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語
在晦暗中前行
／洪曉嫻

霧月春天似乎不曾離開，三月尾貨櫃碼頭爆發罷工工潮，自此雨就沒有真正停過，欲斷難斷，彷彿《百年孤寂》裡連綿的雨季，雨水在工人露宿的帳篷旁邊流過不停，工友忙著堵住淹來的水流，帳篷外的資本家依舊麻木不仁，外判商寫來違心肉麻的家書，卻也從未真正正視勞動者的訴求。

罷工工人爭取合理待遇，提醒城市裡其他勞動者也受著無盡頭的壓榨：當一碟豆腐火腩飯賣到六十多元，一個一百五十呎的唐樓劏房租金索價三四千元，連菜價都翻了幾翻，你的薪金和十年前一樣微薄；與此同時，電視台的旅遊節目主持在大口咀嚼豪華盛宴，富豪高官飯局上倒去的紅酒比你的洗澡水還要多。

生活裡諸多壓迫，不可輕視的是，住屋成為我們面對最困難的問題，你可以省吃儉用，但總不能不住──這是一個連天橋底都灑滿殺蟲水將露宿者當成害蟲的年代──居所的重量絕不陌生，字花今期策劃住屋專題，看創作人如何在擠迫的環境中生存。讀到七喜筆下的劏房生活，不免想到我也曾經住在劏房，房間窄小而悲傷，每半年水渠爆開一次，淹了一房間的水，浸壞書本和鞋子。鄰居是單親母子和中年夫婦，我出門時間難以撞見他人，只有偶爾在深夜或清晨時才交換過幾聲招呼。及後，我總聽見身邊友人搬家，愈搬愈小，或者愈搬愈遠，一面搬家一面丟棄身外物，包括一箱又一箱的書。如今公屋輪候冊上的二十二萬的名字中，有著我往日的鄰居，也有更多不相識的、住在更惡劣環境裡的人，而是單身青年像你和我，要不是身體殘障面臨家暴慘絕人寰，政府也只以青年要自食其力讓我們繼續天荒地老地等下去。

等待是漫長而黑暗的，不論等待上樓的日子還是等待資本家把公道還給工人，Joseph Brodsky 的詩裡這樣寫過黑暗：“For darkness restores what light cannot repair.”，在這樣的黑暗之中，我們練成更敏銳的視覺，在政治崩壞的日子裡，我們愈發看見人的良善。而文學也在黑暗裡擦出火苗，字花走到第八個年頭，總算是城市的一株奇葩，七月變動，字花將會以全新的面貌登場，以解讀者的七年之癢，但我們依舊鋒利、鮮明，繼續與讀者在晦暗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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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在如此這地，編一本文學雜誌
／譚以諾

因著要編「柄谷行人小輯」，終於拾起《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來讀。曾聽人說，研究現代文學的，這書不得不讀。翻開這書，未讀其文，先讀其序，那短短的，中文版的序。很久沒有讀過這麼讓人暢快的序，把這書放到柄谷整個哲學世界中合適的位置。這短文2003年寫就，而柄谷的關注，早就已經超越了文學，溢到文學之外。又或說，他的關注從來都不在文學身上，文學，不過是讓他去思考世界的途徑。文學，放在安德森「想像共同體」的框架下，與建立現代國家密不可分。然而，柄谷不只是想透過研究文學來探尋現代性，他終極的目標，是要打破資本制度＝民族＝國家這三位一體的圓環。這書，是他探索走出這三位一體圓環的途徑。在此短短的序中，我能看到柄谷視野之廣，野心之大，他所思索的，是人類現代社會整體的命運。他從文學開始，站在文學之上，達到宇宙的高度。

在此地香港，編一本文學雜誌，對照著柄谷的高度，真的只有望而興嘆。文學現在還能為我們提供如此闖進公共的路徑嗎？我在疑惑著，而柄谷就已經給出答案了︰現在的文學，已無能擔任一世紀前現代文學（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角色，已經沒有一百年前的影響力。他宣判文學已死，不是再沒有文學出產，而是文學再不能擔任它曾承擔在公共社會上的角色。然而，加入《字花》這個編輯團隊，還是懷有點點不自量力又不甘看著文學消亡的決心，著力把文學推向公共層次，與民間社會互動對話。如此也不一定要搬出洪席耶來說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或許只需要把《字花》恰如其份的看作是文化媒體中之一個，那或許它就已經可以發揮它該發揮的作用。

也斯去世，此時或許正是時機，重新檢視他在這三、四十年來為香港文學和文化帶來的種種衝擊和影響。每次有人提出也斯與余光中及其詩風之爭奪，總觸動很多人的神經，然而若要論說也斯在本地詩壇之影響，這筆難以略過；雖說現在再掘出「《狂城亂馬》作者是誰？」之爭論有點不合時宜，但他那種以文學切入文化的能量，還是為後來者提供不少可循的路徑。

或許我們都難以站在柄谷的高度上，以其哲學的敏銳拆解資本制度＝民族＝國家這三位一體的圓環。我如此一個平凡的人，卻願意把文字，一個又一個的推著，追隨前人或逝者之腳蹤。或許有一天，在圓環終於被解開的一天，我與柄谷還有老馬，恍然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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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末日過後，出走字花
／潘曉彤

在氣溫急降的日子，末日論隨著時日過去而自我粉碎。我們沒能讀懂馬雅文明的諭示，只好於排山倒海的恐慌以後自以為是地回歸現實。普世歡騰的節慶前夕，有人率先領略到重生的意義，重新檢視生活；有人不以為然，以一貫的態度遊走世間，繼續喘息。在這紛亂的年頭，《字花》以躍躍欲試的步調步出種種的可能；探索末日出走的路線，又不忘回頭關注我城內外的動態，回顧莫言的得獎、引介阿多尼斯的詩歌；計畫出走，到底還是不願離去。

加入《字花》，可說是因緣際會。中學年代，《字花》是一本抱在懷裡會閃閃發亮的讀物，也是帶領我學習文學的眼睛。直到其後參與水煮魚工作組的工作，《字花》一直以嚴謹而跳脫、活潑而務實的形象連結社會，讓文學與社會互相介入。末日過後，兩位新編輯毛淳宇、譚以諾加入團隊，協力將《字花》開墾成一個更更寬廣的園地，讓文字開花結果。

出走到字花，學語牙牙
／曾淦賢

還是要哀呼一聲，末日已過。我們的日子如舊，時間如常在每個細節裡進行，而我們剛經歷的這一年是動盪的。記得我們七一當日向遊行人士派發半回歸記萬言書，黃昏過後，眾人還未散去，那邊卻有煙花佔領夜空。一半回歸一半不歸，我們的生活連站立也無法覓地歸屬。

是期《字花》邀得一眾作者以「出走」為題，書寫出走的狀態、原因、還有它的能與不能；出走需要一個起點，而我們恐怕連從何處出發都不自知。聽聞又有預言說下次末日將出現在2036年，大概我們還能聽到很多個末日，究竟我們想望一個命終的日期是因為遊蕩太累抑或無處可去？當生活理想只可存在於Fiction之中，便想起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的終章：「有時我覺得你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而我是一個囚徒，給困在庸俗不堪的境地，那時人類社會所有的形態都已經達到輪迴的終極，很難想像還會演變成什麼新的形態。而我從你的聲音裡聽出了使城市生存的、看不見的理由，通過這些理由，也許它們死後還可以復活」。我們活在這一場輪迴的中途，只能期望這遠處的聲音，不是由自己的亡靈而來。

今期開始，曉彤與我將以助理編輯身份加入《字花》編輯部，我們以不拖諸位編輯後腿為宏願，與此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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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語
書寫者的分裂．自我之距離
／　羅樂敏

莫言獲諾貝爾獎成了說不完的話題，在其分裂。人們始終無法想像一位在體制內，與百位作家湊興抄寫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日常活中如小農般謹小慎微的作家，如何稱得上有批判意識，而不只是讓作品僅是在「意識形態」上批判社會。這種表裡不一推翻了我們對偉大作家的道德期許，這種期許往往讓我們不因為其作品，而只就他的話來大褒大貶，以為作家的狀態、他和作品的關係，從來黑白分明。

王德威為莫言這種分裂提供了最體諒，也或許是最貼近作家面對壓力，或者說異己的社會裡生存的狀態：「作家需要一種『人格分裂』的姿態，來成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我們但願不要人格分裂，但也幸好他們『人格分裂』，所以一方面他們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允許自己在創作的世界裏馳騁他的想像……。」創作本質上突破體制，但現實生活卻充滿各種壓力和妥協，作家的可敬在於永遠在現實和作品世界裡尋找逃遁和馳騁的空間，唯有這個空間使他們整全，也成就了他們複雜的面目。

唯其斑駁難辨，作家的一切喜惡，包括一切構成或者破壞我們對他們的想像的東西，也該用平常心看待了。今期《字花》針對貓在作家中的神秘而特殊的位置，嘗試刺入他們兩種分裂的狀態：與外界保持觀察者距離的冷靜和敏銳，以及親近所愛之物的狂熱或「肉緊」。養貓愛貓實在正常不過，只是我們期待文學的昇華，甚至不近人情地尋求一種時刻審視自我的距離。這是個讀者做成的怪圈，作者也不得不分裂了。

2012年走到盡到，無論末日不末日，都宜檢視過去。今年香港文學出版或許不算最百花紛呈，卻有幾個值得注意但方向迴異浪頭，展示了香港從來不是沒有看書的人，只是他們不一定在同一個文化部落，不一定分享同一種語言，但我們總是希望文學的土地包容而寬廣，承托並孕育更多聲音，展示屬於這個時代的香港的語言風景。

《字花》的團隊則一如既往，經歷各種動驛，有驚無險走到年底。今年行政總監和主編走馬上任，維持著一個以三名全職但收入過低的員工、六名各有事務的兼職編輯、兩名負責埋版的兼職設計師，及一個大學生義工小隊的編制，神奇地撐起一百三十多頁六十多位作者逾十萬字的雙月刊，及幾乎每月一次活動的文學機構。走筆之際，編輯盧勁馳和洪曉嫻被提名角逐藝發局主辦的2012藝術發展獎（文學組），總算對這個老是裙拉褲甩，通宵工作不忘播國際歌和香港流行曲的團隊的一個小小的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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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聲色的政治宣言
／盧勁馳

請容許我以下以一種螞蟻爬過桌面般不動聲色而心情非常焦急的口吻向你陳述這番話，不動聲色的原因是由於今期埋版日趕稿寫這篇字花語時，正值黑暗中對話與人山人海舉行第三年的《暗中作樂》聲演會，我因抵受不住能獲時薪達七十多元且包兩餐飯盒的有薪勞動機會，犧牲了平日等應召開工在家寫稿時的閒散心情，且得一連四天朝十晚十的上班。於是，我唯有在每場趁著林二汶介紹了視障工作人員至散場的一段閒散時間，伴著那聲演會一言不差的台詞和歌曲，用點字機偷空讀著今期的內容和寫下這篇稿子。

而心情焦急不過受了一點在場過份優質音效的影響──當我第十次聽到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我腦海再沒有浮現任本來十分期待但根本不會出現的罷課場面，只因有位我仍然無法記得他名字的主持在呼籲全場說記得要去投票時叫我立刻全身打了個為時不短的寒顫。試想想，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場館內，最能引起共鳴的竟不是音樂而是高喊反對國民教育的口號。對不起，諸位友好！如果大家還記得阿圖塞所說意識形態就是重複的說法，就明白這項社會企業所研發的一種創新慈善音樂會，對我來說，也可能是跟國民教育不相上下的洗腦過程！

當然我也不認為投票這件事有任何政治不正確之處，反之問題就是由於它實在太政治正確而拒絕一切思考的可能。選舉月臨近，各組織皆著力宣傳其立場理念，或訴諸高尚道德價值、或利誘、或恐嚇──無論健全或傷殘，各人則憑其自由意志投下神聖一票就可了事，在此我也不用引用當下的政治理論學者如何重新評價勒弗爾（Claude Lefort）對現代民主形式的界定，問題實在不辯自明──我們再不能分辨選舉工程跟潮流文化的分別了，populism不就是今天的popular culture嗎？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庇護工場員工當然沒有資格像那些文化人一般以批判popular culture為名而大做文章，況且我的居心不過是要一提這期字花的專題「靜默的政治」。如果你讀下去就會明白，看看我們文學人熟悉的小說家，他們那以選舉現象為題材的作品多半都是對選舉制度的評述和譏嘲；而一些正在積極尋求社會變革的知識青年們多不會把改革的焦點放在議會裡，我認為這兩個面向並非基於任何政治冷感或犬儒主義，反倒像近年備受注意的左翼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名言：民主（制度）不是政治的真理，但民主是追尋政治真理的其中一種手段。至於我們應將如何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尋獲真理的碎片呢？我希望你讀過這期專題後，將會有更大的發現。

不過，這一刻能夠真正讓我暫時無視於當下九展表演場地的嚴酷（音響與冷氣）的勞役，讓我一次又一次能撐到完場不至入睡的精神支柱，就是這期裡的幾個新點子──李維怡的最新連載──繼前兩期《鬼母雙身記》好評如潮後，今期正式開始連載的〈地獄精神〉系列，又讓我可以打發了兩場的時間。

更叫我心醉目迷的，當然就是評論版特意為黃碧雲新作《烈佬傳》的出版，而作的作家小輯。接著就是從早前前進進新文本戲劇節《西夏旅館》衍生的關於改編台灣小說作品引發對本土身份的思考，尤其是潘國靈那篇如刺繡般細緻的分析，令我打消對這份埋沒志氣工作的反感以至盲信於現下自己所承受的一切鬱悶也不過是云云香港人不易的存在實況。

字花語
冰封與流動
／　黃靜

雖然我不曾參與《字花》的生成與壯大，但還是因緣際會，當上了雜誌的主編。我在政治系畢業，曾任編輯、記者；時日以前也任事於財經公關公司，在鬼屋裡扮鬼，在學院裡當研究助理。如今，我希望繼續能把自己拋擲到大海裡泅泳，載浮載沉。

文學一直流動。六月中旬，八九工運人士李旺陽亡故，本地詩人迅速創作詩歌，並集結成數量可觀的悼亡詩。在遊行隊伍上，白布旗幡飄揚，詩句在空氣裡隱現。

受到六四、七一兩個身份記認日的洗禮，每年七月，香港風雨飄搖。今期專題，理所當然，面向回歸十五年。由十六位香港作家各書「一年記」，讓小寫歷史劇本的虛線，延展成廣闊而辯證的圖像。

宇文所安曾經如此談論「記憶」：「……我們卻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嘗試，去把我們自己的反思處理成歷史的幻象。過去楔入現實時，是完整的、未被分割的，當我們讓它就犯於那些構成『歷史』的清規戒律時，這種真實的完整性就不復存在了。」我們試圖在策劃上對真實作出別樣的詮釋。「讓作者以難以被統一、歸類，又近乎合謀的姿態」（專題編輯安東尼語），各自的、過去的真實，在分割與完整之間介入現在，默默鋪出大論述以外的迴路。

今期「喧囂與躁動」刊出關夢南對《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作出批評後引發的專輯。若將這專輯與回歸專題對照，各文學作者對詩這古老文類的看法，以及詩歌與公共、歷史關係的見解，或可引伸出文學與時代對話的厚度。

台灣誠品書店登陸香港前夕，我們亦策劃了另一小輯，探討文學面向的大環境：書店以至各種盛載文藝的容器，似是無可抗拒地，朝著創意產業的方向前行。創意產業對本地文學並不陌生，但也不時對它保持一種冷漠的懷疑。未知香港文學的美麗，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語境下，會否只能一直被懷緬？

這令我想起駱以軍在《西夏旅館》提到，寫字的創造追不上世間冒現的嶄新萬象；而冰原下已絕種的長毛象，「感覺著一代一代的微生物在牠的臉頰上用餐、排泄、跳社交舞…… 也許抵抗滅絕的方式並非加速而是緩慢。」

雜誌意味表達的期限，對今天生活急逼的香港人來說，雙月刊大概幾同沉默。更多時候，文學沉緩如長毛象，永恆地存在。《字花》過去七年一直嘗試在流動與冰封之間並行不悖，既充當冰原下的面頰，又以文學行動穿越周圍︰包裹緩慢和快捷，摺疊歷史與當下。

未來《字花》將如何深思變革與承繼，可能在今期編輯工夫的細微處，已悄悄預告。我們希望讓讀者慢慢發現改變。或者大刀闊斧，或者喁喁細語。更銳利而挑剔，更寬大而自由，令想像和行動互相啟發，不曾止息。

字花語
栽花會有果
／　　洪曉嫻

這個春天比什麼時候都要漫長卻又短暫，在急風驟雨下迎來夏天，水煮魚迎來了新的行政總監洪永起，圓潤可愛的行政總監將帶領水煮魚走向更繽紛的文學旅程，除了《字花》的出版以外，期望可以做出更多與文學有關的策劃和推廣。剛剛上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洪永起已和編輯們開晚餐會，為未來的項目狂想一番，擦掌磨拳，是為了一起走得更遠。

在這個紛崩離析的時代，除了團結在一起，更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吋土必爭。九月立法會選舉將至，很抱歉功能組別仍舊存在，「代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尊貴的霍震霆議員，在會內不提案只投票，一群藝術家再次發起「踢走霍震霆」的行動，工廈藝術家關注組的周俊輝、梁寶山發起聯署、搞記招，要求選舉事務處承認藝發局現有選民名冊中的選民，並且承認文化界中的個人選民。推倒功能組別是我們的願望，我們更希望人人都有民主自治的覺醒，但在此之前，也不能放棄每一個改變的可能。而且文化局似是勢在必成立，我們更需要有前瞻性的政策倡議，讓文化不再流於花瓶裝飾，讓香港成為一片豐厚的土壤。

可惜對當權者而言，滋養文化土壤並不是他們所關注之事，對於控制文化的流傳更是樂此不疲，沉寂一時的版權條例修訂案將再捲土重來，日後我們在網上流傳創作、改圖以作政治諷刺，又或者是藝術再創作，都有機會陷入牢獄之災。作家朋友在面書上憂心忡忡，藝術作品之間本身存在相互影響的連結，將侵權刑事化，一方面使檢控機關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對再創作者進行檢控，另一方面無視了藝術家本身對藝術創作的理解──再創作使藝術品的生命連綿不斷，這並不是處理商業發展的機關所能理解的。修訂條例一旦通過，誓必成為創作人頭上的一把利刀，編輯室笑言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漫會騎刧文學」、「造字」、「移印」的版面，我們也不能再於網上貼一段喜歡的詩歌、貼一首喜歡的歌，藝術文化界朋友發起「藝文界要求擱置版權條例修訂」的聯署行動，短短幾天已有千位創作人聯署反對，都是為了在無可挽回之前，守住真正的創作自由。

就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又再出現辣手摧木棉花的新聞，總有人以敏感之名，趕絕一切不順眼之物，這城不適合花住，但我們依然相信花開有果，在第七個年頭繼續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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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屁股好好吃（外一則）
／阿修

特點：肥下瘦上，高脂，比肥上瘦下，低資的企業有良心。

一個雞屁股：偷吃了，不必擔心被人指責偷步持股，或忘記申報利益。反正露股的人少，吃股的人更少，少過小圈子。

兩個雞屁股：不是雞隻僭建，而是老婆加餸，填補感情缺失。

三個雞屁股：串起來，台灣夜市叫之七里香，但吃的時候當心別撞飛麥可。（請YouTube搜索「撞飛麥可」。）

十個雞屁股：請用手機拍下盛況，轉交消費者委員會。那是餐廳的廚餘。

考試時吃雞屁股：以形補形，慎防多帶一眼的出貓之嫌。

在地庫吃雞屁股：帶來泳池天窗的高清視覺享受。

處境：你收到雞屁股發展局主席的邀請，出席業界分享會，討論如何推動本土雞屁股文化。你的刊物受資助多年，眼看當局誠心廣納民意，自然要略盡綿力。場內，你只見與會者都把煮好的雞屁股擱在一旁，神色凝重地分享種種。你細聽他們的疑問，口裡雖沒說甚麼，心裡的答案，依舊太多。

問一、激動中女：我們必須承認，今天值得吃的東西太多，雞屁股已死！上菜時，你不再找到雞尾巴，經理都告訴你：我們是有營食肆，不再賣沒營養的東西。高脂、高含菌量的雞屁股已經追不上時代了！

答一：你看見主席抹一額冷汗了沒有？第一個發言就說屁股已死，那不需要甚麼發展，大家躲起來歎屁股好了。

問二、激動老伯（獨家語音發言）：五十年前的雞屁股最好吃，每次全雞上菜不夠一分鐘，屁股就不見了。四十年前結業的雞皇酒家的七里香最鮮，它們……（十分鐘後，主席硬著頭皮打斷發言）

答二：如果能吃回四十年前結業的酒家的雞屁股，那屁股一定放上四十年。

問三、雞隻批發商：我們要進入小學，推廣雞屁股文化，要每個小學生的餐盒都加一塊雞屁股！

答三：現在的小學生懂不懂拿筷子，都成問題。

問四、迷失於時震的雞檔東主：以前報紙有很多雞屁股的食評，為甚麼發展局不去買些版面回來，在上面寫評論？

答四：很多人會花錢劏雞拜神。但如果世間不再有孝子賢孫，雞就白劏了。

其他問題包括榮休教授：「又不用吃回四十年前的屁股。但我在廚藝學校，卻找不到四十年前的菜譜，當局是否可以重新編選菜式？」總廚大媽：「我搞了十年國際雞尾巴交流營，一直要倒貼旅費給杜拜的食家，買阿拉伯的雞，如果當局能支援一下就好！」前衛食家：「雞死股還在，有飲食文化協會聚集了一批廚師和食家，總算在日式、韓式美點為屁股殺出血路，可惜它們沒有足夠資源擴展升級，未能做更多宣揚雞屁股高膠原蛋白的訊息。」因為前面的發問者過度活躍，有用的發言只能備案。

結論：大家口裡說愛吃雞屁股，卻沒有人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張餐桌，吃同一塊肉。擱著的雞屁股，沒人吃，始終都要冷掉，請放回冷灶。

（外一則）

那年因為T兄要完成三毫子小說的畢業論文，於是跑來打聽可否到報館的資料室翻報紙，那是個麻煩的小請求，卻碰上我那自找麻煩的年紀，幸好師傅是位酷愛埋首紙堆的女子，原本厚重嚴實的大門，在她打點過後就及啷噹而開。資料室燈光昏沉，厚實微黃的玻璃案頭，擱著不知能否如常轉動的風扇，反正它自是不可能吹倒後頭數列的老木書架。雖則我可能早給胭脂扣和花樣年華篡改記憶，然而那故紙的霉味，還有彈指可破的觸感，也許直至某天我不再有勇氣把辭職信扔在老闆 臉上，都忘懷不了。多年以後我因工作再度登入老報網頁，他奶奶的老報變成了比老左報還不堪的簡體字介面，我向你訴說憤怒，還有對一疊疊前人心血結晶的焦慮，你突然把我拉回現實：只要找到工作所需就好。我突然想起了T，他已過著安穩的人生，只剩下我自己抱守著震撼的碎片，就算眼眶模糊，簡體字也不可能變回繁體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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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日來到之前

／　　洪曉嫻
 
　　2011年肯定是多事的一年，世界面臨強大的改變，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開始，反政府浪潮席捲全球，從中東燒到北非，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地青年紛紛起而反抗，推翻貪腐的極權政府。然後浪潮燒去歐美，英國學生上街抗議學費暴漲、美國青年發起佔領華爾街行動，對資本主義使貧者更貧的不滿形成全球大串連。
 
　　這邊的香港，卻是面對巨大分裂的時候。一方面行動者愈發明白「行完就算」的示威對統治者而言毫無影響，只能以更激進的方法對抗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另一方面市民在艱苦中，把責任推向更弱勢的一方，反對新移民、反對外傭居港權的行動接踵而來。雙方都陷於無力的摔角之中，無論是在看不見出路的行動，還是犬儒的生活態度。
 
　　但我們仍然相信，在這崩壞的世道之中，藝術可以治療我們的傷口，藝術可以悄悄縫合分裂。今期《字花》專題關注外傭（自我）書寫，希望從不同視角看這些異鄉人在香港的所面對的諸種壓力，書寫和劇場如何幫助他們面對和改變這些壓迫。在剛過去的11月，我們把詩帶到佔領中環現場，參與者除了詩人朋友和行動者，還有其他日常被困於辦公室的人，我們在寒風中讀了一夜的詩。植字裡刊登了其中三首作品，全部都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這個城市何以會走到如此敗壞的地步，使人一再想狠心將城市腐爛了的部分捨割，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我知道這些都說得太早，如果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終會終結，這個末日也等得太久，恐怕在真正的世界末日來到以前，現行的社會制度已經把我們每一個都折磨得半死：過長的工時與沉重的生活壓力，顯得藝術和追求改變是過分奢侈的事。
 
　　儘管如此，我仍想到聶魯達的一首十四行情詩如是說：

海浪在不安的岩塊上碎裂，
明亮的光在那兒迸破，綻放出玫瑰，
海的圓周縮小成為一束花苞，
成為一滴藍色的鹽而落下。
噢，綻放於泡沫的木蘭花，
迷人的過客，它的死亡開花
又消逝——週而復始的出現，消失；
破碎的鹽，令人目眩的海的運動。
你和我，愛人啊，讓我們一同封住沉默，
當海洋摧毀它無止境的雕像，
推倒它衝動的白塔；
因為在漫漫水波和滾滾砂石
交織成的隱形織物裡，
我們支撐起獨一且多難的溫柔。（〈早晨之九〉）
 
　　這不正正就是我們的處境嗎？如果我們是海浪，努力的沖刷那磐石一樣的社會，每一次都留下一朵鹽花，然後破碎，又消失。盤石不轉移，而我們感覺疼痛，從肉體也從精神的疼痛（就像每次大型拘捕後，甚至僅僅是與反外傭人士辯論平等後，也感覺身體的某一部分被挖空、擲在地上）。可是沉默，可是在這樣的社會中連沉默也成為幫凶，路有凍死骨沉默就是讓一個又一個的人在你面前被車輾死，你卻毫不憤怒。我們毫無選擇，只能一再衝向那頑固的制度，期許有一天改變會因為眾人的決心而到來。
假如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就讓我們在末日來到之前，繼續為美好的生活努力，仍舊期許我們走在同一道上，集結成「獨一且多難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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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時刻

／　　張翠瑜

　　讀著「佔領華爾街」及全球聲援行動的消息，我開始感到這個世界還有希望。當編輯們在新蒲崗工廈編今期《字花》，各地夢醒者紛紛來到街頭，敬告群眾：「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其實，這個一比九十九的事實清晰可見，幾近常識。不過，大家集體發夢，以為努力過後，他日真的可以成為百分之一的一員。

　　齊澤克在10月9日現身「佔領華爾街」，以一貫幽諷語調道出真實：「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沿，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的事情：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響應「全球佔領」行動，香港的夢醒者也起來佔領中環。說是佔領，其實是一群人在匯豐總行的地下結集、生活、討論，與甚麼暴力、激進沾不上邊兒，他們完全無礙行人通過該處，還要分分鐘擔心警察朋友來清場。據字花線人K的情報，截至10月22日晚上為止，一切安好，生活甜美。K如此說：「我們在這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資本者盡所有的方法賺取最大的利潤，而人民為房子賣掉一生，上班下班、消費或勒緊褲頭。我們曾多次說，趕盡殺絕我們就跑去街上睡，而我們也終於跑到這裡睡。在風眼中央、開始寒冷，而圍在一起，許就會和暖起來，許就可以生火。」

　　從「佔領中環」共治社區居民tiv的自問我答，或可一窺這群夢醒者的想法：「與其說這是一個表達訴求的行動，我會說這是一個共治的實驗。我們嘗試在一個空間裡建立社區，而社區裡有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訴求，我們就要學習共處。在社區內，我們之間沒有階級，每一個都是持份者，份量都是一樣的。」誠然，短短一段文字未能陳述所有，大家欲知詳情，歡迎到中環現場，了解這群夢醒者，或者一起學習醒來：「我們在這裡一起學習嘗試脫離資本主義（當然現在根本還差很遠，因為社區裡現在沒有生產），我們透過佔領來重新定位土地的用途，我們透過討論重新審視所謂的民主議會制度，我們在這裡學習、交流不同的社會制度，想像一下除了資本主義外的選擇。」（引自「佔領中環」網誌：http://occupycentralhongkong.wordpress.com）

　　「佔領中環」前數天，《字花》訪問了鄧阿藍，談詩談寫實最後還是回到工人文學——屬於百份之九十九群眾的文字書寫，而植字刊出的〈晚景〉也是細膩描繪勞動者生活的小說。思考、書寫、行動，我們願意相信，有些時候，它們總會匯流。

　　此外，于逸堯、黃耀明、盧凱彤現身暢談從1911到2011的音樂旅途，提到關於革命、回憶、在路上的種種，或許我們從前人尋找變革可能之路，我們可以得到些許啟示。無獨有偶，影意志主辦「香港獨立電影節2011」的第一回巡禮，恰好也選擇了回顧日本社會行動者兼獨立電影導演小川紳介的作品：我們從未到達，所以不會離開，然後總是在某種返顧的姿勢下繼續上路。

　　從文藝感知另類可能的同時，我們不忘齊澤克的教誨：「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

　　最後，容我斷章取義地引用幾句《陀飛輪》歌詞作結：「計劃了／照做了／得到了／時間卻太少。還剩低／幾多心跳，還在數／趕不及了，昂貴是這刻／我覺悟了。」是時候，夢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