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輯：我們如何訴說「例外狀態」

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此時此地的「例外狀態」
啟首語
／譚以諾

香港這年來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一直以來，香港於後九七的「後殖民」狀況，大可以羅永生所言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和「虛擬的自由主義」（詳參《殖民家國外》）來描述。殖民時期發展出來「殖民現代性」，並以論述把香港人的身份建構為純經濟動物；九七後的主權國接收土地時同時接收了這套論述和身份建構模式，繼續把香港打造成經濟動物。然而，近十年來，本土抗爭運動在歷史的縫隙中找回與六、七十年代的抗爭結連，重新肯定「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社民連口號）的政治主體位置。就連本來與我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地風花雪月的老中學同學也開始談到政治問題，甚至組織小型的政治行動時，我就知道，純經濟的時代已經鬆動並出現裂痕，從隙間現身的將會是泛政治的時刻。

這場沸沸揚揚的佔領行動固然是引發自政改咨詢、重定「一國兩制」定義的白皮書和八．三一人大常委會作出就普選的「決定」。然而，早在佔領行動展開前，或可以說香港已然進入了某個「例外狀態」。當全國政協俞正聲儼如主權者宣佈「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這條橫空飛來卻難以定義的「法令」時，香港社會上「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虛構的例外狀態』」（羅永生語）。這例外狀態未必必然與意大利法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同，但他卻無容置疑地為香港的當下提供了思考的框架。

但請不要誤會，這小輯並非只作政治思考而與文化藝術無關。恰恰相反，透過追溯例外狀態的來龍去脈和各種的用與誤用，我們卻能看見文藝創作如何與某種政治討論／狀態緊緊扣連。就像鄧正健開卷之作，談到布萊希特和本雅明，以布萊希特早期的一個短劇《例外與常規》為座標，探問世間的常規與例外，在施米特－本雅明－阿甘本這條例外狀態的論述「正統」外，掛上了布萊希特這個劇作家。彭礪青則以薩拉馬戈的《盲目》來處處與佔領的例外狀態作對應，再配以本雅明就暴力的討論，探問彌賽亞式的「神聖暴力」和它所帶來的救贖。

至於在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任教的范可樂，我們則以筆訪的形式，邀請他撰以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香港電影，並解說他從而引伸出來的「文化域外」這些概念。他在文中解談了後殖民理論的局限，也說明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並不全然能應用到香港處境；雖說方剛、陳真、豪哥這類電影角色像活在例外狀態的裸命，但另外的角色如黃飛鴻則需要「文化域外」這個概念來解讀方可。

這樣看來，盧勁馳所論及的陳冠中，不像陳真反像黃飛鴻，是處於「文化域外」的。然而他筆下的藏族青年，卻是一條「裸命」－－面對大國崛起的「天朝主義」，「文化域外」和「裸命」不只在陳冠中的小說結合，而且在佔領地區中結合，以致盧勁馳才會說︰「在佔領期間，那個會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如此就把我們帶回布萊希特的「例外與常規」裡去。

或許，佔領帶來的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將會成為我城接下來創作的啟示也說不定。

封面專題：光途

啟首語
光途漫漫，時代渺渺
／盧勁馳

你可有想過。

自你把眼皮緊緊的拉了下來後，在那寂寂無底的暗黑空間裡，偶爾間，總會有一陣光暈在上面劃過。

然後他們說，那不過是錯覺。

就從那扁扁平平的，某些曆法上的時間點說起吧。聖經上寫著，神說有光，就有光，然後世界有了物理學意義上的光子，然後眼睛確證了文明存在的一切形式。學者黃國鉅可以用最為簡約的推論說明幾千年來哲學家為光這個概念提出的思索，年輕詩人李嘉儀則徵引光在古典宗教意象裡所引伸過的靈性意識；何倩彤深入暗黑，描畫小圓燈那樣的微物情感搏動；精緻的小品文章,由知性到激情，由灼熱到微涼，光的意象總能穿透著書寫者的內心,架構起一切能動主體必要的倫理辯證基礎。

那都是我們擺脫不了的文化遺產，亦是我們慣常把握這種錯覺的維度與象限，所謂的光途漫漫，任何的寫作題材也難免全然回避光的意象，但無法一直的改寫它，以至偏離它既有的文化意涵。同以光作喻並記述近日雨傘運動的種種，俞若玫借用光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陳述運動的來龍去脈，對比戰線之間的異樣風景，胡晴舫則用常理中小孩子怕黑的情狀，為運動參與者寫出一則勵志寓言。

光的含義再不重要，它有無可抵禦的時效性與即興性，不過由於它的必不可少，當它逃離那些約定俗成的文學象徵時，文字仍能生成出各式各樣跟你生活藕斷絲連的知覺記憶。高翊峰似是隨手拈來，從那淡琥珀色的光感寫出一個文化工作者層次分明的醉態。凌鈍不過簡述Vivian Maier的生平，卻緊緊捕捉到那短於六十分之一秒的物我相契。更莫說文於天的深遽意境以及從你腦海裡提取出來的攝影畫面了，你早已不懂逃避，也逃避不了甚麼。

你知道，那不過是一切曾經在你的視覺神經裡所產生過的刺激而已，你知道，因為你的身體,本來早就看不見了，但你的眼皮仍不時產生跟文字同等質量的錯覺。你不需回看，也無從確認，失明就是一個書寫的過程。時代已經早已離你而去了，畫面與議題的落差亦早已不再重要，你只管從書頁的質感中確認，翻出一頁，再下一頁。以你的方式，完成最後一次記憶的佔有過程。

小輯：藏族作家的魔幻日常－－由萬瑪才旦談起

啟首語
／楊慧儀

「中國」其實比一般想像的更有趣。如果放下「五千年文明」或「愛」與「不愛」的包袱，光以知識概念來看「中國」，不難察覺在歷史長河中、在這片叫「中國」的土地上，有數不盡的主體，有過非常不同的「中國」經驗。文學作為經驗的再現或建構，是否充分地承載著這些多元的經驗呢？這裡有眾多的決定因素，以下只舉出幾個︰一是人們寫不寫，這取決於他們對文學有沒有信心；二是能不能寫出來，這取決於中文文學和語言是否有適用的話語傳統，及寫的人是否能夠開拓出適用的話語空間；三是讀的人是否讀得出，即有沒有評論人在評論的崗位上參與開拓這話語，並將其推到主流，甚至經典化。

2011年，就出現了這樣的個案︰西藏人民出版社把青海藏族作家萬瑪才旦的短篇小說結集成《流浪歌手的夢》出版，公眾突然發現這位在電影界已經受到國際肯定，以《靜靜的嘛呢石》（2006）、《尋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及幾部短片得到多個國內及國際獎項的導演，原來也寫小說。在他的小說裡，藏人的生命不一定像扎西達娃筆下的神秘，更不像阿來筆下的總澎湃在歷史的洪流尖上，卻合理地充滿著人性的溫暖與刻薄。換句話說，萬瑪才旦這些作品可能更能推動對藏族經驗更生活化的想像。2014年，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嘛呢石，靜靜地敲》由位於北京的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它是由中國民委所屬民族出版社主辦的中央級專業出版社。而且，在今年夏天，萬瑪才旦更入選由《人民文學》主辦的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終評名單。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萬瑪才旦小說描繪的藏族經驗逐漸在中國文學的主流找到話語空間呢？

萬瑪才旦的小說值得注意，首先必須是作品本身寫得好；他的小說，的確是好看的。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作為另類的「中國」經驗，既不訴諸異國情調，又不強調與主流權力之間的張力，卻能夠開始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說明︰一、寫的人對文學有信心；二、中文文學和語言的傳統有可以打開新話語的空間；三、評論界在參與這話語的建構。這不能不算是個健康的現象。

這次專題選刊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扎西達娃、阿來、萬瑪才旦的三種魔幻現實〉，文章以魔幻現實手法作為切入點，比較萬瑪才旦的作品與另外兩位在主流當代文學已晉殿堂位置的藏族作家—扎西達娃與阿來—的作品；第二篇〈萬瑪才旦小說中的日常英雄與其夥伴〉是對萬瑪才旦兩篇小說的文本分析；第三篇〈左右逢源，兩生花開——管窺萬瑪才旦電影與小說的互滲關係〉介紹萬瑪才旦的小說和電影的一些互文相通。希望三篇文章，可以給讀者提供一個閱讀萬瑪才旦的小說的可能框架。

不過，萬瑪才旦的小說開始進入當代文學的主流，這並不表示作者、讀者、評論人從此就快快樂樂地讀寫下去。主流有主流的明湧暗湧，寫的主體和讀的主體是否能夠在主流的場域內仍然相信文學，堅持開拓而不被馴服，那只能說路遙知馬力。文章從來就是千古事。

封面專題：倒數1984

啟首語
一本文學雜誌的虛擬圍困狀態
／盧勁馳

本期專題廣開徵稿，來稿皆紛紛以種種版面受自我審查、全民送檢、香港歸入成為大陸直轄市、市民的意識受盡如讀心機一類奇怪的技術所監察的實況，那不就是經典惡托邦小說的場景變奏嗎？於是就有了索性把George Orwell《1984》重寫的必要──哪管是莉婭與W的〈星期三〉裡那樣一種高度規訓時代兩性關係的扭曲與落寞，還有廖偉棠把小說題目那種倒置年份的對照邏輯扣連到香港的歷史情境，這一切帶有強烈虛構意味的描述或許只能呈現人心的焦慮，但到底怎樣才能超越，才「能終結/這無限延長的前夜/為自己打一仗」呢？(鴻鴻語)

無疑，以高壓政治氣氛為題的文學作品早在尖端藝術的潮流裡淡出，若說這些惡托邦的文學想像是否過份渲染恐佈的場景，擴大社會的對立面，以至剝奪想像社會變革的可能，我也明白有其觀察的基礎，只是若要說到極權社會過時，說到惡托邦的文學形式脫離現實，那未免太過武斷。

我這裡想借用「虛擬圍困狀態(état de siége fictif)」來取代傳統的惡托邦文學，用以指出今日書寫這種極權社會狀況的意義。虛擬圍困狀態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源自拿破崙法典中1811年12月24日頒佈的諭令，這概念指皇帝在城市遭受外力圍困時，實施戒嚴的超法制依據。這種法外治權的概念不但動搖了現代政治制度的憲法基礎，同時亦正好體現了阿甘本對例外狀態的分析，任何主權背後都是一種對生命的生殺大權，極權政治不是一套過去的政制，亦不是一種將臨的世代，極權政治就是任何國家主權的不義本質。

所以沒有必要說對極權社會狀況的描述是否過時，而是這種政局將何時把我們推入例外狀態，以裸命之姿，見證這個後殖民城市的變革暴力？ 莫非你沒有想過，為何這樣一個小小的港口城市的政制改革，中國政府每每都要用上國家安全的名義，來限制市民諮詢的討論底線嗎？政治從來不單是政客的媒體表演焦點，只要你一旦意識得到，你就明白，操控一直就超出了政治領域的界線，正如李維怡在〈暴與力。你與我〉中一再重申，「暴力其實很日常，愈是無權無勢無錢無面就愈感覺得到。」學者如羅永生則再提出以哈維爾早年創發的「後極權」徵兆，來警醒香港人應如何正視自由的喪失；而周保松單單以參與者的角度，向我們娓娓道來對於現場的所思所感，已經足夠讓人徹悟了。

蕭紅小輯︰拒絕游離的註腳

我們前面包羅萬有，我們前面一無所有
啟首語
／譚以諾

對於時代，我們有很多話要說，尤其是，當人們感覺自己身處歷史轉變中，時代就會成為當下的關鍵詞。如此回到蕭紅，自有其歷史的機遇與姻緣。我們在這個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的時刻，蕭紅說，這真是黃金時代，但，是在籠子過的。這不知是否當下我城中人的情緒，但卻是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破題的註腳。

當下我城－蕭紅－黃金時代串連成一個文學的話題，「蕭紅」變成我們投射身份的符號。對於許鞍華，蕭紅的流離對應大時代的種種潮流，執意於大時代中只做創作。這是否許鞍華自況，還要留待觀影後才能回答；但她在訪問中說，蕭紅寫出人們不願承認的羞恥感，寫出人的本性。這就是蕭紅震撼人之所在。

郭詩詠說蕭紅是「少女」，是「生成女人」，突顯她不斷運動，不斷逃逸，不留在左翼寫作、女性寫作和國族的路數之中。郭詩詠說，蕭紅和她的作品拒絕被單一詮釋角度收編；反過來說，正反照出詮釋角度和理論的局界。評論者遇上這種文本，愛不釋手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若當下作者要在左翼的丁玲、現代的張愛玲外，尋找現代中國小說創作之源，蕭紅肯定是另一條數（但也可能是條隱而難遇的路）。曹疏影對蕭紅初到香港時的想像，多少有她自己的影子？然而她這來回穿越的散文中，有一句特別惹人注意︰「雪大的地方，或是童話的，或是殺人不見血，而蕭紅，同時站在雪的這兩邊。」這個從北方一直往南走的作家，最後落在香港，寫出《呼蘭河傳》等中國現代文學的佳構，確實是落在童話和不見血的死人兩端。

如此，一個孤獨的創作者，從北到南走，逃避大時代對她的召喚，忠誠於自己唯一可作的，或許就是從「蕭紅」折射出來的時代意義。

封面專題：她們仨  鍾玲玲、鍾曉陽、黃碧雲 交換熱愛與遺恨

啟首語
絕對的命題

今期《字花》 封面專題是關於三位女作家的「重寫事件」。

黃碧雲《 微喜重行》、鍾玲玲《 生而為人》 和鍾曉陽《哀傷紀》均在今年夏天，鬧哄哄的香港書展期間出版。同時出版新作，相信並不在意熱鬧，既是巧合， 也有因緣，她們同樣經歷生命的窒礙與超越。

窒礙是指停寫， 超越則指重寫。她們同樣經驗過停寫，而她們的重寫，有兩重意思。第一是重拾寫作。鍾玲玲的前作是1997 年的《 玫瑰念珠》， 鍾曉陽上一部小說則是1996 年的《 遺恨傳奇》。黃碧雲自2004 年《沉默。暗啞。微小。》至《末日酒店》間，相隔七年。

重寫的另一層意思， 是三人都在重寫曾經寫過的題材，檢閱過去自身的寫作，並以嶄新的創作「修正」 和「 回應」。黃碧雲視《 微喜重行》 為遺書， 鍾玲玲以《生而為人》絕筆，鍾曉陽藉《哀傷紀》重新起行。

三十載前，鍾曉陽是《大拇指周報》的連載作者， 鍾玲玲則是該周報編輯，由此結緣。黃碧雲曾訪問鍾曉陽，亦跟鍾玲玲有過交往。鍾曉陽和鍾玲玲文學上交流甚殷， 而快人快語的黃碧雲曾撰文批評過她們—— 她留學回來，更倏忽與文學圈朋輩斷絕。

三人去年於《字花》改版派對上重聚，悲喜交織。並促成這個專題。

專題中的對談可能是現存文獻中三位作家唯一一次就其寫作進行的公開對話。三人交換了許多想法與熱情， 其中觸及無法言傳的部分，直指寫作與生命之本質。

學者黃念欣七年前在《 晚期風格》 中借薩伊德的「 晚期風格」， 指出三位作家以充滿皺摺、裂縫的拒絕姿態，述說一種在現代社會建立(寫作) 主體的方式。如今新作發表， 黃念欣由「 晚期之後」 說起， 提出她們游離在理論術語、時代背景與歷史因果以外， 把一切人生責任， 還諸己身的文學精神。

雖然三位低調(其中兩位近年更幾乎絕跡文壇)，但其對待生命的方式、出落的形象、寫作風格皆影響了城中七八十年代生的後輩作者。由是我們亦請來一些年青作者， 加以陳明。鄧小樺從曾經臨摹《 玫瑰念珠》 中鍾玲玲獨特的破碎語調，「 學習到了一種坦露內心， 但別人無法徹底解讀的寫作方法」， 甚至以崇高的宗教感面對往後人生的失敗； 湯禎兆曾撰文謂其承傳黃碧雲痕跡的葉愛蓮， 亦談及自身受黃影響的過程： 如何由模仿黃的寫作風格， 到宣告「 不需要臨摹別人的虛構的人生」 。

若這專題能藉著呈現三位作家的重寫事件，勾勒當前香港文學圈的新近形勢的話， 我們大概會認為， 這個形勢將會是樸素而深刻、投入而決絕的。她們以一種本質的創作狀態，將七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將1989 與1997 等遽變的動盪歲月， 寫進她們的生命與創作， 收藏於她們作品裡面那個矛盾與躁動的世界。她們作品都不指涉歷史， 又同時展現了這座城巿特殊的歷史意義。正如黃念欣言，三部新作都不見「歷史」、「美學」 和「 意識形態」 的痕跡。過往三人之作風格和關懷各異， 評論界分別以張派、暴力美學和現代主義為她們的創作方向定位； 但如今， 從三位作者身上， 我們讀到的， 將會是更趨絕對、強烈的寫作態度， 其中齟齬的力度將有可能打開一個關於寫作與生命，空前絕後的關鍵命題。

《字花》50期，書展及書局有售。

評論專題：馬奎斯紀念小輯: 無法預知馬奎斯死亡紀事

無法預知馬奎斯死亡紀事
啟首語／
洪曉嫻

馬奎斯死了，四月，香港的黃梅天，我們一度以為馬奎斯此生會如《百年孤寂》裡的易家蘭一樣，自有永有地存在於馬康多，在百年以至更遠的以後，仍然以幽靈的姿態旁觀家族的沒落。但馬奎斯最終還是死了——這個被聶魯達盛譽為繼塞萬提斯後最偉大的西班牙語作家。

當我們都說馬奎斯的作品裡帶有強烈的魔幻現實主義，但實際上，馬奎斯終其一生並未放棄他作為記者的專業，現實比小說荒誕，他所創作的小說中的種種魔幻同時也是馬奎斯所經歷的、所認知的哥倫比亞，連帶豬尾巴的詛咒也是馬奎斯童年時代從祖母口中所聽到的古老謠言。

《字花》今期編馬奎斯紀念小輯，以創作紀念這個終生書寫不斷的作家，為對馬氏的閱讀加入延宕的歧義。區華欣的畫作中，潮濕綿雨的拱形走廊裡浮沉的鐵馬讓人想起舊立會的建築；黃碧雲詩文彷彿是在炎熱的馬康多走廊裡遙遙思考自由；馮美華的樹難道不是我城的希望與泉源嗎？而愛情與自由同樣偉大，潘惠森的小說以愛情辨認愛情；謝曉虹韓麗珠的閱讀筆記反複思考愛情與書寫的力量。最後，小輯的結尾向讀者徵稿，如果現實就是那麼難以置信，如果每日打開電視所看到的新聞都使人質疑存在與真實，那麼，我們在當下討論寫實，會不會也是另一種魔幻的呈現？

董啟章小輯：全時間業餘主義者

我們如何盛載董啟章以生命來製作的禮物？
啟首語
／譚以諾

董啟章，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故《字花》乘此機會，大膽為他的作品作一微小的整理和評論。然而，論創作量和複雜度，他冠絕同代人；面對「自然史三部曲」的巨構，評論者也不敢貿然下筆。如何談論這個把「時間繁史」和「物種始源」都納入他小說世界的作家呢？這確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因此，小輯還是從董啟章出發。他書展的三場演講追問文學於此時此地的身世。董啟章的答案既正亦反，他自己既是全時間寫作，又是業餘者；既是 amateur中的愛，又要為世界帶來困擾；文學既是作者送給世界的禮物，卻又帶著潘朵拉的恐怖。最叫人不忍的是他說文學是「以自己的生命來製作禮物」──原來讀者是在消耗著作者的生命，捧他的書時，怎能不戒慎恐懼呢！面對著如此的生命，廖偉棠評《美德》點出其中的「新的安那其主義者」，說是「強勢的作家『獨裁者』在此退隱到近乎無和負數」。如此，我們讀到董啟章的悖理︰把生命奉上時是小說最自由的時刻。

然後由兩位年輕的研究者來評論，取其立論之新穎。楊隸亞在文中以「巴洛克─圖書館」這概念解讀董啟章的小說，取巴洛克之憂鬱、平滑和機趣性為立論點，指董啟章包羅著歷史和知識的哀悼情感空間內含憂鬱，以寓言記事將記憶和逝去的故事釋放出來是平滑的表現，而把細節濃縮和擴大的宇宙視鏡則是想像的機趣。翁菀君則試以空間形象描述董啟章的時間觀，如此行文難免抽象，但空間形象卻是清晰︰泳池象徵個人的更新與確立，溜冰場納入多個平行世界，構成包含多種歷史的全景圖。而仙人井，則是位於兩界的邊界地帶，能啟動愛與道德為中心的全新世界。董啟章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個時間斷片，而集合起來，就成為具有循環特質的大圓︰《時間繁史》中的「超時空溜冰場」。

封面專題：你講乜話 —Toward a Cantophone Literature

啟首語
識睇嘅一定係讀住嚟睇
NH先生/

近年中港矛盾爆發，嚮普羅市民嘅論爭裡面，「捍衛粵語」成為咗「香港人」講身份認同時最常掛嚮口邊嘅四字詞之一。例如，一月以嚟，有關粵語嘅論爭就幾乎冇停過。你有你話﹁普教中﹂乜嘢問題都冇，呢邊又即刻有人駁咁樣係漠視粵語嘅重要性，隨之而嚟嘅係一連串嘅粵語捍衛運動，強調粵語唔要畀人「矮化」，更唔應該成為「驚心動魄」嘅妖魔語言。一時之間，好似去到人人都話粵語好嘅地步，但講真嗰句，對於呢個我哋咁愛嘅語言，我哋認識又有幾深？捍衛粵語係咪就係至高無上？當然，呢個並唔單單係對讀者嘅提問，亦都係我哋《字花》編輯積極反思嘅問題。於是我哋決定好好咁做一個粵語專題。(由粵語論爭引發嘅語言政治問題，可以睇返第58至75頁嘅評論專題。)

當然，作為一本文學雜誌，做呢個粵語專題並唔淨係想同大家講下粵語嘅源流，又或者從語法層面同你講下粵語同普通話相比，點樣詞序顛倒，點樣慣用單音節詞等等……而係，想同大家呈現究竟文學性地用粵語寫作，到底會產生出一種點樣嘅美學效果？或者再準確啲咁講，究竟粵語以唔同嘅面貌呈現喺唔同嘅文體時，佢到底表現出點樣嘅活力、彈性，甚至一種無可取代嘅獨特性呢？

實情粵語寫作亦唔係今時今日先喺石頭度爆出嚟嘅新概念，而喺粵語寫作嘅傳統裡面，至少有幾種文體值得我哋特別關注：第一種係夾雜咗文言、書面語同粵語口語嘅「三及第」小說；第二種係傳教士向廣州話取經寫成嘅《聖經》；第三種係半文半白，並且多用南音或清歌形式說唱嘅粵謳。呢三種文體都有佢哋特定嘅生成背景，佢哋都表現咗粵語寫作裡面「講」同「寫」互為影響又互相滲透嘅特殊面向。所以喺專題嘅第一部分，我哋特意請咗阿修、飲江同陳麗娟去仿作三及第 小說、粵語聖經同粵謳，睇下幾個作家點樣喺既有嘅文體中傾注新嘅話題、新嘅思考。而呢部分嘅最後一篇，黃念欣嘅〈懷鄉音——一個教書女子的尤里西斯〉，齋睇題目或者你心裡面會彈出「仿作黃碧雲」五隻大字，但當你睇落去，你唔會搵到「烈佬」嘅影子，相反係一種我姑且稱之為NY體嘅風格……而重要嘅係，呢篇文係一個愛粵語、研究粵語嘅教書女子嘅真切發問：「有乜嘢比語言嘅聲音更重要？」

的而且確，點講都離唔開聲音呢個話題，就好似第二部分「甩皮甩骨」，同樣離唔開文字同聲音嘅對譯關係：例如智海同邵家臻就搜羅咗一啲熟語、潮語，並配合時下嘅社會議題，各自編造新嘅粵語辭典；接住嘅係三則「有味」極短篇，作者大玩雙關、歇後語，展現粵語粗俗「鹹趣」嘅一面；另一方面，淮遠、周漢輝同廖偉棠就借助一啲一般人平時會講但唔會寫嘅古語詞，發揮聯想，去講古、去玩文字遊戲、去諷刺時弊，方方面面咁話畀讀者聽粵語入詩嘅趣味同可能。

而最後一部分「雞同鴨講」，則想將粵語放返嚮各種方言、語域同語言並存嘅現實世界，多種邊緣對恃互動先至係我哋嘅日常吖嘛！唐睿嘅〈Hi, Dad〉裡面阿爸阿女工人坐埋一檯，各有各講，而如果話語言唔單單係「講嘢」，仲包含咗人嘅身分認同，情感嘅依據，咁喺呢個語言摎咁攪嘅城市，我哋嘅「根」又應該從邊度講起？台灣作家林蔚昀表面上佢寫嘅係一條街，一碗雲吞麵，但實際上講嘅係喺另一個語言領域中漫遊、迷路、發現，最終搵到出路嘅詩意感受。而許迪鏘嘅文章又將粵語嘅討論重新拉返去學校，更自編教材，去話畀大家聽用粵語教學點解合情、合理，合晒何車。

做粵語書寫專題，講到尾，就係想用文字去「保存」一把聲音。我所講嘅「保存」，並唔係話只係想show畀人睇，原來有啲字、有啲句子係可以咁樣寫落嚟，而係想大家了解，原來當你同我閒來無事或者煞有介事要去表達所思所想嘅時候，無論過程係要幾咁迂迴曲折，卻唯有呢把聲先可以令我哋最直接、最精準咁去話畀人聽，哦，我想講嘅咪就係呢啲囉。而呢種自信，其實從來唔需要求諸標語、宣言，而係嚟自於我哋喉嚨發出嘅、由文字建立嘅心照不宣，同時又意料之外嘅無限可能。

評論專題：繑口劖手後殖語言學

後殖民批評理論視野下的語言政治
啟首語
盧勁馳/

近期「普教中」在社會上引發激烈討論，甚至有社論以中共政權藉教學政策實施文化殖民之說以作批評，不時以台灣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例子作比照，以支持其反對立場，本版無意介入此一討論，反而試圖從中引伸，疏理清楚一直以來，學界的後殖理論如何影響文學創作，盼望透過釐清國族、官話、方言、口語之間與獨特的社會關係，讓讀者再思今日香港此等「殖民」語文教育政策的大勢下，如何再思文學創作的政治價值。

李婉薇一文選擇了不反普教的立場，其立論在於肯定民族國家對於文化傳承的積極意義，並以追溯方言文學的角度，說明即使面對方言與規範書面語之間的必然張力，在悠長的方言文學實踐經驗中，多種語言間的生存張力才有助創作。

李氏的分析方法立論於傳統反殖理論的立場，把語言政治問題界定為國家機器與市民意識的辯證關係，對當下香港的情勢分析不無準確性，然而其說法仍未能跳出方言文學的框架，指出書面寫作和口語之間的多層複雜關係。

廖淑芳則以台灣作為案例，指出在多重殖民經驗下，台灣本身就有著一個「殖民地漢文混成語」的多重語言脈絡淵源，如此回顧，台灣文學史裡的語言競逐經驗並不僅是一種國家機器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二元角力，而出現一種由白話、假名日語、以羅馬拼音系統吸納原住民語言等多種語文策略之間，促成的混戰狀態，然而隨著全球化下白話書面語在教育體制下的優勢位置，台灣文學界出現以殖民與被殖民的對立框架來批判使用漢文一類的惡性論爭。

當然這種高度激情化的本土論爭似乎未曾在香港文學場域中出現，但是以台灣文學的經驗作為橫向參照，我們不禁會問，香港文學中的粵語運用經驗，真的單單是市民意識對國家機器的單向抗衡？

故譚以諾意圖回顧一些香港小說家與學界就後殖民語言政治問題的說法，指出過去香港文學除了是粵方言文學的繼承外，同時不同的作家亦有它自身抗衡殖民語言的反抗策略；而洛謀更借用文學界流行的朗誦活動，指出這種反抗策略更不僅存在於靜態的書面創作，甚至涉及再詮釋和演繹文學作品。

如此，我們希望以上有關語言政治的思考，並不僅梳理各種討論「普教中」的立場，我們只求拋磚引玉，藉回顧現有的討論，啟發讀者思考更多母語在創作活動所發揮的政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