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不曾有人對鉛筆痴狂,不過在特定情況下,擁有鉛筆的欲望也會變得無比熾烈,比如下午茶和晚餐之間的空檔,當我們想以購物之名遊走半座倫敦。」
──吳爾芙(Virginia Woolf),〈街頭漫遊〉(Street Haunting)
在文具界,鉛筆向來是種似有若無的存在,就像吳爾芙所形容的那種方便的藉口。若有人願意在一座城市裡自我放逐,從充滿個人主義的「我的房間」裡潛逃,隱於無我的芸芸眾生之中,化身為一顆冷眼旁觀紅塵、飄來盪去的巨大眼球,欣賞一座城市可能帶來的啟示、紙屑般飛揚的生活即景,那麼,在旅程的最後,回到蝸居而自戀的房間裡,從汪洋般的市井無常中帶回來的戰利品,即使是一支面色土黃且命中注定日益短絀的鉛筆,也值得好好地愛憐,如蚌殼珍惜口中含沙的珍珠,這是〈街頭漫遊〉的絕佳示範。當然,如果買一支鉛筆可以許諾我們吳爾芙那樣充滿機鋒的才情,以及所到之處萬物為之顫動的目光,那拜託讓我買一打。
琢磨一座城市需要才情,否則買一支筆或許是再無聊也不過的事,一如玩夾娃娃機需要傑出的搖晃桿技術,沒有參透個甚麼,迎接戰利品的洞孔只能空空如也。有些人在台北、在倫敦、在紐約,依然能夠徹底無聊,那或許是他們心裡面沒有過甚麼追尋的念頭,即便是追尋一支筆。
村上春樹在美國光臨過理髮店之後,曾經充滿心靈創傷地形容美國的理髮風格和日本的理髮風格相較起來,就像除草機剪草之於盆栽修剪。唔,對於髮藝錙銖必較的這種態度,也相當具體顯現在東西方文化對文具開發的執著上。姑且不論那些櫃台人員必須戴著白手套捧著產品展示的貴族型文具﹝比如萬寶龍鋼筆﹞,當代日常西方文具店和日式文具店相較起來,就像工具展覽室之於文具狂開發中心,前者講究實事求是的功能性,後者則尋求各種層次的自我超越與花招,0.5mm筆芯之後勢必有0.3mm或0.2mm……可能會不斷發明至筆芯看不見為止,最好能讓買家發出「欸?」之類愛不釋手的驚嘆聲。
在集體主義盛行的亞洲國家,再普通也不過的筆,小學生用的、考生用的、劃重點用的筆,也可以設計得心機十足、充滿耀眼的個性,社會環境試圖弭平的單音與畸零者,在文具的國度裡並不存在,那些花枝招展、充滿奇想的身外之物,彷彿在經營某種最小限度的解放。個人主義相對突出的美國,其文具部門的筆卻是面目模糊的,那筆……就單純是一支筆,是那樣的原始,幾乎不求上進。
台北101附近有一家名為「大人小學」的古文具行,賣的與其說是文具,不如說是故事。比如「柏拉圖鉛筆」,老闆是這樣介紹的──
「日本百年大牌《中山太陽堂》由創辦人「中山太一」於1919年成立日本文具製造株式會社,當時便推出高級柏拉圖鋼筆,並於1922年創立《柏拉圖出版社》先後出版《女性》及《苦樂》雜誌,也因此培育出許多優秀的作家、插畫家與平面設計師等,同時對現代主義影響甚遠。柏拉圖在日本文藝史上,具有相當深厚的足跡與價值。」
於是乎,那看起來相當素樸的柏拉圖鉛筆,無論如何都散發出了智者的光圈,即使它照亮的是我小小的物質世界。在故事的潤澤、光的照耀之下,我像隻趨光的幸福甲蟲,沾墨玻璃筆、鉛筆、剪刀等等,在我意識到之前,紛紛入荷。「或許不曾有人對鉛筆痴狂,不過在特定情況下,擁有鉛筆的欲望也會變得無比熾烈,」那般與這般的「特殊情況」不斷襲來,最終我並沒有擁有「柏拉圖」,倒是買了一支細瘦而繪有卡通人物的細鉛筆,筆頭處掛了一只繪有山口百惠的圓形吊飾,對著我唱歌。收藏一支鉛筆最不缺的就是藉口,吳爾芙指著我笑。
回頭說村上春樹。在《終於悲哀的外國語》中,村上大叔相當靈活地揶揄了美式生活﹝包括了除草機式理髮技術﹞。然而,當村上大叔公開了他的書房照片時,許多人議論紛紛的並不是蘋果電腦或整牆的黑膠,而是他桌上的Paper Mate土黃色經典六角鉛筆,滿滿塞滿兩只玻璃杯。據說他是在美國量販店第一次認識到Paper Mate鉛筆,說甚麼此後「自己的手被制約了」。剪頭髮的時候擺脫不了盆栽養殖般的日式技藝,但是寫小說的時候,卻必須是「能夠輕鬆握住的粗糙感,用起來沒有壓力」的美式老派鉛筆,而不是那些追求地表最強的日系鉛筆,這種性格上的矛盾﹝講究與隨性﹞、在東西方美學中間的擺盪,實際上正是他寫作風格的寫照,最後他畢竟是選擇了用一種西洋的語調與筆法在寫日文故事。題外話,村上春樹在有點藍調憂傷的〈下午最後的草坪〉短篇小說裡面提到了草坪也提到了鉛筆──某個夏日早晨,主人翁的女朋友寫信來談分手:
「說甚麼一直喜歡我,現在也喜歡,今後也……反正就是想分手。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搖頭吸了六支煙,出去喝易拉罐啤酒,回房間接著吸,還折斷了桌上三支HB長杆鉛筆。我並非怎麼生氣,只是不知如何是好。」
到底是為甚麼要折斷鉛筆,而且特別是HB鉛筆,而不是2B鉛筆,這畫面太生動,我一直想問村上大叔他對HB鉛筆有甚麼意見,畢竟他是一個對鉛筆有執念的人。
村上春樹手稿
如果說鉛筆的使用與追尋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那麼從一個人劃重點的方式也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學生時期,身邊總是有那種必須用斑斕色筆替教科書畫重點的人,聽講的時候手指上永遠有大概十支色筆在奔波,每支色筆都有不同的意義與功能,有的時候因為換筆過於忙碌,可能連老師在講台上說的重點都沒聽見。
螢光色的重點筆讓我看了眼痛,我是敬謝不敏。學生時代的我,在課本上劃重點也是漫不經心,像蚯蚓爬過的痕跡,或許是我對教科書毫無感情。看課外書的時候,通常不畫線,偶爾要標注重點,就用鉛筆淡淡勾畫一下,畫線絕不用尺。許多書讀不完,鉛筆夾在裡面,鉛筆隨之經常無端消失。
工作以後,案牘勞形,我在不同時期、各地的辦公室桌面往往同樣蕭索如冰原,相對於那些在辦公室養出熱帶雨林般植栽、把絨毛抱枕帶來塞滿有效空間、不小心把辦公室裝飾成第二個家的同事,我的辦公室桌面除了工作檔案、電腦,剩下來陪我的就只是文具。
像是可以隨時遞出辭呈那樣,我喜歡鉛筆痕可以被抹去的特性,清爽的,細雨般,可以打草稿、可以不斷重來、還原空白,不像墨水筆那麼莊重、原子筆那麼油滑,寫起來有點阻力,疾書時發出輕軌電車般微弱的摩擦噪音,並且,讓孩子們學會寫自己的名字。
原刊於《別字》第十二期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字花》編輯要我從過去一年《字花》和網刊《別字》登載的詩中選出三首最佳作品。由於我住在深圳洞背村,《字花》都是寄到我香港的通信地址,我也是回香港時翻閱,故我手頭沒有字花。我讓編輯把詩列印了寄我,一共121首。列印稿裡的詩全部沒有署名。因此我不知道作者是誰。
以下我要說的一些感想,雖說是肺腑之言,但因為既不是與歷年或某個階段的《字花》裡的詩做比較,也不是與其他刊物的詩做比較,而僅僅是就這121首詩而言,故主觀或偏頗是難免的,尤其不可作為對當前香港新詩的評斷,儘管可能不無關係。
我最深的印象,跟我做譬如說青年文學獎新詩評審時的印象很接近:很多詩都偏於冗長和累贅。還有,缺乏音樂感和節奏感。
在看稿的過程中,我剛好重看了美國詩人龐德關於寫詩的兩篇文章《意象主義者的幾個「不」》和《致哈莉特•芒羅的一封信》。這兩篇詩論涉及到非常基礎性卻也是根本性的問題,特別是他關於詩歌至少應該寫得跟散文一樣好的著名論斷。這個要求其實很高,很多人都達不到。因為它需要任何藝術、任何體裁中的好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深刻而獨特的感受力。
龐德:
「不要在平庸的詩中重講優秀的散文中已講過的事。不要以為你試著把你的作品切成了行,避開了優秀散文藝術的極難的難處,就能騙得過任何一個聰明人。」
「不要想像一種在散文中太沉悶的東西到了詩中就會『行』了。」
「詩必須寫得和散文一樣好。它的語言必須是一種優美的語言,除了要有高度的強烈(即簡潔)之外,與一般的話沒有什麼兩樣。」
關於冗長、累贅、缺乏音樂感,龐德也有很精闢的見解:
「如果你用一個對稱的形式寫,不要寫入了你的意思後用廢話填補餘下的空白。」
「不要試圖用另一種感覺的說法來確定一種感覺,反而把這種感覺也搞混了。這常常是因為太懶,找不到確切的字的後果。」
「不能有套語、用爛了的話,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談。避開這些毛病的唯一方法是精確,這是對所寫的東西高度精神集中專注的一種產物。」
「每一種書卷氣太濃的寫法,每一個學究氣的詞,都在消磨掉讀者的耐心,消磨掉對你的真誠的感覺。」
「不要以為詩的藝術比音樂的藝術要簡單一些。或者當你在詩的藝術上所作出的努力還不如一個一般的鋼琴教師在音樂的藝術上作出的努力時,就不要以為你能討專家的歡心。」
我想,以上引言,也許同樣可以作為編輯的選稿指南。
我選《至少我們在橋上看過最後一道風景》,因為我從來就討厭圖像詩,但是這首詩我不討厭,而且感到它沒有掉進一般詩歌寫作的陷阱裡,反而很新鮮。有足夠的條理表達作者的感受。視覺上顯眼但不刺眼。在書面語中插入一句半句效果很好的口語,例如時間和現代化這兩個概念一旦用很嚴肅的口吻談論,會很沉悶(至少在這裡),而「去你的時間,去你的現代化」把它們的嚴肅和潛在的沉悶都消解了。
選《關係》,因為明明白白,言簡意賅,像好散文那樣。疏密有致,鬆緊有度,大小通殺。
選《非(不)反》,因為它好像有意結結巴巴、佶屈聱牙,反而傳遞某種拗口的節奏感,而且還是表達愛情(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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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直到我們看見天空。──商禽
他們並非第一個看見海的人。
他們與自由說話
自由,與誰說話?
(我們看見一陣風
在野狗身上狂奔)
他們與童年的陰影說話
童年的陰影,與誰說話?
(我們看見光
從太陽底下滾了出來)
白天他們與報紙上的黑色說話
黑色,與誰說話?
(夜晚我們閉上眼
看見這塊黑色想要消滅還會長出字的地方)
在街上他們與鳥說話
看見。鳥。低下頭
為了食物
(我們看見他們
長出了翅膀)
在霧中他們與長出來的翅膀說話
而沒有翅膀的,只有子彈
沒有舌頭
(我們看見雨水
凝結,在半空)
在夢中他們與音樂說話
被喚醒的音樂
問:是誰在與我說話?
(我們聽見音樂
是寂靜的子宮)
他們用音樂與我們說話
我們,在括號中
與誰說話?
(我們發現希望
更容易哭泣)
現在,他們與天空說話──
我們並非第一個看見天空的人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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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田園詩
在田邊。打一個砲
在種米。打一個砲
在毒草。機器隆隆
在收割。打!
在漫長的行進。像排糞
引來好幾隻鳥
在如此潔白沒有鄉愁的天空。寫下:
「一行白鷺上青天」
美,如雪疲倦
如影隨形
如明信片般
一身輕便
在煙花炸開的天空底下
右手抒情而左手
不得不對仗
在煙花炸開的天空底下。合唱:
「土壤沒有野草
地上沒有墳墓」
寫於2019年十月一號前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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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浮木還有身體
1.海不是風景
海的浮木是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是
我的浮木
我的浮木是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是
海的浮木
海的浮木很重
我的身體
很輕
2.火的慶典
火焰也有品種之分
有的吃素
有的吃肉
有的愛吃垃圾
有的喜歡熱鬧
就呼朋引伴
去大廟吃香
笑那些吃房子的
害怕獨處
也有的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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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愛吃羊毛皮的:有人
曾經穿越火焰
在上面留下地圖
也有的,一邊
聽音樂,一邊
唱得霹哩啪拉
為慶典的牲禮
吐出更多煙
設迷障
抓野味
愈年輕的愈多汁
愈新鮮的愈年輕
生肉熟食
胃口在燃燒
這種火
專挑人
且不求甚解
3.他們的眼淚來自我閉上的眼睛
火在我的身體裡尋找遺書
──他們需要更多的水
我的浮木是海的浮木
只有海水能澆熄
我的身體是海的身體
只有海水能灌醉
海在我的身體裡寫下遺書
──他們需要更多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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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
/森少木一郎
那些「否」裡頭,有多少
「是」呢?
我們趁搖頭、閉眼
的時候,短促地哽咽
仰臉的時候避開
旁人的目光
盈眶的淚裡頭,有多少
過去的秋日呢?
被忘在候車站的禮物
行李開關的次數
一直沒寫好的遺書
那些過去的日子,有多少
現在,有多少未來呢——
晨光已經原諒鬧鐘
餐盤已經包容吐司
寧靜已經寬恕空樓
是的,是的
確實是
但那些「是」裡頭,又有多少
「否」呢?
_____________
偉人
/雷博謙
左傾的太陽吝嗇地把光照進城內
僅用餘温纏著老婦人的頸
骯髒的手心緊握著她的願
日落後的海平線特別平就像
熒光綠框著的生命線
聞得慈祥人天生一副亮相
可謂相由心生於是他執意挑起指尖
放在深陷的眼窩裡感受深海波濤
黏著眼白的指甲於淚腺一戳
便摘下他身上最後一顆
真的是最後一顆
焝弱無光的紅寶石
以咽喉的最後一口氣擲出窗櫺
微風把渾紅的琉璃送往未知的那家
接過紅球的人還以為它是太陽的子嗣
哈利路亞天主聖神聖子聖母阿們
每唸一句他的體內就會長出芒刺
與纏著表皮的荊棘化成一隻魂魄消散的
臘鴨被鐵鈎豎掛在鐵支架上
眼眥只能跟腳趾甲裡的凝血對峙
始終能救贖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最後一抹光束逐漸被濃霧遮蔽
黑暗中隱約看見滑過臉龐的淚凝結成一朵
深褐色的玫瑰
死寂的城傳來群眾的歌謠
在深夜的狂歡裡根本沒有人知道 原來
他早已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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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深水埗的路上,本想提前查定「藝術在大南」一眾活動地點,怎知翻來覆去都只得出一含糊結論:「地點:深水埗大南街一帶」。
「一帶」二字,看似籠統,卻正得精髓。作為一個外區來的「遊客」一下就領略到了:這並不是往常「有事就來、完左就走」(頂多食多餐宵夜)的活動,而是要通過漫無目的閒逛,加上幾分運氣才能碰著有趣事情發生的行動。於是當參與者揣著活動單張,懷著好奇的心思,規規矩矩地按照地圖標識一間又一間找的時候,不知不覺也就把大南街前後左右的街道建築、鋪頭裡外逛了個遍。
最後,循著活動海報的蹤跡,在街尾的金工手作小店 a little something,竟恰巧遇上了計劃的參與者之一、同樣立足於大南街的藝術空間「合舍」成員Man Hoi,才又循著她的介紹,回到一路上經過的咖啡店、旅店、皮革店,尋找其他計劃中的「隱藏經典」。而在Café Sausalito門口,計劃中的藝術品之一「漂書檸檬樹」下,剛好又撞見其創作者、藝術家謝曉陽,以及同場另一件以榴蓮創作裝置的藝術家陳正文,他們正準備把漂書車移至下一個地點——而這些天來,它已在大南街的各個角落,接受了天南地北各式各樣的書與目光了。
是次計劃邀請了陳正文、鄧國騫、謝曉陽、溫佐治、黃永生、袁永賢六位藝術家坐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也讓整個計劃的呈現形式、效果更佳豐富有趣。如鄧國騫以作品《往外面去》邀街坊以物換煙酒,為的是更輕鬆卻深切的溝通;而溫佐治與好友成立的文化組織「程尋香港」,則以考古獵奇的方式展開「深水埗古廟遊路線」,呈現了深水埗的另一個面向……諸此種種活動,也為剛因文藝經濟而復活的大南街,新長出了社區人文的皮膚。
那麼這些看似散落各地、相互獨立的藝術家及作品之間,有沒有絲毫共性呢?「在選擇參與藝術家時,都會以他們作品有沒有互動、好唔好玩為主。」此次活動的策展人張煒森說道。在展覽的引介詞中,他也曾這樣寫:「……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理念的商店與藝術空間,在不同的時勢下紮根到大南街裡。這個計劃暫時借了他們的光,得到街上幾間店鋪與藝術空間的合作支持,化成有機的展演場,讓藝術家在這個充滿故事的地方,再次『重演(re-enact)』。」
因著藝術在大南,又一次行完大南街,感到這樣的計劃與市面上許多「製造IG打卡點」的展覽理念十分不同,前者更具有偶發性,或也能滿足人們漸漸消退的獵奇心。藝術家、策展人皮力曾經表示:「當代的公共藝術既不是藝術家對公共空間的美化,也不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冒犯和可疑的反叛。它是無數個人敘事和公共訴求之間的雙向運動。」在如今美與抗爭並存的深水埗來看,再貼切不過了。
「好多時真正為社區,係長期計劃,要讓子彈飛一會。」這是張煒森的願望。最近大家常提香港重光的那一天,重光是個漫長的過程,何以致之,還要看每件事的韌性和強度,還要看每一件切膚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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