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期字花語
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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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
《字花》遭削資,跟反高鐵運動幾乎是同時發生。事件剛過,我心中鬱悶得發慌,便獨自遠走歐洲,在倫敦和巴黎蹓躂了幾個星期。出發前家人要我多帶衣服,我說,衣服不用多,羽絨一件便足。到達的時候,兩座歐洲都城都剛在反常寒流中走出來,恰如其分地在冰點上下徘徊。我穿上厚大羽絨,底下只有適合於香港的春裝,便從倫敦的 Southbank 走到巴黎的 Rive Gauche。冰點寒風直撲而來,間或夾雜著輕薄飛雪,那些去國懷鄉之情自然也紛至沓來了。當然我也不想如此「kitsch 不可耐」,見異地天高河長便作遊子狀,但人家大都市總有人家的好,絲毫沒有那種港式鬱悶之態,即使冷風徹骨,到底也能讓我澄明心思。
於是,我再沒有為別人的愚昧和造作而耿耿於懷了。出走異地 kitsch 一番,畢竟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我明白,天是高的海是闊的,歷史長河只會記著值得記著的事。那些人狹隘無知,即使能逞一時之強,終究也會被淘汰、被遺忘。我近年常常掛在口邊,也常常遭友人嘲笑的金句是:「不爭朝夕」,但直至現在我才真明白,「不爭朝夕」的真正意思原來不是「不爭朝夕」,而是「不要只爭朝夕」。河是長的地是大的,跟那些人一般見識,就好像只看到河裡的一滴水、地上的一粒沙一樣,多看的話,於視力損害甚大。
反高鐵運動跟《字花》遭削資兩者之間一個最大共通點,就是都跟金錢有關。有些人總是關心錢如何花得值、如何能獲得最大成本效益和金錢回報之類的問題,但另外有些人,卻看出這個城市鬱悶的根源所在:當權者的視力都已受損,只能看到當下的成本效益,而沒有看見過去和未來的能力。先不論那些反高鐵的理據,和那些已濫得令人作嘔的世代論述,我突然明白,反高鐵的朋友們,原來都是要迎向未來的人。革命不是請客食飯,理想也不能當飯吃,即使現在已經很好,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再不用去想像更好的生活?老年人勸年輕人要踏實,這已不是今天才有的說法。唯一分別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每一個時代也有每一個時代的老年人,而那些老年人亦曾經是過去某一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也曾經迎向未來的人,也曾經努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個時代過去,年輕人成了老年人,他們便會開始遺忘,遺忘年輕時的浪漫,遺忘年輕時的理想,然後騰出心思去學習如何在年輕人面前惺惺作態,如何以愚昧的方式去裝聰明。大概他們早已明白,他們再沒有未來了,最好就是活在當下,也不要為年輕人的未來而粗心。
不幸的是,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歷史終究會忘記他們。不,歷史終究也會也忘記那些迎向未來的年輕人,因為歷史所記住的,不是個人,而是理想。《字花》大部份編輯一直以來的憂患意識,終於證實不是杞人憂天,未來一年的資助給削得七零八落,編輯們繼續過著那種朝不保夕的編採生涯。但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犯不著為那些愚昧的人賭氣,而親手埋葬理想。這未免太笨了。
今期我們臨時抽起原來的專題,改為刊出「字花削資爭取 事件」專題,不為申冤,只為歷史留下記號。百年之後,大概再沒有人會記得我了,自然更不會理會那些當下的老年人,但《字花》卻會記在史冊之內。正如當日誰衝擊過立法會,將來不要再有人記得,但那場反高鐵運動,在很多年輕人心目中是如此波瀾壯闊,卻終究會被記載下來的。
歷史,忘記我吧!狠狠地把理想牢記吧!
(如此呼喊,實在 kitsch 的很。但為理想而 kitsch,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