜,所謂骨架,即是武俠的「公式」。張大春分析這條「公式」的三大特色:第一是「俠的倫理構成」,牽涉主角的血緣、家庭背景;第二是「俠的教養構成」,牽涉主角的師承門派。以《射鵰英雄傳》為例,郭靖是漢人忠良之後,在蒙古長大,由母親獨力承養,矢志為父報仇,這是倫理構成;郭靖的武功卻是受業於江南七怪,後來機緣巧合遇上全真教的馬鈺、丐幫的洪七公等,這是教養構成。上述兩點關於主角的出身,也交代了其過人之處:「比其他次要角色多了一個加速裝置,此一加速裝置使主人翁的行為能力(武術、內功和知識)得以在其壯年時代(甚至青少年時代)即已充盈飽滿、超越同輩乃至前輩。」 主角行走江湖,上述兩點就與第三點「俠的允諾構成」產生張力,化成一幕幕衝突的場面。就如郭靖成長於蒙古,但是蒙古攻打宋朝卻觸動他的民族意識,他應該如何處理這場衝突?他行走江湖遇上一生最愛的黃蓉,黃蓉是東邪黃藥師的女兒,而黃藥師的弟子卻與江南七怪結怨,他又應該如何處理這場衝突?有了這些公式,俠之為俠不再是天外來客,總之就是好武功,總之就是有道義;這些公式為「俠」賦予一個人間世,其中關係有恩怨情仇、承傳衝突,好武功也受制於江湖秩序,有道義也要顧及武林規矩。系譜,自此成為了武俠小說的根源。小說好不好看,就看作者如何鋪排主角與這個既定秩序與規矩的互動。
閱讀武俠,開始有了「意義」——我是誰?我從什麼地方而來?我往什麼地方而去?——這些牽涉人生意義的重大課題,開始藉著系譜而得到了回應。系譜的基本元素穩定,少林武當是當世並立的兩大門派,崑崙崆峒也是不可小覤的名門正宗。近年有喬靖夫的新派武俠,注重武鬥的實戰描述,但是武林派別仍然不出武當少林、青城峨眉等等。武俠作家始終在這個框架之下,營造所謂「武林」。金庸的可怕之處,就是在不肖生的系譜之上穿插虛實交錯的歷史故事,構造更宏大的敘事。俠客可以行走江湖,這是不肖生的貢獻;江湖背後又有歷史,卻是金庸的偉構。 結果,金庸的武俠融會辭章、考據、義理三者於一身,恰恰是文史哲三個人文領域的交匯。讀小說有歷史的實在,讀歷史又有義理寓於其中,經驗如此豐富,讀來自然感到愉悅。
III.
有些評論說金庸小說的偉大之處,在於反映人性。
「反映」一說,金庸自己表示認同。他在《神鵰俠侶》的後記,肯定「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可是,我認為金庸武俠的影響力,已經超出了金庸本尊的想像。
與其說金庸武俠「反映」人性,不如說,他「創造」一套新的詞彙,新的世界,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現實。以學術界為例,聞名哲學界內外的李天命就相當喜歡武俠元素。 思維清晰銳利的,恰如手執一把「思方劍」。被李天命譏笑的梁燕城,亦是以著作《哲客俠情》(後來改稱《哲學家的武林大會》)而聞名。為什麼兩位立場迥異,而同樣鍾情武俠的表述方式?
我的忖度是這樣的。李天命高舉的邏輯思考、梁燕城崇拜的基督宗教,都是外來的異域文化。如何幫助讀者理解這些外來的哲學宗教?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運用我們本來熟悉的元素,為這些事物提供一個位置,辨識它們的價值。比起直白的描述,武俠的譬喻更有味道。我讀哲學,有些老師對於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區分相當堅持,他們不期然就用到武俠上的譬喻:分析哲學重劍,可以速成,勝在輕靈;歐陸哲學重氣,底子紮實,勝在深厚。如果有武俠小說的背景,這樣三言兩語,就解釋了兩派的根本分歧。認真想想,這是武俠植根於華語世界文化的結果。影響之大,甚至成為了我們理解現實世界的框架,為爬梳典籍、皓首窮經的學術平添幾分浪漫的想像。
換句話說,文學的作用不純然是「反映」一些東西,文學有時是一種「創造」,塑造你我的世界觀。武俠小說,不過是這種「創造」的一種示範。
(原載《字花》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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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夜生火,鋒芒無分先後,
發掘創作新視角。】
聲音演繹:池荒懸
本來沒有期待
依然開始期待
一個不可能的怎料
因催淚彈之誕生
從催淚彈之誕生
呐喊無聲群衆無影自由無名
歷史寫在黃傘上
每一隻字向上飛
撕离國家及不公義的
標籤驟然彌敦道就是海洋
別的標籤之後每一夜
如同白晝光光明明
磊磊落落雖然雨下了
好快會乾也好快月光光
清洗沒有月光光的地方
暗角上演十八層地獄
十八層的羅漢
相繼預報槍殺
超度時間巳中止
殖民的因果逆行
觀自在觀自在觀自在
千手千怒目
百年封印血跡斑斑
旺角旺角始終是旺角
何止經歷滄桑
而是製造滄桑一朝半夕
半載或一年已不重要了
記之曰一切歸於淪陷
歸於醜陋檔案
歸於共業句號
1au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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