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期字花語

Filed under: 字花語 — Editor at 10:22 pm on 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11

第33期字花語
療養生活 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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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勁馳

近日朋友給業主迫遷,幾個星期忙著陪他找租盤,方發覺原來市區的樓市正入侵離島。不過換一個業主改一份租約,竟可加租一倍,這個量變過程背後的時空邏輯完全超越了我的療養生活史觀。一直在離島長大,未曾有想過搬出市區,因為我明白自己失調的神經官能絕對無法忍受大廈永無止息的鑽牆聲,和那住客凌晨按下電閘的按鈕。而離島清新空氣和適時的海風也是缺一不可的復康條件。要不是三分鐘路程就可到達海灘,也不能堅持每天以游泳作為必要的整脊治療。可以這樣說,若非多得離島生活圈的長期庇護,我相信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現在連在離島生活的租值成本也遠超過九七年樓市大盛的歷史高峰,我想我再難以維繫我的療養生活了。畢業以後毫無收入,雖不曾放棄找工作,但一個像我這樣的長期病患,工作機會都成了個政策問題。於是近日特意去聽一個關於殘障人士最低工資的研討會,講者中不乏復康界名人和熱心學者,都大義凜然地批判香港沒有這項或那項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而另一方面,代表社會企業一方的老闆門,堅持問題核心卻是怎樣令企業可以在市場中經濟獨立。在福利與市場之間,人的尊嚴總是毫無容身之地。

或許仍是真的有點天真有點傻,我相信藝術是個能為受壓迫者重獲尊嚴的空間。但漸漸了解文學人的實在生存狀況以後,才漸漸發覺,對香港政府來說,藝術政策可能真的跟福利政策無異。就以這年民政局推出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為例,雖大肆聲稱如何如何改善現時政策的問題,不再一面倒地傾斜於表演藝術。但是其申請條文又特意指明不支持文學推廣活動。條文並沒充分解釋其理由,官員只一方面在媒體上聲稱計劃對任何藝術屆別一視同仁,另一方面又在工作會上,一再強調資助只為表演藝術提供拓展空間,並質疑文學推廣活動憑甚麼要搞得大規模。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出現這種自相矛盾的準則,詳情仍有待當局進一步澄清,但明顯制定政策的官員對文學推廣活動的現況毫無了解。眾所周知,近十年文學推廣活動為香港文化藝術氣氛添上的亮點,在本地文化史中實為一時代突破,民辦的文化書節此起彼落,由當年的牛棚書展到今天的九龍城書節,大大小小的文學獎,中學裡的文學跨媒體活動,甚至是滲透了環境藝術意義的公共展覽,如前年由蕭競聰策劃,理大設計系和《字花》合辦的「字花園」,和年初由香港文學館工作室辦的「菜園村廢屋文學館等」。雖然相較於外地某些國際級大城市的文學推廣活動,其規模仍有提升的空間,但這些具典範作用的文學推廣活動不就是藝術政策應該加以拓展的項目嗎?但是,官員那一臉對文學推廣活動一屑不顧的態度,不但欠缺文化遠見,潛台詞還不是把一個藝術資助等同界別競逐的福利訴求?

在福利和市場的陰霾下,文學人的尊嚴同樣無以容身。於是在今期《字花》推了個選舉專題,有意無意想繞過這些叫人灰心的政策問題,藉生活現實重新考量如何保守文學的可能。眼看媒體上特首候選人蠢蠢欲動,區議會選舉將備受關注。跟選舉有關的文學題材在華語文學裡,創作成果不算極為豐碩,但不得不承認,文學雖然不會直接帶來太多拼搏精神,但至少有助我們直面生活的細節,如今香港社會前景矇昧不明,民主運動已近急風暴雨之際,選舉可能也是一個有助直面將臨的政治生活的文學想像吧。

這裡的政治生活,學哲學的朋友可能會立即想到阿里士多德和漢娜阿倫特的公共性問題,但不好意思,我眼下的政治生活,亦既不阿倫特又不阿里士多德。像我這樣一個讀障文學編輯,做一個小小的專題找來一大疊資料逐頁素描,逐字轉換為電腦文檔,聽著甚為干擾的錯字,拿著刮得花花的放大鏡翻查原書的字體,閱讀的爬行速度比蝸牛還得慢上十倍。有時太累過度掉開了書本,整天也找不回原來的思想脈絡。桌面文件夾長期堆著幾百個文檔的斷片殘章,半個月也沒法寫好一兩篇稿子。
於是政治生活,從來就談不上文學公共性或底層能否發聲的普世關懷,政治生活,我的理解不過是:一團糟而已,有時是笑騎騎,有時是死晒狗,說不清原由也不要讓我說原由,反正我已習慣踐踏尊嚴的底線,即使營生的技能如何返魂乏術,只求在福利和市場之間,保守著一點對文學的堅持。

 

第25期字花語

Filed under: 字花語 — Editor at 2:14 pm on Monday, May 10, 2010

第25期字花語
霧中看花,霧裡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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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華

滑入潮濕的回南天,一開窗就是霧中風景。

作為《字花》邁進第五個年頭的卷首語,我似乎應該說:「在藝發局削資的艱難日子裡,雜誌昂然踏入了第五年。在缺水的季節裡,《字花》仍在開花,沒有凋謝。」又或者介紹一下今期開始增設的「文學廚房」首先由郭詩詠與張歷君雙劍合璧;專欄方面邀得《生活》雜誌出版人許知遠先生與台灣詩人陳黎先生執筆助陣;此外一度暫別讀者的「雙城辭典」終於復活了……

但我說,一開窗就是霧中風景。可能因為這陣子電影節在舉辦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回顧展,於是滿腦子都是那些如夢似詩的影像,總會想起掛滿樹上的死羊、海上的送葬隊伍、爬滿鐵絲網圍欄的人影,還有看似永無止境的霧。每隔一段日子,像我這個介乎「後青年」與「前中年」的超齡編輯,就會萌生退出《字花》編輯部的念頭,不是因為回南天,也不是合作不愉快,而是《字花》一向標榜年青,編輯部也理應朝年青化的方向發展,讓更加年輕的編輯來接棒。最近《字花》邀請了幾位新力軍加入,擔任特約記者與助理編輯,協助網上宣傳,於復活節期間跟手作單位totit合作舉辦過「詩生活」展覽,亦為今期雜誌構思及策劃了有關「末代會考」的小專題。對我而言,會考太遙遠,肯定無法想出這樣的題目。新力軍帶來新力量,才可以讓《字花》繼續勇於更新和嘗試,避免因循及老化。

《字花》遭藝發局削資,對雜誌運作造成打擊。我們將舉辦籌款活動,希望集腋成裘,讓《字花》可以繼續開花。在申請資助時,我們交出了歷年銷量、舉辦文學活動的數量、媒體報道、發行網絡,甚至每期收到猶如小型徵文比賽一樣的投稿數量,以證明過去四年的努力與成果,顯示公帑用得其所,並與社會有互動。然而仍遭削資,實在叫人懷疑審批的標準何在。政府花公帑支持文學雜誌,以我理解,受眾當指雜誌面向的公眾。可是在三月舉行的藝發局文學藝術諮詢會上,其中一位有份審批本屆文學雜誌資助的評審卻指「公帑運用的受眾,與付錢買文學雜誌的受眾是兩回事」,認為藝發局「長期接受某一團體申請資助」並不「符合公義」,又指「不是凡有貢獻,就理所當然得到公帑資助」。言下之意,公帑運用的受眾乃指資助申請者。倘若要求藝發局給大家輪流批出資助,把文學團體視為不同利益集團,所謂「公義」就只是不同集團如何均勻瓜分公帑而已。如此想法很可悲,既沒有承擔,亦不考慮讀者,更把藝發局當成了藝術福利局。難道審批文學雜誌資助無需考量客觀成績和貢獻,就是所謂「公義」嗎?

《字花》不要玩泥漿摔角,不是要跟其他文學團體搶奪資源,而是希望爭取一個更完善更具透明度的評審機制,以及一個更具視野的文學推廣及發展空間。如果《字花》是花,文學藝術就是大樹,合該像《阿凡達》的靈樹,連結著不同世代無數人的經驗和記憶,卻也可以因為人們的自私短視,就被輕易摧毀。《字花》的存亡其實無足輕重,但某些腐敗狹隘的想法卻是蠶食樹根的真菌。我們希望周遭可以開出很多不同種類的花,可是一打開窗只看見了霧。我就想起安哲羅普洛斯的《霧中風景》與《尤利西斯的凝望》。《霧中風景》的小姊弟千里迢迢尋找那個不知是否存在的父親,最後找著霧裡的大樹;《尤利西斯的凝望》的薩拉熱窩老人則遇上荷槍實彈的塞爾維亞軍人,只聽到濃霧裡響起槍聲,一家老幼就給處決了。

可我不在希臘,也不在薩拉熱窩。在香港,一樣被厚厚的霧包圍。《字花》也彷彿在霧裡,不肯定走下去會被幹掉,還是走到最後,就看見了大樹。

第24期字花語

Filed under: 字花語 — Editor at 12:38 am on Friday, March 12, 2010

第24期字花語
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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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

《字花》遭削資,跟反高鐵運動幾乎是同時發生。事件剛過,我心中鬱悶得發慌,便獨自遠走歐洲,在倫敦和巴黎蹓躂了幾個星期。出發前家人要我多帶衣服,我說,衣服不用多,羽絨一件便足。到達的時候,兩座歐洲都城都剛在反常寒流中走出來,恰如其分地在冰點上下徘徊。我穿上厚大羽絨,底下只有適合於香港的春裝,便從倫敦的 Southbank 走到巴黎的 Rive Gauche。冰點寒風直撲而來,間或夾雜著輕薄飛雪,那些去國懷鄉之情自然也紛至沓來了。當然我也不想如此「kitsch 不可耐」,見異地天高河長便作遊子狀,但人家大都市總有人家的好,絲毫沒有那種港式鬱悶之態,即使冷風徹骨,到底也能讓我澄明心思。

於是,我再沒有為別人的愚昧和造作而耿耿於懷了。出走異地 kitsch 一番,畢竟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我明白,天是高的海是闊的,歷史長河只會記著值得記著的事。那些人狹隘無知,即使能逞一時之強,終究也會被淘汰、被遺忘。我近年常常掛在口邊,也常常遭友人嘲笑的金句是:「不爭朝夕」,但直至現在我才真明白,「不爭朝夕」的真正意思原來不是「不爭朝夕」,而是「不要只爭朝夕」。河是長的地是大的,跟那些人一般見識,就好像只看到河裡的一滴水、地上的一粒沙一樣,多看的話,於視力損害甚大。

反高鐵運動跟《字花》遭削資兩者之間一個最大共通點,就是都跟金錢有關。有些人總是關心錢如何花得值、如何能獲得最大成本效益和金錢回報之類的問題,但另外有些人,卻看出這個城市鬱悶的根源所在:當權者的視力都已受損,只能看到當下的成本效益,而沒有看見過去和未來的能力。先不論那些反高鐵的理據,和那些已濫得令人作嘔的世代論述,我突然明白,反高鐵的朋友們,原來都是要迎向未來的人。革命不是請客食飯,理想也不能當飯吃,即使現在已經很好,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再不用去想像更好的生活?老年人勸年輕人要踏實,這已不是今天才有的說法。唯一分別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每一個時代也有每一個時代的老年人,而那些老年人亦曾經是過去某一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也曾經迎向未來的人,也曾經努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個時代過去,年輕人成了老年人,他們便會開始遺忘,遺忘年輕時的浪漫,遺忘年輕時的理想,然後騰出心思去學習如何在年輕人面前惺惺作態,如何以愚昧的方式去裝聰明。大概他們早已明白,他們再沒有未來了,最好就是活在當下,也不要為年輕人的未來而粗心。

不幸的是,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歷史終究會忘記他們。不,歷史終究也會也忘記那些迎向未來的年輕人,因為歷史所記住的,不是個人,而是理想。《字花》大部份編輯一直以來的憂患意識,終於證實不是杞人憂天,未來一年的資助給削得七零八落,編輯們繼續過著那種朝不保夕的編採生涯。但不編白不編,《字花》還是要出的,犯不著為那些愚昧的人賭氣,而親手埋葬理想。這未免太笨了。

今期我們臨時抽起原來的專題,改為刊出「字花削資爭取 事件」專題,不為申冤,只為歷史留下記號。百年之後,大概再沒有人會記得我了,自然更不會理會那些當下的老年人,但《字花》卻會記在史冊之內。正如當日誰衝擊過立法會,將來不要再有人記得,但那場反高鐵運動,在很多年輕人心目中是如此波瀾壯闊,卻終究會被記載下來的。

歷史,忘記我吧!狠狠地把理想牢記吧!

(如此呼喊,實在 kitsch 的很。但為理想而 kitsch,那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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