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間喜劇》是董啟章繼《愛妻》(2018)後又一科幻之作。全書廿四萬字,分「虛無的理性主義者」、「康德機器」、「Ghost Writer」三部分。要通俗,有科幻,有愛情;要嚴肅,有哲學,有政治。先要說明的是,書中儘管夾雜大量專業知識、術語和學科理論,單是康德的三大批判加上模控學各學派紛陳的主張,閱讀門檻就似乎不低,實則卻不然。(註1)從《學習年代》一路走來,除了座右銘之所謂「有咁深時寫咁深」,董啟章似乎已經練出相當穩定的深入淺出說書功架。由《心》開始,作者顯然因應讀者接受程度而作出調節,《後人間喜劇》亦見匠心,盡量將理論解說或哲學導讀的篇幅壓縮至兩頁以內,並分拆至不同章節,在定言律令、超驗性、熵(entropy)、後起現象(epiphenomenon)等術語中間夾雜了主人公胡德浩發明的Full Luck Theory、Poor Guy Theory、甜甜圈立體運算、持續高潮狀態,提示讀者無須過於認真,畢竟這不是一本研究模控學或康德的專著。
模控學
小說設定有一種生化人技術「物自身」,利用真人基因培養而成,但「腦袋」(中央處理器)的技術卻未得完整開發,主角模控學專家胡德浩被視為開發「後人類」的關鍵,不同科學家也想得到他的幫助,令他在新加坡的訪學之旅成為了一場科技爭奪戰。模控學Cybernetics,希臘字源有「導航」之義,羅馬時期又有「統治」的意思。現代模控學可上朔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具跨學科特質,牽涉統計學、機械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計算機學、社會學等範疇。創始人Nobert Wiener把它定義為「生物體或機器中溝通和控制的科學研究」,可以說,這門學科的核心問題是人類要如何與機器人或其他生物互相共存。《後人間喜劇》利用模控學不同學派、人物的主張,設定小說不同人物對未來人類社會的想像圖景。一方面,鯤鵬企業的周金茂招攬了科學家打造「賽伯格物自身」(生化人)的「靈台系統」,並開發Ghost Writer科技,試圖將人類的意識全面讀取,將內容下載和複製,並植入至生化人腦部。另一方面,德籍女科學家巴巴拉開發的「康德機器」,將康德的十二知性範疇、時空的直感等設定為先驗條件,卻不寫內容,目標是建造獨立自主地認識世界的意識系統,並用在生命體上。胡德浩初時左右逢源,但後來漸漸發現鯤鵬企業利用生化人來進行非法難民勾當,便一心要揭發事件。至於巴巴拉的「康德機器」,在胡德浩的幫助下逐步成形,結果分別引來院長江英逸和前政治家柳信祐的覬覦。
國家巨獸與理想公民
江英逸冀望將「康德機器」升級為General Cybernetics System,把整個社會變為一個有自我控制、調整和發展功能的自動機器生命體,堪稱「管治機器」(machine à gouverner)、「人間機器」。Machine à gouverner的概念來自現實中1948年法國神父Père Dubarle 對模控學的質疑與批判,認為將人類社會的決策交給數學分析是盲目相信新科學的行為,可能帶來比地獄更壞的世界。江英逸口頭上辯稱加入哲學便可避免人性失喪的問題,實際卻盤算著製造出政治哲學家Thomas Hobbes所比喻的國家巨獸「利維坦」(Leviathan),一個擁有絕對極權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柳信祐是前總理的忠實支持者,堅信新加坡實行的「開明專制」(enlightened despotism)政治路線,認為民主制雖較開明君主制更尊重人權、自由,但缺乏穩定性、安全及效率。柳不信任人能夠真正貫徹理性,認為在開放的民主制度之下,不夠理性的人民有可能作出非理性的選擇去動搖國家制度,因此認定開放民主制度前必先有高度理性的「理想公民」,而他的計劃正是透過康德機器來實現這個夢想,打造出「超驗性的人」。
江英逸的「利維坦」當然惹人反感,將科技與極權結合,這樣的「美麗新世界」我們早在Aldous Huxley的小說中見識過,為了社會整體與個體之和諧而壓平了個體意識,最終只是領人類走向惡托邦。但柳信祐的「理想公民」同樣是一種堪稱新優生學的大膽設問。小說在敘述上其實未有全然否定這種可能,只是輕輕一筆:即使可行,在實踐上又如何過渡?「舊人類」是否甘心被取代呢?據個人觀察,董啟章似乎頗受Katherine Hayles的影響。在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1999) 中,Hayles對「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提出了一種正面、積極的想法,認為後人類主義不一定是反人類,反之它有助我們重新反省長久以來以自我為本位的世界觀。故事最終之為喜劇,也是基於後人類與人類可以和平共存的假定之上。不論如何,這些異想無不啟發我們對人工科技以及政治制度的思考。不過,我認為《後人間喜劇》全書討論之核心,不在生化人與人類思維如何互通、意識之讀取與複製是否可能、生化人可否促成人類苦心追尋的完美社會,或者可否創造出完美寫作機器等,而在於重回「理性」這個古老的命題,特別是在這似乎已經喪失理性的社會體制與時代。
理性與再啟蒙
2019年暑假,我和朋友Y談到董啟章的專欄文章,Y略有微言:「如此時局之下,董竟然是讀起康德來?至少,也應該是鄂蘭,不是嗎?」重提此事,我無意比較康德和鄂蘭哪個比較「合時」,只是Y的問題實在尖銳:亂世當前,讀康德,何用之有?(小說亦戲稱康德為「和理非」之祖師)一年過去,《後人間喜劇》可讀為一種答案:康德探討的理性問題並不過時,從啟蒙時代到反啟蒙思潮對理性的反思,直至今日,理性仍然備受關注。
《後人間喜劇》的終極追問,我留意到跟Steven Pinker近年關注的科學理性如何與道德(人文主義)結合的話題有相近之處。Pinker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心理學教授,他在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s of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2018) 提出當下是一個「再啟蒙的年代」,書中重提啟蒙思想,認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進步的啟蒙理念對此時此刻之社會有重要啟示。(註2)在世事紛亂的廿一世紀,國族主義、民粹主義、盲從權威、異想思維(Magical thinking)、漠視生態問題等想法正與理性展開拉鋸戰,放諸全球國際局勢,烽煙四起,狂人執政,人類文明似乎正在倒退,大眾對「理性」與「科學」漸失信心。作為國際頂尖科學家,Pinker利用圖表和數據,嘗試證明世界比過往有大幅進步,沒有在倒退;在面對各種反智主義大敵當前,他堅信科學理性與人文主義可以助人脫困(當然,這種樂觀的想法也受到一些質疑)。如果說,Pinker談的理性之危機離我們太遠,那麼回置本地脈絡,問「和理非」還有何出路及價值、比起「直接行動」「理性討論」是否太奢侈、由香港利益出發撐川普是否有理,或許我們就更明白「理性」問題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話題。《後人間喜劇》寫康德機器,不是耶穌機器、莊子機器、尼采機器,就首先決定了問題的起點:由「理性」(尤其是實踐理性)出發,落實到現實社會以及國家機制,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用作家自己的話來說:「康德哲學的終極目的,不是在教大家做一個理性和道德的人,而是期望人類以理性和道德為基礎,建設自由的共同體,並達至永久和平。」(註3)人類社會如何憑著理性和道德,走向自由的共同體?這才是《後人間喜劇》科幻包裝背後之用心所在。小說最反諷的一筆算是江、柳、周三人最終竟和解合作,管治機器與理想公民殊途同歸創造出「內閣資政」機器,揭露政治家需要的原來只是「有限度的理想公民」──既是不會顛覆體制的守法者,又是鞏固秩序的高效能者。由科幻而現實,振聾發聵。
sensus communis/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好的作品通常引起讀者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但不保證有答案。要回答自由共同體如何建立,還是要多讀幾本社會學論著,多動腦筋,甚至通過實踐來找答案。不過,康德在第三批判以美學來連結理性的兩種機能,董啟章也沒有放過,借此點明了文藝在當中的角色。小說(尤在後半)用上了後設框架來完成的,神出鬼沒的神秘香港作家黑在故事中穿插出現,得他以Ghost Writer擷取胡德浩其中一刻的靈魂/意識,用諸寫作,贈予「失憶」後的德浩,最終才喚醒失去記憶的愛人海青的心。事實上,黑只寫出了《後人間喜劇》的三分之二,尚未完成的第三部分代表著現在、當下、自身行動,寄寓結局尚未發生,有待以當下行動來完成的用意,表現出世界的轉動權就在自己手中的積極態度。(註4)這裡既呈現出一種寫作與行動互相依存的狀態,也同時呼應康德美學中sensus communis的觀點。(註5)
康德
康德《判斷力批判》對於sensus communis、鑑賞判斷(Gesmacksurteil)等美感判斷的討論,與「判斷力」(Urteilskraft)的關係極其複雜,學界未有定案,有待哲學家討論。但sensus communis大致可以理解為一種人所共有、共通的感官機制,朱光潛的說法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使我們有能力代入他人位置思考。鄂蘭將康德美學闡發為政治學時,就關注到如何透過sensus communis這種共通感官將「判斷」擴展到人類共同體的精神層面,這點小說著墨不多,但卻為文藝應如何使用sensus communis作出了象徵性的演繹:由於重寫海青記憶是有違自主的,會忽略了對個體的尊重,所以德浩選以小說來呈現自心,由海青自行決定是否相信,最終還是感動了海青的心。這並非甚麼新異的觀點,卻重申了在追求自由共同體的路上文藝的角色。小說中科學家希望藉寫入先驗條件來打造「理想公民」與「理想國」,其機理是控制性的,但文藝卻不是要控制對方,而是通過作品使讀者行使「判斷」,從而讓人的自由意志作出選擇。在德浩回程的飛機上,黑在小說上提句:「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語出《莊子.齊物論》,其實也是康德sensus communis的精髓,破除彼我之別,連結我思與他思,然後持續貫徹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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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董啟章在《明周文化》2019年3月至7月的專欄文章中有多篇談及模控學、康德等話題。筆者認為這些文章可與小說構成並讀的可能,但不是閱讀小說之必需。
註2: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s of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Viking, 2018). 中文版《再啟蒙的年代: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在2020年初經台北商周出版社發行,陳岳辰翻譯。
註3:董啟章:〈自由共同體〉,《明周》專欄,2019年8月22日。
註4:董啟章:「現實並不是喜劇,現實也不是悲劇,現實就是現實而已。把現實變成喜劇或者悲劇的,是故事的編寫,而編寫故事的,是人。是喜是悲,其實都是人的作為。」〈寫一齣既是束縛亦掙脫束縛的喜劇:連明偉vs董啟章談《後人間喜劇》〉,「Open Book」網站,2020年10月17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4050。
註5:目前較多譯為「共同感」,鄧曉芒曾譯為「共通感」。參考張鼎國:〈共同感與判斷力:一個詮與康德哲學詮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42期(2019年9月),頁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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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是彭麗君教授的新作,作品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本是借用阿倫特關於現身政治的概念,論述雨傘運動及後雨傘時期的一舉一動,但從書寫到出版剛巧碰上了香港最新的社會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似乎對「民眾現身」(民現)的概念加以套用、加以闡述、加以改變了,《民現》出現得太遲或太早,但這個時候也可能恰好:因為可以從《民現》關於城市民主的指向來思考新樣式的社運及香港其後的政治。《民現》共分成八章節,梳理雨傘運動前後時期,亦談及政治、司法及城市權等未來政治的聯想。我意圖探問:當中強調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聯性是否足夠回應反送中運動?即使民現足夠論述雨傘運動及解構後雨傘時期的香港狀態,我們也需要為「民眾現身」與反送中運動作出反思。
整合雨傘及後雨傘時期是屬於解構、重建歷史的一個部分,但極具爭議的仍然是當中所提出的「民眾現身」對現今香港政治的可能性。彭麗君為香港其後的政治想像提出「城市權」的模式,而關於當下的政治,民現似乎不能夠滿足需要:事關香港人經歷了後雨傘的政治低潮以及批評、失敗甚至絕望的情感,所以民現雖能反映雨傘運動,但不至於足以讓我們繼續視反送中運動為「民現」,然而,我期望通過解釋民現不可能的狀態而指出現今的政治困窘,並進而追問:我們是否/如何走進民眾隱身?
「民眾隱身」的出現
機緣巧合下我入選台灣文化研究年會2020,並且將就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空間提出「隱身」的論述。這裡並不是借用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所寫的消失的政治,亦非當中的「消失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而是循著彭麗君所書寫的「民眾現身」(appearing demos)直接構想一個相對的政治關係:「民眾隱身」(disappearing demos)。我明白彭麗君所指出及堅信的現身政治,就如雨傘運動中所構建的共居狀態,需要作出許多有效及無效的溝通和協商,是一群人為了一致/不同的政治目的凝聚成民眾(demos)的緩慢過程,這種在公共領域創建出來的空間,所有的內部溝通都是民眾現身的舉動。可是反送中運動,民眾凝聚而上,從一百萬到二萬到其後的警民對恃,都令我不能忽視民眾初上街的強烈論調:「不要走雨傘的模式。」不論是雨傘的長期佔領、對自身沒有隱藏身份的不安、去大台化的指向,民現當然是建基於雨傘運動的「共居」現身政治,但其連續的、低效的模式帶來是失敗的佔領。這種「失敗」的情緒提醒了反送中部分參與者,關於雨傘運動的參考價值就是不要依戀長期佔領。
實行「民眾隱身」
當然,民現仍能套用至反送中初期是因為一眾個體經歷了後雨傘政治低迷時期,突然而來的運動讓民眾不知所措,「個體」沒有明確的方向,所以初期的模式,仍然存在雨傘運動的影子。但民現所「看到存在」的佔領模式並非如同反送中後期的發展,抗爭趨向「隱身」:我們/他們被呼籲從個體走出現身的空間開始就需要以隱身作為行動。簡單來說,不要暴露身份,亦無必要進行低效而洩露訊息的溝通,強調主體與主體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眾多主體任意在內發展而不知其所蹤、其所人、其所行。雖則我可以借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抗爭流動以補充民眾隱身的需要,但我並非說明民隱就沒有如同民現從個體走向集體的流動模式,因為本身沒有取向的「個體」因應現場情況改變其個體特質,並參與某個主體的行動是確實存在,但這種過程,我可以直接說是:快速、被動、高效,基於行動前的網絡世界協商及當下隨事態改變的「如水」流動,都是講究「速度」作為抗爭政治,過程中沒有需要「個體身份」現身的需要。縱然民隱在實際的進程中帶有隱憂,因為身份隱去後,「內鬼」、「出賣」、「陷害」就因而生成,但這亦推動了民隱的進化,就是地下化的身份現身過程及認證,並建立各自的一套現身模式。
誰主民隱?
雨傘時期的民現所產生的不足往往提示我們在反送中運動中如何置身現身的空間,但要看到存在的現身事件(event of appearance)及以不同形式(form of protest)表達訴求的抗爭似乎不再是現今香港話語的流行,因為在一整年的脈絡中,我們看見現身的政治慢慢拖長,亦慢慢成為被施壓的部分,作為「客體」,現身的民眾似乎已經走向避免現身的取態,批判現身的效能,對現身的空間所作之執意亦困惑。正因如此,我定論如此的脈絡變化是趨向民眾隱身,香港人正走向民隱,尤其後國安法時期的一舉一動都變得被動,亦是可被監控、起訴,諸如此類的掣肘使民眾走向隱身。當然,我會在論文詳細解釋隱身的形塑及流動,這裡並沒有說明隱身是帶來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新的開拓及政治建構的論述。只是,民隱在不同「個體」演繹的,是新一波政治冷感,還是隱身作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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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咖啡的氣味差不多穩定下來。那大概是一杯特濃咖啡,但不在近處。我這樣嗅著,因我想著。
你問我是不是下定決心去咖啡店工作。我像準備就緒上班去,說咖啡也是一門學問與手藝,再說過往也在書店待過,書和咖啡在我的人生裡很合拍。
你擠著眉盯視我,對我自以為有理的話無感。如此眼神,直像來自我離開香港前,在一間茶餐廳中勸說你接受我的決定時,那個故作鎮靜的你──我點了咖啡吧,而你從來不喜歡氣味濃烈的飲食。說到後來,你直問,參與國際文學交流有何用?
我可以交出許多理由應付別人,但面對你,只可以岔開話題至辭職這回事,安慰你我在小學校務處工作幾年了,回來後再找相若的職位理應不難。
你隔著杯碟醬漬盯視我的眼睛,那麼篤定地懷疑,非得從中無視時光不可──看三個月後我由美國重返香港,在多次求職面試上所見。一所小學到另一所小學,同鄉會辦學的、基督教的、佛教的,有時候只是面見主任,有時候獲副校長接見,有些學校計較我會不會會計,另一些學校沒表明有何不滿,卻在事後不再有回音。難得碰上有機會進校長室多聊幾句,我如實道出離職是為了參與國際文學交流計劃,對方按常理追問我是用英文寫作嗎?我回應有朋友代譯作品,而在外地靠Google translate幫忙溝通。不料換來其憶述年輕時放棄赴新加坡發展,然後好意提醒,做人要知輕重,做夢需要付出代價。我透徹明白,沒有不認同,那代價應該包括聽了陌生人的訓誨仍無下文。
手機上臉書載有我在美國的日記,指頭順推日子,觸及的都化為求職面試的不順,不知對自己還是對世界的怨言酸話。正要多寫一筆,一位僅在網絡結緣的臉友傳來私訊,關心我找到工作沒有,有沒有興趣到他經營的咖啡店當店員。
和你共居的狹小住處裡,窗框是一個「田」字,即恰恰有十架掛於頭上。臉友還表明基督徒的身份,我有愧於自己的少信。十架後有昨天下過的雨,令我想起更早的一場雨來得迅急,伴著多層黑雲,扭旋壓下。那是在美國的中部小城逗留了兩週左右,我已開始養成生活的規律,每天總得抽空,通常是下午近晚,由旅店旁的河邊依水散步,穿過大學校園內的多座小樓、劇場,進入鋪展開草原的市鎮公園,一去一回至少兩小時。我不是不察覺天色轉暗得不尋常,只是已走遠了,隨身布袋中又備有雨傘,便讓事情順勢而行。撐起折疊傘才發現無用,逆風推進時雨水照樣灑遍身上,還得手按傘布為傘骨助力,以免傘毀當場。風雨像拗曲扯長回旅館的路,直至遇上三名白人學生冒雨奔跑還在嬉笑,我終於踏進旅店聽見房務員說,剛才有龍捲風吹襲。
為何容讓懵懂的我存活下去?在旅店房間洗澡,晚上還要出席交流計劃中首個作家生日會。蓮蓬頭灑下的一場雨,在後來寫的詩裡,下於那扇窗外那十架後,讓我思考。這就是了嗎?
手機倒忽然響起,一所中學打來找我簽合約去。這就是了嗎?咖啡的氣味原來一直無定,我再嗅不到了。
只有你的盯視,始終篤定地懷疑我。
2
《聖經》上記載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在曠野缺糧,耶和華賜下「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稱為嗎哪的食物。對我來說,在中學求得一職,也是嚐到我的嗎哪。沒有教育文憑、教師資格,唯有當教學助理,而說穿了即承擔各項教師不想做的雜務,影印、監考、製作展板、看管初中學生午膳,諸如此類。《聖經》上的嗎哪故事發展下去,以色列人吃厭嗎哪,反而想念埃及的奴隸生活有酒有肉。數千年後我卻喜歡那所中學與住處相距五分鐘的腳程,可以免除交通的時間,睡得盡量充足,也可以省減膳食費用,與你在中學附近趕及吃時段完結前的早餐,還有下班時份的下午茶餐,以此代替午膳和晚飯。多光顧茶餐廳、潮州粉麵舖、台式鹵肉飯店,當然逃不了麥當奴。
你看著各持餐票站得橫七豎八的人們,問我記得那時候的這裡嗎?我把薯條放進你的口中,點一點頭。那日清晨食客疏落,我們匆匆吃了早餐,忍住淚水,才返回住處。你早說過不會相送,我們就在此分別,像我不過日常上班去。忍住可忍的淚水,不可忍的都沾濕彼此的髮鬢和肩膊,留給對方細碎的自己,成了我飛抵美國後寫下的第一首詩。
沒有你在旁的早上,旅店小餐室裡人不多,尤其在我慣常到來的八時許,所以只夠放置四張小餐桌的空間也不見太擠迫。早餐供應至十時,我特意早起,搭配餐飲,又趁人漸多的九時半之前離開。小餐室隔壁的房間,在交流計劃期間暫作交誼廳,我與部份作家幾乎天天取早餐過來,拼桌閒聊,像中國大陸的C、毛里裘斯的U、印度的M﹐也有像委內瑞拉的J喜歡獨自坐到窗旁,吃喝並眺望晨光照亮河水。
說得仔細一點,我會帶同側背包,偷偷藏起好些食物,才步來交誼廳與作家們碰面。計劃結束後,他們還記得旅店的免費早餐嗎?還記得冰箱內的塑膠蛋嗎?他們曾經打趣說,這一款塑膠包裝的雞蛋,只是膠製品。我也一起笑了,但做簡便晚膳時會用上一二枚,切塊作菜。是的,早餐的物資也用於晚膳。畢竟已放棄一份逐年加薪的穩定工作,即使有主辦機構提供按日計的生活津貼,我也無法不為日後好好節省。
3
午間先吃從小城超市購得的美版辣味杯麵,或索性不吃便外出。旅店屬於小城的大學,大學是小城的核心所在,大學圖書館只與旅店相隔一片草地。館藏中有大量華文文學書籍及史哲古冊,然而我看得最多的竟是外語書。是看,說不上讀,英文以外的皆不懂,而其實英文我也懂得很皮毛。亂翻群書下遇上James Wright的詩集,喜歡他寫出自然景物中的動靜和靈光,後來在交流計劃安排的芝加哥之旅,遂帶他的詩選集上路;因讀過Raymond Carver的作品中譯本,記得其妻是詩人Tess Gallagher﹐在書架上她的幾冊詩集間,發現她與日本僧人作家瀨戶內寂靜的對談錄《Distant Rain》,採奏摺式設計,展開來一面英文,一面日文;逐一翻看村上春樹為Raymond Carver譯成日文的全集,又在後來得知Carver也曾兩度居於這小城。
看了再多,但我在館中一字無成,倒多次遇見亞美尼亞的P和他的手提電腦,聽說小說的進度相當理想,可惜他不用臉書。我的詩大多成形於出離館外的沿河散步,早餐時儲留下來的香蕉,同是塑膠包裝的餡餅及蛋糕,皆為步途上的體能作補充,風景則補充內心。沒有龍捲風的河道,流經疏落的大學建築物,運送著跟香港斷然大異的時光,讓我誤解世界本是這樣子。人跡大概剩下自己,劇場外的芒草搖示風,一棵樹獨立於市鎮公園邊緣,它在入秋後葉色漸燒成火紅,秋深時落盡繁葉的殘相,倒映於河流氾濫復又退卻風乾前的積水,我都見識過,像也見識過魚屍腐壞在草地中央,一家七八口的水鳥沿人行道走一段便起飛,另一群為數更多的同類躍下河裡,由流水穩接推送,你想見的松鼠跑過眼前,身影像草間盪起的一小朵波浪。
我拍照和攝錄短片,留待於旅店傳輸出去,想讓你看見。尚有房間內的兩張床,我只睡上一張,想你在近窗的另一張安睡,也想你多用浴缸,你多麼渴望泡浴,而我終究有一張小書桌,就有一立足點支承穹蒼萬象,凡此好意在網絡通話中,告訴你的比沒說出的少。當我醒在約定的凌晨,按止手機鬧鐘,啟動通訊App,進入你的午後,你告訴我正吃著快餐店的下午茶,最便宜的一款,也許是吃完了,站在商場的角落,借用公共Wifi上網,打算入黑前回住處,煮泡麵解決下一餐。你說,松鼠和水鳥皆收到了,不錯,還有什麼要告訴你?聽你說了,我竟不懂說話。距離十三小時,香港領前運行,你先抵擋生活的難處,我才有難忘的愜意對你隱瞞。你說。你說,有什麼要告訴你?我沒有告訴你芝加哥的詳情,新奧爾良的所見。直至那天你說疲累了,站得累了,也不僅雙腿,手,嘴巴,總之累透。你說罷了,不如待我回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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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了聯絡後,芝加哥之旅起行。台灣的H領行乘搭當地地鐵,車廂地板黏糊鞋底的感覺,阻礙不了我看車窗外的舊區,車停時看進老樓房中的一個房間,你身處其中,抱著雙膝坐在窄床上,瞧瞧電視機,望望窗外,不知道遠方小城的旅店浴室,堪可收納你作息的空間。你關掉光源,一室漆黑裡隱有泣聲。一行多人在Howard車站下車,H要帶大家去酒吧聽爵士樂。
酒與食物儼如《約翰福音》首句:太初有道。這道是語言,比文學更切入作家間的關係,像聽爵士樂前吃的墨西哥菜,像小城旅店的交誼廳附設廚具,與我較多相處的作家都曾在此下廚。立陶宛的A烹調素菜藜麥餐,蒙古的B做牛肉湯鍋,至於日本的Y,入住之初,他已試煮米飯,結果從電飯鍋舀出稀糊來,我堅持要了一碗,以他的醬油佐食。由日本動漫遙遙教育成長,我怎會想像在美國親身認識一個日本人?我用手機播出森田童子的〈我們的失敗〉,他說知道這首歌是九十年代日劇《高校教師》的主題曲,未幾我說起喜歡流行偶像歌手森高千里,他意想不到吧,鬍渣勾勒淺淺的笑容。交流計劃讓作家們分批在小城公共圖書館,主講文學講座,我選講日本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詩,照讀預先撰妥的英文稿後,Y受我所托以日語讀出一首金子的詩〈こだまでしょうか〉,中譯為〈你是回聲嗎〉:
如果我說:「一起玩?」
你說:「一起玩!」
如果我說:「蠢材!」
你說:「蠢材!」
如果我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你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變得孤單。
我說:「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
你是回聲嗎?
不,你是每一個人。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後撫慰人心的詩作,亦撫慰決定提早離開,回到你身邊的我。乘早班飛機的清晨,只他一人早起送別我,擁抱我說我們會再見時,我肯定彼此有點淚光。
再見已於十個月以後,趁中學不讓我續約,小學校務處的新工作尚未上任,我飛往東京旅行,當然與你同行。兩年前我們到訪神保町,雨水中的狼狽匆忙,換成約定由Y帶領,穿梭暑夜的黃燈小巷。你著我不用顧及你,跟他多聊。我和他對飲生啤,啃下生薑條佐喝清酒,不忘為你生理所需,一起設法在偌大的日本首都,找一碗溫熱的紅豆湯以緩腹寒,像夏去冬來又轉春,肺炎疫災自北南下,香港口罩短缺,你著我在城市逐步萎頓中向東傳訊求助。當速遞的紙箱由日本遲遲寄至,此夜窄床上我與你平躺,光源連同疫情擴散全球的新聞一併關掉,進入你所說曾經獨對的幽靜,卻隱有泣聲。窗框的十架外早已沒有雨,但這就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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