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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201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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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作家的書信時間(上)

梁莉姿 X 周天派
梁莉姿,香港青年女作家,生於1995年,畢業自香港中文大學。自15歲中學時代起開始創作,作品涵蓋詩及小說,曾獲多項文學獎,包括第14屆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文學藝術)。已出版小說集《住在安全島上的人》(2014年) 、《明媚如是》(2018年) 及詩集《雜音標本》(2017年)。/周天派,詩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留學臺灣,現居新加坡。曾獲臺灣周夢蝶詩獎首獎,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新詩首獎,馬來西亞海鷗文學獎,獲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與《光華日報》副刊選為年度詩人,新加坡全國詩歌節創作賽雙語首獎等。 著有詩集《島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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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作家節交換寫信環節

    第一封:梁莉姿給周天派

    給天派:

    說來諷刺,於我而言,寫信一直是非常私密單向的事,像向大海投瓶一樣——少年時,常陷於紛亂磨折的關係中,敏感得只消一個眼神或動作,已能被刺痛劃傷,又因著倔強和驕傲,不願辯解,談個明白。那時寫過好多好多的信,一字一字,喃喃紊紊,給誰人的話,都沒有寄出、投遞、傳給對方,像鎖閉於箱內的獸。彼時我甚至無法從容攤開自己,就這樣任由信件膠著,漸成一種隔絕。

    天派,抱歉甫開場就說了些亂七八糟,有的沒的,會否有點冒昧?吊詭的是,在我思考該如何告訴你這大半年的生活時,竟發現其時這種擺蕩於失語封閉,卻又亟欲吐露掀開間的矛盾,恰好成了最不合時宜的當下對照。

    二月開始,城市幾近閉鎖,無從進離,新聞播放著人們在超級市場爭奪日用品、廁紙,甚至可口可樂。任職的大學要求我們在家辦公,我居於偏遠山村,網絡有時莫名斷掉,工作中斷,只能反覆致電電訊公司處理,對話非常公式斷裂。你好。歡迎致電。廣東話請選擇「1字」。為確保服務質素,對話可能會被錄音。不好意思,線路繁忙。

    背景音樂是悠揚的管弦樂,卻聽得人越發焦躁。

    有好幾個月時間,我每天在通話裡談得最多並會碰面的人,是騎著摩托車蒙著面為我送外賣的速遞員,儘管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甚或樣子(他們看起來一樣,但每次都不是相同的一個)卻是這陌生人每天餵養了我——送餐前五分鐘,速遞員會致電我,查詢我那偏僻路遠的村屋位置。我在電話裡,在描塑景物過程中搭出一道路徑,直至抵達送餐處,相互點頭示意,展開對話。你好,送餐的。你好。唔該。偶爾多說一句你這條路比較僻,我兜了一會才找到。在其手上接過半暖的飯盒和偶而打翻而泡滿袋子的飲料,便是那段時期我與人在碰觸上的最大交集。

    我有時希望能跟他們多談上一會話,卻又不知能說甚麼。

    對話持續得最長最尷尬的一次,是農曆新年期間某個晚上,我不知道母親已在下單時電子付款,取餐時遞上現金。那是個較罕見的女司機,聲線粗啞,說了幾句恭賀吉祥語,想要接過紙鈔時,母親一把抽過鈔票,連說早已付了,回了兩句新年快樂,遂拉我回頭便走。只留那女司機躊躇原地,在後又連連朗讀多說了幾句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龍馬精神,近乎咆哮般,再說了句,真的不給點利是嗎?新年流流,廿蚊都可以哦!我幾乎要回頭,媽卻緊緊攥著我的手和餐點,匆匆走回家。

    我後來總是因愧疚而記得這幕,那幾句祝福語,不若說更像某種躁動的吶喊。

    三、四月時,看到一場關於「後隔離時代」的對談,談了些很嚴肅的,關於喪失公共性、集體規訓與社區網格化管理之類的東西。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有人說,人類的將來,會否可永續隔離生活,就此透過外賣和速遞連接世界,只餘下基本生產的勞動者需要外出。

    那將是多麼殘忍、合理又充滿階級的事。

    *

    日常變得,非常非常瑣碎。在家的日子,即使沒甚麼運動量,仍累得像一隻在輪胎上攀蠕的螞蟻以為世界是平的一樣沒有盡頭卻感到反覆的暈眩。

    一切充滿未知,日常秩序被抽離,猶如鎖扣鬆甩,欠缺以工作列表為分段單位的生活,幾近喪失時間感,像總是綑成一束緊俟彼此的百葉簾,驀然被「嗖!」聲抽去繩索,餘下紛散欲墜的零落枝條——無法履行的計劃、沒有死線限制的書寫、永遠趕不上變化復又作廢的重新部署,只有海量資訊諸如各地感染數字、疫情片段、陰謀論、學者分析……如駭浪般急狂抓來,我竟動搖得無法書寫。

    起始曾以為隔離生活必然是個沉澱梳理自身的機會,可把原來寫到一半的長篇小說順道完成。然而焦慮和未知的惶惶,如同油門把以往一氣呵成幾無雜念的創作生生剎了下來。無從與人接觸,幾近穴居的日子,伴隨思考空間、時間的增加,我開始懷疑起關於寫作的一切— —為何書寫?末世感濃烈下的書寫作用?假如明天世界就要毀滅了,我尚會把最後的時間留給寫作嗎?沒有止境的修訂、刪改— —我的寫作是有意義的嗎?紛亂飄搖的外頭彷彿與之隔絕,如此創作是可被允許的嗎?是否已拼命交出了「最適合」的書寫,抑或尚可修改— —我可以落筆了嗎?我真的可以落筆了嗎?

    真的尷尬且諷刺,這些關於書寫的(偽)命題思考,在過去經年明明都有了想法,甚至因著自我梳理出的信念而幾近一往無前,竟在那個時候動搖脆弱如嬰孩,亟欲追求他人賦與「絕對肯定」的說法作撫慰(即使明知這種事情本來就無法強求「惟一」或「正確」答案),卻也尖酸怪氣,對誰告訴我的回應都不甚滿意。(而明明,是我主動向他們請求回答的)— —那停擺的數月,如今回想,我會稱為「信心危機」。儘管到了現在,疫情及一切彷彿漸有緩和,其時留在內心的猶豫顫抖,仍不時在寫作時前來敲叩,彷彿輕微的後遺症。

    天派,抱歉東拉西扯地說了好一大堆,甚至不知道有否把確切的想法傳達給你呢。還記得上次說過,我是從未到過新加坡的,本想藉這次作家節來訪,卻也因疫情而無法親臨,未能與你親身對話。但也因而有了這次書信往來,讓我倆素未謀面,僅僅透過文字了解,是多麼微妙的事。天派,故想問問你,城市的閉鎖對你又有甚麼衝擊嗎?或是,對你的寫作又有甚麼影響嗎?期待回信。

    祝好
    莉姿

    第二封:周天派回覆梁莉姿

    莉姿:

    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散文是最難書寫的文類。然而生活中,最難下筆的估計仍是寫信。要衡量彼此過往與現下的關係,表達時如何拿捏語氣,行文措辭既要準確又不宜太拘謹,如此一來呢,間中不乏徘徊於兩三種標點符號之間的猶疑時刻,考慮長短句與分行問題等等……細思極恐,簡直黐線,隨便想想都忍不住要尖叫啊!因而,每年碰到幾回不得不寫信之時,通常會連續好幾天拼命睡覺以獲取最大程度的減壓。每一回按下送出鍵,鬆了一口氣後重讀那些篇幅短小的信件內容,往往也會怪自己未免神經質,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嘛,不就是把話表達清楚而已嗎?然而,下一回又再重演。

    還是習慣與人面對面聊天,這樣才能透過表情與眼神掌握彼此的微妙情緒。細節裡隱居眾多幸福與苦痛的魔鬼。倘若真的沒辦法,我還是傾向以通話的方式聯絡。隨著科技的便利,與遠方親友通話已不必撥打昂貴的長途電話,這四個字似乎也成了上個世紀充滿懷舊意味的詞語。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裡有一段話:「一個人可以假裝開心,但聲音就裝不了,仔細一聽就知道了。」那是1997年,香港回歸前上映。

    今年新加坡作家節的主題是「親密」,作為二地的創作者,我們要寫信給遠方的陌生人,這確實讓我醞釀了許久時間,近兩個星期的平均睡眠時間明顯增加不少。收到你的信之後,我又吃了好幾餐港式點心,今早還特意跑去半年前發現的燒臘檔,點了綜合叉燒,燒肉,燒鴨的三燒飯,作為熱身準備。遲至現在才回覆,盼諒。

    你在信中提及,速遞員送餐至你居住的偏僻路遠村屋,是幾個月前你與人在碰觸上的最大交集;看了一場「後隔離時代」的對談,探討人類將來永續隔離的種種可能,因而使你認為那是多麼殘忍、合理又充滿階級的事。

    可能先接著上述兩點,隨意聊聊吧。

    向來喜歡與人面對面接觸,不愛冷食。禁止堂食的那幾個月,我也才第一次使用送餐軟體,從下單到取得食物,幾乎都要花上一個小時,餐食亦僅留餘溫,因此前後叫外賣不超過五次。這裡經常會有午後雷陣雨,下起大雨時也會憂心他們的安危。多數時間選擇步行至住家附近點餐拎走,等候時望著往日喧嘩熱鬧而今空空蕩蕩的熟食中心或小餐館,廚師手執鍋鏟傳來的聲響清晰可聞,鑊氣在顯得清冷的空間瀰漫四散,竟有種溫暖又落寞的矛盾感。

    還有書店,電影院,圖書館,美術館等密閉空間一律關閉。連公園也一度拉起了封鎖線,政府呼籲大家沒事別出門。疫情使大家緊張兮兮,無論有否持續工作與學習,鎮日在同一屋簷下,少了紓壓緩和的空間,導致家暴頻傳。在疫情管控最嚴密的幾個月,我幾乎天天都想著開放後要泡一整天電影院,在漆黑的空間裡全情投入於另一世界,那確是無可取代的經驗。各地書店不堪壓力倒閉的新聞亦陸續傳來,在文友群中引起聲聲惋惜。從事領隊導遊工作的幾位朋友失業了,擔任機師的家長告訴我,外籍機師多數已遭裁員,他今年亦完全飛不了,航空旅遊相關行業估計要後年才能漸漸復甦。他們幾位都暫時到疫情中心工作,還在思索下一步怎麼走。

    十月的最新消息是,新加坡航空推出在全球最大客機A380上的餐飲體驗,開放預訂半小時內一掃而空。許多人這陣子實在悶壞了,想外出旅行透透氣,然而短期內飛不出去,藉由這種體驗過過乾癮也好。

    同樣在近期,因為國境封鎖,原本幾乎每日或每週回家的馬來西亞員工——每日三十萬人次往返馬新二國,俗稱越堤族——已半年沒見到家人,有幾位太想家了,於是到新加坡北部海濱公園,與對岸柔佛州的家人約好時間地點,隔著一座海遙遙相望,大動作揮手或呼喊表達思念,再低頭看看手機裡熟悉的面容,反覆地說:「我在這裡,你看得到我嗎?聽得到我嗎?」

    這個不知何時再見的畫面,不知怎麼,讓人想起上世紀的一些歷史事件。

    回顧六月時,新加坡英文媒體《海峽時報》有項調查顯示,千名受訪民眾認為所有非必要工作(non-essential jobs)中,藝術創作者高居榜首,高達71%,第二名則是電話銷售員。這項調查立刻引來不少藝術創作者反擊。藝術無用論與莊子那句「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早已是老生常談,然而千百年來人們似乎一直熱衷於議論藝術的實用價值,總愛不時調侃一下藝術創作者。

    談到創作,這場疫情對我最大的影響,可能是無法親自參與自己的第一本書吧。我寫得少,遲至今年才出版第一本詩集,下一本也不曉得何時。還記得去年已計劃要在今年四月底回去台灣,拍攝《島嶼派》的印刷誕生過程,結果人算不如天算。

    後來,參與了幾場線上分享會,不斷有人問起創作者在疫情蔓延時能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我想,還是沒甚麼作用吧。真能提得出具體功效,還能稱之為創作嗎?或者,為甚麼一定要執著於「有用」呢?是期待欣賞後能強身免疫,抑或初探混沌宇宙的洪荒奧義?答案都是自由心證的。

    忘了告訴你,為了寫這封信,除了在新加坡接連吃了好幾家港式餐廳,我也重聽了不少廣東歌,畢竟香港是我童年時代最熟悉的異地。檳城八成的人都說福建話,我的粵語都是自小看原聲港片聽廣東歌學來的,雖然至今仍分不清「雞」同「街」而經常惹來一些朋友的恥笑……

    你知道新加坡歌手許美靜嗎?我這陣子也重聽了她的歌。四月下旬,香港知名填詞人黃偉文在疫情期間發文,上載許美靜當年唱成經典的《傾城》原版手稿,才讓大家知道「無故被閹版」背後更完整的故事。距今已23年。

    前天上網發現香港的姐妹音樂組合「雷同二友」,今年五月唱出《傾城》原稿歌詞版後上傳至Youtube,她們的版本另有一種深情動人的力量。不曉得你聽過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WbB6Z4lQ

    你寫了兩千字的長信,我也要等量回應,下一封我們不妨輕鬆點啊,期待回信!

    天派

    別字各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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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字

    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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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字

    第三十四期

    「別字」一名,不僅意指某種形式上

    的別冊,更寄望另闢網絡傳播門徑,

    拓寬文學場域,連結更多文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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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現身還夠用嗎?——評《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石期舟
    中大文化研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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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是彭麗君教授的新作,作品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本是借用阿倫特關於現身政治的概念,論述雨傘運動及後雨傘時期的一舉一動,但從書寫到出版剛巧碰上了香港最新的社會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似乎對「民眾現身」(民現)的概念加以套用、加以闡述、加以改變了,《民現》出現得太遲或太早,但這個時候也可能恰好:因為可以從《民現》關於城市民主的指向來思考新樣式的社運及香港其後的政治。《民現》共分成八章節,梳理雨傘運動前後時期,亦談及政治、司法及城市權等未來政治的聯想。我意圖探問:當中強調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聯性是否足夠回應反送中運動?即使民現足夠論述雨傘運動及解構後雨傘時期的香港狀態,我們也需要為「民眾現身」與反送中運動作出反思。

      整合雨傘及後雨傘時期是屬於解構、重建歷史的一個部分,但極具爭議的仍然是當中所提出的「民眾現身」對現今香港政治的可能性。彭麗君為香港其後的政治想像提出「城市權」的模式,而關於當下的政治,民現似乎不能夠滿足需要:事關香港人經歷了後雨傘的政治低潮以及批評、失敗甚至絕望的情感,所以民現雖能反映雨傘運動,但不至於足以讓我們繼續視反送中運動為「民現」,然而,我期望通過解釋民現不可能的狀態而指出現今的政治困窘,並進而追問:我們是否/如何走進民眾隱身?

      「民眾隱身」的出現
      機緣巧合下我入選台灣文化研究年會2020,並且將就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空間提出「隱身」的論述。這裡並不是借用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所寫的消失的政治,亦非當中的「消失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而是循著彭麗君所書寫的「民眾現身」(appearing demos)直接構想一個相對的政治關係:「民眾隱身」(disappearing demos)。我明白彭麗君所指出及堅信的現身政治,就如雨傘運動中所構建的共居狀態,需要作出許多有效及無效的溝通和協商,是一群人為了一致/不同的政治目的凝聚成民眾(demos)的緩慢過程,這種在公共領域創建出來的空間,所有的內部溝通都是民眾現身的舉動。可是反送中運動,民眾凝聚而上,從一百萬到二萬到其後的警民對恃,都令我不能忽視民眾初上街的強烈論調:「不要走雨傘的模式。」不論是雨傘的長期佔領、對自身沒有隱藏身份的不安、去大台化的指向,民現當然是建基於雨傘運動的「共居」現身政治,但其連續的、低效的模式帶來是失敗的佔領。這種「失敗」的情緒提醒了反送中部分參與者,關於雨傘運動的參考價值就是不要依戀長期佔領。

      實行「民眾隱身」
      當然,民現仍能套用至反送中初期是因為一眾個體經歷了後雨傘政治低迷時期,突然而來的運動讓民眾不知所措,「個體」沒有明確的方向,所以初期的模式,仍然存在雨傘運動的影子。但民現所「看到存在」的佔領模式並非如同反送中後期的發展,抗爭趨向「隱身」:我們/他們被呼籲從個體走出現身的空間開始就需要以隱身作為行動。簡單來說,不要暴露身份,亦無必要進行低效而洩露訊息的溝通,強調主體與主體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眾多主體任意在內發展而不知其所蹤、其所人、其所行。雖則我可以借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抗爭流動以補充民眾隱身的需要,但我並非說明民隱就沒有如同民現從個體走向集體的流動模式,因為本身沒有取向的「個體」因應現場情況改變其個體特質,並參與某個主體的行動是確實存在,但這種過程,我可以直接說是:快速、被動、高效,基於行動前的網絡世界協商及當下隨事態改變的「如水」流動,都是講究「速度」作為抗爭政治,過程中沒有需要「個體身份」現身的需要。縱然民隱在實際的進程中帶有隱憂,因為身份隱去後,「內鬼」、「出賣」、「陷害」就因而生成,但這亦推動了民隱的進化,就是地下化的身份現身過程及認證,並建立各自的一套現身模式。

      誰主民隱?
      雨傘時期的民現所產生的不足往往提示我們在反送中運動中如何置身現身的空間,但要看到存在的現身事件(event of appearance)及以不同形式(form of protest)表達訴求的抗爭似乎不再是現今香港話語的流行,因為在一整年的脈絡中,我們看見現身的政治慢慢拖長,亦慢慢成為被施壓的部分,作為「客體」,現身的民眾似乎已經走向避免現身的取態,批判現身的效能,對現身的空間所作之執意亦困惑。正因如此,我定論如此的脈絡變化是趨向民眾隱身,香港人正走向民隱,尤其後國安法時期的一舉一動都變得被動,亦是可被監控、起訴,諸如此類的掣肘使民眾走向隱身。當然,我會在論文詳細解釋隱身的形塑及流動,這裡並沒有說明隱身是帶來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新的開拓及政治建構的論述。只是,民隱在不同「個體」演繹的,是新一波政治冷感,還是隱身作為政治?

      透光


      【得獎散文轉載】後記

      周漢輝
      信耶穌,寫詩與散文。文學導師、評審。2018年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0年憑詩集《光隱於塵》獲文藝復興純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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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咖啡的氣味差不多穩定下來。那大概是一杯特濃咖啡,但不在近處。我這樣嗅著,因我想著。

        你問我是不是下定決心去咖啡店工作。我像準備就緒上班去,說咖啡也是一門學問與手藝,再說過往也在書店待過,書和咖啡在我的人生裡很合拍。

        你擠著眉盯視我,對我自以為有理的話無感。如此眼神,直像來自我離開香港前,在一間茶餐廳中勸說你接受我的決定時,那個故作鎮靜的你──我點了咖啡吧,而你從來不喜歡氣味濃烈的飲食。說到後來,你直問,參與國際文學交流有何用?

        我可以交出許多理由應付別人,但面對你,只可以岔開話題至辭職這回事,安慰你我在小學校務處工作幾年了,回來後再找相若的職位理應不難。

        你隔著杯碟醬漬盯視我的眼睛,那麼篤定地懷疑,非得從中無視時光不可──看三個月後我由美國重返香港,在多次求職面試上所見。一所小學到另一所小學,同鄉會辦學的、基督教的、佛教的,有時候只是面見主任,有時候獲副校長接見,有些學校計較我會不會會計,另一些學校沒表明有何不滿,卻在事後不再有回音。難得碰上有機會進校長室多聊幾句,我如實道出離職是為了參與國際文學交流計劃,對方按常理追問我是用英文寫作嗎?我回應有朋友代譯作品,而在外地靠Google translate幫忙溝通。不料換來其憶述年輕時放棄赴新加坡發展,然後好意提醒,做人要知輕重,做夢需要付出代價。我透徹明白,沒有不認同,那代價應該包括聽了陌生人的訓誨仍無下文。

        手機上臉書載有我在美國的日記,指頭順推日子,觸及的都化為求職面試的不順,不知對自己還是對世界的怨言酸話。正要多寫一筆,一位僅在網絡結緣的臉友傳來私訊,關心我找到工作沒有,有沒有興趣到他經營的咖啡店當店員。

        和你共居的狹小住處裡,窗框是一個「田」字,即恰恰有十架掛於頭上。臉友還表明基督徒的身份,我有愧於自己的少信。十架後有昨天下過的雨,令我想起更早的一場雨來得迅急,伴著多層黑雲,扭旋壓下。那是在美國的中部小城逗留了兩週左右,我已開始養成生活的規律,每天總得抽空,通常是下午近晚,由旅店旁的河邊依水散步,穿過大學校園內的多座小樓、劇場,進入鋪展開草原的市鎮公園,一去一回至少兩小時。我不是不察覺天色轉暗得不尋常,只是已走遠了,隨身布袋中又備有雨傘,便讓事情順勢而行。撐起折疊傘才發現無用,逆風推進時雨水照樣灑遍身上,還得手按傘布為傘骨助力,以免傘毀當場。風雨像拗曲扯長回旅館的路,直至遇上三名白人學生冒雨奔跑還在嬉笑,我終於踏進旅店聽見房務員說,剛才有龍捲風吹襲。

        為何容讓懵懂的我存活下去?在旅店房間洗澡,晚上還要出席交流計劃中首個作家生日會。蓮蓬頭灑下的一場雨,在後來寫的詩裡,下於那扇窗外那十架後,讓我思考。這就是了嗎?

        手機倒忽然響起,一所中學打來找我簽合約去。這就是了嗎?咖啡的氣味原來一直無定,我再嗅不到了。

        只有你的盯視,始終篤定地懷疑我。

        2

        《聖經》上記載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在曠野缺糧,耶和華賜下「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稱為嗎哪的食物。對我來說,在中學求得一職,也是嚐到我的嗎哪。沒有教育文憑、教師資格,唯有當教學助理,而說穿了即承擔各項教師不想做的雜務,影印、監考、製作展板、看管初中學生午膳,諸如此類。《聖經》上的嗎哪故事發展下去,以色列人吃厭嗎哪,反而想念埃及的奴隸生活有酒有肉。數千年後我卻喜歡那所中學與住處相距五分鐘的腳程,可以免除交通的時間,睡得盡量充足,也可以省減膳食費用,與你在中學附近趕及吃時段完結前的早餐,還有下班時份的下午茶餐,以此代替午膳和晚飯。多光顧茶餐廳、潮州粉麵舖、台式鹵肉飯店,當然逃不了麥當奴。

        你看著各持餐票站得橫七豎八的人們,問我記得那時候的這裡嗎?我把薯條放進你的口中,點一點頭。那日清晨食客疏落,我們匆匆吃了早餐,忍住淚水,才返回住處。你早說過不會相送,我們就在此分別,像我不過日常上班去。忍住可忍的淚水,不可忍的都沾濕彼此的髮鬢和肩膊,留給對方細碎的自己,成了我飛抵美國後寫下的第一首詩。

        沒有你在旁的早上,旅店小餐室裡人不多,尤其在我慣常到來的八時許,所以只夠放置四張小餐桌的空間也不見太擠迫。早餐供應至十時,我特意早起,搭配餐飲,又趁人漸多的九時半之前離開。小餐室隔壁的房間,在交流計劃期間暫作交誼廳,我與部份作家幾乎天天取早餐過來,拼桌閒聊,像中國大陸的C、毛里裘斯的U、印度的M﹐也有像委內瑞拉的J喜歡獨自坐到窗旁,吃喝並眺望晨光照亮河水。

        說得仔細一點,我會帶同側背包,偷偷藏起好些食物,才步來交誼廳與作家們碰面。計劃結束後,他們還記得旅店的免費早餐嗎?還記得冰箱內的塑膠蛋嗎?他們曾經打趣說,這一款塑膠包裝的雞蛋,只是膠製品。我也一起笑了,但做簡便晚膳時會用上一二枚,切塊作菜。是的,早餐的物資也用於晚膳。畢竟已放棄一份逐年加薪的穩定工作,即使有主辦機構提供按日計的生活津貼,我也無法不為日後好好節省。

        3

        午間先吃從小城超市購得的美版辣味杯麵,或索性不吃便外出。旅店屬於小城的大學,大學是小城的核心所在,大學圖書館只與旅店相隔一片草地。館藏中有大量華文文學書籍及史哲古冊,然而我看得最多的竟是外語書。是看,說不上讀,英文以外的皆不懂,而其實英文我也懂得很皮毛。亂翻群書下遇上James Wright的詩集,喜歡他寫出自然景物中的動靜和靈光,後來在交流計劃安排的芝加哥之旅,遂帶他的詩選集上路;因讀過Raymond Carver的作品中譯本,記得其妻是詩人Tess Gallagher﹐在書架上她的幾冊詩集間,發現她與日本僧人作家瀨戶內寂靜的對談錄《Distant Rain》,採奏摺式設計,展開來一面英文,一面日文;逐一翻看村上春樹為Raymond Carver譯成日文的全集,又在後來得知Carver也曾兩度居於這小城。

        看了再多,但我在館中一字無成,倒多次遇見亞美尼亞的P和他的手提電腦,聽說小說的進度相當理想,可惜他不用臉書。我的詩大多成形於出離館外的沿河散步,早餐時儲留下來的香蕉,同是塑膠包裝的餡餅及蛋糕,皆為步途上的體能作補充,風景則補充內心。沒有龍捲風的河道,流經疏落的大學建築物,運送著跟香港斷然大異的時光,讓我誤解世界本是這樣子。人跡大概剩下自己,劇場外的芒草搖示風,一棵樹獨立於市鎮公園邊緣,它在入秋後葉色漸燒成火紅,秋深時落盡繁葉的殘相,倒映於河流氾濫復又退卻風乾前的積水,我都見識過,像也見識過魚屍腐壞在草地中央,一家七八口的水鳥沿人行道走一段便起飛,另一群為數更多的同類躍下河裡,由流水穩接推送,你想見的松鼠跑過眼前,身影像草間盪起的一小朵波浪。

        我拍照和攝錄短片,留待於旅店傳輸出去,想讓你看見。尚有房間內的兩張床,我只睡上一張,想你在近窗的另一張安睡,也想你多用浴缸,你多麼渴望泡浴,而我終究有一張小書桌,就有一立足點支承穹蒼萬象,凡此好意在網絡通話中,告訴你的比沒說出的少。當我醒在約定的凌晨,按止手機鬧鐘,啟動通訊App,進入你的午後,你告訴我正吃著快餐店的下午茶,最便宜的一款,也許是吃完了,站在商場的角落,借用公共Wifi上網,打算入黑前回住處,煮泡麵解決下一餐。你說,松鼠和水鳥皆收到了,不錯,還有什麼要告訴你?聽你說了,我竟不懂說話。距離十三小時,香港領前運行,你先抵擋生活的難處,我才有難忘的愜意對你隱瞞。你說。你說,有什麼要告訴你?我沒有告訴你芝加哥的詳情,新奧爾良的所見。直至那天你說疲累了,站得累了,也不僅雙腿,手,嘴巴,總之累透。你說罷了,不如待我回來再說。

        4

        斷了聯絡後,芝加哥之旅起行。台灣的H領行乘搭當地地鐵,車廂地板黏糊鞋底的感覺,阻礙不了我看車窗外的舊區,車停時看進老樓房中的一個房間,你身處其中,抱著雙膝坐在窄床上,瞧瞧電視機,望望窗外,不知道遠方小城的旅店浴室,堪可收納你作息的空間。你關掉光源,一室漆黑裡隱有泣聲。一行多人在Howard車站下車,H要帶大家去酒吧聽爵士樂。

        酒與食物儼如《約翰福音》首句:太初有道。這道是語言,比文學更切入作家間的關係,像聽爵士樂前吃的墨西哥菜,像小城旅店的交誼廳附設廚具,與我較多相處的作家都曾在此下廚。立陶宛的A烹調素菜藜麥餐,蒙古的B做牛肉湯鍋,至於日本的Y,入住之初,他已試煮米飯,結果從電飯鍋舀出稀糊來,我堅持要了一碗,以他的醬油佐食。由日本動漫遙遙教育成長,我怎會想像在美國親身認識一個日本人?我用手機播出森田童子的〈我們的失敗〉,他說知道這首歌是九十年代日劇《高校教師》的主題曲,未幾我說起喜歡流行偶像歌手森高千里,他意想不到吧,鬍渣勾勒淺淺的笑容。交流計劃讓作家們分批在小城公共圖書館,主講文學講座,我選講日本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詩,照讀預先撰妥的英文稿後,Y受我所托以日語讀出一首金子的詩〈こだまでしょうか〉,中譯為〈你是回聲嗎〉:

        如果我說:「一起玩?」
        你說:「一起玩!」

        如果我說:「蠢材!」
        你說:「蠢材!」

        如果我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你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變得孤單。

        我說:「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

        你是回聲嗎?
        不,你是每一個人。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後撫慰人心的詩作,亦撫慰決定提早離開,回到你身邊的我。乘早班飛機的清晨,只他一人早起送別我,擁抱我說我們會再見時,我肯定彼此有點淚光。

        再見已於十個月以後,趁中學不讓我續約,小學校務處的新工作尚未上任,我飛往東京旅行,當然與你同行。兩年前我們到訪神保町,雨水中的狼狽匆忙,換成約定由Y帶領,穿梭暑夜的黃燈小巷。你著我不用顧及你,跟他多聊。我和他對飲生啤,啃下生薑條佐喝清酒,不忘為你生理所需,一起設法在偌大的日本首都,找一碗溫熱的紅豆湯以緩腹寒,像夏去冬來又轉春,肺炎疫災自北南下,香港口罩短缺,你著我在城市逐步萎頓中向東傳訊求助。當速遞的紙箱由日本遲遲寄至,此夜窄床上我與你平躺,光源連同疫情擴散全球的新聞一併關掉,進入你所說曾經獨對的幽靜,卻隱有泣聲。窗框的十架外早已沒有雨,但這就是了嗎?