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2047愛國文學
啟首語
2047,前途未明的香港文學決議書
/譚穎詩
魔幻現實主義大師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創作小說,當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竄改一些既有的材料,將之羅織成一連串創作圈套。例如他聲稱要為一本再版書撰寫評論,配上確有其人的出版者,以及真實的作家所寫的序言,但該書及其作者則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波赫士稱這種創作為「一個害羞的青年人的任性遊戲」,由於「不敢寫小說」就「竄改和歪曲」,在文學上其實「毫無美感可言」──此當然只是大師的自謙之辭,這些任性遊戲所促成的,卻是《惡棍列傳》和《杜撰集》一類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
這種混雜虛構元素與真實材料的創作方式,構成了拉美文學的重要一環,而其中發揮得至為淋漓盡致的,則是近年頗受國際注意的大部頭小說《2666》的智利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了。他在1996年寫了一本名為《美洲納粹文學》的小說,用上一種近乎正規文學史書的語調與格式,虛構出百多位與納粹精神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作家群像。除了內容虛構,其筆法亦相當精微,就是放在文學工具書之間亦不露形跡──由作家們的生卒年與生卒地、著作的內容,乃至文學圈內的批評都應有盡有,還在書後煞有介事地附上相關人物、出版社和作品的參考條目。然而問題是,為甚麼他要寫出這種魚目混珠、仿真度極高的小說呢?除了波赫士提到的,以任性的遊戲來構築「微乎其微的宇宙」,波拉尼奧的答案則是,「文學是一種隱秘的暴力」,它是「衰敗的、流動的,虛無卻又野心勃勃」。
「2047」這個政治關鍵詞,自雨傘運動後獲得極大關注。事源黃之鋒在去年政改表決後,指出人大8.31決定已然破壞香港民主運動的期望,與其重複「爭取二零乜乜真普選」的口號,被動地等待每五年一次的政制改革,不如重新反思一國兩制,以及「五十年不變」承諾屆滿後的香港前景。至此,「2047」一國兩制「大限」過去後的香港前途,成了是屆選舉的焦點,各政黨無論激進或保守,皆集中此一議題作表態,或發表前途決議文,或針對「港獨的毒害」云云,內部自決、外部自決等一類深奧的憲法概念,亦成了社論不能缺席的爭論基點。姑勿論六四集會、七一遊行一類社運事件前後必然出現的輿論戰,就是地產新聞中,亦不忘強調此一「大限」對樓宇按揭和地契可能造成的可怕影響。連藝術界也因ICC外牆所展示的大型「2047」視藝作品,演變成爭奪作品命名和詮譯權的「業界羅生門」,更由此引發了關於藝術審查的關注。
我們自不是政黨;而文學藝術這個媒介,就連借用奇招搶奪維港景觀的條件也沒有。對於「2047」這個距今還有三十個寒暑的漫長歷史命題,除了冷眼旁觀,不屑妄動,以犬儒心態觀望文化話語權的爭奪,保守那必要的沉默以外:或許拉美文學的遊戲特質,能提供另一種介入社會現況的方式。
面對著環境污染,生活空間日漸狹小,就連十年以後地球會否毀滅我們也無法預料,2047年除了作為一種可供消費的政治議題,對文化、藝術,市民的生活質素有何助益呢?這個問題雖然無法立即找到答案,但我們確能根據現實給予的樊籬,設想一批勇於邁向2047年的香港作家,如何日夜兼程,趕上一場又一場聽任時代安排的命運──老共作家郭嶺紅終將被共產理想所忘記;立志賣掉文學的葉凱寧,倒過來用文學賣掉自己;血統純正的詩人佐卡葬身於無人理解的信念;國際作家羅傑終其一生都無力言說我城。更甚者如小說家陳椎,要到瞻仰自己的標本時,才曉得被接上了香港文學的座標。這些作家因進佔歷史舞台才得以「立傳」,至於他們對藝術的堅持、對時代精神的深切把握,雖不會成為歷史的焦點,但卻不約而同,與「愛國作家」之名扯上關係。他們所愛的是甚麼「國」?是2047年後在香港所建立的新國度嗎?這個「國」又將如何愛他們?這次專題嘗試跟隨波拉尼奧納粹文學的身影,以最為寫實的筆法,刻畫未來文壇的「惡」和「卑劣」,與其認為是對作家的嘲笑和譏諷,不如說這些「特例」突顯了社會的非理性和價值扭曲;在陷入瘋狂的極端情況下,就是文學亦不免成為欲望所披的虛偽皮相。
當然,透過捕捉文學那「衰敗的、流動的」一面,以自我否定的姿態介入未來社會的想像,也未必能為當下侷促的政治現實,刺穿一個新的缺口。年輕詩人洪慧,若他能未來文壇佔一席位,或許這就是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前衞美學宣言;而創作力如日中天的廖偉棠,設想年老的自己所撰的一篇烏有書評,卻更能透達文學的本質,其文化的深度,構想的磅礡與精緻,不下於當年的波赫士。至於那些被我們虛構出來作自虐表演的愛國文學作者,他們的身姿、心力與精神,除了成為我們抵抗命運的戰鬥犧牲品,同時亦為他們留下了一點作品的痕跡──我們不但無中生有,虛構出小說家的故事,同時亦有足夠的自信,連他們的作品也一併虛構出來。因為,無論對混沌的未來有多焦慮,書寫的狀態,語言的質感和創造力,仍是我們所珍視、保守的最後領地;而僅僅是這種肆意的自由,已是我們希望與所有讀者共享和交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