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2047愛國文學

啟首語
2047，前途未明的香港文學決議書
／譚穎詩

魔幻現實主義大師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創作小說，當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竄改一些既有的材料，將之羅織成一連串創作圈套。例如他聲稱要為一本再版書撰寫評論，配上確有其人的出版者，以及真實的作家所寫的序言，但該書及其作者則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波赫士稱這種創作為「一個害羞的青年人的任性遊戲」，由於「不敢寫小說」就「竄改和歪曲」，在文學上其實「毫無美感可言」──此當然只是大師的自謙之辭，這些任性遊戲所促成的，卻是《惡棍列傳》和《杜撰集》一類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

這種混雜虛構元素與真實材料的創作方式，構成了拉美文學的重要一環，而其中發揮得至為淋漓盡致的，則是近年頗受國際注意的大部頭小說《2666》的智利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了。他在1996年寫了一本名為《美洲納粹文學》的小說，用上一種近乎正規文學史書的語調與格式，虛構出百多位與納粹精神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作家群像。除了內容虛構，其筆法亦相當精微，就是放在文學工具書之間亦不露形跡──由作家們的生卒年與生卒地、著作的內容，乃至文學圈內的批評都應有盡有，還在書後煞有介事地附上相關人物、出版社和作品的參考條目。然而問題是，為甚麼他要寫出這種魚目混珠、仿真度極高的小說呢？除了波赫士提到的，以任性的遊戲來構築「微乎其微的宇宙」，波拉尼奧的答案則是，「文學是一種隱秘的暴力」，它是「衰敗的、流動的，虛無卻又野心勃勃」。

「2047」這個政治關鍵詞，自雨傘運動後獲得極大關注。事源黃之鋒在去年政改表決後，指出人大8.31決定已然破壞香港民主運動的期望，與其重複「爭取二零乜乜真普選」的口號，被動地等待每五年一次的政制改革，不如重新反思一國兩制，以及「五十年不變」承諾屆滿後的香港前景。至此，「2047」一國兩制「大限」過去後的香港前途，成了是屆選舉的焦點，各政黨無論激進或保守，皆集中此一議題作表態，或發表前途決議文，或針對「港獨的毒害」云云，內部自決、外部自決等一類深奧的憲法概念，亦成了社論不能缺席的爭論基點。姑勿論六四集會、七一遊行一類社運事件前後必然出現的輿論戰，就是地產新聞中，亦不忘強調此一「大限」對樓宇按揭和地契可能造成的可怕影響。連藝術界也因ICC外牆所展示的大型「2047」視藝作品，演變成爭奪作品命名和詮譯權的「業界羅生門」，更由此引發了關於藝術審查的關注。

我們自不是政黨；而文學藝術這個媒介，就連借用奇招搶奪維港景觀的條件也沒有。對於「2047」這個距今還有三十個寒暑的漫長歷史命題，除了冷眼旁觀，不屑妄動，以犬儒心態觀望文化話語權的爭奪，保守那必要的沉默以外：或許拉美文學的遊戲特質，能提供另一種介入社會現況的方式。

面對著環境污染，生活空間日漸狹小，就連十年以後地球會否毀滅我們也無法預料，2047年除了作為一種可供消費的政治議題，對文化、藝術，市民的生活質素有何助益呢？這個問題雖然無法立即找到答案，但我們確能根據現實給予的樊籬，設想一批勇於邁向2047年的香港作家，如何日夜兼程，趕上一場又一場聽任時代安排的命運──老共作家郭嶺紅終將被共產理想所忘記；立志賣掉文學的葉凱寧，倒過來用文學賣掉自己；血統純正的詩人佐卡葬身於無人理解的信念；國際作家羅傑終其一生都無力言說我城。更甚者如小說家陳椎，要到瞻仰自己的標本時，才曉得被接上了香港文學的座標。這些作家因進佔歷史舞台才得以「立傳」，至於他們對藝術的堅持、對時代精神的深切把握，雖不會成為歷史的焦點，但卻不約而同，與「愛國作家」之名扯上關係。他們所愛的是甚麼「國」？是2047年後在香港所建立的新國度嗎？這個「國」又將如何愛他們？這次專題嘗試跟隨波拉尼奧納粹文學的身影，以最為寫實的筆法，刻畫未來文壇的「惡」和「卑劣」，與其認為是對作家的嘲笑和譏諷，不如說這些「特例」突顯了社會的非理性和價值扭曲；在陷入瘋狂的極端情況下，就是文學亦不免成為欲望所披的虛偽皮相。

當然，透過捕捉文學那「衰敗的、流動的」一面，以自我否定的姿態介入未來社會的想像，也未必能為當下侷促的政治現實，刺穿一個新的缺口。年輕詩人洪慧，若他能未來文壇佔一席位，或許這就是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前衞美學宣言；而創作力如日中天的廖偉棠，設想年老的自己所撰的一篇烏有書評，卻更能透達文學的本質，其文化的深度，構想的磅礡與精緻，不下於當年的波赫士。至於那些被我們虛構出來作自虐表演的愛國文學作者，他們的身姿、心力與精神，除了成為我們抵抗命運的戰鬥犧牲品，同時亦為他們留下了一點作品的痕跡──我們不但無中生有，虛構出小說家的故事，同時亦有足夠的自信，連他們的作品也一併虛構出來。因為，無論對混沌的未來有多焦慮，書寫的狀態，語言的質感和創造力，仍是我們所珍視、保守的最後領地；而僅僅是這種肆意的自由，已是我們希望與所有讀者共享和交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