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消費,抵制景點,歐美獨立文化體驗遊。】
2017年意識公社聯會會議
「住在雙橡村 (Twin Oaks Community) 裡頭,基本上是完全不用思考金錢的。」這裡的火藝表演者Wolf如是說。
我們在紐約布魯克林其中一個「共治房屋」內討論起來。所謂「共治房屋」就是一班人合租一棟房子,共同定立規則,共同管理,共享屋內資源。由於紐約房價高昂,不難發現會有十數人共用一屋,而單是在布魯克林區便已經有四個類似的空間,並互相支持。Wolf就是其中一間的發起人,他們稱這種共享單位為intentional community的一種。有中文文章把intentional community翻譯成「意識社區」、「意願性社區」或「理想社區」,可以理解為一夥人帶有共同意願地組織共享社區。但個人認為這個community譯作中文的「社區」並不準確,作家兼先行者Kathleen Kinkade在《已是烏托邦?》(Is It Utopia Yet?)裡說:「我們不稱自己作commune,是因為對很多人而言這個是敏感字,所以我們自稱community,但實際上是共產主義公社。」
在布魯克林區內的共治房屋
這種大大小小的公社生活遍佈全美。八十年代開始,有人開始系統性地整理各地公社的資料,組織起「意識公社聯會」(Fellowship of Intentional Community)。翻開FIC出版的公社指南,會發現除了較活躍的北美洲之外,全球不同地方也有人實踐公社生活。而當中,一些強調自己實行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公社,再另外組成「平等公社聯盟」(Federation of Egalitarian Communities)。FEC要比FIC嚴格,因為他們要求的「平等」包括「不能破壞自然資源,剝削下一代」、「所在的土地、房屋與收入必須是公社擁有」等等。而我們在熱烈討論、準備出發前往的雙橡村,就是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FEC。
位於維珍尼亞州的雙橡村,於1967年由八名成員建村開始,目前座擁450英畝地(足球場大約是兩英畝),住了約八十人。我們大概都可以想像到,這種自治公社運作非易,能維持半世紀的運作,必定有她的寶貴心得。對此,雙橡村民從不吝嗇,定期辦導賞,出版雜誌刊物。作家Kathleen Kinkade就是初代八人的其中一員,撰寫的《桃源二村實驗:雙橡村的首五年》(A Walden Two Experiment: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win Oaks Community) 和《已是烏托邦?》就分別記錄了雙橡村頭五年與第二十六年的種種經歷與反思。內容相當仔細,連「如果有人不肯洗碗」也有記載。
正值五十歲生辰,雙橡村舉辦了四天的研討會與工作坊,是公社圈的盛事。很多本身住在不同意識公社、在構思自己社區,或社會學學者都慕名而來。我們一行四人 (除了我之外三人都住在布魯克林區內不同的共治房屋) 就是為了參加研討會而聚集,準備乘坐Wolf的順風車到維珍尼亞州。出發前有朋友叮囑我要份外留心,當地有很源遠的美利堅聯邦歷史,到處是內戰遺跡。在夏洛茨維爾市剛剛不久才發生「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集會,有「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撞向反集會人士,釀成至少3死34傷。看來在同一個州,並存着最保守與最基進的美國白人。
乘坐平時接載雜耍表演者的巴士到達雙橡村,相當嘻皮
八小時車程後,我們在半夜二時抵雙橡村停車處,只好先在巴士上睡一覺。第二天早上,吃過自助早餐,清潔完餐具,就到村內的大本營內集合。粗略計有二百人左右,因為下雨天特別冷,許多都穿了村內的公社御寒衣物,有些還借了雨靴。然後大會主持、雙橡村的現任執行董事發言:「歡迎各位,我叫Sky,全名Sky Blue。對,這是真名;對,我父母是嘻皮士。」這位名叫藍天的中年男子介紹了未來四天的活動──日間大部份都是腦激盪的討論會,夜晚是放映會和派對。接著就是參加者可以介紹他們代表的公社,或自己正在籌備的社區資料,發言人數有三十多個。我則用發言時間略說香港新界東北的迫遷情況,有不少人也表示關注。
藍天,兒子是「土生土長」的雙橡村民
午飯時間,找到藍天作訪問。他父母於雙橡村相識,十九歲時決定自己搬進來生活。有段時間離開後又回來了,至今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十八個年頭。我坦白說,在如此徹底推崇資本主義的美國,驚喜有這麼多公社的出現。藍天認同,近年的確是越來越多人對公社生活產生有興趣,理由可能很簡單,是大家開始明白到資本主義實在行不通了。原來建村的靈感來自行為心理學家史堅拿 (B. F. Skinner)在1948年所寫的小說《桃源二村》(Walden Two),也是為何Kathleen Kinkade第一本關於雙橡村的書稱作《桃源二村計劃》的緣故。雖然現在村民已離開行為心理學、或擺脫單循科學角度思考人的相處,但在早期建立系統的時候,史堅拿的理論有相當影響。我說,想像藍天在這裡培養兒子,好像電影《神奇大隊長》(Captain Fantastic),相當另類,十二歲會否已經與眾不同?他笑道:「有人提過那齣電影,抱歉真實沒有這麼戲劇性,我的兒子還是會沉迷網上遊戲的。」
自由活動時間,我參加了村民Valerie帶領的導賞團。正如上文所言,所有關於雙橡村的事,村民都願意公開,參與導賞的團友也就一邊參觀村內建設,一邊趁機發問。原來目前村最大的收入來源是製作有機豆腐和編織吊床。由於實行「收入共享制」,所有村民負責的工作都歸於公有,不管你安排食物,修築房子,或是製作豆腐,每人每星期都要工作42小時,並獲得一百美元的零用錢。五十歲過後,每年遞減一小時勞動時間。工作內容都是自願選擇的,遇到有工作暫時沒人負責,他們會張貼在告示板上,目前為止還沒有強迫過任何人做不情願的事。每年有三個星期假期,錢通常就是在這段時間旅客而花。村民可以以更多工時來換假,以及到外面兼職賺取多點旅費。「我每星期會出外教授瑜伽,兼職的收入就不用公有。其實只要你完成必須的42小時村內工作,半夜起來織吊床也可以,其他時間你是自由的,沒有必須要集體參與的活動。你可以有宗教,沒有宗教,喜歡討論,不喜歡討論,一起吃飯,自己吃飯都可以。」
因村內人口開始老化,而新建成的善終中心與療養院。創辦人之一的Kathleen Kinkade是第一個在村內逝世的人
Valerie是加拿大人,入村將近九年,真心相信共享:「我們在這裡,共同擁有泳池、桑拿、食品公司,在外邊是不可能有這種生活質素的。」村民所有的需要,雙橡村都會提供──衣物、醫療、在家教育、公用汽車、單車等等。「以前我們是禁止收看電視的,它一來宣揚暴力,二來只是不斷叫你消費。」但現在有了互聯網,想看甚麼還是很自由。「我們養了一隻叫Kaliseei的狗,就是《權力遊戲》裡面公主的名字。」雖然可以私人申請用外界的金錢添購物品,但一般情況下並不鼓勵消費主義。村內高峰期能生產八成的食物所需,其餘的只能夠在外購買。也因為實行節能生活,所以亦有人把雙橡村當成生態村之一。
有機豆腐廠,美國高級超市Whole Foods也有發售
聽Valerie說著一堆村內規則與運作系統,都是慢慢嘗試而建立的。Kinkade在書內記載,早年建村的時候收入不穩,頭六年還是要到外面工作賺錢補貼村的開支。她們逐漸找出行得通的方程式,到建村後三十年才真正稱得上上了軌道。「我們真的很有系統,有人甚至說是有點官僚化。但每個公社有自己運作的方式,有些人需要秩序井井有條,有些人不喜歡。」每年大約有十多人離村,又有十多人加入,總人數從不超過一百人,也要維持只少有三十人去營運村務。有興趣入村的人先要過三星期的體驗期,好讓新人明白村內運作,舊人有機會認識你。過了體驗期,如沒有人反對,就成為村的一份子。有些不喜歡這套系統的舊人,得到雙橡村支持,1993年在維州另建了安那其村「橡果社區農場」 (Acorn Community Farm)。橡果以完全的共識決策運作,目前最大收入是與雙橡村合作經營的種籽業務。
最早期的建築,Kinkade書內說當年窗破了只能用透明膠布修補,被人批評是浪漫化的貧民區
農場後的太陽能板,是奧巴馬在任時期「綠色能源計劃」贈送的
四天的會議討論,不難發現雙橡村正在推動意識公社圈作出能回應社會的反思。藍天在雜誌中撰文,開宗明義批評意識公社是「中產白人的避世玩意」,他們必須行動來回應外界仍然存在的不公平。「我的生命是關於把人聯合起來,為所有人建立更美好的世界。」被邀請的講者當中,有跨性別人士講解身體作為一個「社區」,有黑人講師主持「為甚麼我的社區這麼白?」講座。也有不少研究團隊作很重要的批判,說現在的意識公社模式實際上還離不開私有化、殖民的狀態,公布一些不需要透過買地才能實行的公社計劃。我也認識了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大學哲學教授John,他說希望不只是教理論,要透過行動來實踐理念,便開始組織起自己的社區。
接待來賓的地方,距離會議的大本營有四十分鐘路程
由於比其他人較早離開,村民找了剛好要到區內購買日用品 (也是工作之一) 的Biddy載我到機場。Biddy年輕時迷上Kinkade著作,夢想要到雙橡村生活;後來成了會計師,八年前終於完夢。本來只打算住三年就離開 (她說三年就算不開心也能捱得過去),結果住了這麼久,但也夠了,我在寫文章的這一刻她已離開。她覺得是時候「走出去」,把公社精神在不同場域傳播開去。像Biddy這樣不是以定居形式參與的村民,佔總人口的一半,大概令村民不致自我孤立。到達機場,相擁後交換聯絡,這次旅程便告一段落。
攝於雙橡村大本營
Kinkade在著作《已是烏托邦?》回顧雙橡村「成功」之道:一,她們對外開放,才不斷會有新血加入;二,她們會「放過」個人的腦袋,各人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三,她們有系統,因為規模已經大得不能太隨意行事;最後的,就是自由,除了硬性規定的村內工作,其餘時間沒有任何管束,也隨時能離開或再加入。雙橡村五十週年,卻沒有任何人在這裡逗留過這麼久。初代的八名成員,早已各散東西。Kinkade先後參與三個公社的誕生,到了70歲高齡卻自己在山區的小木屋與貓生活。她失望地對女兒說:「這個只是中產樂園。」晚年得了癌症,無法照顧自己,雙橡村接她回去渡過餘生。對她,對村,也是有重要象徵意義;似乎亦提醒大家,要達到真正的平等共享,還是有漫長的路要走。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全世界都在阻止你講出
一個有效的笑話,但放心
冷場本身也是可笑的,而且
怎能期望每個人的笑點一樣?
不是講笑/想笑很難,
而是我們都在尋找笑點的中途
成為了笑話的一個角色。
資訊如流,言論輾轉衍變。
接通明暗,激活注解空間。
《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的居民的故事。
訪問及整理:何杏園、查映嵐
攝影:梁健邦
訪問當天,林生祥看起來有點累。
那是他在港的第二天,而前一天他已經一口氣接受了五個訪問。這次他特地從台灣來香港兩天,為十月中「台灣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活動和演出做訪問。這次演出表演的曲目主要來自《圍庄》────生祥樂隊去年推出的雙唱片概念專輯。
只要把《圍庄》從頭到尾聽過一遍,便會自然而然地驚嘆唱片中繁複卻又渾然天成的編曲和龐大的力量────那股力量到了演出現場便更為一發不可收拾。
《圍庄》的力量也許有一部分來自它的難度。林生祥在多個訪問中都強調過這個概念雙大碟的意念源於Pink Floyd在1979年推出的《The Wall》大碟:「大學時我聽到《The Wall》,那時便已很喜歡。但到了幾年前,我才又想到原來我這個夢想還未達成,於是便開始計劃做一張雙唱片。」林生祥常跟朋友形容音樂好像建築,要做出好的音樂必須要有良好的結構。對於如此重視結構的人來說,要構築概念雙唱片,背後必須要有龐大而穩固的組件,才能撐得住整整兩張唱片。為了使唱片結構不會垮掉,又想令聽眾聽下去時不會覺得無聊,林生祥刻意加入了兩個元素--龐克和北管。
從林生祥以前的作品已知道,他向來關心傳統音樂,例如客家山歌和八音,這次他又加進了北管:嗩吶擔當了好幾首曲的引子部分,壓軸作〈風入松〉改編自北管傳統詞牌,並由嗩吶主奏。傳統的樂器與很硬朗的龐克風格碰撞起來竟有意想不到的和諧效果,正如在生祥口中,它們彷彿本來就應該在一起的:「我在創作《圍庄》時,很早就決定要插電,因為那主題跟工業有關,所以鼓便要進來。後來我又想加上北管,於是嗩吶便又進來了。」音樂上的精彩結合卻又無奈地正好指涉了台灣(曾經)建造了五輕、六輕的地區的狀況--傳統生活習慣和信仰在區民生活的那一邊,而工業與污染也猝不及防地滲透了他們的日常。
《圍庄》的另一部分力量,大概來自它所包含的故事。鍾永豐在2014年4月已把所有的歌詞完成,但在他完成歌詞那刻,生祥尚未有做雙唱片的念頭。歌詞是到後來才一直修改和擴展,發展至雙唱片的規模。在這嚴密的建築物內,鍾永豐修建了一間間充滿故事的房間。
《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居民的故事。〈拜請保生大帝〉記的是反五輕主將李玉坤和後勁居民全力反五輕的強而有力的原因:請示神明時,連擲六次聖筊都得到同一答案,就是要反對;〈出,不走〉記的是台西鄉的陳財能先生,因得到因肝硬化逝世的兒子報夢,跟他說:「阿爸走,阿爸緊走」,所以他和妻子便改裝了貨車,住了進去,從此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為的就是聽兒子的話,避開令家族中的人都得了肝病的污染小鄉。鍾永豐甚至在〈南風〉改編了猶太詩人Rose Ausländer的詩Mein Schlüssel:「我个鎖匙變暮痼/願要轉去尋屋/海風北上 敲門/佢一身酸臭/田丘徵收做大路/隻隻鎖頭生鹵/我个鎖匙難確定」,以屋和鎖匙連接村民與詩人的悲慘遭遇,以空氣污染帶來的侵蝕和破壞,對照猶太詩人的無家可歸。
《圍庄》這張專輯出版以後廣受肯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形容為「一張偉大的專輯,它示範了台灣土產的搖滾樂可以玩到怎樣的高度,走得多遠。」林生祥卻說:「大概以後也不會再做雙唱片了,因為實在太太太辛苦了,並不只是對我而言,而是所有樂手同樣精力耗盡。」
(二)
村上春樹在《爵士群像》中寫道,Dexter Gordon 用次中音色士風奏出的聲音令他「清楚地聞到爵士樂的硝煙味」。聽著《圍庄》,那憤怒的喊聲、戰鬥的架勢,同樣令人想起槍管前端的硝煙味道。除了插電樂器和林生祥在快歌中的粗獷唱腔,《圍庄》亦召喚了多年前《菊花夜行軍》裡的嗩吶助陣,成為專輯中強烈生猛感的重要來源。
今年春天,生祥樂隊在台灣舉辦了《菊花夜行軍》十五週年紀念演唱會。十五年前,林生祥的樂隊不叫「生祥」叫「交工」,《菊花夜行軍》是他們的第二張專輯,當中用上客家山歌的元素,又引入嗩呐、月琴等傳統樂器,撞擊成鮮活的客語在地搖滾。
林生祥二十年來的創作拍檔鍾永豐曾寫下散文〈歌手林生祥〉,裡面提到他當年勸說林生祥加入反水庫運動時說道:「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1999年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和2001年的《菊花夜行軍》,就是這顆「文化原子彈」。當時是台灣少數抗議樂隊的交工,甚至憑《菊花夜行軍》,拿下了金曲獎最佳樂隊,將偏鄉美濃的抗爭,帶到台灣流行曲的聽眾群面前。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
這個造原子彈的故事,要從90年代初講起。那時林生祥還是大學生,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孜孜地吸收各類型音樂,包括西方搖滾樂、台灣正興盛的新台語歌。他就讀的淡江大學是台灣現代民歌運動中一個重要場景:著名的校園民歌運動催生者李雙澤正是畢業於此。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大學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中質問其他演唱者「唱洋歌有甚麼滋味」,然後據說砸碎了可樂瓶,在台上唱起閩南歌謠、《國父紀念歌》等,最後拋下一句:「我們應該唱自己的歌!」便拂袖而去。
這事在台灣藝文界引發熱烈討論,後來被稱為「淡江事件」或「可口可樂事件」。宏觀地看,此後席捲台灣各地大學校園的民歌運動,是70年代中華民國步向與美國斷交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林生祥屬於聽著校園民歌成長的一代,到了他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陳明章、黑名單、陳昇、朱約信、伍佰等名字正掀起一片叫做「新台語歌」的風暴。與林生祥同代的評論人張鐵志在《聲音與憤怒》的序言中寫道:「那些音樂,體現了一個被時代壓抑已久的深層吶喊。而我們的青春在那些吶喊中燃燒。」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他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最初寫國語歌,多關於大學所在的淡水。1993年的暑假,林生祥回老家時,用母語客家話寫了一首歌,關於他媽媽的生活:「速度很快,一下就寫完了。」他這樣回憶。「那時就驚覺到,原來用自己的母語來思考、寫歌,可以這麼流暢。用國語的話,我要一直想一直想,但母語不用轉換,『啪』一聲直接就出來了。母語創作對我來說最自然,唱歌也是最自然。」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歌,這一年、在故鄉美濃,林生祥開始觸摸到「自己的歌」的形狀。
也是在1993年,美濃的鄉民組織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反水庫遊行,隊伍在高雄縣政府前大喊口號,要求縣長簽名反對興建美濃水庫。林生祥同情反水庫運動,就和同學辦了一場售票的音樂發表會,把收入全部捐給反水庫運動,因而認識運動主將之一鍾永豐,但他形容自己這時在運動中參與不深,只是有時回美濃會找這些鄉親亂聊而已。
大學畢業後,林生祥雖然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城市,但還沒有回鄉的打算,而是住在淡水一個叫瓦窯坑的地方,一個「很偏僻的山谷,再進去就沒有路了」。在淡水的時期,他和觀子音樂坑的成員繼續創作混合福佬話、北京話、客家話的歌曲,又舉辦客家莊巡迴演唱會,在1997和1998年發表專輯《過莊尋聊》和《遊蕩美麗島》,產量算是不俗。「但那時寫完《遊盪美麗島》,就進入創作的低潮。住在淡水也不知道寫甚麼,對這個社會沒甚麼想像力、沒有甚麼觀察,覺得自己不認識這個社會。」林生祥憶述。
同年,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反水庫運動形勢急轉直下,鍾永豐三番四次來到淡水找林生祥,希望說服他回鄉做運動音樂。林生祥對此記憶猶新,感嘆道:「永豐搞運動真的很有天份。其他人多數都是灰頭土臉的,只有他會說,『美濃的運動正精彩,很好玩,要不要回來玩?』」就這樣,林生祥決定回美濃,鍾永豐也真的帶著他到處「玩」。「那時好像當永豐的助理、跟班一樣,跟著他到處跑,跟人聊天。那段日子很有趣,見到各式各樣的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市井小民,各種人的臉孔、談話方式都不同」。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
由鍾永豐作詞、再丟給林生祥譜曲的創作模式也在此時確立了。他們多年來遇到的生動小人物,轉化成生祥歌裡的阿成、阿芬、阿欽、秀貞、仙人,也化為他們創作中源源不絕的養份。兩個人的合作從交工樂隊到生祥樂隊,從《我等就來唱山歌》到《圍庄》,即將踏入第二十年。「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比較完整的 singer-songwriter。」
原本困於淡水偏遠山谷的林生祥,回鄉後又找到走下去的方法。餘者皆是後話了。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這些年來,交工樂隊常被引用為文化介入社會運動的經典案例,如今林生祥又怎樣看音樂在運動中的位置?據他觀察,台灣社會運動近年有專業化的傾向,在組織上分工更細,能對議題做到更紮實的研究。音樂人對議題的認識,多數遠遠不如運動組織者專業。「音樂人在運動現場比較像是一個觸媒的角色。在現場如果大家都是喊口號、講知識面的東西,其實很無聊,所以如果有支持這些運動的歌手出現,對於現場的氣氛、節奏會比較好。」
訪問結束時,我們跟林生祥說起〈我等就來唱山歌〉。這首歌描述美濃鄉民在第一次反水庫遊行中的一個片段。當時遊行隊伍分乘巴士從高雄北上,前往台北的立法院請願,進入台北後,帶隊的鍾秀梅(鍾永豐妹妹)發現鄉親們正對著台北的高樓發愣,於是立即拿起擴音器用客語大喊:「鄉親,大馬路走端正,鎮暴警察這麼多,不用怕!就當作自家的子弟。立法院這麼尷尬,沒關係,就當作自家的三合院。來!我們就來唱山歌,好不好?」
這一喊,鼓動了鄉民的士氣。當天,兩百多名美濃鄉民頭綁白布條,手執油紙傘,在立法院前高聲吶喊「反水庫,救美濃!」兩星期後,立法院通過凍結美濃水庫預算一年。
林生祥說:「我們做這個事情,最原始的原因就是從這個故事來的。」
近年台灣南部反空氣污染的抗議愈演愈烈,官員們一邊道歉,一邊加緊擴張區內石化工業,令當地居民憤怒不已。《圍庄》站在受呼吸道問題困擾的居民那邊,林生祥為無數的無聲者喊出「石化廠的煙囪管/點著香 點著香/它們拜天 眾神耳聾/它們拜地 農作反種/它們拜人 身體叛變/它們拜水 魚產失蹤」。音樂的槍管對準石化工業,在這條戰線上,但願《圍庄》一如十八年前的山歌,成為催生奇蹟的要素。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鑿夜生火,鋒芒無分先後,
發掘創作新視角。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散步
我把海浪收在秋天
在秋天裸露的骨架上
海浪冰冷地刮搔著
發出我的聲音,從身體
出發,豹的斑紋和陰影,我的
瞳仁落下在果核落下之處
我的皮膚和夜一起深了
──你還不睡嗎,你在為窗外
為那片荒野喚醒什麼,為那些騷動
起什麼名字?
步伐還要前進,路那麼長
伐倒前一刻的自己,路那麼長
所有意義還要埋沒
我從牆邊,拭起灰塵
我從牆邊、灰塵從身上再剝落,剝落
將豹的血管切開
吃牠的身體吃牠的骨;
吐出神經纖維和眼球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十二月
我不會將明信片在現場寄出。
什麼是現場。什麼是明信片。
現場就一直在那而這是我想說的包含信件中
任何文字都是消極的抵抗
一旦翻明,就積極了起來: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混凝土疊在窗外
不知要疊到哪去
天空坐在我們身上
倒也非常乾脆
你記得雪嗎
污髒的雪
我們在雪夜下走了一陣
我也在這走了一陣
總之就是走,不是別的。
有沒有想過上半身其實是多餘的?
身子稍微向前傾。抬頭。抬很深的那種,後頸肉
曲疊在一起會誘人想要挪用意象的那種──
有沒有看到連接腿股的細長軀幹伸入雲漠?
前傾的身子是一段垂露的盲腸。
這時候就很好懂了,關於矛盾: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我將水煮沸,水氣上升又不復見但就一直在那
做點事情
和你無關的
和我無關的
我又在這走了一陣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