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語
海底冰山
／羅樂敏

踏入2015年年初，《字花》這個孩子已經八歲半，幸好算長得健康，還日漸有點規模，雜誌團隊除了以非全職編輯和美術人員為主，也有尚就讀大學的同學負責校對。至於出版《字花》的水煮魚文化，近年也獨立策劃文學活動，人員包括行政部同事，也有「水煮魚工作組」的大學同學，出版和活動並駕齊驅，漸漸成為招聚熱愛文學、願意把文學當成事業的年青人的文學群體，幾乎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同時，創刊及早期編輯也分別以藝術總監及編輯委員會的身份，支援現任團隊，故機構上下保持聯繫及活力，編制開放且緊密，實是前所未見。

以往的文學愛好者多以出版文學雜誌為核心，以同人雜誌模式經營， 編輯多為志趣相投的好友， 或因後來意見不合， 或因疲累， 或因缺乏資源而結束， 較少具制度、架構及行事程序的機構營運視野， 大概前輩們都是從制度逃出來的人， 拒絕建立制度。《字花》從文學雜誌蛻進成文學團體，在香港文學史上算是開創了新局。

我對《字花》和水煮魚文化的未來，一直抱有從外國借來的「文學機構」想像，後來漸漸了解以英美作家為核心的國際出版圈生態。非牟利「文學機構」在英、美等國並不罕見，：有以推廣中、小學生創意寫作教育為主(例如826 寫作中心 )，有以舉辦文學節為主 (例如Hay Festival)，它們和牟利的公司如出版社、版權代理社、書商等，自發的作家組織和網絡，以及大學的學系或創意寫作中心，構成文學出版的產業生態圈，養育作家和作品。我們不難想像，作家、編輯、版權代理人、活動策劃人會在複雜的權力網絡和制度裡尋找生存空間。這網絡在香港文學圈—— 如果有這個圈的話—— 一直不太完整， 因為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 從來沒有多大的名氣和金錢上的回報， 有心人在不同崗位可以自由地投入自己喜歡做的事， 靠正職養活自己，實踐心中理想的文學圖景， 他們的角色獨立、獨特而自由， 卻又在彼此平等，互補的關係中促進香港文學的發展，就像從前以同人模式經營雜誌的前輩， 當中的自由和苦樂， 相信他們都懂得。

文學如能成為「產業」——文學創作和相關的出版業足夠讓人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生活——到底對香港文學帶來甚麼影響，或許言之尚早，對年青人來說或許是契機，對於讀者來說，其實是海底的冰山——水面下龐然難測的冰體默默承托著冒出水面的跋扈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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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有光的日子
／羅樂敏

過去一個多月，香港人都過著非常生活——聲援佔領運動、追新聞、跟身邊朋友親友討論政治，甚至紮營留守，每天如行軍打仗，社會和個人都兵荒馬亂。《字花》外內也面對轉變，對外則自罷課運動以來一直以不同方式聲援——出別冊、辦義講、做網上文宣，也有編輯幾乎天天落場聲援運動佔中；對內則是陣中易帥，正重整旗鼓，穩步向前，在驛動之中作一點新嘗試。

今期封面專題為「光」，本想透過這帶點抽象但日常的意象切入不同領域，諸如宗教、哲學、藝術、人生，拉出一道想像和思考紛呈的色帶，希望各篇文章自成世界又彼此呼應。然而運動發生之後，香港作家的心神不免被牽扯，但光途所見，依然滿目繁茂，運動中出現的有形和無形的微光，始終明亮。我們借攝影師何兆南的眼睛，追踪新聞鏡頭忽視的影像，捕捉超現實的空景、街道上單人匹馬當中那忽爾臨到的光線，或與我們內心莫名的觸動呼應。

另一組攝影作品則攝自曾梓洋用Ikea的家具組件砌出的相機，此組作品雖然已在香港展出多次，重點卻不在它跟光的牽繫。今次的相輯特別把焦點放在作品對光的操作，由此反思攝影、家具的定義。

此兩組相片自成系列，與文字並列獨立處理專題題目，而非文字配圖，乃望雜誌的視覺元素成為具獨立意義的構成部分，豐富專題的向度。小小調整，嘗試處理文學和視覺元素的關係，同時思考何謂文學的質感——或許是那微小、並不亮麗的，但刺痛著觸碰到它的每一個人。

或許這個時代這種思考是奢侈的，但放棄思考，也恐怕是可悲的。我們只能一再以文字呼喊，並且奢想自己永遠沐浴光明之中，能夠奮力抵抗一切違背之物的噬咬，正如卡夫卡在日記中所寫：

不難想像，陽光燦爛的日子會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
這種美好，永遠以它充實的姿態等待著，
卻隱於深處、於無形，如此遙不可及。
它在那，不帶著敵意，不勉強，也非聾聵。
喚出對的詞彙、對的名字，它就到來。
這是魔法的本質，不需施行，只需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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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開始
／黃靜

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Literature begins at the moment when literature becomes a question」。

這是我在《字花》撰寫的最後一篇主編語，也是我完整參與的最後一期《字花》。（當然這個時候十一月號已開展了一半，我就當那懸浮的半抹幽靈罷。）在此感謝曾共事的《字花》編輯，所有合作過的作家、出版社及書店朋友、藝術團體；每張迷人的面孔。

今期除了封面專題「倒數一九八四」，還有一些相關文章，或可作為思考的延伸。包括西西和何福仁由烏托邦談到異托邦的小說；以及董啟章文章〈必要的靜默〉引發的幾位作家對談。以後現代話語來說，這種「不知會不會來臨的現實」本身，也是「一種創作」。

在《字花》工作的兩年多，我嘗試讓雜誌擺盪在藝術的浪端之中，試圖思考編輯文學雜誌作為一種獨立、開放的藝術策劃的可能性。而與此同時，自我上班第一天便得知，《字花》需要實在的銷量維持活力。兩個任務同樣重要，這絕對是不小的張力。文學雜誌作為把文學創作和社會接軌的平台，或許，任何策劃都在發掘文學的問題，又或僅僅把問題說得清楚一些。

帶著「文學的問題」離開，或許是另一種藝術道路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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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的揭露
黃靜／

在他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時代，成為無時代的人。這是對哲學家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沙特

作家木心認為沙特平平無奇，不過提倡了一些俗世通行的哲學觀。但當沙特說出以上的話，他就覺得說到他心坎裡去了，並在心底響應著，「我在我身上，一輩子以自己為素材，狠狠克服這個倒霉的時代。……無時代的人，是屬於各個時代的人。偉大的藝術必然是介入的，但標榜介入的人是急功近利，不標榜介入的人則深謀遠慮。」木心說，艾略特說葉慈的偉大，是在兩者之間不妥協，不調和，自己找出一條路。

今期我們以幾位作家作為雜誌的焦點，追悼早前逝世的世界文學大師馬奎斯、徵集董啟章作品的評論，收納董啟章的自述文字，並載鍾玲玲、鍾曉陽與黃碧雲的對談。如此的作家集合，呈現出多樣且尖銳的生命質感，令我不禁想及，一個作者如何走出上面提及那種「介入和不介入之間」、「不妥協，不調和」的一條路。那到底是要把握一種形而上的超然物外精神，抑或是帶有解構主義意味的逃逸與抹除？

鍾玲玲曾參與社會運動，董啟章則出力支援文學和居民抗爭等公共議題，馬奎斯、黃碧雲修法律，當記者，皆走在現實前線。而他們又同時稱得上是當下不同程度上的離散者。他們的先鋒與廣博，精細或極端，視野和力度，既成就了一代香港文學作者的創作高度，也展示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日常。寫作如何使「無時代的人」成為可能？這畢竟都是我穿鑿附會的好奇，而作者們完全不必認同、或以此為目標。

或許我話已太多。最後，只想向大家代為致上一份小小的禮物，那就是，今期隨書附送的鍾玲玲文集《生而為人》。這部於《字花》年載近一年、廣為文學界重視的作品，將連同仍未發表的最後三節，一併收入成此小書。只要你有足夠的洞察力，就會發現，這樣一部低調得隨時不會收錄進任何文學史庫存的出版，彷彿足以達成木心老人家的願望了──「假如我要寫現實的、自傳性的回憶，那我就寫我如何在自己身上克服我的時代。」

wj.zihu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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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聽到，呢把聲
黃靜／

我記得嘅係……

作為家族最後一代， 奧雷里亞諾好悽涼咁見證住自己啱啱出世嘅BB 畀螞蟻食到得返層皮嗰刻，佢突然領悟到佢用盡畢生精力去翻譯嘅羊皮手卷原來早就預示晒全個家族所要遭逢嘅命運，而喺嗰一刻，佢見到百年歲月中嘅日常瑣碎事情就同時出晒嚟。我意思係話，咁樣嘅一個經典收結，佢留畀我哋嘅一段永垂不朽嘅情節，到依家佢離我哋而去啦，一切嘅謎底已經揭開， 一切嘅暗示全部破譯， 但呢一刻，你明唔明？我意思係你明唔明我講緊乜？

你唔會話唔明， 但你覺得有啲怪， 你覺得怪，唔係因為對我思維理路嘅陌生，而係我唔係喺度寫緊嘢，而係喺度講緊嘢，因為書寫從來就係口語嘅記錄，所以你用對眼讀到嘅文字永遠亦只能喺將我要講嘅嘢嘅一刻delete 咗咁， 其實每次到你睇到我寫嘅嘢時候， 好多時，我已經唔係咁諗，但你以為我仲係咁諗。咁樣，又有咩嘢意思呢。

但我上面講嘅呢段， 係想話， 其實閱讀文學，始終係一種破譯嘅過程，當你嘅破譯頻道tune 到你自己本應最為熟悉嘅母語時， 你會覺得有少少突兀同時又有少少溫馨。但你話事實又唔係喎，呢種講同讀之間嘅距離你已經好習慣，你覺得唔係呀，佢畀到更大嘅空間你去沉澱、細味仲好啦。

所以到而家，我手寫我口，你反而會覺得怪怪哋，覺得認唔到我。又或者，你一路揭落去，睇到呢期雜誌嘅三部分名稱改成廣東話，然後你再𥄫到台灣楊雨樵針對文字之源嘅老作，之後又讀到鍾玲玲嘅對文學嘅終極解構，話唔定會覺得本雜誌再怪啲。當然呢種感覺牽涉到你對呢個主編語同呢本雜誌嘅期望，亦都同我嘅寫法有關，但係，就係咁樣，你就可以開始留意得到文學嘅另一種可能性，又或者咁講，當大家重新攞返呢本書出嚟讀，即使你未曾睇過呢本書，即使你對大家係咪因為呢個拉美大作家過世分明喺度抽緊佢水都無乜所謂，你同樣會突然發覺，裡面講故仔把聲呢？都好鬼熟口熟面喎。

是期專題名為「你講乜話」，副題亦加上Toward a Cantophone Literature， 除了穿鑿附會借用後殖民理論名著書名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以強化本輯的西學書卷氣，同時亦挪用其後學理論之主體性政治之含義，表明一種比港獨更唔可能出現嘅語系獨立意識；就因為唔可能出現，但大家亦將會繼續咁寫，所以就有待生成。所以一切一切，都係翻譯嘅過程，由我哋永遠無法忘懷既馬奎斯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經典場景，到我哋生活裡面嘅思維、對話、自白或夢境裡面所曾滲雜住，以至可以不斷書寫，嗰啲既屬於呢個地方又只可能屬於呢個地方嘅，我哋嘅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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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療癒我城
黃靜／

三月兇猛，我們還期待，終至溫柔。

烏克蘭。劉進圖。昆明。還有更多之前的名字。我們再次感受到暴力的黏稠與深度。回想對上一次，至少可追溯至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那次更大規模更難平復的創傷經驗。

隱性而長久的剝削、壓抑和恐慌，秩序乾淨和諧，既然要掩埋血的腥臊，血的腥臊也必然最終，能夠打破一切。

而黃碧雲〈失城〉裡寫，「恐怖而平靜地期待將來─—不得不如此」。那宗往返於移民與回流的家庭血案，「記錄」了九七前後政權更易的時代，集體希望的無所謂有，或無，而瀕臨以極刑撕毀一切又在死亡之上強壯存活的處境。還記得當年劉紹銘評〈失城〉，說及療傷，時至今日，香港經歷了十六年後殖民光景，對於書寫的療癒和救贖，我們不得不思考。

今期《字花》拾人牙慧，談「治癒系」這流行文化關鍵詞，但最後還是沉重地檢視它。無非是因為，城市如此憂鬱，囤積了太多躁動，理智早已抵達臨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扛起傷痛，藏匿在窩巢裡自舔傷口。

關於書寫的慈悲與無能，我又想到John Berger在《留住一切親愛的》裡說過：「有時，對我而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詩作，包括男詩人和女詩人所寫下的，似乎是有史而來最友愛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這也和政治口號毫無關聯。這適用於里爾克，他是反政治的；也適用於波赫士，他是個反動派……我們的世紀，是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時代，然而他所想像的（有時也為之奮鬥的）未來，卻是以友愛為號召。在此之前，幾乎沒人提出過這樣的號召。」

就連二十一世紀都已漸入高潮了，我們的號召又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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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
黃靜／

2013年末，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成立，民間由下而上發起的香港文學生活館有望啟航。這可算是香港文學踏入公共領域的標誌性事件。在沒有任何建制資源協助下，文學館的倡議從民間再度出發、重新上路，雖然仍須有賴各方文學文化同好繼續投入、支援才能玉成其事，但至少已為來年的文學地景帶來一點朝氣與期盼。

《字花》是期製作「文學圖鑑」特別專號，為香港作家作一橫切面的「盤點」，嘗試呈現他們對寫作的想法、文學觀點的異同。

有說文學無實體，但作家生命、文字、物質之間恆常維持著微妙的辯證關係。這次我們以圖像的方式將三十位作家描寫之「物」實體化，跟本地新晉畫家們合作，製成一部展示文與物、字與圖、概念與物質的「文學博物誌」，將同代作家個人歷史的一角構成文學的「鑑」，由作家和畫家合成一組別樣的知識體系。

由原稿紙到鳥尾巴，由無名的外置軟體至燒鍋餅，我們得見作家如何描劃文學的物質性輪廓，同時文學概念如何溢出物質以外，脫落而成抽象的構想、隱喻、意象。有別於展示作家或文學史上的「遺物」如何承載歷史與經驗，今期文學圖鑑的蒐羅不拒絕抽象概念，以補足文學生活輪廓中的不同層次，成就一個小而美麗的「文學博物館館藏」。

關於文學的物質條件，我常想起前輩作家提及過的寫作環境：她從前常在洗手間，或任何坐處，把木板放於腿上便起筆寫作，又或顏純鈎在專題裡提及，他將小女兒的嬰兒牀板敞開成書桌；乃至今天的少壯作家把孩子置放鍵盤和腰間，邊哄睡邊打字……

游擊其實乃香港作家和文學遊魂的常態。運輸工具上、西九、銅鑼灣鬧市、元朗櫻花樹下、大小書店，歷年來《字花》文學游擊的足跡遍及香港各處。一種隨時隨地的反抗，在城巿最荒涼的盡頭寫作、唸詩……然而，游擊固然美好，累積和紮根的願望同樣強烈。城市空間作為歷史話語權的關鍵戰場，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文學的群落也希望能在社區駐足，期待文學生活館的正式成立與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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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冰山一角
黃靜／

上月，文學大小事，至少可包括︰諾貝爾文學獎、村上春樹新作、法蘭克福書展、台灣聯合文學獎黃麗群小說被抄襲事件、《聯合文學》雜誌被收購、香港藝發局選舉、兩本新詩刊在爭議聲中成立……如此如彼，不過全球文學動態的冰山一角。

在重橫輕縱的扁平世界裡，極目四望是拓展視野抑或消費資訊？判斷的焦慮或者早已顯得過時，那倒不如探問如何將對這種張力的思考，落實成各種回應方式，為那一點點先鋒寫作趨態的「復辟」企圖，找尋可能。

例如封面專題：極慢速。《字花》邀請了「現代主義」世代的作家投身進敘事的說「故事」狀態。細微如解剖的描寫，思考「寫作」本身，彷彿在大聲武斷的世途中，製造停歇、真空的表述狀態。慢的含義不應止於現今流行的「慢活」寫意話語︰它能否不是一種避難，而是迂迴、澄明的有力實踐？

又如今期和線上雜誌Asymptote合作的「變頻」專欄。第44期「變頻」以《看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ies）加工，變奏而成Indivisible Cities，這期「變頻」翻譯的同代西方作品——Tom Whalen的Another Lover Story and Other Reviews （〈  短評《不過是愛情故事》及其他〉 ），則似是一種「書評小說」的試驗。這又難免令人聯想到，波赫士在上世紀以虛構的書評〈特隆、烏克巴爾、奥比斯．特蒂烏斯〉（Tlön, Uqbar, Orbis Tertius），移動小說的疆界，帶導讀者重新組合世界的意義。

這個時代還能產生先鋒嗎？這或許是愚昧的問題。我想起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第二講的「快」裡，談到查理曼大帝戀屍的傳說。卡氏說這個傳說在中古日耳曼時期的版本因果關係混亂，文藝復興時期版本傷春悲秋，魔法書版本轉折最為簡潔有力。「愈來愈擁塞的時代裡，文學必須盡最大所能，發揮詩與思想的最高度精煉。」無論是追求精煉，抑或處心積慮的重複和離題，無論極快與極慢，無論需要搏鬥與否，文學創作或許都在指向當一個「Free radical」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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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惑步
黃靜／

七月《字花》 改版， 四面八方湧來意見。大家喜愛更小巧的開度、嶄新的翻揭感；但嫌字體太小，認為我們欺負年長讀者（現在連八十後的讀者皆自認上了年紀）。他們或覺內容滿瀉、或指出「字元」 版詩作的頁面設計過於冒進魯莽； 又或批評嘗試回應社會本土熱議的封面專題出現種種缺失， 然後又驚訝於鍾玲玲久別重逢的新作〈 最後的文學自傳〉所帶來的震撼悸動……

今期《字花》「 從善如流」，調整處處，相信大家也能看出來。然而雜誌仍然希望摸索一條更大膽的道路，思考一個個更難定論的問題—— 例如： 究竟文學雜誌能否真正成就跨媒體的實驗、開發文學的政治性，而非止於以文學介入政治。

今期封面專題「大寫同志」 面對的， 是一個以壓倒性的快樂抗爭而建築起來的語言世界。「 我們」直面「他們」 備受壓迫的傷痛、同志群體裡的邊緣，詰問同志或性小眾的定義與界限，甚至把同志視為「可以很討厭」的平等生物。我們尋求的， 是隸屬此時此刻的另一種尖銳聲音。

第三部分「啞光」有「卡繆在香港」 的小輯—— 適逢卡繆誕辰一百周年，各個文學的角落也正借此回溯。我們選擇發掘他和存在主義對香港文壇、作家之確實影響， 可算是被遺忘的關鍵角度。駱以軍螫伏數年、在艱難處挑戰自我的新作《 女兒》逐漸成形，今期起始連載。而黃碧雲在讀過鍾玲玲上期〈生而為人〉 的十一個章節、並與鍾在《字花》改版派對上重逢以後，寫出了令人動容的回應。

即使內容紛陳，文學的對話總是珍貴的。專注書寫邊緣基層的德裔美國詩人、小說家查爾斯· 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 ）如是說：「 重要的是， 以多美麗的姿勢越過火坑。」文學之呈現，如何毋須屢屢自視弱勢，而又泰然自若地展現其存在；火坑在下，猶豫惑步總少不免，唯拿捏好穿越時的精準姿態，相信便是《 字花》改版以後役役操練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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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一同完成， 舊酒新瓶
／黃靜

《字花》今期改版。編輯會議上同事提醒我不應以「舊酒新瓶」來做宣傳口號， 好像太「hea」了。所謂推陳出新，可是市場學第一規條。但文學能否反過來想， 更換新的版面， 其實就是為了保存舊的內容、舊的態度， 在不亢不卑的心境中，照見歷史？

大約七八年前， 經過利東街、反世貿等幾場以本土身份為辯論焦點的社會運動洗禮，對舊街、小店、老去社區的保育，青年、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更在慢慢改變。與此同時，一群年輕而活躍於創作的作家和漫畫家創立《字花》。作為一個「不可能」的嘗試，當年的〈發刊辭〉擲下豪言：「《字花》將致力以更張揚鮮明而大規模的方式去建設香港文學。」這本綜合性文學雜誌一直走在嘗新的路途上，透過文學展現反叛與省察。七年間《字花》雖曾被藝術發展局削資，但仍汲汲於擴展創作文學教育工作，在各位關懷文學的作者、編者的連結、支持下走到現在。在雜誌的新鮮尖銳之上開花結果，《字花》漸漸找到了承續的韌度。

「創作應該是多元的美麗，評論應該是尖銳的交流，設計風格不是外在的末節而是表達態度的核心之一── 三者聚合一起， 連綿地碰撞我們自身與社會及時代的局限。」雜誌創刊時的雄心，迄今依然秉持── 對應社會和時代，創作園地、深度評介，仍是雜誌的骨幹與靈魂。

在新版《字花》， 以上三個部分裂變成三種分明又相互響應的節奏，三種潛藏在雜誌裡、在文學中矛盾， 辯證地並存的風格。第一部分「分秒」以專題訪談形式貼近現實、藝文前線，其追求時效的活躍，與第三部分的「啞光」中極盡緩慢而迂迴的閱讀節奏，形成互補而具張力的關係── 文學既能展現介入的力量，但又同時對速度的迷戀保持致命的距離︰對世界的省察，可以在最果斷和最內斂的時候發生。而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二部分── 「雜音」，將創作中漫開的節奏推展至城市以外、特別是狹義的文學圈以外的作品與生活。不徐不疾，這部分嘗試糅合不同氣質的書寫，在速度以外確認創作的天空、文學的幅度。

始終，文學是製造時差的過程，搭建一個有時差的世界。許多人說文學在愈加急速碎裂而逃避的網路平台上更邊緣。弔詭地，文學亦為主流媒體愈加吸收，卻或許同時被消費，成為點綴的副題，發出偶然奪目的閃光。七年後，城巿更見浮躁，「本土」不再限於文化記憶的主體塑造，反而更多時候被族群張力主導︰文學作者將何去何從？七年後出版《字花》，大概仍舊是一場不可能的嘗試，但它已漸漸成為了重要的文學平台，也累積了一種橋頭堡的期望。柔韌換上張揚，鋒利在啞光中生成。

《字花》改版，以此為初，透過讀者的參與、閱讀，一同完成，「舊酒新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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