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字
第十四期
我的鄉愁——評呂少龍的《人體雕塑》
陳麗芬
香港的故事仍然是那麽難說，怎麽說？說甚麽？如何化自己獨特的生活觸覺於社群的「感覺結構」始終都是創作者的一個挑戰。呂少龍顯然很明白自己的創作資源在哪裡，而如何利用這資源，將無序的材料提煉組織成敘事，這本書是他呈現給我們的第一場文學演出。
《人體雕塑》是呂少龍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如許多年輕作家，成長故事在呂也是最自然的開始。而「成長」，這個無所不在，最普遍的文學母題，不但是個人存在意義的探索，也與特定時空下的社會脈動息息相關。呂少龍一輩的八○後，一方面成長於壓抑低迷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也孕育於政治意識的崛起。成長小說的鬰悶騷動本色，在一個變動不安的社會尤其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個人不可言說的種種於是也就有了轉化成意義的契機。
也因此，《人體雕塑》裡的男孩長成了男人，而這男孩的自我追尋也同時是個尋找「香港」的旅程。過去十幾年來，我們常常在新一輩作家中讀到一種自覺性，或一種自覺的「歷史感」，在個人的小歷史與時代的大歷史之間孜孜找尋某種連繋，未嘗不也是在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說話位置與社會角色。
然而，香港的故事仍然是那麽難說，怎麽說？說甚麽？如何化自己獨特的生活觸覺於社群的「感覺結構」始終都是創作者的一個挑戰。呂少龍顯然很明白自己的創作資源在哪裡，而如何利用這資源，將無序的材料提煉組織成敘事，這本書是他呈現給我們的第一場文學演出。
呂少龍擅長寫靠體力揾食的底層人物，有時是身上繋著､ 手上提著形形類類工具的地盤工，有時是面臨即將被淘汰生計困難的瀕危手工業者 。他們是城市中隨時可見，卻被我們視而不見的，被遺忘的一群。呂喜歡介紹工具名稱，描寫工具的如何操作，展示他所具有，而大多數人所沒有的勞工特殊技能知識。這個看來在敎育讀者的動作，其實背後也有一個深層的目的：他想在「物件」中尋找一個準確的譬喻。
〈搭棚的一代〉是個用心極深的例子。故事以故鄉的竹林開始，少年顛簸成長的旅程，隨著敘事的發展，漸漸也成了「竹 」變異的旅程。原本在竹林裡穿梭的少年偷渡到香港，成了一個在水泥叢林裡攀爬的搭棚工人。而有了落腳處並不意味著漂泊就此結束，他仍是被迫從一地遷徙到另一地，就因為這是一個不斷拆拆遷遷的城市；流徙是這個城市的生活常態，而他的工作也正好反映了那拆卸與搭建的重複。故事中出現一青年來跟他學師，但做沒多久就消失了，使他搖頭嘆息。正當我們以為這可能又是一個講述舊世代艱苦，新世代好逸的老套時，情節一轉，青年來電求助，傘運的青年們需要他協助搭建做為路障的棚架。於是，那一向只是謀生技能的搭棚陡然有了象徵意義，不但連接了兩代，也連接了過去與現在，甚至未來，「他雙腿扣緊竹竿，宛若佇足於家鄉的老橡樹上」。我城的我們遂相遇於交錯的時空，最終異鄉原也是變奏的原鄉重生。
透過小人物的從苟存到參與，呂對命運共同體的想像，也見於其他故事中。〈薄扶林消防隊〉裡的主角極力逃避卑微的過去和家鄉的人與事，但童年情誼與街坊記憶始終是她最深沉的心事。最後在一場救水與另一場救火後，她的罪疚感得以紓解。作者在結尾安排了她參與老村舞火龍的拜神儀式，使她回歸到社群。這是呂少龍的鄉土文學，尋根是他的執念。〈賣藝者言〉的場景雖移至台北，但個人存在意義乃架構於群體之上的信念深植其中 。此作乍看如〈世紀末的華麗〉，似乎因為要寫台北的年輕一族，作者便有意無意地朱天文或林俊穎起來。誇張花巧的文字拼貼，嚴肅與戲謔交雜的政治嘉年華。這是呂少龍對瑣碎美學的一次嘗試，寫得雖過於紊亂，但畢竟是一場文字實驗。重要的是，他要說出獨唱唯有擴聲至合唱，才有更深的意義。因此西門町的賣唱年輕人 ，最後終要在太陽花學運更大的的露天舞台上，融入激情的群眾，在「眾聲同步」中得以達到生命的高潮；藉此作者當然也在表達他對「藝術」真義的詮釋 。所以，如果「感情紐帶」一詞經常出現在這本小說集裡，它絕對不是偶然；對呂而言，感情紐帶的搭通，個人與社會的相連正是人生終極價值。
素樸堅定的信念､ 完整的道德視野，是呂少龍作品的特徵，有時因此不免有意念先行的傾向，敘事發展因循著一定的軌道。他對人際的祥和默契有一份過人的嚮往，他想要解開他人物的心鎖 （〈妻姓父親〉是此中代表），他的敘事方向常以衝突的消解，以不留遺憾為依歸 （〈風喉佬〉是個明顯的例子 ），以至時有說教的意味。然而，鬰結的無法化解往往反而更能觸動人心，〈種一朵大麻花〉是小說集中最感動我的一篇。
亞保是個越戰時逃亡到香港，在難民營長大的孤兒，在營裡認識的大哥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小小年紀他已目睹人世間的血腥殘暴，經歷了生離死別。在營裡幾年後他被遣返，流浪街頭，逃逃覓覓回到家，已是面目全非，只好再做海上人蛇，一次次海盜劫難後，又回到了難民營，不久大哥在營舍動亂中摔死。難民營生活結束後，他在街上討生活，成了天橋底的露宿者。〈搭棚的一代〉裡漂泊大半生的主角最終在抗爭運動中找到情感的歸宿與族群的認同，他的棚架由此發揮了最大的黏合作用，而亞保在天橋下搭建的簡陋棚屋，卻每天都要被其他人拆毀得支離破碎；他的世界不斷地在解體､ 失去，直至蕩然無存。亞保最後在幫人種植大麻與吸食大麻中苟活，唯一的微小願望就是種出一朵大麻花。不同於〈賣藝者言〉裡明亮亢奮的太陽花向日葵，不得陽光眷顧的大麻花，背負惡名，見不得人。它是墮落頽廢的標誌，冰冷法例下的「毒品」，然而它在亞保心的深處，是最溫暖美麗的花，只因它是僅剩的維繋他與家鄉和大哥的嗅覺記憶；它是他的鄉愁。故事結尾他在獄中與牧師唸著禱文，那句「我是罪人」意味深長，有著不可承受的重，它不正是替所有人道出的？在黑暗無情的世界裡他正是那替罪羔羊。
在不同的意義下，〈布販〉對我來說也是個驚喜。本來是演義著呂最偏好的家庭倫理故事，心結等著被解開。可是過程中帶給我們閲讀樂趣的倒也不是那瀰漫的溫情､ 恩怨的前嫌盡釋，而是作者的「布」上表演。故事中一匹一匹的布不停地在我們面前變化著它們的形態，令人目不暇給。其中一塊布，更是全篇的靈魂。它原是這個家庭裡後來成為服裝設計師的女兒出生時的「場地」，裁縫父親將之車成襁褓，之後又改車成揹帶，揹在也是裁縫的母親身上，女兒後來又把它改車成布袋，加配牛仔布，天天掛肩上，最後再演出一場變形記，咔嚓幾下竟變成了一朵繡球花，正好在她父母親遲到的婚禮上派上用場，故事便結束於這高潮。是這塊布帶動了敘事的戲劇性，活化了這個本來很傳統的鄉土故事，也注入了呂少龍作品中少有的喜劇氣氛。當小說家變成了魔術師之時，一個真正「說故事的人」才誕生。
集中有些作品是寓言，以不同的方式延續呂少龍的尋根主題。〈航拍〉､〈聽地者〉清新可喜，有童書的風味，傳達了對自然的追求，也透露了對某種純淨質素的想望。而如果「純淨」是呂最深層的鄉愁，那麽他的〈人體雕塑〉就是走得最遠的一篇了。近年來「性別越界」的議題風行，呂也加入了這潮流。全篇充斥著邊緣､ 放逐的意象，寓意明顯。一對游走於兩性，相依為命的伴侶，遠離視她們為怪胎的城市，隱居於一個被原始山林圍繞的孤島。在探索身體極限與意義之餘，呂在訊息上顯然有更大的野心；與性別議題並行的是對失去的樂園的追尋，對「初始」的想像：一個在命名之前，無法指涉的「初始」。故事以生育作結，擬仿創世紀神話，在孤島重現樂園。小說中製陶的隱喻於此豁然開朗，她們的孩子終於「捏塑成形」，如神所捏造的孩子，完全純淨，不僅性別無法歸類，更是一個未受語言､ 意識污染的新生。
呂少龍目前的創作執念，我們已可看出，是在多種題材中經營他最關切的探源主題。往後如何開發更複雜多面的視野，有待時間的磨練。呂少龍的未來創作，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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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焦
年終偽統計，表揚像你這樣的一個讀者。
以一年將盡為理由，回顧一下自己
近年的閱讀生活。一點也不科學，
擺明偽統計，零結論，
只求以小讀者的專注與獨斷，啟動
可以不斷延伸而無法歸納的文學小數據庫。
【文學小數據】有甚麼書借到2019？
字花編輯室
土地問題加上窮，借書是一個選擇。學院尤其是借書者樂園，往往在借了一堆做功課、寫論文用的書之後，還有餘額借一些單純想看的閒書、雜書。有沒有試過，到了退宿、畢業那天，才發現有一本暗角的書，竟然靠不斷的重借續借撐過你的大學歲月？
可惜一切都有限期，一旦失去學校圖書館的庇蔭，便暴露在公共圖書館殘酷的兩星期之下，於是罰款成為日常，所幸續借仍是急救大法－－來，讓我們續借到2019吧！
【編輯部和大專生團隊都借了甚麼？】
梅原猛《地獄的思想》
他的書一向值得讀，而且自覺讀他的書是一種修行，人世間痛苦，希望從宗教哲學找到出路。
鄭寶鴻《此時彼刻：中西區百年繁華》《幾許風雨：香港早期社會影像1911-1950》
為了準備展覽，思考圖像與歷史之間的再詮釋。
陳志勇《抵岸》中文版
自己有英文版，想從書度大小，甚至印刷色偏差等對照一下，本身是無字書，但就算完全複製，當中都會包含編輯/出版社的不同取向。
Levon Biss , Microsculpture: portraits of insects
好喜歡動物，除美學外，其中的影像也橫跨了科普、人文、自然史。
Marjane Satrapi《我在伊朗長大》系列
好些年前的熱門書，現在才讀，覺得好好看。
鍾玲玲《玫瑰念珠》
想在讀重寫版《2018》的同時讀，發現這本的結構更複雜。借的時候，書中還留有前兩個讀者的對話便條呢。
李振盛《紅色新聞兵 : 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
想認識文字記錄以外的文革，也佩服作者當時保留照片的舉動。
蔡炎培《藍田日暖》
紀錄片中的蔡炎培、王無邪、崑南
看了蔡爺紀錄片《最後的情書》，想找回那首朗誦得非常動人的〈廊椅上的少年〉讀讀。
《莫迪利亞尼：禮讚生命與情愛》
世界名畫家全集
何政廣主編的「世界名畫家全集」系列總是深得我心，大半本是全彩，畫作很多，評介翔實，已讀過這系列的「雷諾瓦」、「夏卡爾」和「孟克」，今次是因為讀到西西早期作品如〈東城故事〉、〈草圖〉等常提及這個畫家，便想找來欣賞。
三毛《紅塵滾滾》
中學時已看過很多她的散文，想讀讀散文以外的（這本是劇本）。不過預計還是讀不完。中學時沒甚麼書，都到公共圖書館借，反而大部分都讀得完。現在通常有實際目的（功課、論文），也買多了書，但純粹閱讀的閒情逸致卻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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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
轉注
停靠彼岸，創作之於生活的錯落
阿三
寫在前面：2017年大華銀行舉辦首屆「年度水墨藝術大獎」，筆者幸運奪魁並獲資助到紐約藝術組織Flux Factory駐留兩個月。期間，筆者走訪當地各大小藝術展覽、藝文場地及工作室，埋首創作又與其他駐留藝術家交流。藝術駐留是件怎樣的事？藝術家或寫作人的個人發展需要些甚麼？而在多種族聚居的一端，華文作家怎樣呈現其眼中的「大蘋果」？體驗異地文化能擴闊視野，但回到工作室獨個兒靜下來，很清楚世事無絕對的美麗。
一、
從事藝術創作並不浪漫，在沒有任何生活保障的波希米亞工作模式下，朝不保夕的焦慮才是真象。獨立的文化人需要經常外訪，算是文化產業經濟轉型後的狀況，儘管別人總以羨慕的目光窺看他們的社交網絡圖文。我撇下恆常的藝術計劃與教學工作，隻身到另一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但電腦在手網絡長備，工作還是要繼續。「旅居」一詞，可真詩意。遊歷與闖蕩不是年輕人的專利，Working holiday申請人或許只是不想再留在原居地；而不同年紀的文化人，總有其出走或暫時居留的理由。
圈外友人知道我參與藝術駐留，除了恭賀，腦裡只有「博物館」三字或誤以為獲資助去歎世界。至於為何要留兩個月那麼長，他們不太明白。不過，要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兩個月何其短促啊，更遑論打入當地圈子，開拓個人藝術事業。二十世紀初藝術駐留概念萌生時的確浪漫，至六零年代歐美社會氛圍變天，藝術駐留成為尋找烏托邦的途徑，或作為藝術家介入社會與公眾的平台。九十年代強調多元與差異，歐美以外地區的駐留機會漸漸增多，關注當地文化成為主旋律，奇形怪狀的駐留形式亦一一實現，而參與駐留的也不一定是藝術家。時至今日，沒有一個駐留完全相同，甚至人們對無盡的駐留產生懷疑。在學術研究與商業畫廊市場運作外，藝術駐留仍是藝術家生存的另一種模式。
雖然，埋首工作室專注創作的駐留機會仍有，但從工作室轉換為創作處境（Situations），創作人借助處境為創作啟發與內涵，佔的比例更多。在特定的時間等待機遇，讓思考與情緒發酵。藝術駐留該給予最基本的生活與創作支援，不必有太多限制或預期，除了駐留結束之期，不應再有其他交差期限。這情境容讓實驗進行，接受未完全成熟的概念出場，結果不必亦不能預計。既然強調實驗與嘗試，錯誤自然會發生，而創作人不能控制下犯的錯，可會美麗而妙趣（happy failure）。種種創作的念頭與方案，或者就這樣逐漸萌生，他朝有日在地球別處開花結果。
不過，現實歸於現實，創作人多視駐留為發展機會。我初到貴境時，Fluxers不是會問：「你甚麼時候有展覽？」「你有沒有活動想辦？會不會提交計劃書？」「你只逗留兩個月那麼短？！甚麼時候再回來？」在我連對方是何方神聖還未搞清時，只能支吾。後來，我明白他們為何這樣問。藝術駐留，是在短時間內建立最多的友誼，搭建在地與海外的人脈。你在發現對方文化，人家也在認識你及你的過去。駐留，就是多向的文化交換，各取所需。文化圈子有很多，你能打入哪些視乎你的意願與能力；各種展覽或計劃的Open call不時收發，總找到合你口胃的。不過，駐法國的葡萄牙藝術家卻對我說：「我不相信所謂的藝術事業與成就，我只喜歡交朋友。」
藝術光譜一望無際，誰都可以是Visual Artist，該詞變得幾近無意義。無以名狀，遊離變異及滿佈灰色地帶的實踐，瀰漫於紐約街頭巷尾；懷疑權威與中心的情緒，濃烈得幾近成為另一種主流。藝術計劃需要各路人馬獻計，不論策展人、畫者、立體創作人、版畫師、布藝家、觀念藝術家、表演者、樂手、DJ或學術研究員，而寫作人（writer），當然是其中重要一員。同時，一個人豈止有一個身份？美國不少藝術駐留計劃，十分歡迎寫作人申請。
Flux Factory現址外觀
二、
我駐留的地方是Artist Collective組織Flux Factory。它有廿五年歷史，集工作室與展覽場地於一身，草創時位於Brooklyn一工廠大廈，後曾幾度搬遷，至今位於Long Island City，與Manhattan只一岸之隔。1993年，七位藝術家成立Flux，給新晉藝術家（emerging artist）在紐約站穩陣腳，是開展個人創作道路的跳板，商業畫廊外的另類選擇。基於Artist Collective平等、互相尊重與自由的精神，每周例會中新舊人無分彼此，輪流主持會議及負責記錄。即使是首次出席的Studio Resident，也可以對Flux將來提出己見，或動議展覽及活動方案。
紐約本是多國移民城市，在一國具名氣的創作人，至紐約時或得重頭開始，因而「emerging」一詞不限於年歲。美國的Fluxers來自各州份，各種膚色人種均有；與我同期從外地來的，有墨西哥、烏克蘭、法國、南韓及菲律賓等。因為頻繁的展覽與活動，Flux裡面總是人來人往，不同口音、種族、性別裝扮或宗教信仰的人一遇上，便是親切的擁抱與互相介紹。我常笑說，若不是在Flux有同伴相隨，一個人在工作室可會抑鬱成病。Flux就是有朋友、有相近處境的同伴，有藝文資訊、有Studio Visit，及充滿機遇的藝術生命共同體。香港作家潘國靈於2007年獲一年獎助金駐留紐約與愛荷華大學，後出版《第三個紐約》一書。不得不佩服潘潘對文學、文化及城市各領域的博學，其重尋各國作家公寓與曾入住的酒店一節，可為深度文化旅遊指南。不過，他以旅人的目光觀看紐約，亦沒多觸及紐約生活的種種壓力與焦慮；我一踏入Flux，忘卻日夜顛倒的時差，頓然成為落戶這城的New Comer。於紐約生活的心態，與旅人差異可大。
每周例會後，一眾Fluxers合照留影
生活，無可避免充斥困難與壓力。我始終搞不清為何人人希望得到美國的居留權，卻清楚感受到留在這裡的壓力。旅居紐約廿五年的已故香港藝術家關晃曾說：「他們（紐約畫廊）把藝術家當成明星一樣，超過三十歲未出名的，就沒希望了。」(註)他以外來者身份，長期處理貧困的狀態。非本土創作人，一方面尋找藝術事業門路，另一方面要達至合符居留的條件，例如參與由市政府籌劃的展覽，不管它辦得如何。繳交租金、支付生活費與創作費也是每月頭痛之事。兩個人在Brooklyn合租一個九百平方呎單位，作共同生活與創作空間，盛惠每月美金$3,200，港幣約$25,000。聽起來，租金與香港同樣高昂，但在紐約租賃一次小型貨車運送作品，動輙要港幣約$400。至於其他開銷，例如聘請師傅替展場掃漆上板或出版書籍，更不是預算有限的小團體能考慮的事。所以，在紐約生活的大小事務，我們一眾Fluxers都盡量自行想辦法解決。而Flux，猶如創作人的庇蔭，遮風擋雨。
花時間賺錢養活自己與埋首創作，是永恆的矛盾與拉扯。我認識的藝術家均不依靠賣作品為生， 身為Freelancer的工作可有博物館教育計劃策劃員、大專或中學兼職教師、周末駐場DJ、博物館警衛或衣帽間工作人員、餐廳侍應，或褓姆。紐約工作室遍佈各區，Brooklyn的Bushwick舊工廠大廈是業餘或Emerging Artist工作室集中地。甫進入偌大的廠廈，我發現每層均被間成數十個劏房單位，四面牆壁不過百餘平方呎的小空間，就是創作人奮鬥場所。區內不少廠廈已用於創意工業，而每層皆是多不勝數的奮鬥房。他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啊？我站在長長密閉的走廊，訝異卻無言。Fluxers似乎已習慣這種掙扎與妥協，淡淡然的跟我回道一聲：「是啊，地方很小。」我不清楚那些創作人的背景，只看見作品水平參差，形式卻多樣。的確，Bushwick 一類地方是個試練場。正因為紐約創作圈夠龐大，能讓千奇百怪的事情發生，不完整或未成熟的概念可以透過實踐慢慢成長，反觀香港有時候連播種的空間也難找。城市有這樣的寬宏，才配得上有成千上萬的創作人才駐留。
Bushwick其中一幢工作室大廈的其中一層
三、
紐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城市。Queens、Brooklyn、the Bronx、Staten Island及Manhattan自成一角，各不相干。咫尺之間，城市景觀、文化氣氛與在地的人的模樣盡是不同。Manhattan五光十色，華麗明艷，急促而壓迫。當我經過Harlem來到the Bronx，廣闊屋苑清幽閒靜，多逛兩個路口才知那是非洲移民區，街上混雜多國語言，周邊的店舖主要服務鄰近同胞。那亞洲在哪裡？最舊的唐人街在Manhattan Downtown，另有日本人及韓國人社區，在Brooklyn的Sunset Park或Queens的Flushing亦聚居不少亞洲人。我一踏出Flushing地鐵站，到處是台灣人與韓國人。Fluxers告訴我，北韓流亡來的人也匿藏於此。美國崇尚自由，可我不太看得見新移民生活上的自由；美國強調平等，可我不時感受到種族間無日無之的繃緊。拉丁美裔店員在雜貨糧食店與一名黑人口角，全因該名黑人用上大量一仙幾毫零錢去買一罐啤酒。店員心裡覺得那是撿拾回來的錢，並投以一句「Go back to your Bronx!」趕走那名顧客。他那句話，卻刺進我的心坎。墨西哥籍的策展人悄悄告訴我，她不時因為口音及國籍問題，而被人看扁。
紐約，正是在這種分裂割據的情況下運作。我不特別喜歡黃碧雲的小說，現在卻好像更明白為何她把〈愛在紐約〉的華人角色，寫得與紐約抽離萬丈。貫穿整篇小說的「血」與「紅」，是合法或非法移民面對生活種種困境與矛盾的意象，亦可以是七、八十年代美國經濟蕭條下社會氣氛的寫照。而性解放後的八十年代，是愛滋病大爆發時期。人們對該疾病的無知，直接轉化成集體恐慌，甚至上綱上線把矛頭直指男同志社群。白先勇在《紐約客》的兩個短篇〈Danny Boy〉及〈Tea for Two〉，回望那段黑暗時期。Tea for Two餐廳因人心惶惶生意凋零而結業，餐廳老闆、伙計與客人一個一個染病倒下。〈Danny Boy〉主角雲哥，被揭發迷戀學生而逃至紐約，卻不幸感染HIV。同志的命運總離不開被放逐與死亡，雲哥卻在仍願意照顧愛滋病患者的教會中，幫忙照顧其他等候死亡的病友，過了他「最充實的十四天」。肉身衰敗，精神昇華。在性別議題到處皆是，異類妖精隨處可見的當下，昔日的歧視與排擠依然冥頑不靈滋長於鬧市裡。過去的歷練與教訓，誰也不該遺忘。
台灣作家郭強生長篇小說《夜行之子》，以911事件世貿雙子塔倒塌為主要背景，但那是他重尋台灣歷史的隱喻，非大美國主義的書寫。我身為亞洲華人，彷彿明白他構思時的思緒。人在紐約，心在他方這不是所謂「鄉」的情懷，鄉愁至今還到底成不成立我十分懷疑。911國家紀念館展示無數支美國國旗，我可沒丁點感悟，畢竟事件背後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美國絕不是被欺負的好人。所以，我在駐留期間重做了一張美國國旗，反思顏色與文化身份的意義。人們過去一直著眼於白，也嫌談得太多了，我倒想了解紅與藍。紅，可以是東方的色彩，也可以是亞洲的指向；藍，即是美國本身，我好像還未細看紐約以外，確切反映美國的各種真象。
筆者駐留期間開放工作室，跟藝術家分享
「走在異鄉午夜陌生的街道，I want a hug。」擁抱是種美國社交禮貌，可我在Flux裡感受到的是在異地互相扶持的心情，尤其是跟外來的創作人相擁。雖然我明白台灣創作歌手陳昇於九十年代浪蕩紐約後寫《老嬉皮》時的鄉愁，但我不想「go home」。家，是文化與國族身份的認同概念。在一代一代移民潮與逃亡史，或眼前四海為家到處尋覓機會的遊離狀況下，我們會選擇到哪兒落腳？而在家不成家的當兒，身為仍在香港求存的人，我們可以到哪裡去？
寫在後面：從華文文學思索「紅」的意義，是筆者正進行的繪畫計劃。2019年二月，筆者將在藝術中心實驗畫廊舉行是次駐留的回應個展，並於年中再回到紐約延續創作。該兩項計劃，均由大華銀行全力支持，筆者予以衷心感謝。
註:黃傑瑜：〈創作無時停 關晃〉，《文匯報》，2006年10月7日。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